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历史教科书》与刘师培的史学主张
《中国历史教科书》是刘师培在史学革命思潮中所撰写的一部重要历史教材，写于1905年——1906年。该书共分三册，第一册为原始社会至殷商时的历史，第二、三册为西周时历史，由国学保存会出版。在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思潮中，曾经出现一股编著新的历史教材的热浪。1901年，有人增删日本中等学科教授法研究会所著《东洋史》，编成《普通新历史》，供当时小学教科书之用。1902年梁启超和章太炎都动手尝试《中国通史》的编著。同年，柳诒徵将日本人那珂通世所著中国历史教科书《支那通史》增辑为《历代史略》，由江楚书局印行，后被清政府于1906年由学部列为暂定中学教科书。1903年，陈庆年在张之洞办的武昌两湖之高等学堂，增补日本人桑原骘藏著的《中等东洋史》，写成《中国历史教科书》。同年，曾鲲化（署名“横阳翼天氏”）由东新译社出版《中国历史》。1904年——1906年，夏曾佑陆续刊出《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乃是这一潮流的结果之一。
《中国历史教科书》反映出刘师培对于史学发展的一些基本认识。
一、历史是进化的，史学应该以西方进化论的历史观为指导
刘师培认为，中国旧史学所以无所发明、满足于成迹，归根结底是史家“不明社会学之故”，因而陷于循环论的历史观之中。新起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指出了“人类举止悉在因果律之范围”，借助归纳法和演绎法形成了人们据以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内在规律的理论。“斯学既昌，而载籍所诠列，均克推见其隐，一制一物，并穷其源……可谓精微之学矣。”因而他主张将西方进化论运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改变旧史学不明社会进化线索的局限。在《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凡例中，刘师培说：
西国史书，多区分时代，而所作文明史复多分析事类。盖区分时代，近于中史编年体，而分析事类，则近于中国三通体也。今所编各课，咸以时代区分先后，即偶涉制度文物，于分类之中，亦隐寓分时之意，庶观者易于了然。
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就是要依据社会进化的眼光，揭示中国社会历史和各项典章制度不同时代的不同特征。《中国历史教科书》体现了这一特点，其中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过程作了创造性的分析。
二、史学的价值标准应该是民族和民主意识
刘师培在当时史学革命中最早提出黄帝纪年说。1903年他在《攘书·胡史篇》中首倡“宜仿西国纪年之例，以黄帝降生为纪年”。接着又在《黄帝魂》上撰《黄帝纪年说》。黄帝纪年说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反对民族压迫，要求写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历史，二是反对专制政治，要求写出以国民为核心的历史。刘师培《黄帝纪年说》一文附有“大事表”，他加以注明，说：“此表最注意者凡三事：一民族、二政体、三文化。”要记“周避犬戎”、“晋避五胡”等，以明异族战胜汉族、入主中原之始末；要记隋文帝、洪秀全事，以明汉族光复；要记联军侵华，以明“汉族将受制于西人”，“是为中国民族之变迁”。至于政体，尤要反映君权民权之消长。夏禹即位，“为君主世袭记”；商汤即位，“为诸侯革命记”；逐厉王为“平民革命记”：总之要反映出中国政界之活动。文化部分，也要以民族、民主为中心，揭示黄帝之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说，黄帝纪年说是刘师培对当时史学革命的可贵理论探索。在他的鼓动之下，一时黄史之作蔚为风气。而当时的《民报》，亦采用此说。钱玄同说：“故黄帝纪年者，实建国以前民党正式应用之纪年，为民国开国史上之重要文献也。”
《中国历史教科书》也体现出这一中心思想。刘师培曾概括他在教科书中的叙述重点有五：一曰历代政体之异同，二曰种族分合之始末，三曰制度改革之大纲，四曰社会进化之阶级，五曰学术进退之大势。很显然这些内容与《黄帝纪年说》有密切联系。
三、刘师培认为史学认识的进步，还需要更新史料观念、加强史学研究者的哲学修养、吸取新的历史认识方法
为了实现新史学的目标，新史学首先需要突破旧史学的史料观念。由于旧史著的注意重心在王朝更替，对于民族和国民的历史有时并未完整地保存下来。这就需要新史家独具慧眼，善于发掘新史料。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具有十分宽阔的史料观点。举凡中国历史上的经史子集无不被他征引。比如西周一代之史“取裁以六经为最多，又以三礼为最”，此外还博采汉唐注疏，以明古制。文献资料以外的文物，也引起刘师培高度重视。他研究过古代石刻和镂金。教科书中就曾把古代器物当为重要史料来使用。非仅如此，刘师培还将史料视野扩展到域外史籍。他说：“今日治史，不专赖中国典籍。西人作中国史者，详述太古事迹，颇足补中史之遗。今所编各课，于征引中国典籍外，复参考西籍，兼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教科书论述中国古代社会状况，很明显受了西方史籍的材料之启发。
刘师培同时还提出了改造方志的要求。他撰有《编辑乡土志序例》等文，对方志的史料价值提出了新的认识。他认为好的方志，保存乡土历史文化，俾世人了解古今之变，在历史研究中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他对旧方志的指导思想在于表彰纲常名教深表不满。他在论及“风俗志”时曾说：“今编此志，宜搜集人世之现象，推记古今之变迁，以验人群进化之迹。盖人类举止悉在因果律之范围，惟即果以制其因，使民之囿于习俗者，各明其所以致此之由，并证明迁化之无穷，若囿于习染，斯为不知通变，则中国弊俗，庶可因此而渐革。”他要求用新的眼光，重编方志。
刘师培还指出，史学的进步需要史家加强自身的哲学修养。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指出：“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和合二者，然后学问出焉。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其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一切学问都离不开研究的主体和研究的客体。学术主体主要指研究者的素质，也就是古人所谓器识，它涉及各类文化知识，其中最主要的是研究者对于历史发展趋势的洞察。刘师培非常重视研究主体自身素质的培养。他对中国古典学术知识有较精深的研究，对于近代龚自珍、魏源、廖平、康有为、夏曾佑的学术思想也有较为准确的理解。他还广泛吸取西方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法学等专门知识，丰富他思索中国历史问题的视点。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刘师培所引用的西方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法学著作有赫胥黎的《天演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日本白河氏《支那文明论说》、那特硁《政治学》诸书等。在当时知识分子群体之中，刘师培是吸取西学较为迅速的成员之一。
《中国历史教科书》还反映出刘师培对于历史研究方法的一些基本认识。他主张充分吸取西方各门学科的种种研究方法，提高史学认识的水平。他运用得较多的方法有历史语言研究法、民族学方法、地理学方法。对于历史认识结果的表述方法，刘师培也主张在中国古代编纂学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在20世纪初年的教科书编写热潮中，夏曾佑、刘师培两人的历史教科书比较好地体现了历史和观点相统一的特色，它们是中国学者根据自己的认识和研究所编写的新一代历史教材，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体例的探索中，无疑有其特殊的地位。
《中国历史教科书》代表着刘师培对新史学的基本看法，反映出他积极赞同史学革命的目标。因而也可以说，《中国历史教科书》是刘师培对于新史学目标的大胆尝试。
《中国历史教科书》反映出刘师培对于史学发展的一些基本认识。
一、历史是进化的，史学应该以西方进化论的历史观为指导
刘师培认为，中国旧史学所以无所发明、满足于成迹，归根结底是史家“不明社会学之故”，因而陷于循环论的历史观之中。新起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指出了“人类举止悉在因果律之范围”，借助归纳法和演绎法形成了人们据以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内在规律的理论。“斯学既昌，而载籍所诠列，均克推见其隐，一制一物，并穷其源……可谓精微之学矣。”因而他主张将西方进化论运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改变旧史学不明社会进化线索的局限。在《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凡例中，刘师培说：
西国史书，多区分时代，而所作文明史复多分析事类。盖区分时代，近于中史编年体，而分析事类，则近于中国三通体也。今所编各课，咸以时代区分先后，即偶涉制度文物，于分类之中，亦隐寓分时之意，庶观者易于了然。
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就是要依据社会进化的眼光，揭示中国社会历史和各项典章制度不同时代的不同特征。《中国历史教科书》体现了这一特点，其中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过程作了创造性的分析。
二、史学的价值标准应该是民族和民主意识
刘师培在当时史学革命中最早提出黄帝纪年说。1903年他在《攘书·胡史篇》中首倡“宜仿西国纪年之例，以黄帝降生为纪年”。接着又在《黄帝魂》上撰《黄帝纪年说》。黄帝纪年说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反对民族压迫，要求写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历史，二是反对专制政治，要求写出以国民为核心的历史。刘师培《黄帝纪年说》一文附有“大事表”，他加以注明，说：“此表最注意者凡三事：一民族、二政体、三文化。”要记“周避犬戎”、“晋避五胡”等，以明异族战胜汉族、入主中原之始末；要记隋文帝、洪秀全事，以明汉族光复；要记联军侵华，以明“汉族将受制于西人”，“是为中国民族之变迁”。至于政体，尤要反映君权民权之消长。夏禹即位，“为君主世袭记”；商汤即位，“为诸侯革命记”；逐厉王为“平民革命记”：总之要反映出中国政界之活动。文化部分，也要以民族、民主为中心，揭示黄帝之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说，黄帝纪年说是刘师培对当时史学革命的可贵理论探索。在他的鼓动之下，一时黄史之作蔚为风气。而当时的《民报》，亦采用此说。钱玄同说：“故黄帝纪年者，实建国以前民党正式应用之纪年，为民国开国史上之重要文献也。”
《中国历史教科书》也体现出这一中心思想。刘师培曾概括他在教科书中的叙述重点有五：一曰历代政体之异同，二曰种族分合之始末，三曰制度改革之大纲，四曰社会进化之阶级，五曰学术进退之大势。很显然这些内容与《黄帝纪年说》有密切联系。
三、刘师培认为史学认识的进步，还需要更新史料观念、加强史学研究者的哲学修养、吸取新的历史认识方法
为了实现新史学的目标，新史学首先需要突破旧史学的史料观念。由于旧史著的注意重心在王朝更替，对于民族和国民的历史有时并未完整地保存下来。这就需要新史家独具慧眼，善于发掘新史料。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具有十分宽阔的史料观点。举凡中国历史上的经史子集无不被他征引。比如西周一代之史“取裁以六经为最多，又以三礼为最”，此外还博采汉唐注疏，以明古制。文献资料以外的文物，也引起刘师培高度重视。他研究过古代石刻和镂金。教科书中就曾把古代器物当为重要史料来使用。非仅如此，刘师培还将史料视野扩展到域外史籍。他说：“今日治史，不专赖中国典籍。西人作中国史者，详述太古事迹，颇足补中史之遗。今所编各课，于征引中国典籍外，复参考西籍，兼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教科书论述中国古代社会状况，很明显受了西方史籍的材料之启发。
刘师培同时还提出了改造方志的要求。他撰有《编辑乡土志序例》等文，对方志的史料价值提出了新的认识。他认为好的方志，保存乡土历史文化，俾世人了解古今之变，在历史研究中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他对旧方志的指导思想在于表彰纲常名教深表不满。他在论及“风俗志”时曾说：“今编此志，宜搜集人世之现象，推记古今之变迁，以验人群进化之迹。盖人类举止悉在因果律之范围，惟即果以制其因，使民之囿于习俗者，各明其所以致此之由，并证明迁化之无穷，若囿于习染，斯为不知通变，则中国弊俗，庶可因此而渐革。”他要求用新的眼光，重编方志。
刘师培还指出，史学的进步需要史家加强自身的哲学修养。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指出：“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和合二者，然后学问出焉。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其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一切学问都离不开研究的主体和研究的客体。学术主体主要指研究者的素质，也就是古人所谓器识，它涉及各类文化知识，其中最主要的是研究者对于历史发展趋势的洞察。刘师培非常重视研究主体自身素质的培养。他对中国古典学术知识有较精深的研究，对于近代龚自珍、魏源、廖平、康有为、夏曾佑的学术思想也有较为准确的理解。他还广泛吸取西方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法学等专门知识，丰富他思索中国历史问题的视点。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刘师培所引用的西方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法学著作有赫胥黎的《天演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日本白河氏《支那文明论说》、那特硁《政治学》诸书等。在当时知识分子群体之中，刘师培是吸取西学较为迅速的成员之一。
《中国历史教科书》还反映出刘师培对于历史研究方法的一些基本认识。他主张充分吸取西方各门学科的种种研究方法，提高史学认识的水平。他运用得较多的方法有历史语言研究法、民族学方法、地理学方法。对于历史认识结果的表述方法，刘师培也主张在中国古代编纂学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在20世纪初年的教科书编写热潮中，夏曾佑、刘师培两人的历史教科书比较好地体现了历史和观点相统一的特色，它们是中国学者根据自己的认识和研究所编写的新一代历史教材，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体例的探索中，无疑有其特殊的地位。
《中国历史教科书》代表着刘师培对新史学的基本看法，反映出他积极赞同史学革命的目标。因而也可以说，《中国历史教科书》是刘师培对于新史学目标的大胆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