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校勘诸子典籍
1906年，当章太炎对国粹派的学术研究提出批评性指导意见时，他主要是针对经学、小学和史学。虽然他也不满一些学者动辄用海外数家之书来大谈诸子思想，但他一再强调，诸子研究需要探究名理。“诸子之学，要在寻求义理，不在考迹异同。”直到1910年他发表《征信论》依然认为史学与诸子学的研究有所区别。这一观点直到20年代，他还坚持，并与胡适产生了争论。章太炎的主张是要在深入研究诸子学的经史文化背景以及乾嘉学者关于诸子校勘成果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理解诸子思想，研究出中国哲学的特色。
但刘师培则似乎把诸子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扩大化。在《国粹学报三周年祝辞》中他批评了诸子研究唯西方著作和世风是从的倾向，但他没有提出要将诸子学的研究中国化，而是主张用传统的方法将诸子典籍加以整理。自1907年开始，他将精力用在诸子典籍的校勘上面，写有《荀子补释》、《晏子春秋补》、《白虎通德论补释》、《管子斠补》、《春秋繁露斠补》、《老子斠补》、《庄子斠补》、《墨子拾补》、《贾子新书斠补》、《扬子法言斠补》等著作。
刘师培校释诸子典籍的办法，一是根据古书行文规律，二是利用文字学手段。对于前者他对德清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深表推崇，并试图加以发展。1907年，他发表有《荀子词例举要》、《古书疑义举例补》，在后篇中他说：
幼读德清俞氏书，至《古书疑义举例》，叹为绝作。以为载籍之中，奥言隐词，解者纷歧，惟约举其例，以治群书，庶疑文冰释，盖发古今未有之奇也。近治小学，窃师其例，于俞书所未备者得义数十条，以补俞书之缺，续貂之讥，讵能免乎。
其中分出“两字并列系双声叠韵之字而后人分析解之之例”、“两字并列均为表象之词而后人望文生训之例”、“两字并列均为表象之词而后人望文生训之例”、“二字相反而一字之中兼具其义之例”、“虚数不可实指之例”等等。这些古书行文规则的总结，自然可以为他校释诸子提供帮助。
至于文字学手段，刘师培此时用得最多的依然是由声音以明文字通假。他在文字学上曾发展“义由声起”的主张，举凡声同的字，他都认为其义也大致相通（将在第九章加以叙说）。依据这一原则，他将子书中许多解释不同的文句加以解释，颇能持之有故。
刘师培沉醉于校勘的另一客观原因是，他在投靠清贵族端方之后，有机会见到端方所收藏的大批不同版本的古书，这使他有了辨别各种不同行文的依据。
但刘师培在1907年——1913年间对诸子典籍的校释除了对于古籍词句的疏通之外，很少涉及诸子的学术思想，更未能去研究诸子思想与当时社会风俗的关系，与他早期的诸子研究风格完全脱节。这又一次证明刘师培因为政治上的失足，已经看不清诸子研究的发展主流。
§§第九章 刘师培与中国近代语言文字学
但刘师培则似乎把诸子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扩大化。在《国粹学报三周年祝辞》中他批评了诸子研究唯西方著作和世风是从的倾向，但他没有提出要将诸子学的研究中国化，而是主张用传统的方法将诸子典籍加以整理。自1907年开始，他将精力用在诸子典籍的校勘上面，写有《荀子补释》、《晏子春秋补》、《白虎通德论补释》、《管子斠补》、《春秋繁露斠补》、《老子斠补》、《庄子斠补》、《墨子拾补》、《贾子新书斠补》、《扬子法言斠补》等著作。
刘师培校释诸子典籍的办法，一是根据古书行文规律，二是利用文字学手段。对于前者他对德清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深表推崇，并试图加以发展。1907年，他发表有《荀子词例举要》、《古书疑义举例补》，在后篇中他说：
幼读德清俞氏书，至《古书疑义举例》，叹为绝作。以为载籍之中，奥言隐词，解者纷歧，惟约举其例，以治群书，庶疑文冰释，盖发古今未有之奇也。近治小学，窃师其例，于俞书所未备者得义数十条，以补俞书之缺，续貂之讥，讵能免乎。
其中分出“两字并列系双声叠韵之字而后人分析解之之例”、“两字并列均为表象之词而后人望文生训之例”、“两字并列均为表象之词而后人望文生训之例”、“二字相反而一字之中兼具其义之例”、“虚数不可实指之例”等等。这些古书行文规则的总结，自然可以为他校释诸子提供帮助。
至于文字学手段，刘师培此时用得最多的依然是由声音以明文字通假。他在文字学上曾发展“义由声起”的主张，举凡声同的字，他都认为其义也大致相通（将在第九章加以叙说）。依据这一原则，他将子书中许多解释不同的文句加以解释，颇能持之有故。
刘师培沉醉于校勘的另一客观原因是，他在投靠清贵族端方之后，有机会见到端方所收藏的大批不同版本的古书，这使他有了辨别各种不同行文的依据。
但刘师培在1907年——1913年间对诸子典籍的校释除了对于古籍词句的疏通之外，很少涉及诸子的学术思想，更未能去研究诸子思想与当时社会风俗的关系，与他早期的诸子研究风格完全脱节。这又一次证明刘师培因为政治上的失足，已经看不清诸子研究的发展主流。
§§第九章 刘师培与中国近代语言文字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