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爱走路的英国人
英国人走路之快，在到了伦敦后不久就有了体会。路上遇见的人几乎都是行色匆匆，很少碰到慢悠悠闲逛的人。唯一觉得最悠闲的人，是在西区的伊林看到的那个开着三轮轿车的老头，他口里衔着一只大烟斗，慢突突地开来，居然还能腾出一只手来打招呼，真有点只羡人间不羡仙的意味。
在西敏斯特大学开课后不久，班主任迪尼就邀请同学们明天去她家里喝下午茶，下课时留下地址说声不见不散便离去了。第二天下午正好没有课，从图书馆出来，换乘一条很老的地铁线在她告诉的安吉儿站下了车，掏出厚厚的一本伦敦地图A to Z去查找迪尼的方位，不料却发现还离得挺远。原来迪尼是极少数骑自行车上下班的人之一，穿一件黄色的背心作警示标志，在根本不设自行车道的路上一会儿汽车道一会儿人行道颇有点不畏艰险的勇气。按我们坐车的时间算，从她家骑到学校肯定不算近。迪尼是个环境保护拥护者，就是不买汽车。
在安吉儿站口看完地图，走了一会儿，仍然有些不放心，于是在路边拦住了一位老太太询问这个门牌号码这么走对不对。老太太很仔细地边说边比画左拐右拐朝前走一类的话之后，见我们几个仍在犹豫的样子，立刻往回走要领路前去。我们见状急忙谢过，按她指的路走去，临别老太太还说“不远，大约走10分钟”。不料这一走又走了近20分钟。这回对英国人走路真地服了，这么远的路连老太太都敢说10分钟，不容易。
在英国很废鞋，这是留学生们总结出来的经验。伦敦的车费说来是很贵的，加上又有环状区之分，跨过一个环区就加一码价钱，因此跨区走路是一件很合算的事情。再说有了英国人走路的榜样，走就成了家常便饭。即便人上班下班乘地铁或其他公交工具，去车站也肯定是要走一段路的。
放暑假的时候，我和朋友约好去瞻仰马克思的墓。一代伟人在被他的祖国普鲁士流放，又被相邻的法兰西限期离境之后，远渡英吉利海峡，被宽容地允许在伦敦居住下来。他接受了恩格斯的资助，就在离伦敦大学不远的大英图书馆写完了改变世界的《资本论》，死后便静悄悄地安息在伦敦北区Highgate的一个公墓里。知道这个公墓的人很少，那天去参观颇费了一些周折，在那一带的山城里转，被售货员、挖路工等人告诉了好几个“大约10分钟”的路程。最后被守门人一眼认出是来自中国大陆，便毫不留情地每人收了一个英镑的门票。那个公墓是一个有些规模的公墓，很大，还有草地和一小片园林。和那些雕刻成各式各样的墓碑相比，马克思的墓很庄重，上面刻着“无论怎么说，他的学说给这个世界指出了一条道路”的英文清晰可见。
在我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发现我们前面走着两个老人，他们也是步行了很久，大概是凭吊亲友，说很久没有到这里来了，交谈之中我们说起了即将回归的香港，他们说知道知道，那是一定要发生的事情。
走出园林，两位老人给我们指了一条靠近地铁站的路，他们也是要走回去，说别浪费钱走过去真的不远。但是我们很快发现了通往地铁的巴士站，凭着当天的“Travel Card”，我们理所当然地在招手站等起了巴士，等到我们坐上车的时候，他们已经走出了很远，但车毕竟比走路快，在下山的路上，我们再次和他们挥手告别。那天走了不少路，要是听从了健步的两位老人，那个“10分钟”还得走几个10分钟。
后来看到一项资料，说若按走路的速度算社会生活节奏，英国人首推第一，而不是美国人。这一点我没有做过专门的比较，但老英们走路的劲头真有点不怕累不怕苦的精神。
在西敏斯特大学开课后不久，班主任迪尼就邀请同学们明天去她家里喝下午茶，下课时留下地址说声不见不散便离去了。第二天下午正好没有课，从图书馆出来，换乘一条很老的地铁线在她告诉的安吉儿站下了车，掏出厚厚的一本伦敦地图A to Z去查找迪尼的方位，不料却发现还离得挺远。原来迪尼是极少数骑自行车上下班的人之一，穿一件黄色的背心作警示标志，在根本不设自行车道的路上一会儿汽车道一会儿人行道颇有点不畏艰险的勇气。按我们坐车的时间算，从她家骑到学校肯定不算近。迪尼是个环境保护拥护者，就是不买汽车。
在安吉儿站口看完地图，走了一会儿，仍然有些不放心，于是在路边拦住了一位老太太询问这个门牌号码这么走对不对。老太太很仔细地边说边比画左拐右拐朝前走一类的话之后，见我们几个仍在犹豫的样子，立刻往回走要领路前去。我们见状急忙谢过，按她指的路走去，临别老太太还说“不远，大约走10分钟”。不料这一走又走了近20分钟。这回对英国人走路真地服了，这么远的路连老太太都敢说10分钟，不容易。
在英国很废鞋，这是留学生们总结出来的经验。伦敦的车费说来是很贵的，加上又有环状区之分，跨过一个环区就加一码价钱，因此跨区走路是一件很合算的事情。再说有了英国人走路的榜样，走就成了家常便饭。即便人上班下班乘地铁或其他公交工具，去车站也肯定是要走一段路的。
放暑假的时候，我和朋友约好去瞻仰马克思的墓。一代伟人在被他的祖国普鲁士流放，又被相邻的法兰西限期离境之后，远渡英吉利海峡，被宽容地允许在伦敦居住下来。他接受了恩格斯的资助，就在离伦敦大学不远的大英图书馆写完了改变世界的《资本论》，死后便静悄悄地安息在伦敦北区Highgate的一个公墓里。知道这个公墓的人很少，那天去参观颇费了一些周折，在那一带的山城里转，被售货员、挖路工等人告诉了好几个“大约10分钟”的路程。最后被守门人一眼认出是来自中国大陆，便毫不留情地每人收了一个英镑的门票。那个公墓是一个有些规模的公墓，很大，还有草地和一小片园林。和那些雕刻成各式各样的墓碑相比，马克思的墓很庄重，上面刻着“无论怎么说，他的学说给这个世界指出了一条道路”的英文清晰可见。
在我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发现我们前面走着两个老人，他们也是步行了很久，大概是凭吊亲友，说很久没有到这里来了，交谈之中我们说起了即将回归的香港，他们说知道知道，那是一定要发生的事情。
走出园林，两位老人给我们指了一条靠近地铁站的路，他们也是要走回去，说别浪费钱走过去真的不远。但是我们很快发现了通往地铁的巴士站，凭着当天的“Travel Card”，我们理所当然地在招手站等起了巴士，等到我们坐上车的时候，他们已经走出了很远，但车毕竟比走路快，在下山的路上，我们再次和他们挥手告别。那天走了不少路，要是听从了健步的两位老人，那个“10分钟”还得走几个10分钟。
后来看到一项资料，说若按走路的速度算社会生活节奏，英国人首推第一，而不是美国人。这一点我没有做过专门的比较，但老英们走路的劲头真有点不怕累不怕苦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