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读左札记》与刘师培经学研究的基本思路
1905年——1906年，刘师培在《国粹学报》连载《读左札记》，以《左传》研究为核心，鲜明地表述了他对于当时经学研究的基本态度。
首先，他驳斥了今文经学家们对《左传》的诬蔑。
刘师培认为《左传》并非刘歆伪造。他提出的第一个有力证据是：《左传》在刘歆以前就存在学术传承关系。他说：
近儒多以《左氏春秋》为伪书，而刘氏申受则以《左氏春秋》与《晏子春秋》、《铎氏春秋》相同，别为一书，与《春秋》经文无涉。然《史记·吴泰伯世家》云，予读古之《春秋》，即指左氏传言。……又《汉书·翟方进传》言：方进授《春秋左氏传》。若以《晏子春秋》、《铎氏春秋》例之，岂《晏子春秋》亦可称《春秋晏子传》，而《铎氏春秋》亦可称《春秋铎氏传》乎？
刘师培认为《左传》成书以来，相传不绝，战国时就有荀子、韩非子对它进行研究。西汉时也有贾谊、刘安、司马迁、翟方进等人对它进行研究。他还特别写有《司马迁〈左传〉义序例》的专篇论文，研究司马迁《史记》的书法体例，证明《左传》对司马迁创作《史记》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不能说《左传》是远在他们之后的刘歆所伪造。
刘师培的另一有力证据是：《左传》所载历史事实以及解释《春秋》的语句在刘歆以前的历代著作中不断被人征引。他说：
自刘申受谓刘歆以前左氏之学不显于世，近儒附会其说，谓《史记》所引《左传》皆刘、班所附益。此说不然。
他曾作《周秦诸子述〈左传〉考》、《左氏学行于西汉考》，一一引征先秦诸子如《韩非子》、《荀子》、《吕氏春秋》以及西汉《淮南子》、《春秋繁露》等书籍中对于《左传》的直接或间接的引用，从而证明《左传》早就存在。《左传》有许多关于史实的独特的描述，这些史实不断被人征用。像《吕氏春秋》引用《左传》，有的全引《左传》原文，有的与《左传》原文小有不同。所以刘师培说：“则著《吕览》者，曾亲见左氏之书，昭然无疑。”又如《淮南子》一书，作于汉景帝、汉武帝之间，在司马迁《史记》之前，但书中也多引《左传》。如华周却赂（左襄二十三年）、子罕献玉（左襄十五年）咸见于《淮南子·精神训》等等。如果《左传》是刘歆伪造，又怎么能够被上述诸书所引用？
刘师培的上述两个证据较为准确地批评了刘歆伪造《左传》说的要害。
至于《左传》与《春秋》的关系，刘师培也驳斥了《左传》不传《春秋》的观点。他说：
自汉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汉书·刘歆传》），范升谓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后汉书·范升传》），晋王接遂谓左氏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晋书·儒林传》）。近儒武进刘氏遂据此以疑《左传》。
刘师培认为《左传》与《春秋》的关系，不但可以从孔子与左丘明的思想上得到证明，而且可以从传习《左传》的学人们的言行上得到证明。如前引司马迁将《左传》称作古之《春秋》，翟方进称《左传》为《春秋左氏传》，可见《左氏春秋》与《春秋》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不能视作《吕氏春秋》之类。刘师培还证明，《春秋》与《左传》的联系在西汉得到过今文经师的承认：
汉《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观周篇》乃《孔子家语》篇名，而引于汉人，且引于公羊经师，则《左传》为释经之书，固公羊家所承认矣。刘向《别录》云：左丘明授曾申。刘向素以《穀梁》义难《左传》，而于《左传》之传授言之甚详，则《左传》为释经之书，又《穀梁》家所承认矣。
由此可见，汉初诸儒莫不以《左传》为释经之书，只有当刘歆提出立《左传》于学官之后，才有一些经学家试图否定《左传》与《春秋》的联系。
刘师培认为《左传》与《公羊》、《穀梁》相比较，确实有一些独到之处，但这些独到之处不影响它与《春秋》的联系。他曾进一步分析《春秋》与三传的关系，说：
《春秋》者，本国历史教科书也，其必托始于鲁隐者，则以察时势之变迁，当先今后古，略古昔而详晚近，则《春秋》又即本国近世史也。虽然，以史教民，课本所举，仅及大纲，而讲演之时，或旁征事实，以广见闻；或判断是非，以资尚人。时门人七十，弟子三千，各记所闻，以供参考。而所记之语，复各不同，或详故事，或举微言，故有左氏、穀梁、公羊之学。然溯厥源流，咸为仲尼所口述，惟所记各有所偏，亦所记互有详略耳。
刘师培认为《春秋》作为一部简明近代历史教科书，在春秋时期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阐发。事实上，子夏等人据孔子所述之微言互相教授，形成公羊、穀梁传，而左丘明亦受业孔门，《左传》一书所记所陈，亦大抵出于仲尼之语，特左氏于孔子所讲演者，复参考群书，传示来世。因此《春秋》三传的差别，导源于孔门弟子记录的差别，导源于孔门弟子学术兴趣的差异。并非只有像《公羊》、《穀梁》那样的传经方式才是解释《春秋》的作品，《左传》同样是解经之作。
其次，刘师培研究了《左传》的政治、文化思想，证明它与孔子思想存在一致性。
晚清今文经学非议《左传》及其他古文经的一个根据就是它们缺乏改制精神，没有历史发展的观点。如廖平就认为古学是孔子早年之学，有“从周”之意，而今学是孔子晚年之学，有“因革”之意。他们把孔子打扮为素王，认为今文经学才是孔子思想的精华所在。
刘师培不同意将孔子打扮为替万世垂法的素王，但他认为孔子不仅仅是历史家，孔子还是思想家。孔子所整理的历史典籍包含着中华民族的立国精神。而所谓中华民族的立国精神即民族意识、民主意识。所以刘师培认为孔子的《春秋》之学，关键在于民族、民主思想。他认为，《左传》与《春秋》在这一点上完全一致，与《公羊》、《穀梁》可以媲美。
一、从华夷之辨来看，“公、穀二传之旨，皆辨别内外，区析华戎。《左传》一书，亦首严华夷之界”。刘师培例举《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二十七年的记载，说明《左传》首重夷夏之防，具有民族主义思想。
二、从民主意识来看，刘师培认为今文经学所诩为独发的君轻民贵之说，在《左传》中比比皆是。他说：
晚近数年，晳种政法学术播入中土，卢氏《民约》之论，孟氏《法意》之编，咸为知言君子所乐道。复引旧籍，互相发明，以证晳种所言君民之理皆前儒所已发。由是治经学者咸好引公、穀二传之书，以其所言民权多足附会西籍。而《春秋左氏传》则引者阙如。
而其实，《左传》“责君特重而责民特轻”。比如《左传》凡弑君称君，表示君主无道，被弑是理所当然。可见《左传》允许人民有反抗暴政的权利。又如《左传》隐公四年卫人立晋，《左传》释曰：书曰卫人立晋，众也。以证君由民立，与公、穀二传完全相同。《左传》承认人民有立君的权利。而且《左传》“所载粹言，亦多合民权之说”。如左襄十四年传，载师旷之言曰：“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这些言论都体现《左传》对孔子乃至国学的真正精神有很深的领悟。所谓左氏不知《春秋》之义的看法，是“真不知《春秋》之义矣夫！”
刘师培还反省了人们对于《左传》产生误解的原因，并且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
《左传》本身并不违背《春秋》旨意，那么为什么会有人怀疑它的地位？刘师培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一因卷帙浩繁，一因汉儒对《左传》缺乏完整的注释，一因后儒斥之为伪书。《左传》比《公羊》、《穀梁》内容要赡富得多，可是由于它在西汉时期地位不显著，没有人给它作完整的注释。东汉时，随着古文经学地位的上升，《左传》也受到一定重视，但贾逵、郑众等虽有注，也未完整地保存下来。只有晋杜预《春秋左氏传集解》得以保存并留传下来。而杜预的《集解》并没有遵循《左传》独到的特点，受到《公羊》、《穀梁》学的影响，穿凿附会，反而把《左传》引入歧途，使《左传》自身的特点不明。后来的儒家有些把《左传》斥为伪书，大多是受杜预《集解》的影响，没有真正认识到《左传》的特点。像刘逢禄、廖平、康有为批评《左传》，大多以杜预《集解》为根据。刘师培甚至认为杜预不是《左传》学的功臣，而是《左传》学的祸首。
所以，正本清源，要扭转人们对于《左传》的误解，关键在于依据《左传》学的特点，对《左传》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刘师培说：
今观左氏一书，其待后儒之讨论者约有三端：一曰礼、二曰例、三曰事。
所谓“礼”，就是说要研究《左传》阐述的礼典和礼制。晚清今文经学认为《左传》所阐述的礼制与《周礼》相合，与《王制》相异。刘师培认为这值得深入研究，看看是否与《王制》真正相背？如果相背，它又体现了什么特点？而且，“左氏佚礼若能疏通证明，亦考古礼者所必取也”。搞清楚《左传》的礼制，对于认识古代社会状况也有很大帮助。所谓“例”，即《左传》的书法体例。杜预认为《左传》的凡例即周公之礼经，而刘师培则认为五十凡例，乃左氏一家之学，与《公羊》、《穀梁》不完全相同，“左氏自有其义”。对于《左传》独特的书法，只有实事求是地去加以研究，而不能依据《公羊》、《穀梁》的成法。所谓“事”，就是《左传》的史实。刘师培认为如果我们理清了《左传》所载史实的来源及其被引用的情况，我们就能对《左传》的真伪心中有数。他认为礼、例、事“三书若成，则左氏之学必可盛兴。若夫历谱地舆之学，治左氏者多详之，惟考证多疏，董而理之，殆后儒之责欤！”
应该说刘师培所提出的关于《左传》研究的课题，极为准确地抓住了《左传》学自身的不足之处，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读左札记》反映出刘师培研究经学的一般思路。这种思路的特点是超乎今文经与古文经的争论，实事求是地疏理古文经学的发展线索，并紧密联系民族、民主革命的现实任务，用新的眼光来解析经学的命题，使之具有时代气息。
首先，他驳斥了今文经学家们对《左传》的诬蔑。
刘师培认为《左传》并非刘歆伪造。他提出的第一个有力证据是：《左传》在刘歆以前就存在学术传承关系。他说：
近儒多以《左氏春秋》为伪书，而刘氏申受则以《左氏春秋》与《晏子春秋》、《铎氏春秋》相同，别为一书，与《春秋》经文无涉。然《史记·吴泰伯世家》云，予读古之《春秋》，即指左氏传言。……又《汉书·翟方进传》言：方进授《春秋左氏传》。若以《晏子春秋》、《铎氏春秋》例之，岂《晏子春秋》亦可称《春秋晏子传》，而《铎氏春秋》亦可称《春秋铎氏传》乎？
刘师培认为《左传》成书以来，相传不绝，战国时就有荀子、韩非子对它进行研究。西汉时也有贾谊、刘安、司马迁、翟方进等人对它进行研究。他还特别写有《司马迁〈左传〉义序例》的专篇论文，研究司马迁《史记》的书法体例，证明《左传》对司马迁创作《史记》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不能说《左传》是远在他们之后的刘歆所伪造。
刘师培的另一有力证据是：《左传》所载历史事实以及解释《春秋》的语句在刘歆以前的历代著作中不断被人征引。他说：
自刘申受谓刘歆以前左氏之学不显于世，近儒附会其说，谓《史记》所引《左传》皆刘、班所附益。此说不然。
他曾作《周秦诸子述〈左传〉考》、《左氏学行于西汉考》，一一引征先秦诸子如《韩非子》、《荀子》、《吕氏春秋》以及西汉《淮南子》、《春秋繁露》等书籍中对于《左传》的直接或间接的引用，从而证明《左传》早就存在。《左传》有许多关于史实的独特的描述，这些史实不断被人征用。像《吕氏春秋》引用《左传》，有的全引《左传》原文，有的与《左传》原文小有不同。所以刘师培说：“则著《吕览》者，曾亲见左氏之书，昭然无疑。”又如《淮南子》一书，作于汉景帝、汉武帝之间，在司马迁《史记》之前，但书中也多引《左传》。如华周却赂（左襄二十三年）、子罕献玉（左襄十五年）咸见于《淮南子·精神训》等等。如果《左传》是刘歆伪造，又怎么能够被上述诸书所引用？
刘师培的上述两个证据较为准确地批评了刘歆伪造《左传》说的要害。
至于《左传》与《春秋》的关系，刘师培也驳斥了《左传》不传《春秋》的观点。他说：
自汉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汉书·刘歆传》），范升谓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后汉书·范升传》），晋王接遂谓左氏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晋书·儒林传》）。近儒武进刘氏遂据此以疑《左传》。
刘师培认为《左传》与《春秋》的关系，不但可以从孔子与左丘明的思想上得到证明，而且可以从传习《左传》的学人们的言行上得到证明。如前引司马迁将《左传》称作古之《春秋》，翟方进称《左传》为《春秋左氏传》，可见《左氏春秋》与《春秋》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不能视作《吕氏春秋》之类。刘师培还证明，《春秋》与《左传》的联系在西汉得到过今文经师的承认：
汉《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观周篇》乃《孔子家语》篇名，而引于汉人，且引于公羊经师，则《左传》为释经之书，固公羊家所承认矣。刘向《别录》云：左丘明授曾申。刘向素以《穀梁》义难《左传》，而于《左传》之传授言之甚详，则《左传》为释经之书，又《穀梁》家所承认矣。
由此可见，汉初诸儒莫不以《左传》为释经之书，只有当刘歆提出立《左传》于学官之后，才有一些经学家试图否定《左传》与《春秋》的联系。
刘师培认为《左传》与《公羊》、《穀梁》相比较，确实有一些独到之处，但这些独到之处不影响它与《春秋》的联系。他曾进一步分析《春秋》与三传的关系，说：
《春秋》者，本国历史教科书也，其必托始于鲁隐者，则以察时势之变迁，当先今后古，略古昔而详晚近，则《春秋》又即本国近世史也。虽然，以史教民，课本所举，仅及大纲，而讲演之时，或旁征事实，以广见闻；或判断是非，以资尚人。时门人七十，弟子三千，各记所闻，以供参考。而所记之语，复各不同，或详故事，或举微言，故有左氏、穀梁、公羊之学。然溯厥源流，咸为仲尼所口述，惟所记各有所偏，亦所记互有详略耳。
刘师培认为《春秋》作为一部简明近代历史教科书，在春秋时期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阐发。事实上，子夏等人据孔子所述之微言互相教授，形成公羊、穀梁传，而左丘明亦受业孔门，《左传》一书所记所陈，亦大抵出于仲尼之语，特左氏于孔子所讲演者，复参考群书，传示来世。因此《春秋》三传的差别，导源于孔门弟子记录的差别，导源于孔门弟子学术兴趣的差异。并非只有像《公羊》、《穀梁》那样的传经方式才是解释《春秋》的作品，《左传》同样是解经之作。
其次，刘师培研究了《左传》的政治、文化思想，证明它与孔子思想存在一致性。
晚清今文经学非议《左传》及其他古文经的一个根据就是它们缺乏改制精神，没有历史发展的观点。如廖平就认为古学是孔子早年之学，有“从周”之意，而今学是孔子晚年之学，有“因革”之意。他们把孔子打扮为素王，认为今文经学才是孔子思想的精华所在。
刘师培不同意将孔子打扮为替万世垂法的素王，但他认为孔子不仅仅是历史家，孔子还是思想家。孔子所整理的历史典籍包含着中华民族的立国精神。而所谓中华民族的立国精神即民族意识、民主意识。所以刘师培认为孔子的《春秋》之学，关键在于民族、民主思想。他认为，《左传》与《春秋》在这一点上完全一致，与《公羊》、《穀梁》可以媲美。
一、从华夷之辨来看，“公、穀二传之旨，皆辨别内外，区析华戎。《左传》一书，亦首严华夷之界”。刘师培例举《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二十七年的记载，说明《左传》首重夷夏之防，具有民族主义思想。
二、从民主意识来看，刘师培认为今文经学所诩为独发的君轻民贵之说，在《左传》中比比皆是。他说：
晚近数年，晳种政法学术播入中土，卢氏《民约》之论，孟氏《法意》之编，咸为知言君子所乐道。复引旧籍，互相发明，以证晳种所言君民之理皆前儒所已发。由是治经学者咸好引公、穀二传之书，以其所言民权多足附会西籍。而《春秋左氏传》则引者阙如。
而其实，《左传》“责君特重而责民特轻”。比如《左传》凡弑君称君，表示君主无道，被弑是理所当然。可见《左传》允许人民有反抗暴政的权利。又如《左传》隐公四年卫人立晋，《左传》释曰：书曰卫人立晋，众也。以证君由民立，与公、穀二传完全相同。《左传》承认人民有立君的权利。而且《左传》“所载粹言，亦多合民权之说”。如左襄十四年传，载师旷之言曰：“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这些言论都体现《左传》对孔子乃至国学的真正精神有很深的领悟。所谓左氏不知《春秋》之义的看法，是“真不知《春秋》之义矣夫！”
刘师培还反省了人们对于《左传》产生误解的原因，并且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
《左传》本身并不违背《春秋》旨意，那么为什么会有人怀疑它的地位？刘师培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一因卷帙浩繁，一因汉儒对《左传》缺乏完整的注释，一因后儒斥之为伪书。《左传》比《公羊》、《穀梁》内容要赡富得多，可是由于它在西汉时期地位不显著，没有人给它作完整的注释。东汉时，随着古文经学地位的上升，《左传》也受到一定重视，但贾逵、郑众等虽有注，也未完整地保存下来。只有晋杜预《春秋左氏传集解》得以保存并留传下来。而杜预的《集解》并没有遵循《左传》独到的特点，受到《公羊》、《穀梁》学的影响，穿凿附会，反而把《左传》引入歧途，使《左传》自身的特点不明。后来的儒家有些把《左传》斥为伪书，大多是受杜预《集解》的影响，没有真正认识到《左传》的特点。像刘逢禄、廖平、康有为批评《左传》，大多以杜预《集解》为根据。刘师培甚至认为杜预不是《左传》学的功臣，而是《左传》学的祸首。
所以，正本清源，要扭转人们对于《左传》的误解，关键在于依据《左传》学的特点，对《左传》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刘师培说：
今观左氏一书，其待后儒之讨论者约有三端：一曰礼、二曰例、三曰事。
所谓“礼”，就是说要研究《左传》阐述的礼典和礼制。晚清今文经学认为《左传》所阐述的礼制与《周礼》相合，与《王制》相异。刘师培认为这值得深入研究，看看是否与《王制》真正相背？如果相背，它又体现了什么特点？而且，“左氏佚礼若能疏通证明，亦考古礼者所必取也”。搞清楚《左传》的礼制，对于认识古代社会状况也有很大帮助。所谓“例”，即《左传》的书法体例。杜预认为《左传》的凡例即周公之礼经，而刘师培则认为五十凡例，乃左氏一家之学，与《公羊》、《穀梁》不完全相同，“左氏自有其义”。对于《左传》独特的书法，只有实事求是地去加以研究，而不能依据《公羊》、《穀梁》的成法。所谓“事”，就是《左传》的史实。刘师培认为如果我们理清了《左传》所载史实的来源及其被引用的情况，我们就能对《左传》的真伪心中有数。他认为礼、例、事“三书若成，则左氏之学必可盛兴。若夫历谱地舆之学，治左氏者多详之，惟考证多疏，董而理之，殆后儒之责欤！”
应该说刘师培所提出的关于《左传》研究的课题，极为准确地抓住了《左传》学自身的不足之处，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读左札记》反映出刘师培研究经学的一般思路。这种思路的特点是超乎今文经与古文经的争论，实事求是地疏理古文经学的发展线索，并紧密联系民族、民主革命的现实任务，用新的眼光来解析经学的命题，使之具有时代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