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刘师培后期历史研究
20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是在传统经学体系受到动摇，人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在发生变化，古代史学哲学无所适从之时所激发的一种史学革命要求。它受到三个方面的制约：一是当时没有可能对儒家经学体系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因而史学哲学如何从经学体系中解放出来，以及如何吸取经学的粹美，而丢弃其中的思想的糟粕，仍然没有解决；二是当时对于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及其特点也无法准确地预测，更不可能对发展的本质作出科学的结论；三是当时人们也不可能对认识客观世界的方法作系统而全面的思考。因此，它虽然提出了变革传统史学的课题，但存在许多局限，其中主要有：
一、没有全面系统地论述新史学与古代史学哲学的继承与发展的相互关系。
中国古代史学虽然有帝王中心论以及缺乏对历史规则的归纳等弊端，但它也有重视人文道德和实践理性的长处。孔、孟、《易》所论证的人文道德历来被史家视为历史的本质。在这种史学基本认识的前提下，古代史学要求史学主体有“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博大胸怀，“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认为一个优秀的史家，不但要有对历史发展的敏锐的洞察力，有对历史本质的深刻把握，还需有对各种社会现象的专门知识，有对史学著作和史学方法的深入理解，有对历史事实灵活生动的表现才能。而如果一概否定旧史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本质的思考以及关于史学主体的论述的合理因素，势必引起新史学价值标准的混乱。
新史学思潮不久就面临如何对待旧史学的精神价值的问题。当梁启超等人继续对旧史学体系进行批评，宣传新史学的进化原理时，章太炎于1904年开始反省进化与道德的关系，提出俱分进化论，认为进化论不能给人们的道德提供有益的借鉴，由此引起对新史学哲理的怀疑。认为史学与其他学科不同，不需要讲究原理，试图将新史学局限在期验之域。后来，章太炎甚至认为新史学不讲原理则罢，若讲原理，必须结合旧史学重人文道德和实践理性的传统。
新史学的上述分歧反映了新史学必须正视旧史学的合理因素。只有在旧史学的基础上才能发展新史学。而要对旧史学作出准确估价，就必须继续深入研究文化的基本问题，沟通近代文化与古代文化的关系。
二、对于如何科学地处理新史学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的关系，当时尚没有形成一套自成体系的观点和方法，因而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非科学因素，特别是对一些带有政治性的史学问题的研究，非科学因素十分严重。
新史学的主观目的，是要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提供借鉴。经世意识是新史学形成的动力。但是对于如何处理学术经世和学术科学化的关系，当时尚未能形成统一的方法。以梁启超为核心的新史学流派，主张微言大义式地研究历史，把历史研究的主体性提到第一位。比如为了论证维新变法之宜，不惜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的圣王。为了论证西方某些社会演变原理的普遍性，不惜教条化地划分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因此，在新史学的思潮中，一些新史学方法的提倡和实践者，对新史学方法的科学性产生了怀疑。如章太炎在1906年后，就提出了一些修正新史学方法的主张，1907年他发表《社会通诠商兑》一文，对严复以图腾、宗法、军国的社会演化程序硬套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做法，进行了驳斥，指出中国当时并不是宗法社会。同时他指出“条例”与具体历史的关系：“抑不悟所谓条例者，就彼所涉历见闻而归纳之耳，浸假而复谛见亚东之事，则其条例又将有所更易矣。……若夫心能流衍，人事万端，则不能据一方以为权概，断可知矣。”他认为任何原理，都有一定的经验范围作基础，用之于历史研究，应注重与历史的不同特点相结合。1910年他发表的《征信论》对上述观点作了进一步申述。章太炎还特别反感历史研究中的比附风气。他说：“诸微言者，眇万物而为论，立意造端，异于恒众。非捶其文使不可名度，隐其词使不可解诂，若方土之为神符也。”他主张在史料基础上，通过深入研究，得出合理的结论，不宜师心自用，造作奇论。
三、对于新史学的著述体例以及研究方法尚有待进行理论建设。
当时对旧史学叙事形式的批评，没有深入到造成这种体裁的思维基础。虽然提出了种种撰写通史的具体设想和计划，并在一定程度上作了实践，却未能形成堪与传统史学体裁相对抗的史学表现形式，对西方史学方法的吸取也未能作出具体分析。
新史学的建设必然遇到如何对待旧史学方法的问题。中国古代史学方法与古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有密切的关系。古代哲学家把客观世界当作一个有机整体，自然与社会，社会人员之间存在着历史和现实的普遍联系。个体的历史及其特征都通过这种联系反映出来。在史学著作中，古代史学曾采取以时间、以人物、以事件为核心的三种表述形式，既显示了自然存在与人类社会的某种联系，又把社会和个人融于历史文化的无限延续过程之中，此外古代史学方法还强调方法与人格的统一，这些并不与新史学的方法论趋向形成尖锐矛盾。但是新史学思潮对此也没有作具体分析。
又如在对待西方学术方法的问题上，当梁启超等人继续宣传西方学术方法之时，章太炎对当时西方史学方法进行了思考。章太炎提出：“中西学术，本无通途。适有会合，亦庄周所谓射者非前期而中也。”认为中西学术方法的结合应该重新认识。他指出，文献史料是最可靠的资料，而地质年代学、考古学、古文字学，都只是学术之一偏，由于它们无法使自身完全准确，故不能排斥文献史料而惟求之于金石文字：“世人多以金石匡史传，苟无明识，只自罔耳！五帝以上，文字或不具，虽化肌骨为朐忍，日夜食息黄壤之间，且安所得？夫发地者，足以识山川故处，奇雀异兽之所生长，此为补地志、备博物，非能助人事记载也。”因此，他说：“信神教之款言，疑五史之实录，贵不定之琦辞，贱可征之文献。闻一远人之言，则顿颡敛衽以受命，后生不悟，从以驰骋，废阁旧籍，鬻为败纸。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枳句来巢，空穴来风。悲夫！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总之，章太炎等史学家，由于他们个人深厚的乾嘉史学方法的修养，他们比较明确地认识到了新史学方法的某些不足。但是他们无力解决这些问题，为后来新史学的发展留下了课题。
刘师培后期的历史研究虽然也很少用社会进化原理去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状况，很少用西方学术方法考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但他没有章太炎的史学眼光。他没有考虑中国新史学与古代史学在哲学理论上的联系，也未考虑西方史学方法在中国新史学中的位置，乃至西方史学方法与传统研究方法的相互关系。在1908年他发表了《秦四十郡考》和《辽史地理考》两篇考证性文章。史学考证本是刘氏家学的一个分支。刘文淇就曾经研究过楚汉时期的地理，写有《楚汉诸侯疆域志》三卷。他按年月将楚汉之际群雄割据的情况，把疆界名称一一加以确定。刘师培的《秦四十郡考》就是要按照刘文淇的方法将《史记》和《汉书》关于秦郡的不同记载加以考证。《辽史地理考》也是根据同一方法考证忽汗城、婆离颇里、铁骊等等地名的地理位置。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将大半精力放在古文经及其注疏的整理，期望成为扬州学派的正统传人，更未想到去探讨中国史学进一步发展的问题。
§§第八章 刘师培与中国近代子学
一、没有全面系统地论述新史学与古代史学哲学的继承与发展的相互关系。
中国古代史学虽然有帝王中心论以及缺乏对历史规则的归纳等弊端，但它也有重视人文道德和实践理性的长处。孔、孟、《易》所论证的人文道德历来被史家视为历史的本质。在这种史学基本认识的前提下，古代史学要求史学主体有“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博大胸怀，“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认为一个优秀的史家，不但要有对历史发展的敏锐的洞察力，有对历史本质的深刻把握，还需有对各种社会现象的专门知识，有对史学著作和史学方法的深入理解，有对历史事实灵活生动的表现才能。而如果一概否定旧史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本质的思考以及关于史学主体的论述的合理因素，势必引起新史学价值标准的混乱。
新史学思潮不久就面临如何对待旧史学的精神价值的问题。当梁启超等人继续对旧史学体系进行批评，宣传新史学的进化原理时，章太炎于1904年开始反省进化与道德的关系，提出俱分进化论，认为进化论不能给人们的道德提供有益的借鉴，由此引起对新史学哲理的怀疑。认为史学与其他学科不同，不需要讲究原理，试图将新史学局限在期验之域。后来，章太炎甚至认为新史学不讲原理则罢，若讲原理，必须结合旧史学重人文道德和实践理性的传统。
新史学的上述分歧反映了新史学必须正视旧史学的合理因素。只有在旧史学的基础上才能发展新史学。而要对旧史学作出准确估价，就必须继续深入研究文化的基本问题，沟通近代文化与古代文化的关系。
二、对于如何科学地处理新史学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的关系，当时尚没有形成一套自成体系的观点和方法，因而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非科学因素，特别是对一些带有政治性的史学问题的研究，非科学因素十分严重。
新史学的主观目的，是要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提供借鉴。经世意识是新史学形成的动力。但是对于如何处理学术经世和学术科学化的关系，当时尚未能形成统一的方法。以梁启超为核心的新史学流派，主张微言大义式地研究历史，把历史研究的主体性提到第一位。比如为了论证维新变法之宜，不惜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的圣王。为了论证西方某些社会演变原理的普遍性，不惜教条化地划分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因此，在新史学的思潮中，一些新史学方法的提倡和实践者，对新史学方法的科学性产生了怀疑。如章太炎在1906年后，就提出了一些修正新史学方法的主张，1907年他发表《社会通诠商兑》一文，对严复以图腾、宗法、军国的社会演化程序硬套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做法，进行了驳斥，指出中国当时并不是宗法社会。同时他指出“条例”与具体历史的关系：“抑不悟所谓条例者，就彼所涉历见闻而归纳之耳，浸假而复谛见亚东之事，则其条例又将有所更易矣。……若夫心能流衍，人事万端，则不能据一方以为权概，断可知矣。”他认为任何原理，都有一定的经验范围作基础，用之于历史研究，应注重与历史的不同特点相结合。1910年他发表的《征信论》对上述观点作了进一步申述。章太炎还特别反感历史研究中的比附风气。他说：“诸微言者，眇万物而为论，立意造端，异于恒众。非捶其文使不可名度，隐其词使不可解诂，若方土之为神符也。”他主张在史料基础上，通过深入研究，得出合理的结论，不宜师心自用，造作奇论。
三、对于新史学的著述体例以及研究方法尚有待进行理论建设。
当时对旧史学叙事形式的批评，没有深入到造成这种体裁的思维基础。虽然提出了种种撰写通史的具体设想和计划，并在一定程度上作了实践，却未能形成堪与传统史学体裁相对抗的史学表现形式，对西方史学方法的吸取也未能作出具体分析。
新史学的建设必然遇到如何对待旧史学方法的问题。中国古代史学方法与古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有密切的关系。古代哲学家把客观世界当作一个有机整体，自然与社会，社会人员之间存在着历史和现实的普遍联系。个体的历史及其特征都通过这种联系反映出来。在史学著作中，古代史学曾采取以时间、以人物、以事件为核心的三种表述形式，既显示了自然存在与人类社会的某种联系，又把社会和个人融于历史文化的无限延续过程之中，此外古代史学方法还强调方法与人格的统一，这些并不与新史学的方法论趋向形成尖锐矛盾。但是新史学思潮对此也没有作具体分析。
又如在对待西方学术方法的问题上，当梁启超等人继续宣传西方学术方法之时，章太炎对当时西方史学方法进行了思考。章太炎提出：“中西学术，本无通途。适有会合，亦庄周所谓射者非前期而中也。”认为中西学术方法的结合应该重新认识。他指出，文献史料是最可靠的资料，而地质年代学、考古学、古文字学，都只是学术之一偏，由于它们无法使自身完全准确，故不能排斥文献史料而惟求之于金石文字：“世人多以金石匡史传，苟无明识，只自罔耳！五帝以上，文字或不具，虽化肌骨为朐忍，日夜食息黄壤之间，且安所得？夫发地者，足以识山川故处，奇雀异兽之所生长，此为补地志、备博物，非能助人事记载也。”因此，他说：“信神教之款言，疑五史之实录，贵不定之琦辞，贱可征之文献。闻一远人之言，则顿颡敛衽以受命，后生不悟，从以驰骋，废阁旧籍，鬻为败纸。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枳句来巢，空穴来风。悲夫！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总之，章太炎等史学家，由于他们个人深厚的乾嘉史学方法的修养，他们比较明确地认识到了新史学方法的某些不足。但是他们无力解决这些问题，为后来新史学的发展留下了课题。
刘师培后期的历史研究虽然也很少用社会进化原理去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状况，很少用西方学术方法考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但他没有章太炎的史学眼光。他没有考虑中国新史学与古代史学在哲学理论上的联系，也未考虑西方史学方法在中国新史学中的位置，乃至西方史学方法与传统研究方法的相互关系。在1908年他发表了《秦四十郡考》和《辽史地理考》两篇考证性文章。史学考证本是刘氏家学的一个分支。刘文淇就曾经研究过楚汉时期的地理，写有《楚汉诸侯疆域志》三卷。他按年月将楚汉之际群雄割据的情况，把疆界名称一一加以确定。刘师培的《秦四十郡考》就是要按照刘文淇的方法将《史记》和《汉书》关于秦郡的不同记载加以考证。《辽史地理考》也是根据同一方法考证忽汗城、婆离颇里、铁骊等等地名的地理位置。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将大半精力放在古文经及其注疏的整理，期望成为扬州学派的正统传人，更未想到去探讨中国史学进一步发展的问题。
§§第八章 刘师培与中国近代子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