第二节 刘师培对于学术革新的认识
钱玄同于1937年曾说：
最近五十余年以来，中国学术思想之革新时代，其中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进步最速，贡献最多，影响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巨。此新运动当分为两期：第一期始于民元前二十八年甲申（1884年），第二期始于民国六年丁巳（1917年）。第二期较第一期，研究之方法更为精密，研究之结论更为正确。……黎明运动中最为卓特者，以余所论，得十二人，略以其言论著述发表之先后次之，为南海康君长素（有为）、平阳宋君平子（恕）、浏阳谭君壮飞（嗣同）、新会梁君任公（启超）、闽侯严君几道（复）、杭县夏君穗卿（曾佑）、先师余杭章公太炎（炳麟）、瑞安孙君籀膏（诒让）、绍兴蔡君子民（元培）、仪征刘君申叔（光汉）、海宁王君静庵（国维）、先师吴兴崔公觯甫（适）。此十二人者，或穷究历史社会之演变，或探索语言文字之本源，或论述前哲思想之异同，或阐演先秦道术之微言，或表彰南北剧曲之文章，或考辨上古文献之真赝，或抽绎商卜周彝之史值，或表彰节士义民之景行，或发舒经世致用之精义，或阐扬类族辨物之微旨，虽趋向有殊、持论多异，有壹志于学术之研究者，亦有怀抱经世之志愿而兼从事于政治之活动者，然皆能发舒心得，故创获极多。
他认为1884年到1917年是中国学术革新的黎明时代，在这一时代先后出现了康有为、宋恕、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章太炎、孙诒让、蔡元培、刘师培、王国维、崔适等重要学术人物，他们对传统经学、史学、子学、小学、文学所作的开创性研究构成了中国近代学术中最有价值的一页，成为传统学术研究到近代学术研究的桥梁。
而刘师培在这一学术过渡时期具有其特殊重要的作用。“刘君最初发表著述之时，对于康、梁、严、夏、章、孙诸先生之作，皆尝博观”，他比较清醒地认识到了近代学术所发生的转折以及其发展方向。同时，他“著述所及，方面甚多”，其中有的论古今学术思想，有的论小学，有的论经学，有的为校释群书。而其中每一门类，都不乏新义。尤其是他1908年秋以前的学术研究，“识见之新颖与夫思想之超卓，不独为其个人历史中最宜表彰之一事，即在民国纪元以前二十余年间有新思想之国学诸彦中亦有甚高之地位”。可以说，刘师培的学术研究是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过渡的重要中介之一。
刘师培对于学术研究的本质有独立的认识。他曾这样概定学术的含义，说：
学也者，指事物之原理言也；术也者，指事物之作用言也。学为术之体，术为学之用。如阴阳家流，列九流之一，此指阴阳学之原理言也。阴阳若五行、卜筮、杂占，列于术数类中，则指其作用之方法言矣。
也就是说，学术是原理与方法的有机统一，如果只有原理没有方法不可称为学术，同理，只有方法没有原理，也不可称为学术。而所谓原理和方法，在刘师培的学术思想中又包含了两种具体涵义。其一是指纯粹科学研究的原理与方法，其二是指救世济民的理论与方法。在1908年以前，刘师培认为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依据他对学术本质的认识，刘师培批评了传统学术研究对于学术本质的偏移。第一，他批评传统学术研究偏离了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他指出在传统学术研究中，有一种倾向就是要将学术变为纯粹考据，这在清代学术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乾嘉时期的汉学，其特征可以用“考证”二字概括之。汉学泥古墨守，以吴派最为典型。他们研究经典，不外摭拾校勘，“掇次已佚之书，依类排列，单词碎义，博采旁搜……考订异文，改异殊体，以折衷古本”，他们或笃于信古，或胶执古训，总之是守一家之言而不能出其灵性。刘师培指出：“考古不能知今，则为无用之学。”如果学术离开了救世济民的旨意，那就不是真正意义的学术。他曾用很多篇幅来论证学术的生命力在于经世致用。他一度推崇龚自珍、魏源、戴望关于学术精神的观点，认为在中国古代，学术与政治合二为一，学术渗透着经世精神。第二，刘师培也批评了传统学术研究在原理与方法两方面都缺乏高度自觉。他指出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大多在原理与方法上不能达成统一。如宋明理学家们商谈性命道德之说，但却缺乏牢固的方法论基础，他们解释儒家经典，“不轨家法，悉凭己意所欲，出以空理相矜”。因而其理论也不能完全可信。而汉学实事求是，有比较严格的方法论程序，但却没有阐发所研究事物的原理，缺乏哲学概括。
刘师培在批评传统学术研究中所提出的第一个基本观点是，中国近代学术必须加强经世意识，必须坚持理论与方法的统一。
刘师培还敏锐地认识到学术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他提出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目标是建设为民族民主革命服务的学术经世途径，探索新的学术理论，尝试新的学术方法。
刘师培说，中国古代学术虽然也不乏经世致用的抱负，但就其主流而言是君学与异学的混合。在中国古代学术中浸透着君权神授和三纲说，因而学者总是把专制君主当作学术研究的价值中心，往往置国家和民族于不顾。如经学研究，汉代提出三纲说，鼓吹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实三纲之说，“本于纬书，莫可究诘”。但两千年来，这种思想深入人心，成为习性，使人们安于上下尊卑等级名分，不敢反抗。以致宋儒倡说，“以权力之强弱，定名分之尊卑，于是情欲之外，别有所谓义理，三纲之说，中于民心，而君上之尊，遂无复起而抗之者矣”。待到晚近，清朝统治者犹崇理学，笼络一批理学家，称他们为“理学名臣”，给予高官厚禄，规定科举考试以朱注为主，擢拔重用者多为理学家流，理学成为统治人民的精神支柱。刘师培认为，自清初汤斌、陆陇其“以伪行宋学”而“配享仲尼”以后，理学就变成了君学与异族之学的混合。清朝理学最为重视的命题，叫做“存理灭欲”，其目的就是要维护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防止人民的反抗斗争。
传统史学研究也是如此。邓实批评古代史书汗牛充栋，但无非是君史。王者一举一动，有起居注实录，一言一语，有“诏令”、“制诰”、“宝训”分别记叙之。史家脑海仅有一帝王，舍帝王以外无日月风云。将相儒林，无非攀附奔走于帝王者，相反，“人群之英雄、社会之豪杰、政治之大家、哲学之巨子”，真正体现群体利益的人物，尽遭刊落。刘师培也深有同感。至于方志，其“外纪”录“皇恩庆典”，“年谱”纪“官师讫除”，“考”著“典籍法制”，“传”列地方“名官”，还有“忠义”、“列女”之属，无非宣扬纲常名教，刘师培认为急宜改造。
刘师培指出，不同时期的学术经世方式不会完全一致。而传统经史之学的经世方式已经不可能适应当时现实的需要。应该打破以正统观念为指导的传统学术体系，使学术思想为民族民主革命开辟道路。社会需要建设新的学术哲学和新的学术方法论。
最近五十余年以来，中国学术思想之革新时代，其中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进步最速，贡献最多，影响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巨。此新运动当分为两期：第一期始于民元前二十八年甲申（1884年），第二期始于民国六年丁巳（1917年）。第二期较第一期，研究之方法更为精密，研究之结论更为正确。……黎明运动中最为卓特者，以余所论，得十二人，略以其言论著述发表之先后次之，为南海康君长素（有为）、平阳宋君平子（恕）、浏阳谭君壮飞（嗣同）、新会梁君任公（启超）、闽侯严君几道（复）、杭县夏君穗卿（曾佑）、先师余杭章公太炎（炳麟）、瑞安孙君籀膏（诒让）、绍兴蔡君子民（元培）、仪征刘君申叔（光汉）、海宁王君静庵（国维）、先师吴兴崔公觯甫（适）。此十二人者，或穷究历史社会之演变，或探索语言文字之本源，或论述前哲思想之异同，或阐演先秦道术之微言，或表彰南北剧曲之文章，或考辨上古文献之真赝，或抽绎商卜周彝之史值，或表彰节士义民之景行，或发舒经世致用之精义，或阐扬类族辨物之微旨，虽趋向有殊、持论多异，有壹志于学术之研究者，亦有怀抱经世之志愿而兼从事于政治之活动者，然皆能发舒心得，故创获极多。
他认为1884年到1917年是中国学术革新的黎明时代，在这一时代先后出现了康有为、宋恕、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章太炎、孙诒让、蔡元培、刘师培、王国维、崔适等重要学术人物，他们对传统经学、史学、子学、小学、文学所作的开创性研究构成了中国近代学术中最有价值的一页，成为传统学术研究到近代学术研究的桥梁。
而刘师培在这一学术过渡时期具有其特殊重要的作用。“刘君最初发表著述之时，对于康、梁、严、夏、章、孙诸先生之作，皆尝博观”，他比较清醒地认识到了近代学术所发生的转折以及其发展方向。同时，他“著述所及，方面甚多”，其中有的论古今学术思想，有的论小学，有的论经学，有的为校释群书。而其中每一门类，都不乏新义。尤其是他1908年秋以前的学术研究，“识见之新颖与夫思想之超卓，不独为其个人历史中最宜表彰之一事，即在民国纪元以前二十余年间有新思想之国学诸彦中亦有甚高之地位”。可以说，刘师培的学术研究是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过渡的重要中介之一。
刘师培对于学术研究的本质有独立的认识。他曾这样概定学术的含义，说：
学也者，指事物之原理言也；术也者，指事物之作用言也。学为术之体，术为学之用。如阴阳家流，列九流之一，此指阴阳学之原理言也。阴阳若五行、卜筮、杂占，列于术数类中，则指其作用之方法言矣。
也就是说，学术是原理与方法的有机统一，如果只有原理没有方法不可称为学术，同理，只有方法没有原理，也不可称为学术。而所谓原理和方法，在刘师培的学术思想中又包含了两种具体涵义。其一是指纯粹科学研究的原理与方法，其二是指救世济民的理论与方法。在1908年以前，刘师培认为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依据他对学术本质的认识，刘师培批评了传统学术研究对于学术本质的偏移。第一，他批评传统学术研究偏离了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他指出在传统学术研究中，有一种倾向就是要将学术变为纯粹考据，这在清代学术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乾嘉时期的汉学，其特征可以用“考证”二字概括之。汉学泥古墨守，以吴派最为典型。他们研究经典，不外摭拾校勘，“掇次已佚之书，依类排列，单词碎义，博采旁搜……考订异文，改异殊体，以折衷古本”，他们或笃于信古，或胶执古训，总之是守一家之言而不能出其灵性。刘师培指出：“考古不能知今，则为无用之学。”如果学术离开了救世济民的旨意，那就不是真正意义的学术。他曾用很多篇幅来论证学术的生命力在于经世致用。他一度推崇龚自珍、魏源、戴望关于学术精神的观点，认为在中国古代，学术与政治合二为一，学术渗透着经世精神。第二，刘师培也批评了传统学术研究在原理与方法两方面都缺乏高度自觉。他指出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大多在原理与方法上不能达成统一。如宋明理学家们商谈性命道德之说，但却缺乏牢固的方法论基础，他们解释儒家经典，“不轨家法，悉凭己意所欲，出以空理相矜”。因而其理论也不能完全可信。而汉学实事求是，有比较严格的方法论程序，但却没有阐发所研究事物的原理，缺乏哲学概括。
刘师培在批评传统学术研究中所提出的第一个基本观点是，中国近代学术必须加强经世意识，必须坚持理论与方法的统一。
刘师培还敏锐地认识到学术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他提出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目标是建设为民族民主革命服务的学术经世途径，探索新的学术理论，尝试新的学术方法。
刘师培说，中国古代学术虽然也不乏经世致用的抱负，但就其主流而言是君学与异学的混合。在中国古代学术中浸透着君权神授和三纲说，因而学者总是把专制君主当作学术研究的价值中心，往往置国家和民族于不顾。如经学研究，汉代提出三纲说，鼓吹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实三纲之说，“本于纬书，莫可究诘”。但两千年来，这种思想深入人心，成为习性，使人们安于上下尊卑等级名分，不敢反抗。以致宋儒倡说，“以权力之强弱，定名分之尊卑，于是情欲之外，别有所谓义理，三纲之说，中于民心，而君上之尊，遂无复起而抗之者矣”。待到晚近，清朝统治者犹崇理学，笼络一批理学家，称他们为“理学名臣”，给予高官厚禄，规定科举考试以朱注为主，擢拔重用者多为理学家流，理学成为统治人民的精神支柱。刘师培认为，自清初汤斌、陆陇其“以伪行宋学”而“配享仲尼”以后，理学就变成了君学与异族之学的混合。清朝理学最为重视的命题，叫做“存理灭欲”，其目的就是要维护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防止人民的反抗斗争。
传统史学研究也是如此。邓实批评古代史书汗牛充栋，但无非是君史。王者一举一动，有起居注实录，一言一语，有“诏令”、“制诰”、“宝训”分别记叙之。史家脑海仅有一帝王，舍帝王以外无日月风云。将相儒林，无非攀附奔走于帝王者，相反，“人群之英雄、社会之豪杰、政治之大家、哲学之巨子”，真正体现群体利益的人物，尽遭刊落。刘师培也深有同感。至于方志，其“外纪”录“皇恩庆典”，“年谱”纪“官师讫除”，“考”著“典籍法制”，“传”列地方“名官”，还有“忠义”、“列女”之属，无非宣扬纲常名教，刘师培认为急宜改造。
刘师培指出，不同时期的学术经世方式不会完全一致。而传统经史之学的经世方式已经不可能适应当时现实的需要。应该打破以正统观念为指导的传统学术体系，使学术思想为民族民主革命开辟道路。社会需要建设新的学术哲学和新的学术方法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