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刘师培论中古文学
刘师培早年认为文学是一个自然变化的历史过程，不同历史时期必然会有不同的文学形式，他说：
英儒斯宾塞耳有言：“世界愈进化，则文字愈退化。”夫所谓退化者，乃由文趋质，由深趋浅耳。及观之中国文学，则上古之书印刷未明……故力求简质，崇用文言；降及东周，文字渐繁；至于六朝，文与笔分；宋代以下文词益浅，而儒家语录以兴；元代以来复盛兴词曲：此皆语言文字合一之渐也。故小说之体，即由是而兴，而《水浒传》、《三国演义》诸书已开俗语入文之渐。陋儒不察，以此为文字之日下也。然天演之例，莫不由简趋繁，何独于文学而不然！故世之讨论古今文字者，以为有浅深文质之殊，岂知此正进化之公理哉。故就文字之进化之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
但到1907年之后，他就改变了这一看法，认为只有汉魏六朝文学才足以反映中国文学的特色。他后期著述，“其经心刻意之作，则必体仿六朝，浸浸焉上攀汉魏”。在北大授文学课，他也选择了中国中古文学史作为讲题。
刘师培对于汉魏六朝文学的高度评价，基于他对文学的特殊认识。他认为文学是一种高度艺术化的语言形式，它不同于口语，也不同于经典注疏以及官牍史册。早在刘师培之前，阮元就力主文笔相对之说。阮元将偶语韵词视之为“文”，凡非偶语韵词，概谓之“笔”，只有高度艺术化的语言才可称为文学。刘师培发挥了这一观点。同时，他还认为文学是表达内心真切感受的语言形式。如果没有作者的性情充盈其中，即使艺术化的语言，也难以称作文学。而魏晋六朝文学最典型地体现了理想的文学形式的特点。
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对魏晋六朝文学作了具体研究。他首先指出建安文学是汉魏之际文学转变的关键。而建安文学出现的原因则是：
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词，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
他认为汉末经学体系的解体和曹操新的政治思维所造成的社会风气的转变，是建安文学得以出现的原因，这显然是符合当时历史事实的。儒家思想既失去了它定于一尊的地位，礼教也失去了往日神圣的意义，知识分子也不再重视那些五经博士所保存的先师遗训，而是要凭自己的智慧进行独立思考。加之曹操举贤不避“污辱之名，见笑之行”，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即使“不仁不孝”也将提拔重用。人的个性获得了解放，而文学也突破汉代体裁格式的羁绊，显示作者的“风骨”。
刘师培分析了汉魏之际一些文学人物的代表作品，罗列了大量资料揭示汉魏文学的转变历程。如他在分析祢衡《鲁夫子碑》和《吊张衡文》后指出：
案东汉之文均尚和缓，其奋笔直书，以气运词，实自衡始。……是以汉魏文士多尚骋辞，或慷慨高厉，或溢气坌涌，此皆衡文开之也。
又如他在分析陈琳为曹洪作与魏文帝之书后说：
案孔璋之文，纯以骋辞为主，故文体渐流繁富。……文之由简趋繁，盖自此始。
再如他在分析丁仪《刑礼论》之后说：
案东汉论文，如延笃仁孝之属，均详引经义以为论断。其有直抒己意者，自此论始。魏代名理之文，其先声也。
接着，他对建安文学的风骨予以概括，指出建安风骨就是指文学作品重视个性与风格，讲究直抒心意。他说：
魏文与汉不同者盖有四焉：书檄之文，骋词以张势，一也。论说之文，渐事校练名理，二也。奏疏之文质直而屏华，三也。诗赋之文，益事华靡，多慷慨之音，四也。凡此四者，概与建安以前有异。
建安时代的文学，显示作者对于时代问题的感受及坦率而解放的个性。“高台多悲风”，这就是建安文学风骨的典型语言。
刘师培还指出了魏晋文学之变迁大势。他说：
魏代自太和以迄正始，文士辈出，其文约分二派：一为王弼、何晏之文，清峻简约、文质兼备，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名法家言为近者也。此派之文，盖成于傅嘏，而王、何集其大成。夏侯玄、钟会之流亦属此派。溯其远源，则孔融、王粲实开其基。一为嵇康阮籍之文。文章壮丽，捴采骋辞，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纵横家言为近者也。此派之文盛于竹林诸贤。溯其远源，则阮瑀、陈琳已开其始。惟阮、陈不善持论，孔、王虽善持论而不能藻以玄思。
刘师培将正始时期的文学划分为王弼、何晏与嵇康、阮籍为代表的两派，是有一定的科学性的。随着东汉经学体系的分解，知识分子围绕社会现实问题提出种种思想主张，这些主张因各种政治、文化原因而有不同的发展趋势。王弼、何晏作为正始名士的精英，鼓吹的虽然是玄理，但实质上却是名家法家之言，是要为新的政治方针寻找哲学根据。而嵇康、阮籍则与现实政治有一段距离，他们依托“处世横议”的舆论力量，非议政治，追寻内心境界的逍遥。正始文学的分歧体现了知识分子实践个性解放的不同途径，它是魏晋士人不同思想风格在文学领域中的不同反映。
正始文学之后有太康文学。刘师培以“潘、陆及两晋诸贤之文”为题，对太康文学及东晋文学作了简要说明。太康时代，以诗歌、赋和骈文为主要形式的文学大量出现，同时内容空洞的偏向也随之发生。但晋室南渡，刘琨、郭璞，诗风虽各有不同，对扭转文学的空洞倾向起了一定作用。东晋文学的特点，刘师培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曰析理更加精密。“西晋所云名理不越老庄，至于东晋，则支遁、法琛、道安、慧远之流，并精佛理。故殷浩、郄超诸人，并承其风，旁迄孙绰、谢尚……亦均以佛理为主……大抵析理之美，超越西晋，而才藻新奇，言有深致。”二曰用语更加清新。“南朝之文，其佳者必含隐秀，然开其端者，实惟晋文，又出语必隽，恒在自然，此亦晋文所特擅，齐梁以下能者鲜矣。”
刘师培对正始后两晋文学发展及东晋文学特点的概括也颇符合当时文学的历史。正始名士不论何晏还是嵇康，都未能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玄学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理论的探讨在西晋初年即已遭到失败。它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是知识分子越来越关注个人的命运，而文学也缺乏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反思。对个人命运的关注使佛教教理得到迅速传播，它与玄学的某些命题相结合，形成了东晋士人享受大自然、求得内心宁静的普遍社会心理。刘师培虽然没有指出玄学是一种政治理论，也没有成功探索出东晋文学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但他指出了东晋文学的两个重要特征，对于后人进一步理解东晋文学现象很有帮助。
刘师培还分析了宋、齐、梁、陈的文学概貌。他指出，文学在刘宋时期终于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宋文帝于儒学、玄学、史学之外别立文学馆，明帝立总明观，分儒、道、文、史、阴阳五部，都表明文学获得了独立发展的基础。这时期的文学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曰矜言数典以富博为长，二曰出现了宫体词，三曰多崇讲论而语悉成章，四曰盛行谐隐之文。“要而论之，南朝之文，当晋宋之际，盖多隐秀之词。嗣则渐趋缛丽，齐梁以降，虽多侈艳之作，然文词雅懿，文体清峻者，正自弗乏。斯时诗什，盖又由数典而趋琢句，然清丽秀逸，亦自可观。”宋齐梁陈文学的精神实质与东晋没有多少区别，文学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文学手法与技巧方面。刘师培指出文学技巧繁富化的某些弊病，但他仍然肯定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
刘师培最后还略述了南朝文学向隋唐文学过渡的两个原因。他认为这一过渡主要取决于声律说之发明与文笔之区别。所谓声律学之发明，是指齐梁之间，音韵学成为一门迅速发展的科学，人们更加深入地掌握了语言的规则，从而能够更好地运用语言。所谓文笔之区别，乃是指南朝时，随着文学地位的上升，人们对文学有了更加强烈的认同，能够自觉意识到文学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形式，并因此而发展出文学理论批评。所有这些因素，都直接导致文学更加专业化，形成隋唐诗歌文学的高峰。
刘师培无疑是中国近代最早试图将魏晋六朝文学作具体分析和研究的学者之一。他提示了研究这一时期文学的基本线索。后来汤用彤先生在深入研究魏晋时期的玄学和佛教之后，探讨这些社会思潮与文学的关系，指出这一时期的文学情趣和文学理论都受玄学、佛学影响，并根据玄、佛学发展的不同阶段，说明文学发展的不同特点，将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再到后来，马克思主义文学史家进一步分析玄学、佛学的不同流派及其政治倾向，研究它们与当时社会现实的关系，从而指出文学演变的历程和性质，可以说一步一步地接近了魏晋六朝文学的历史面目。今天回过头来读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我们仍然应该肯定他筚路蓝缕的功绩。
南桂馨曾说：
清三百年骈文莫高于汪容甫（中），六朝文笔之辨，则以阮文达（元）为最。……申叔承汪、阮风流，刻意骈俪，尝语人曰：天下文章在吾扬州耳，后世当自有公论，非吾私其乡人也。桂馨窃闻之，八家文统，沿及南宋元明，日趋滑熟，前后七子，欲变之，未为非也。然不知以骈变散，而乃以周秦变韩欧。夫为周秦之文，必先有周秦之学。顾其时，经术疏芜已久，声音训诂门径茫然。吞剥矫揉，适成伪体。钱牧斋（谦益）、黄太冲（宗羲）大笑悼之，乃复理八家绪言，顾亭林、朱锡鬯诸公，至不耻以元文相勉，诚恶万历以来之妄也。同时云间、西泠倡导骈文，犹多俗格，文士所奉为圭臬者，仍在散不在骈。骈文至常州经儒，风骨始邃。汪氏作而骈散之迹泯，阮氏起而文笔之界明。迨申叔崛兴，则又视前此诸家有进焉。
刘师培晚期刻意模仿魏晋文体，对魏晋文风表示偏爱，则与他早期主张“古代词人莫不自辟途辙，故所作之词各自不同，岂若后世词人之依草附木，取古人一家之词以自矜效法哉”大唱反调。这正如南桂馨所说，他更加关切扬州学派的文学观点，落入了常州文学的窠臼。
§§第十章 中国近代文化中的“刘师培现象”
英儒斯宾塞耳有言：“世界愈进化，则文字愈退化。”夫所谓退化者，乃由文趋质，由深趋浅耳。及观之中国文学，则上古之书印刷未明……故力求简质，崇用文言；降及东周，文字渐繁；至于六朝，文与笔分；宋代以下文词益浅，而儒家语录以兴；元代以来复盛兴词曲：此皆语言文字合一之渐也。故小说之体，即由是而兴，而《水浒传》、《三国演义》诸书已开俗语入文之渐。陋儒不察，以此为文字之日下也。然天演之例，莫不由简趋繁，何独于文学而不然！故世之讨论古今文字者，以为有浅深文质之殊，岂知此正进化之公理哉。故就文字之进化之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
但到1907年之后，他就改变了这一看法，认为只有汉魏六朝文学才足以反映中国文学的特色。他后期著述，“其经心刻意之作，则必体仿六朝，浸浸焉上攀汉魏”。在北大授文学课，他也选择了中国中古文学史作为讲题。
刘师培对于汉魏六朝文学的高度评价，基于他对文学的特殊认识。他认为文学是一种高度艺术化的语言形式，它不同于口语，也不同于经典注疏以及官牍史册。早在刘师培之前，阮元就力主文笔相对之说。阮元将偶语韵词视之为“文”，凡非偶语韵词，概谓之“笔”，只有高度艺术化的语言才可称为文学。刘师培发挥了这一观点。同时，他还认为文学是表达内心真切感受的语言形式。如果没有作者的性情充盈其中，即使艺术化的语言，也难以称作文学。而魏晋六朝文学最典型地体现了理想的文学形式的特点。
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对魏晋六朝文学作了具体研究。他首先指出建安文学是汉魏之际文学转变的关键。而建安文学出现的原因则是：
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词，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
他认为汉末经学体系的解体和曹操新的政治思维所造成的社会风气的转变，是建安文学得以出现的原因，这显然是符合当时历史事实的。儒家思想既失去了它定于一尊的地位，礼教也失去了往日神圣的意义，知识分子也不再重视那些五经博士所保存的先师遗训，而是要凭自己的智慧进行独立思考。加之曹操举贤不避“污辱之名，见笑之行”，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即使“不仁不孝”也将提拔重用。人的个性获得了解放，而文学也突破汉代体裁格式的羁绊，显示作者的“风骨”。
刘师培分析了汉魏之际一些文学人物的代表作品，罗列了大量资料揭示汉魏文学的转变历程。如他在分析祢衡《鲁夫子碑》和《吊张衡文》后指出：
案东汉之文均尚和缓，其奋笔直书，以气运词，实自衡始。……是以汉魏文士多尚骋辞，或慷慨高厉，或溢气坌涌，此皆衡文开之也。
又如他在分析陈琳为曹洪作与魏文帝之书后说：
案孔璋之文，纯以骋辞为主，故文体渐流繁富。……文之由简趋繁，盖自此始。
再如他在分析丁仪《刑礼论》之后说：
案东汉论文，如延笃仁孝之属，均详引经义以为论断。其有直抒己意者，自此论始。魏代名理之文，其先声也。
接着，他对建安文学的风骨予以概括，指出建安风骨就是指文学作品重视个性与风格，讲究直抒心意。他说：
魏文与汉不同者盖有四焉：书檄之文，骋词以张势，一也。论说之文，渐事校练名理，二也。奏疏之文质直而屏华，三也。诗赋之文，益事华靡，多慷慨之音，四也。凡此四者，概与建安以前有异。
建安时代的文学，显示作者对于时代问题的感受及坦率而解放的个性。“高台多悲风”，这就是建安文学风骨的典型语言。
刘师培还指出了魏晋文学之变迁大势。他说：
魏代自太和以迄正始，文士辈出，其文约分二派：一为王弼、何晏之文，清峻简约、文质兼备，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名法家言为近者也。此派之文，盖成于傅嘏，而王、何集其大成。夏侯玄、钟会之流亦属此派。溯其远源，则孔融、王粲实开其基。一为嵇康阮籍之文。文章壮丽，捴采骋辞，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纵横家言为近者也。此派之文盛于竹林诸贤。溯其远源，则阮瑀、陈琳已开其始。惟阮、陈不善持论，孔、王虽善持论而不能藻以玄思。
刘师培将正始时期的文学划分为王弼、何晏与嵇康、阮籍为代表的两派，是有一定的科学性的。随着东汉经学体系的分解，知识分子围绕社会现实问题提出种种思想主张，这些主张因各种政治、文化原因而有不同的发展趋势。王弼、何晏作为正始名士的精英，鼓吹的虽然是玄理，但实质上却是名家法家之言，是要为新的政治方针寻找哲学根据。而嵇康、阮籍则与现实政治有一段距离，他们依托“处世横议”的舆论力量，非议政治，追寻内心境界的逍遥。正始文学的分歧体现了知识分子实践个性解放的不同途径，它是魏晋士人不同思想风格在文学领域中的不同反映。
正始文学之后有太康文学。刘师培以“潘、陆及两晋诸贤之文”为题，对太康文学及东晋文学作了简要说明。太康时代，以诗歌、赋和骈文为主要形式的文学大量出现，同时内容空洞的偏向也随之发生。但晋室南渡，刘琨、郭璞，诗风虽各有不同，对扭转文学的空洞倾向起了一定作用。东晋文学的特点，刘师培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曰析理更加精密。“西晋所云名理不越老庄，至于东晋，则支遁、法琛、道安、慧远之流，并精佛理。故殷浩、郄超诸人，并承其风，旁迄孙绰、谢尚……亦均以佛理为主……大抵析理之美，超越西晋，而才藻新奇，言有深致。”二曰用语更加清新。“南朝之文，其佳者必含隐秀，然开其端者，实惟晋文，又出语必隽，恒在自然，此亦晋文所特擅，齐梁以下能者鲜矣。”
刘师培对正始后两晋文学发展及东晋文学特点的概括也颇符合当时文学的历史。正始名士不论何晏还是嵇康，都未能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玄学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理论的探讨在西晋初年即已遭到失败。它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是知识分子越来越关注个人的命运，而文学也缺乏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反思。对个人命运的关注使佛教教理得到迅速传播，它与玄学的某些命题相结合，形成了东晋士人享受大自然、求得内心宁静的普遍社会心理。刘师培虽然没有指出玄学是一种政治理论，也没有成功探索出东晋文学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但他指出了东晋文学的两个重要特征，对于后人进一步理解东晋文学现象很有帮助。
刘师培还分析了宋、齐、梁、陈的文学概貌。他指出，文学在刘宋时期终于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宋文帝于儒学、玄学、史学之外别立文学馆，明帝立总明观，分儒、道、文、史、阴阳五部，都表明文学获得了独立发展的基础。这时期的文学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曰矜言数典以富博为长，二曰出现了宫体词，三曰多崇讲论而语悉成章，四曰盛行谐隐之文。“要而论之，南朝之文，当晋宋之际，盖多隐秀之词。嗣则渐趋缛丽，齐梁以降，虽多侈艳之作，然文词雅懿，文体清峻者，正自弗乏。斯时诗什，盖又由数典而趋琢句，然清丽秀逸，亦自可观。”宋齐梁陈文学的精神实质与东晋没有多少区别，文学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文学手法与技巧方面。刘师培指出文学技巧繁富化的某些弊病，但他仍然肯定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
刘师培最后还略述了南朝文学向隋唐文学过渡的两个原因。他认为这一过渡主要取决于声律说之发明与文笔之区别。所谓声律学之发明，是指齐梁之间，音韵学成为一门迅速发展的科学，人们更加深入地掌握了语言的规则，从而能够更好地运用语言。所谓文笔之区别，乃是指南朝时，随着文学地位的上升，人们对文学有了更加强烈的认同，能够自觉意识到文学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形式，并因此而发展出文学理论批评。所有这些因素，都直接导致文学更加专业化，形成隋唐诗歌文学的高峰。
刘师培无疑是中国近代最早试图将魏晋六朝文学作具体分析和研究的学者之一。他提示了研究这一时期文学的基本线索。后来汤用彤先生在深入研究魏晋时期的玄学和佛教之后，探讨这些社会思潮与文学的关系，指出这一时期的文学情趣和文学理论都受玄学、佛学影响，并根据玄、佛学发展的不同阶段，说明文学发展的不同特点，将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再到后来，马克思主义文学史家进一步分析玄学、佛学的不同流派及其政治倾向，研究它们与当时社会现实的关系，从而指出文学演变的历程和性质，可以说一步一步地接近了魏晋六朝文学的历史面目。今天回过头来读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我们仍然应该肯定他筚路蓝缕的功绩。
南桂馨曾说：
清三百年骈文莫高于汪容甫（中），六朝文笔之辨，则以阮文达（元）为最。……申叔承汪、阮风流，刻意骈俪，尝语人曰：天下文章在吾扬州耳，后世当自有公论，非吾私其乡人也。桂馨窃闻之，八家文统，沿及南宋元明，日趋滑熟，前后七子，欲变之，未为非也。然不知以骈变散，而乃以周秦变韩欧。夫为周秦之文，必先有周秦之学。顾其时，经术疏芜已久，声音训诂门径茫然。吞剥矫揉，适成伪体。钱牧斋（谦益）、黄太冲（宗羲）大笑悼之，乃复理八家绪言，顾亭林、朱锡鬯诸公，至不耻以元文相勉，诚恶万历以来之妄也。同时云间、西泠倡导骈文，犹多俗格，文士所奉为圭臬者，仍在散不在骈。骈文至常州经儒，风骨始邃。汪氏作而骈散之迹泯，阮氏起而文笔之界明。迨申叔崛兴，则又视前此诸家有进焉。
刘师培晚期刻意模仿魏晋文体，对魏晋文风表示偏爱，则与他早期主张“古代词人莫不自辟途辙，故所作之词各自不同，岂若后世词人之依草附木，取古人一家之词以自矜效法哉”大唱反调。这正如南桂馨所说，他更加关切扬州学派的文学观点，落入了常州文学的窠臼。
§§第十章 中国近代文化中的“刘师培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