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西窗絮语
聂卫平
我仍然记得几年前那个黑漆漆的凌晨，当一阵电话铃声将我从昏睡中惊醒后，我于朦胧中拿起电话，只听见一片嘈杂声中似乎有“老聂，老聂……”的呼叫，之后是一串串英语，令我在本不清醒中如坠云里雾端，在渐醒之中正纳闷是否谁打错了电话时，才听对方说：“我是玉琪呀！”天哪，是从伦敦打来的。
凌晨4点多钟，是那边的晚上8点多钟，英伦的夜生活刚刚开始！应该分享一下这位同学在远离祖国的地方打来的这份热情。电话最后在“我的硬币没有了”的声音中断了线，却因为这电话，有了后来在《江西日报·星期刊》上连续刊载的《人在天涯》系列英伦见闻随感的篇什。
上大学时玉琪还是个大男孩，常年一身国防绿和出口操着的纯正北方普通话，让人一眼就能看出他的出身。尽管那时的他平日努力做出庄重老练的样子，但十几岁的男孩实在是有太多遮掩不住的单纯和稚嫩。直到在大学毕业前不久的一天，他穿着一双很干净的北京布鞋来找我并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我请你喝酒。”那时，我才清楚地意识到他已经长大了。
我对学中文的人从政或经商历来有偏见，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书生者，学中文之人最近似也。我的怪论是，学中文的人最无所长，因为专业最无可操作性。尽管读书时老师反复强调的是要以文史哲为己任，而进入大学中文系学习的人，百分之一百是惯常于青天白日之中做着诗人或者作家梦的那种人。这些人往往勤于思考而又耽于幻想。相较于其他专业更为广博的知识，这些人常是对自以为屑小的事情置于不顾，而真碰上大的事情时又似乎使不上力气。情趣爱好与实际生活的格格不入，往往成为他们从大学走向社会之始所遭遇的最为严重的生活与理想之冲突。往日的激情与幻想猝遇冰山与暗礁，走过去要么是沉沦，要么是新生。而退回来呢？便只有在闲书与闲文间捡拾文学的残梦了。
这或许就是学中文的人最后能够固守的一道防线了。既然未得兼济天下，也总算还能独善其身吧。将此理代入社会公式，便不难看出学中文者的尴尬境地。一进入社会之后，拥有文化方面的优越感让这些人很轻易地找不着北，似乎他们平素最不能容忍的事便是没文化的事。待到他们感觉到有时也应该功利得没文化一点以便改善一下生存状态之时，与他同时甚或更晚进门的其他专业的人已早早地坐在某个高处笑看落花了。
幼稚啊，读了几十年的书，此时是否会有“张飞”的感觉？我的结论是，学中文的人如果能从政或者经商的路途上走得远一些，那绝非他们的本意，而是被环境逼出来的。
记得玉琪还在单身宿舍时我去看他，房内小桌上的台历旁赫然列着一张日程表，几点起床，几点读英语，乃至从几点上下班到几点读书就寝等等一一在列。当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上面竟还列着几点“练肌”。这么样一个好学生怎么能在难免会有些勾心斗角的机关里混出个头来？
好在玉琪却像是游刃有余一般，在英伦深造之余信笔在练习本的纸页上写来的如《伦敦新年》（原名《祖国是棵大树》）等篇章，顷刻便打倒了众编辑和读者。那段时日，我每个星期都以一种期待的心情等着那个伊莉莎白头像旁边盖着洋邮戳的信件翩翩到来。在好集邮的同事急着揭去他们的战利品之后，我则静静地坐下来，在那些因涂改而愈发显得潦草的字里行间寻觅着第一读者的乐趣。
时光就这样在那些不断飞来的练习本上撕下的纸页中流逝。直到来年，玉琪归来，我的手头上还有些信件未能处理成稿件。但我心底里一直真正遗憾并内疚着的，是总想给玉琪回的一封信一直未能写出来。同窗好友去国之乡愁，本可多一点点慰藉的。
回国之后，玉琪继续在机关履职的空隙中一边颠着小酒，一边在英伦的旧梦中品出了许多关于人生的感悟。如《华姐》、《老人肯的故事》（均已相继见诸报章）等等，这些篇章相对于在国外时急就的那些饱含激情与冲动的作品来说，更多了一层思辨的色彩，从而使作品于从容间流动着一种令人感动的温情！
如今，这些文章竟已足够结个集子了，令我这一直从事着文字匠工作的老大哥汗颜。付梓之前，玉琪如多年前穿着北京鞋来找我那时一样，请我喝酒。
我仍然记得几年前那个黑漆漆的凌晨，当一阵电话铃声将我从昏睡中惊醒后，我于朦胧中拿起电话，只听见一片嘈杂声中似乎有“老聂，老聂……”的呼叫，之后是一串串英语，令我在本不清醒中如坠云里雾端，在渐醒之中正纳闷是否谁打错了电话时，才听对方说：“我是玉琪呀！”天哪，是从伦敦打来的。
凌晨4点多钟，是那边的晚上8点多钟，英伦的夜生活刚刚开始！应该分享一下这位同学在远离祖国的地方打来的这份热情。电话最后在“我的硬币没有了”的声音中断了线，却因为这电话，有了后来在《江西日报·星期刊》上连续刊载的《人在天涯》系列英伦见闻随感的篇什。
上大学时玉琪还是个大男孩，常年一身国防绿和出口操着的纯正北方普通话，让人一眼就能看出他的出身。尽管那时的他平日努力做出庄重老练的样子，但十几岁的男孩实在是有太多遮掩不住的单纯和稚嫩。直到在大学毕业前不久的一天，他穿着一双很干净的北京布鞋来找我并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我请你喝酒。”那时，我才清楚地意识到他已经长大了。
我对学中文的人从政或经商历来有偏见，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书生者，学中文之人最近似也。我的怪论是，学中文的人最无所长，因为专业最无可操作性。尽管读书时老师反复强调的是要以文史哲为己任，而进入大学中文系学习的人，百分之一百是惯常于青天白日之中做着诗人或者作家梦的那种人。这些人往往勤于思考而又耽于幻想。相较于其他专业更为广博的知识，这些人常是对自以为屑小的事情置于不顾，而真碰上大的事情时又似乎使不上力气。情趣爱好与实际生活的格格不入，往往成为他们从大学走向社会之始所遭遇的最为严重的生活与理想之冲突。往日的激情与幻想猝遇冰山与暗礁，走过去要么是沉沦，要么是新生。而退回来呢？便只有在闲书与闲文间捡拾文学的残梦了。
这或许就是学中文的人最后能够固守的一道防线了。既然未得兼济天下，也总算还能独善其身吧。将此理代入社会公式，便不难看出学中文者的尴尬境地。一进入社会之后，拥有文化方面的优越感让这些人很轻易地找不着北，似乎他们平素最不能容忍的事便是没文化的事。待到他们感觉到有时也应该功利得没文化一点以便改善一下生存状态之时，与他同时甚或更晚进门的其他专业的人已早早地坐在某个高处笑看落花了。
幼稚啊，读了几十年的书，此时是否会有“张飞”的感觉？我的结论是，学中文的人如果能从政或者经商的路途上走得远一些，那绝非他们的本意，而是被环境逼出来的。
记得玉琪还在单身宿舍时我去看他，房内小桌上的台历旁赫然列着一张日程表，几点起床，几点读英语，乃至从几点上下班到几点读书就寝等等一一在列。当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上面竟还列着几点“练肌”。这么样一个好学生怎么能在难免会有些勾心斗角的机关里混出个头来？
好在玉琪却像是游刃有余一般，在英伦深造之余信笔在练习本的纸页上写来的如《伦敦新年》（原名《祖国是棵大树》）等篇章，顷刻便打倒了众编辑和读者。那段时日，我每个星期都以一种期待的心情等着那个伊莉莎白头像旁边盖着洋邮戳的信件翩翩到来。在好集邮的同事急着揭去他们的战利品之后，我则静静地坐下来，在那些因涂改而愈发显得潦草的字里行间寻觅着第一读者的乐趣。
时光就这样在那些不断飞来的练习本上撕下的纸页中流逝。直到来年，玉琪归来，我的手头上还有些信件未能处理成稿件。但我心底里一直真正遗憾并内疚着的，是总想给玉琪回的一封信一直未能写出来。同窗好友去国之乡愁，本可多一点点慰藉的。
回国之后，玉琪继续在机关履职的空隙中一边颠着小酒，一边在英伦的旧梦中品出了许多关于人生的感悟。如《华姐》、《老人肯的故事》（均已相继见诸报章）等等，这些篇章相对于在国外时急就的那些饱含激情与冲动的作品来说，更多了一层思辨的色彩，从而使作品于从容间流动着一种令人感动的温情！
如今，这些文章竟已足够结个集子了，令我这一直从事着文字匠工作的老大哥汗颜。付梓之前，玉琪如多年前穿着北京鞋来找我那时一样，请我喝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