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刘师培的先秦诸子学研究
一、刘师培论诸子学的起源
刘师培认为诸子学有一个悠远的文化背景。从这一文化背景的礼制特征来看，诸子学皆出于礼学。从礼制文化的传承和研究者来看，史官在古代学术传统中起了重要作用，诸子学皆出于史官。
刘师培追述了诸子学文化背景的形成过程。他认为古学出于宗教、出于实验。在远古以前人们“不明万物运行之理，又有喜疑之天性，见夫人死为鬼，疑鬼有所归，迷信灵魂不死之说，而人鬼之祀兴。及有威德著于一方者，则祀为一境之神，而地祇之祀兴。又推其先祖所自出，以为人本乎祖，万物本乎天，而天神之祀兴”。由于有这些宗教观念出现，人们为了沟通与天神人鬼地祇的联系，遂出现种种术数。如由于上古之人咸信感生受命之说，因所感之帝不同，遂有阴阳五行之说。又由于上古之时，每以人事与天事相表里，而占验之说以兴。黄帝传“龙首经”，有占岁、占月、占日、占星之术，旁及用人、御医、行刑、捕盗、问囚、治病、处家，以及畜牧、农桑之业，莫不有占。又上古之时，以火灼龟观其隙罅，是之谓卜，揲蓍草成卦，证以卦文是之谓筮。其他如医术、房中术，也莫不与上古宗教有关。
本来，上古宗教观念所导致的各种方术以及人们生活中所获得的种种经验，都是独立发展的。但随着君主权力的壮大，这些观念和方术被加以垄断和改造。如颛顼绝地天通，使神民失业，夺人民祀神之权归之君主，因而也出现了专门的司教之官。如黄帝大臣有力牧、神皇、风后、天老、大常、大封、后土、大鸿、雷公、岐伯、鬼容区，大抵皆巫视之流。这些专门的巫祝之官被配往各地。如帝尧命羲和四子于四方，四子皆重黎之后，实为典天事之官。这种做法有些类似于巴比伦设教师于各境。非仅如此，帝王之间还出现了不同的宗教派别。刘师培认为它主要是八卦派和五行派。为了争教，还发生过战争，如夏禹传五行之教，有扈氏威侮五行，故夏启大战于甘，以攻克其国。据刘师培考证，殷商信五行教，而周人信八卦教。
但不管怎样，史官在古代学术中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古代所信神权，多属人鬼。尊人鬼，故尊先例；崇先例，故奉法仪；载之文字谓之法、谓之书、谓之礼，其事谓之史。职以其法、载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谓之太史、谓之卿大夫。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是则史也者，掌一代之学者也”。刘师培之意，是要就中国上古史官之地位十分重要的历史现象来说明史官垄断了古代学术，但由于他尚未能彻底了解上古社会的特殊性，因而不明白中国古代君权与神权的结合也有其特殊历程。他虽然以史代巫，但也未能说明在中国古代史官与司教之官的离合关系。
但刘师培却指出了上古宗教观念以及所有巫卜之术都最后集中在周代的礼制。这就是我们在前章所介绍的“典礼为一切政治学术之总称”说。所以在刘师培看来，诸子学的背景乃是以史官所代表的礼制文化传统。
那么，诸子学为什么会出现？刘师培从官学流弊和私学兴起两个角度作了考虑。他说：
古代之时，学术掌于史官，亦不能历久无弊，试即其最著者言之：一曰上级有学而下级无学也……二曰有官学而无私学也……有此二弊，此西周学术所以无进步也。
周末之时，诸子之学，各成一家言，由今观之，殆皆由于周初学术之反动力耳。一曰反抗下民无学也……二曰反抗私学无学也。……盖言论思想之自由，至战国而极，此不独九流各成其学也，即学术相同者亦多源远流分。
刘师培仅仅看到了畴官世袭之学的流弊以及学术下私人的历史现象，但他没有分析诸子蜂起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从学术现象说明学术现象。
由于刘师培没有分析诸子思想的政治经济文化根源，因此他倾向于直接地找到诸子各家与古代史官的联系。他说：
《汉书·艺文志》叙列九流，谓道家出于史官，吾谓九流学术皆原于史，匪仅道家一家。儒家出于司徒，然周史《六弢》以及周制周法皆入儒家，则儒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然羲和苗裔，为司马作史于周，则阴阳家出于史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然考之周官之制，太史掌祭祀，小史辨昭穆，有事于庙，非史即巫，则墨家出于史官。纵横家出于行人，然会同朝觐，以书协礼事，亦太史之职，则纵横家出于史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然德刑礼义，史之所记，则法名两家，亦出于史官。杂家出于议官，而孔甲、盘盂亦与其列，农家出于农稷之官，而安国书册参列其中，小说家出于稗官，而虞初周说杂伺其间，则杂家、农家、小说家，亦莫不出于史官，岂仅道家云乎哉。
刘师培把诸子出于王官的论点进一步夸大为诸子出于史官，并试图把诸子学与史官之学一一对应起来，这就显得立论过于偏激。
关于诸子学的起源，20世纪初曾有过认真的探讨。刘师培发表《古学起源》三论，均在1905年，其《补古学出于史官论》发表在《国粹学报》1906年5号。他比较早地研究了诸子学的文化背景，研究了诸子学术的产生原因。章太炎在1906年发表《诸子学略说》，提出诸子出于王官，认为诸子学的兴起是对世卿专政，学术为世卿所垄断的历史现象的反动，应该是受刘师培的影响。
二、刘师培论先秦诸子
1.刘师培论儒学
儒学是20世纪初年人们讨论得最为广泛的学术史问题。当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把孔子打扮为改制的素王和救世的教主的时候，章太炎力图还原孔子的本来面目。1904年《訄书》重刻本《订孔》篇中，章太炎分析了孔子在中国具有至高地位的原因，认为从历史的机缘说，对六艺同样周闻熟知的老子和墨子都“不降志于删定六艺”的事业，所以孔子在保存历史典籍方面独擅其威，加之秦始皇焚书，中国古代书籍保存下来的很少，孔子作为历史家，其地位自然会越来越高。从人事的影响来说，尽管稍后的荀子和孟子的学问都超过了孔子，可是他们的社会活动能力却远远不如孔子。孔子有“鲁相之政，三千之化”，而荀子和孟子却无法与之相比。所以孔子的地位取决于他整理史籍、从事教育和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孔子作为史学家和教育家，有很多地方值得今天学习。但孔子的政治权术，则应该为今人所抛弃。
刘师培则认为，要求得孔学之真，就必须从孔学的学术渊源和学术特征加以分析。他认为：“周室既衰，史失其职，官守之学术，一变而为师儒之学术，集大成者厥惟孔子。”孔子得史官六艺之学，传播六艺之学，兼明九流术数之学，对古代学术传统有全面的理解。孔子学说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兼具师儒之长，二是政治与教育合一。所谓师儒之长，即是说孔学既保存了历史文化，同时又有主观理想。所谓政治与教育合一，即是说孔学教育的宗旨在于经世致用。可以说孔子是历史家、政治家、教育家三者的统一。
刘师培重点分析了孔子作为政治家的特征。他同意章太炎《儒学真论》的观点，认为孔子政治学的特点不在宗教。因为“孔子以前，中国早有宗教之名”，“孔子未立宗教之书”，“唐宋以前孔教之名未立”，“中国普通人民并非崇奉孔子如教主”。孔子作为政治家，其主要贡献在于他根据当时的政治现实，提出了一些理想的政治原则，在政治批评过程中指出了理想社会的一些基本特点。刘师培看到了孔子政治学的保守性质，如区等级而判尊卑、重家族而轻国家、薄事功而尚迂阔，也看到了孔学法制观念的缺陷：“儒家以德礼为本，以刑政为末，视法律为至轻。其立说之初……特欲使为君者与臣民一体耳。……夫人君既操统治之权，无法律以为之限，而徒欲责其爱民，是犹授刃与盗而欲其不杀人也，有是理哉？故儒家所言政法，不圆满之政法学也。”他认为孔学确实有其政治上的不足。但他不贬低孔子从事政治活动的用心，不像章太炎那样把孔子当成是一个政治上没有原则的投机政客。
刘师培还对孔学的学术缺点作了分析。他认为孔子学术小失之处有四：一曰信人事而并信天事，二曰重文科而不重实科，三曰有持论而无驳诘，四曰执己见而排异说。孔子重视人的活动，但没有批判神权时代的学说，对固有天命观念予以保留；孔子重道而不重器，过分夸大政治思想学说的作用，不重视各种专门技艺的培养；孔子教育弟子和提出论点，不大提倡反驳；孔子坚持成见而攻击异端：这些都是孔子学术的不足之处。
刘师培对儒学的上述看法在当时有其独立性。他既不过高地评价孔子，也不一概否定孔子，即使对孔子的政治生活和政治理想，他也试图作出公正的评价，对于后来人们正确认识孔子及其儒学起到了积极作用。
2.刘师培论墨家和道家
刘师培认为，墨家的主要特点是：“不重阶级，以众生平等为归，以为生民有欲，无主则乱，由里长、乡长、国君以上同于天下，而为天子者，又当公好恶，以达下情。复虑天子之不能践其言也，由是倡敬天明鬼之说以儆惕其心。”也就是说，墨学的特点在于尚贤、兼爱、尚同、明鬼。
刘师培认为墨子在政治态度上比儒家要进步。墨子看到了贵族世卿之制已经不适应社会进化的要求，因此他主张官无常贵、民无常贱，有能者举之，无能者下之。同时，墨子在设计政治制度时，一方面要求维护政治权力的统一，另一方面又深刻地认识到君由民立，故而在加强人民立法的权利的前提下，还敬天明鬼，试图把原有的宗教观念当作限制君权的手段。
至于道家，刘师培认为其学说与儒、墨差别极大。道家的理想是废去上下等级，平等是其所长，而无为亦其所短。道家的思维特点是考察万物，由静观而得其真，并认为人类社会遵循万物的运行法则，与西儒斯宾塞尔的社会学原理有些相似。
刘师培对墨家和道家的基本评价虽然不如他论儒家那么具体和准确，但也抓住了墨家和道家的主要特征。近代以来，对于墨子，人们大多注意其中的光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成就和逻辑学成就，而刘师培则主要分析了墨子的政治学原理。对于道家，刘师培也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予以研究，这些观点和方法都被后来墨学和道家研究者们所吸取。
3.刘师培论法家
法家得到了刘师培的高度评价。他认为法家对政治的起源的认识较为合乎历史的实际，因而法家的政治学原理也较为合理。比如早期法家代表人物管子，“以法家而兼儒家，以德为本而不以礼为末，以法为重而不以德为轻。合管子之意观之，则正德利用者，政治之本源也，以法治国者，政治之作用也，举君臣上下同受制于法律之中，虽以王权归君，然亦不偏于专制。特法制森严，以法律为一国所共守耳”。管子把政治的目的视为“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的，管子主张“主权不可分”。但又考虑到君主可能凭借权力，为所欲为，以法令为君臣所共立共守，反对极端专制。刘师培认为这无疑是很有创见的思想。非但如此，法家对经济生产生活也提倡切实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很有启示意义的措施。如管子为了使国家增加财富，他“改圆法”，搞币制改革；“兴盐铁”，主张盐铁国营；“谋蓄积”，实行国债储蓄。此外还有“税矿山”、“选举富商”，这些办法与近代西方富国之法相符若契。所以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有其独到之处。
刘师培认为法家在战国中晚期的发展是虽知以法治国之意，但逐渐“重国家而轻民庶，以君位为主，以君为客”。也就是说他们在“法”与“势”的相互关系上产生了一些混乱。一方面他们认为治国必以法，另一方面又认为法治必靠强权，因而对权势给予了高度认识。为限制君权，法家将君位视为必要的最高代表却否认具体君主的必然性。实质上是认为只有按法令治国的君主才是合理的君主。但由于他们轻民庶，实际上，对君主没有约束，这就是暴秦采取法家之说的主要原因。
4.刘师培评先秦诸子的特点
刘师培曾说：“周末诸子之书，有学有术。学也者，指事物之原理言也；术也者，指事物之作用言也。学为术之体，术为学之用。”他认为先秦诸子都体现出原理与方法相统一的特征，而这一特征正反映出诸子学术是针对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现实问题，提出不同的社会理想与改革社会的办法。先后出现的儒、墨、道、法乃是其中最有影响的四种不同学说。而最后由法家学说成为秦汉政权的统治思想，则由于法家所提出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方法符合专制政权的现实需要。
三、刘师培先秦诸子学研究的影响
自20世纪初年学术革命思潮提出要建立为近代国民提供借鉴的带有总结历史发展规则的新史学，先秦学术史很快就成为了史学热门话题，而诸子思想也得到广泛的研究。在探索诸子思想的演变历程及其思想特色的过程中，拙见以为在20世纪初年的特定历史时期，以章太炎、刘师培最有特色，他们的心得各有千秋。章太炎、刘师培都认识到诸子思想渊源于一个沉重的文化传统，都信从诸子出于王官论。但章太炎没有像刘师培那样将诸子学说与史官分职一一对应，他比刘师培更加清醒地看到了诸子学说的主观性、创造性。但刘师培则比章太炎更加明确地指出了诸子思想文化传统的特征，他把它归结为礼制，并从九流诸子思想中加以一一论证。可以说他更加认识到传统思想文化对诸子的制约和影响。又如章太炎和刘师培都力图还孔子本来面目，都认为孔子是教育家、历史家。可是对于作为政治家的孔子，虽然二人都反对将其作为改制的素王和救世的教主，但章太炎全面反对孔子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手段，而刘师培则力图将孔子政治学命题加以区分，找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再如对诸子思想的整体评价，章太炎在20世纪初主要从进化论、政治民主倾向和实证（逻辑）意识加以评判。而刘师培则试图从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名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计学（经济学）、兵学（军事学）、教育学、理科学、哲理学、术数学、文字学、工艺学、法律学、文章学等各个方面加以条分缕析。刘师培的这种专门学的诸子研究角度，对于厘定诸子学术的特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章太炎和刘师培都未能完全建立起现代思维下的古代思维世界。他们并未能解释诸子思想的真正奥秘之所在。而真正要解剖诸子思想特征和发展线索，尚需要把思想史上的疑难“从社会的历史发展里剔抉其秘密”。只有到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王国维等人的古史研究的基础上，认识到中国古代社会史的发展特性，才将西周到春秋战国的思想学术史的实质视为中国古代国民阶级思想意识的发展史，并划分出其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学在官府的畴官贵族之学，第二阶段为邹鲁搢绅之学、孔墨显学，第三阶段为战国并鸣之学，其中有一个严密的逻辑发展线索。而这一思想发展线索与中国古代社会史一样，走的是维新路线，旧的拖住新的，死的拖住活的。从这一特点去审视诸子思想，我们就能对诸子出于王官、出于礼制文化传统作出中肯的解释。对于孔子思想中仁与礼、墨子思想中的“非命”与“天志”、法家思想中的“法”与“势”种种矛盾现象，也能作出合理的解释。
侯外庐先生曾这样评述章太炎的先秦学术史研究：“太炎对于诸子学术的研究，堪称近代科学整理的导师。其文如《原儒》、《原道》、《原名》、《原墨》、《明见》、《订孔》、《原法》，都是参伍以法相宗而义征严密地分析诸子思想的。他的解析思维力，独立而无援附，故能把一个中国古代的学库，第一步打开了被中古传袭所封闭的神秘堡垒，第二步拆散了被中古偶像所崇拜着的奥堂，第三步根据他自己的判断力，重建了一个近代人眼光之下所看见的古代思维世界。太炎在第一、二步打破传统、拆散偶像上，功绩至大，而在第三步建立系统上，只有偶得的天才洞见或断片的理性闪光。”我认为对刘师培的先秦学术史研究，亦应作如是观。
刘师培认为诸子学有一个悠远的文化背景。从这一文化背景的礼制特征来看，诸子学皆出于礼学。从礼制文化的传承和研究者来看，史官在古代学术传统中起了重要作用，诸子学皆出于史官。
刘师培追述了诸子学文化背景的形成过程。他认为古学出于宗教、出于实验。在远古以前人们“不明万物运行之理，又有喜疑之天性，见夫人死为鬼，疑鬼有所归，迷信灵魂不死之说，而人鬼之祀兴。及有威德著于一方者，则祀为一境之神，而地祇之祀兴。又推其先祖所自出，以为人本乎祖，万物本乎天，而天神之祀兴”。由于有这些宗教观念出现，人们为了沟通与天神人鬼地祇的联系，遂出现种种术数。如由于上古之人咸信感生受命之说，因所感之帝不同，遂有阴阳五行之说。又由于上古之时，每以人事与天事相表里，而占验之说以兴。黄帝传“龙首经”，有占岁、占月、占日、占星之术，旁及用人、御医、行刑、捕盗、问囚、治病、处家，以及畜牧、农桑之业，莫不有占。又上古之时，以火灼龟观其隙罅，是之谓卜，揲蓍草成卦，证以卦文是之谓筮。其他如医术、房中术，也莫不与上古宗教有关。
本来，上古宗教观念所导致的各种方术以及人们生活中所获得的种种经验，都是独立发展的。但随着君主权力的壮大，这些观念和方术被加以垄断和改造。如颛顼绝地天通，使神民失业，夺人民祀神之权归之君主，因而也出现了专门的司教之官。如黄帝大臣有力牧、神皇、风后、天老、大常、大封、后土、大鸿、雷公、岐伯、鬼容区，大抵皆巫视之流。这些专门的巫祝之官被配往各地。如帝尧命羲和四子于四方，四子皆重黎之后，实为典天事之官。这种做法有些类似于巴比伦设教师于各境。非仅如此，帝王之间还出现了不同的宗教派别。刘师培认为它主要是八卦派和五行派。为了争教，还发生过战争，如夏禹传五行之教，有扈氏威侮五行，故夏启大战于甘，以攻克其国。据刘师培考证，殷商信五行教，而周人信八卦教。
但不管怎样，史官在古代学术中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古代所信神权，多属人鬼。尊人鬼，故尊先例；崇先例，故奉法仪；载之文字谓之法、谓之书、谓之礼，其事谓之史。职以其法、载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谓之太史、谓之卿大夫。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是则史也者，掌一代之学者也”。刘师培之意，是要就中国上古史官之地位十分重要的历史现象来说明史官垄断了古代学术，但由于他尚未能彻底了解上古社会的特殊性，因而不明白中国古代君权与神权的结合也有其特殊历程。他虽然以史代巫，但也未能说明在中国古代史官与司教之官的离合关系。
但刘师培却指出了上古宗教观念以及所有巫卜之术都最后集中在周代的礼制。这就是我们在前章所介绍的“典礼为一切政治学术之总称”说。所以在刘师培看来，诸子学的背景乃是以史官所代表的礼制文化传统。
那么，诸子学为什么会出现？刘师培从官学流弊和私学兴起两个角度作了考虑。他说：
古代之时，学术掌于史官，亦不能历久无弊，试即其最著者言之：一曰上级有学而下级无学也……二曰有官学而无私学也……有此二弊，此西周学术所以无进步也。
周末之时，诸子之学，各成一家言，由今观之，殆皆由于周初学术之反动力耳。一曰反抗下民无学也……二曰反抗私学无学也。……盖言论思想之自由，至战国而极，此不独九流各成其学也，即学术相同者亦多源远流分。
刘师培仅仅看到了畴官世袭之学的流弊以及学术下私人的历史现象，但他没有分析诸子蜂起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从学术现象说明学术现象。
由于刘师培没有分析诸子思想的政治经济文化根源，因此他倾向于直接地找到诸子各家与古代史官的联系。他说：
《汉书·艺文志》叙列九流，谓道家出于史官，吾谓九流学术皆原于史，匪仅道家一家。儒家出于司徒，然周史《六弢》以及周制周法皆入儒家，则儒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然羲和苗裔，为司马作史于周，则阴阳家出于史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然考之周官之制，太史掌祭祀，小史辨昭穆，有事于庙，非史即巫，则墨家出于史官。纵横家出于行人，然会同朝觐，以书协礼事，亦太史之职，则纵横家出于史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然德刑礼义，史之所记，则法名两家，亦出于史官。杂家出于议官，而孔甲、盘盂亦与其列，农家出于农稷之官，而安国书册参列其中，小说家出于稗官，而虞初周说杂伺其间，则杂家、农家、小说家，亦莫不出于史官，岂仅道家云乎哉。
刘师培把诸子出于王官的论点进一步夸大为诸子出于史官，并试图把诸子学与史官之学一一对应起来，这就显得立论过于偏激。
关于诸子学的起源，20世纪初曾有过认真的探讨。刘师培发表《古学起源》三论，均在1905年，其《补古学出于史官论》发表在《国粹学报》1906年5号。他比较早地研究了诸子学的文化背景，研究了诸子学术的产生原因。章太炎在1906年发表《诸子学略说》，提出诸子出于王官，认为诸子学的兴起是对世卿专政，学术为世卿所垄断的历史现象的反动，应该是受刘师培的影响。
二、刘师培论先秦诸子
1.刘师培论儒学
儒学是20世纪初年人们讨论得最为广泛的学术史问题。当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把孔子打扮为改制的素王和救世的教主的时候，章太炎力图还原孔子的本来面目。1904年《訄书》重刻本《订孔》篇中，章太炎分析了孔子在中国具有至高地位的原因，认为从历史的机缘说，对六艺同样周闻熟知的老子和墨子都“不降志于删定六艺”的事业，所以孔子在保存历史典籍方面独擅其威，加之秦始皇焚书，中国古代书籍保存下来的很少，孔子作为历史家，其地位自然会越来越高。从人事的影响来说，尽管稍后的荀子和孟子的学问都超过了孔子，可是他们的社会活动能力却远远不如孔子。孔子有“鲁相之政，三千之化”，而荀子和孟子却无法与之相比。所以孔子的地位取决于他整理史籍、从事教育和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孔子作为史学家和教育家，有很多地方值得今天学习。但孔子的政治权术，则应该为今人所抛弃。
刘师培则认为，要求得孔学之真，就必须从孔学的学术渊源和学术特征加以分析。他认为：“周室既衰，史失其职，官守之学术，一变而为师儒之学术，集大成者厥惟孔子。”孔子得史官六艺之学，传播六艺之学，兼明九流术数之学，对古代学术传统有全面的理解。孔子学说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兼具师儒之长，二是政治与教育合一。所谓师儒之长，即是说孔学既保存了历史文化，同时又有主观理想。所谓政治与教育合一，即是说孔学教育的宗旨在于经世致用。可以说孔子是历史家、政治家、教育家三者的统一。
刘师培重点分析了孔子作为政治家的特征。他同意章太炎《儒学真论》的观点，认为孔子政治学的特点不在宗教。因为“孔子以前，中国早有宗教之名”，“孔子未立宗教之书”，“唐宋以前孔教之名未立”，“中国普通人民并非崇奉孔子如教主”。孔子作为政治家，其主要贡献在于他根据当时的政治现实，提出了一些理想的政治原则，在政治批评过程中指出了理想社会的一些基本特点。刘师培看到了孔子政治学的保守性质，如区等级而判尊卑、重家族而轻国家、薄事功而尚迂阔，也看到了孔学法制观念的缺陷：“儒家以德礼为本，以刑政为末，视法律为至轻。其立说之初……特欲使为君者与臣民一体耳。……夫人君既操统治之权，无法律以为之限，而徒欲责其爱民，是犹授刃与盗而欲其不杀人也，有是理哉？故儒家所言政法，不圆满之政法学也。”他认为孔学确实有其政治上的不足。但他不贬低孔子从事政治活动的用心，不像章太炎那样把孔子当成是一个政治上没有原则的投机政客。
刘师培还对孔学的学术缺点作了分析。他认为孔子学术小失之处有四：一曰信人事而并信天事，二曰重文科而不重实科，三曰有持论而无驳诘，四曰执己见而排异说。孔子重视人的活动，但没有批判神权时代的学说，对固有天命观念予以保留；孔子重道而不重器，过分夸大政治思想学说的作用，不重视各种专门技艺的培养；孔子教育弟子和提出论点，不大提倡反驳；孔子坚持成见而攻击异端：这些都是孔子学术的不足之处。
刘师培对儒学的上述看法在当时有其独立性。他既不过高地评价孔子，也不一概否定孔子，即使对孔子的政治生活和政治理想，他也试图作出公正的评价，对于后来人们正确认识孔子及其儒学起到了积极作用。
2.刘师培论墨家和道家
刘师培认为，墨家的主要特点是：“不重阶级，以众生平等为归，以为生民有欲，无主则乱，由里长、乡长、国君以上同于天下，而为天子者，又当公好恶，以达下情。复虑天子之不能践其言也，由是倡敬天明鬼之说以儆惕其心。”也就是说，墨学的特点在于尚贤、兼爱、尚同、明鬼。
刘师培认为墨子在政治态度上比儒家要进步。墨子看到了贵族世卿之制已经不适应社会进化的要求，因此他主张官无常贵、民无常贱，有能者举之，无能者下之。同时，墨子在设计政治制度时，一方面要求维护政治权力的统一，另一方面又深刻地认识到君由民立，故而在加强人民立法的权利的前提下，还敬天明鬼，试图把原有的宗教观念当作限制君权的手段。
至于道家，刘师培认为其学说与儒、墨差别极大。道家的理想是废去上下等级，平等是其所长，而无为亦其所短。道家的思维特点是考察万物，由静观而得其真，并认为人类社会遵循万物的运行法则，与西儒斯宾塞尔的社会学原理有些相似。
刘师培对墨家和道家的基本评价虽然不如他论儒家那么具体和准确，但也抓住了墨家和道家的主要特征。近代以来，对于墨子，人们大多注意其中的光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成就和逻辑学成就，而刘师培则主要分析了墨子的政治学原理。对于道家，刘师培也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予以研究，这些观点和方法都被后来墨学和道家研究者们所吸取。
3.刘师培论法家
法家得到了刘师培的高度评价。他认为法家对政治的起源的认识较为合乎历史的实际，因而法家的政治学原理也较为合理。比如早期法家代表人物管子，“以法家而兼儒家，以德为本而不以礼为末，以法为重而不以德为轻。合管子之意观之，则正德利用者，政治之本源也，以法治国者，政治之作用也，举君臣上下同受制于法律之中，虽以王权归君，然亦不偏于专制。特法制森严，以法律为一国所共守耳”。管子把政治的目的视为“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的，管子主张“主权不可分”。但又考虑到君主可能凭借权力，为所欲为，以法令为君臣所共立共守，反对极端专制。刘师培认为这无疑是很有创见的思想。非但如此，法家对经济生产生活也提倡切实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很有启示意义的措施。如管子为了使国家增加财富，他“改圆法”，搞币制改革；“兴盐铁”，主张盐铁国营；“谋蓄积”，实行国债储蓄。此外还有“税矿山”、“选举富商”，这些办法与近代西方富国之法相符若契。所以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有其独到之处。
刘师培认为法家在战国中晚期的发展是虽知以法治国之意，但逐渐“重国家而轻民庶，以君位为主，以君为客”。也就是说他们在“法”与“势”的相互关系上产生了一些混乱。一方面他们认为治国必以法，另一方面又认为法治必靠强权，因而对权势给予了高度认识。为限制君权，法家将君位视为必要的最高代表却否认具体君主的必然性。实质上是认为只有按法令治国的君主才是合理的君主。但由于他们轻民庶，实际上，对君主没有约束，这就是暴秦采取法家之说的主要原因。
4.刘师培评先秦诸子的特点
刘师培曾说：“周末诸子之书，有学有术。学也者，指事物之原理言也；术也者，指事物之作用言也。学为术之体，术为学之用。”他认为先秦诸子都体现出原理与方法相统一的特征，而这一特征正反映出诸子学术是针对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现实问题，提出不同的社会理想与改革社会的办法。先后出现的儒、墨、道、法乃是其中最有影响的四种不同学说。而最后由法家学说成为秦汉政权的统治思想，则由于法家所提出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方法符合专制政权的现实需要。
三、刘师培先秦诸子学研究的影响
自20世纪初年学术革命思潮提出要建立为近代国民提供借鉴的带有总结历史发展规则的新史学，先秦学术史很快就成为了史学热门话题，而诸子思想也得到广泛的研究。在探索诸子思想的演变历程及其思想特色的过程中，拙见以为在20世纪初年的特定历史时期，以章太炎、刘师培最有特色，他们的心得各有千秋。章太炎、刘师培都认识到诸子思想渊源于一个沉重的文化传统，都信从诸子出于王官论。但章太炎没有像刘师培那样将诸子学说与史官分职一一对应，他比刘师培更加清醒地看到了诸子学说的主观性、创造性。但刘师培则比章太炎更加明确地指出了诸子思想文化传统的特征，他把它归结为礼制，并从九流诸子思想中加以一一论证。可以说他更加认识到传统思想文化对诸子的制约和影响。又如章太炎和刘师培都力图还孔子本来面目，都认为孔子是教育家、历史家。可是对于作为政治家的孔子，虽然二人都反对将其作为改制的素王和救世的教主，但章太炎全面反对孔子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手段，而刘师培则力图将孔子政治学命题加以区分，找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再如对诸子思想的整体评价，章太炎在20世纪初主要从进化论、政治民主倾向和实证（逻辑）意识加以评判。而刘师培则试图从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名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计学（经济学）、兵学（军事学）、教育学、理科学、哲理学、术数学、文字学、工艺学、法律学、文章学等各个方面加以条分缕析。刘师培的这种专门学的诸子研究角度，对于厘定诸子学术的特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章太炎和刘师培都未能完全建立起现代思维下的古代思维世界。他们并未能解释诸子思想的真正奥秘之所在。而真正要解剖诸子思想特征和发展线索，尚需要把思想史上的疑难“从社会的历史发展里剔抉其秘密”。只有到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王国维等人的古史研究的基础上，认识到中国古代社会史的发展特性，才将西周到春秋战国的思想学术史的实质视为中国古代国民阶级思想意识的发展史，并划分出其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学在官府的畴官贵族之学，第二阶段为邹鲁搢绅之学、孔墨显学，第三阶段为战国并鸣之学，其中有一个严密的逻辑发展线索。而这一思想发展线索与中国古代社会史一样，走的是维新路线，旧的拖住新的，死的拖住活的。从这一特点去审视诸子思想，我们就能对诸子出于王官、出于礼制文化传统作出中肯的解释。对于孔子思想中仁与礼、墨子思想中的“非命”与“天志”、法家思想中的“法”与“势”种种矛盾现象，也能作出合理的解释。
侯外庐先生曾这样评述章太炎的先秦学术史研究：“太炎对于诸子学术的研究，堪称近代科学整理的导师。其文如《原儒》、《原道》、《原名》、《原墨》、《明见》、《订孔》、《原法》，都是参伍以法相宗而义征严密地分析诸子思想的。他的解析思维力，独立而无援附，故能把一个中国古代的学库，第一步打开了被中古传袭所封闭的神秘堡垒，第二步拆散了被中古偶像所崇拜着的奥堂，第三步根据他自己的判断力，重建了一个近代人眼光之下所看见的古代思维世界。太炎在第一、二步打破传统、拆散偶像上，功绩至大，而在第三步建立系统上，只有偶得的天才洞见或断片的理性闪光。”我认为对刘师培的先秦学术史研究，亦应作如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