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探赜（第3辑）

第四章 宋应星著作考

　　⊙余建红

　　宋应星，汉族，字长庚，明代江西省南昌府奉新县北乡人，今为奉新县宋埠乡牌楼宋村。明代万历十五年（1587）生，大约清康熙五年（1666）卒。宋应星一生讲求实学，对官府压榨平民深为不满，反对士大夫轻视生产的态度，对劳动人民怀有深刻的同情。宋应星是17世纪中国明代卓越的科学家和思想家，著作颇丰，学术研究涉及手工业技术、农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等众多领域。虽然《天工开物》是他的主要作品，代表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成就，但是他在人文科学方面所作的贡献也十分重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一、时代背景和生平

　　科学文化史表明，每个卓越历史人物的出现都有其时代的需要，并都是该时代的精神产物。16—17世纪明代科学的高涨和启蒙思潮的涌现，也是与中国封建制的衰败、商品经济及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相伴随的。封建制经两千多年统治后，至明代已进入衰败阶段。当其发展至后期各种矛盾加剧而弊端百出之时，就要求进步思想家予以揭露和批判。随着工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历代科学知识的积累，传统科学技术至明代进入晚熟阶段，需要科学家加以总结。这时资本主义在中国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萌发，虽然不在社会中占优势地位，却也同样刺激了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工商业主与比他们先行一步的西方工商资产者并无二致，出于同样利益及目的，也要求迅速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商品贸易，因之也求助于科学技术。他们与社会市民阶层、农民和手工业者一样，要求冲破封建制束缚。与上述要求相适应，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出现了新的思想启蒙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对封建主义及其精神支柱佛教与道教的神学、中世纪儒学和各种蒙昧主义也展开了批判，宣扬科学与理性、民主与法治。明末和明清之际科学界和思想界的启蒙运动有别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后期文艺复兴，但却是同一历史阶段的产物，社会效果亦同，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宋应星正好生活在16—17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明代后期的万历、天启及崇祯三朝，晚年还赶上了清初的顺治年间及康熙初年。他出身于书香世家，却历经沧桑。其曾祖宋景（1476—1547）是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历任山东参政、山西左布政使、南京工部尚书转兵部尚书，进京师都察院左都御史（正二品），卒赠太子少保、吏部尚书，谥庄靖，是明代中期重要阁臣。他为官清廉，曾推行“一条鞭法”的改革政策，史称其“有古大臣风”，对宋族后代有很大影响。宋应星祖父承庆（1522—1547）为宋景的第三子，少有大才，志竞进取，邑庠生（秀才），青年夭卒，未酬其志。遗一孤子国霖（1547—1629），即宋应星之父。宋国霖少孤，在母亲顾氏和叔父和庆（1524—1611）照养下成人，少补诸生，在庠40年，一生为秀才，未出仕。宋国霖有四子，长子应升（1578—1646）、次子应鼎（1582—1629）、三子应星、幼子应晶（1590—？）。其中应升与应星为魏氏（1555—1632）所生。自宋景至宋承庆时，宋家犹鼎盛，但至宋国霖时家境渐以萧条。

　　奉新地处江西南昌府境内，明代这里文风很盛。宋应星幼时与兄应升同在叔祖宋和庆开办的家塾中就读。宋和庆是隆庆三年（1569）进士，授浙江安吉州同知，进广西柳州府通判，未几辞官归里，在本乡兴办教育事业。宋应星在家塾中初投师于族叔宋国祚，继而就学于新建举人邓良知（1558—1638）。宋应星自幼聪明强记，“数岁能韵语”（作诗），有过目不忘之才，很得老师及长辈喜爱。稍长，考入本县县学为庠生，熟读经史及诸子百家，他在程颐—程颢、周敦颐、朱熹及张载这宋代四大家中，独推张载的关学，从中接受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他对天文学、声学、农学及工艺制造之学有很大兴趣，曾熟读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596）等书。此外，还喜欢音乐、作诗。他常与同窗好友赴本县风景名胜处郊游，相互催诗，相互激励，纵谈天下事。万历四十三年（1615）宋应星与兄应升赴省城南昌参加乙卯科乡试。在一万多名考生中，28岁的宋应星考取全省第三名举人，其兄名列第六。奉新诸生中只有他们兄弟中举，故称“奉新二宋”。

　　乡试的成功使宋氏弟兄受到鼓舞，当年秋天他们便前往京师（今北京）应次年丙辰科会试，但却名落孙山。他们决定下次再试，为了作好应试准备，宋应升、宋应星等人前往江西九江府古老的白鹿洞书院进修，当时任洞主的是著名学者舒曰敬（1558—1636）。舒曰敬，字元直，号碣石，南昌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是个有成就的教育家，“一时名公巨卿皆出其门下”。万历四十七年（1619）是神宗在位时最后一次会试之年，宋应星弟兄与江西其他考生齐会京师，但二兄弟仍未及第。此后，他们于天启及崇祯初年再试，均告失败，从此遂绝科举之念。崇祯四年（1631）宋应升由吏部铨选任浙江桐乡县令，宋应星回乡服侍老母。崇祯七年（1634），宋应星任江西省袁州府分宜县学教谕，教授生员，是未入流的教职人员。该年其兄宋应升调任广东肇庆府恩平县令，因有政绩，被诰封为文林郎。宋应星在分宜县任教四年，这是他一生中的重要阶段，因为所有主要著作都发表于此期间。

　　崇祯十一年（1638）宋应星在分宜任期满，考列优等，旋升任福建汀州府推官（正八品），为省观察使下的属官，掌管一府刑狱，俗称刑厅，亦称司理。他任期未满，于崇祯十三年（1640）辞官归里，十六年（1643）又出任南直隶凤阳府亳州（今安徽阜阳地区）知州（正五品），然此时已值明亡前夕。宋应星赴任后，州内因战乱破坏，连升堂处所都无，官员多出走。他几经努力重建，使之初具规模，又捐资在城内建立书院。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初，宋应星辞官返回奉新。当年三月，李自成大军攻占京师，明亡。四月，清兵入关，建都北京，宋应星成为亡国之民。甲申年五月，福王在南京建立南明政权，为弘光元年。南明时，宋应星被荐授滁和兵巡道及南瑞兵巡道（是介于省及府州之间的地区长官），但宋应星均辞而不就。明亡前，宋应升已升任广州知府，明亡后亦无意恋官，遂挂冠归里。

　　宋应星弟兄寄希望于南明，但此政权由阉奸阮大铖、马士英把持，排斥忠良，政权迅即灭亡。清兵南下取江西，宋应升于1646年服毒殉国。清朝建立后，宋应星一直过着隐居生活，在贫困中度过晚年，拒不出仕，大约卒于康熙五年（1666），享年八十左右。卒后遗有二子，长子士慧字静生，次子士意字诚生，二人均有文才，人称“双玉”。宋应星生前教导子孙，一不要科举，二不要做官，子孙皆能奉父祖遗训，在家乡安心耕读。至清嘉庆年（1796—1820），他的后代都成为贫苦农民。

　　宋应星一生适值明末乱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明政权又相当腐败，社会经济状况愈益恶化。他年轻时曾想通过科举入仕途径，施展其济国济民的政治抱负，但多次会试的失利，使他目睹考场与官场弊端丛生的黑暗现象，终与科举决裂而转向实学。他在会试途中，对南北各地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做了大规模科学考察，收集了丰富的科学资料。在这万里行程中，他还作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对明末社会作了深刻的剖析。这一切为他日后撰写有关著作提供了素材。他虽然历尽艰辛跋涉万里行程而未得中功名，但却获得了极其珍贵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社会见闻。更重要的是，他在思想上的觉醒使他成为对封建主义和中世纪学术传统持批判态度的思想家和科学家。

　　二、《天工开物》的刊行情况及其主要内容

　　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中，宋应星是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其《天工开物》驰名中外，是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优秀科学技术典籍，也是一部世界科学名著。此书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明代及明以前在农业和工业各个生产领域内所取得的技术成就，内容广泛系统，文字简洁明了，插图生动活泼，深受海内外读者的推崇。宋应星的科学业绩也因此得到世界各国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明崇祯七年至十年（1634—1637）间，宋应星任江西省分宜县教谕，严于律己律人，敢于秉公奉职，决心从自身做起，抵制当时学政方面的不正之风，并把他长期积累的生产技术等方面知识加以总结整理，编著了《天工开物》一书，在崇祯十年（1637）由友人涂绍煃（字伯聚，约1582—1645）资助刊刻，称之为涂本，也称明刻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除了明末的《天工开物》第一版涂本外，迄今为止《天工开物》还出版过十几个比较重要的版本。比较重要的版本有杨本和陶本。《天工开物》涂本出版后，很快便在福建由书商杨素卿于清初刊行第二版坊刻本，简称杨本，也藏于北京图书馆。1927年，陶湘把《天工开物》一书再次印刷发行，简称为陶本。

　　《天工开物》在康熙以后至乾隆年间还在社会流通，被人们引用。1725年，进士陈梦雷受命组织编撰，蒋廷锡等人续编的官刻大型著作《古今图书集成》在食货、考工等典籍中有很多地方取自《天工开物》，在引用时，对《天工开物》中的“北虏”等反清字样改为“北边”。1742年，翰林院掌院学士张廷玉（1672——1755）任总裁的大型官修农书《授时通考》，在第20、23、26等卷中，都引用了《天工开物》中《乃粒》《粹精》等章。18世纪后半叶，乾隆设四库馆修《四库全书》时，在江西进献书籍中，发现宋应星的哥哥宋应升的《方玉堂全集》、宋应星友人陈弘绪等人的一些著作存在反清思想，因此《四库全书》没有收入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乾隆以后，也再没有人刊刻此书，因此《天工开物》在清代没有进一步流通。虽然《天工开物》因有反清思想而一度遭到厄运，但仍成为当时许多学者的参考书。

　　1840年，著名学者吴其浚在《滇南矿厂图略》关于采矿冶金方面的叙述中，参考了《天工开物》。1848年，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谷类等部分有很多地方引用了《天工开物》的《乃粒》。1870年，刘岳云（1849——1919）的《格物中法》中，几乎把《天工开物》中的所有主要内容都逐条摘出，还进行了评论和注释，他是中国第一个用近代科学眼光研究《天工开物》的人。1877年，岑毓英（1829——1889）撰修的《云南通志》的食货矿政部分也详细引用了《天工开物·五金》关于铜、银等金属冶炼技术的叙述。1899年，直隶候补道卫杰写的《蚕桑萃编》有不少部分引用了《天工开物》中的《乃服》《彰施》等章。

　　《天工开物》问世后流传至国外，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17世纪末，《天工开物》传入日本。1694年，日本著名本草学家见原益轩（1630——1714）在《花谱》和1704年成书的《菜谱》二书的参考书目中列举了《天工开物》，这是日本提到《天工开物》的最早文字记载。1771年，日本书商柏原屋佐兵卫（即菅王堂主人），发行了和刻本《天工开物》，这是《天工开物》在日本的第一个翻刻本，也是第一个外国刻本。从此，《天工开物》成为江户时代（1608——1868）日本各界广为重视的读物，刺激了18世纪时日本哲学界和经济界“开物之学”的兴起。1952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中国科技史研究班的学者们将《天工开物》全文译成现代日本语，并加译注、校注及标点，至今仍畅销。

　　18世纪，《天工开物》还传到朝鲜。1783年，朝鲜李朝（1392——1910）著名作家和思想家朴趾源（1737——1805）完成的游记《热河日记》中向朝鲜读者推荐了《天工开物》，成为李朝后期实学派学者参引的著作。

　　1830年，法国著名汉学教授儒莲（1797——1873）首次把《天工开物·丹青》章关于银朱的部分译成法文，题为《论中国的银朱》。译自中文并摘自名为《天工开物》的技术百科全书，发表于《新亚洲报》第5卷中。1832年，儒莲的法文译本又转译为英文，刊发于《孟加拉亚洲文会报》卷一中。1847年，儒莲的另一篇法文译文《铜合金·白铜·锣钲》（译自《天工开物·五金》），在译成英文后又被译成德文刊于德国《应用化学杂志》卷41.1837年——1840年，儒莲在《桑蚕辑要》一书中引用的《天工开物》论桑蚕部分被摘译为意、德、英、俄等国语言。

　　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在读了儒莲翻译的《天工开物》中论桑蚕部分的译本后，把它称为“权威著作”。达尔文在他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卷一谈到养蚕时写道：“关于中国古代养蚕的情况，见于儒莲的权威著作”。他把中国古代养蚕技术措施作为论证人工选择和人工变异的例证之一。1869年，儒莲和法国化学家商毕昂把《天工开物》有关工业各章的法文摘译，集中收入在《中华帝国工业之今昔》一书中，在巴黎出版。1964年，德国学者蒂路把《天工开物》前4章《乃粒》《乃服》《彰施》及《粹精》译成德文并加了注释，题目是“宋应星著前四章”。196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任以都博士将《天工开物》全文译成了英文，并加了译注，题为《宋应星著，17世纪中国的技术书》，在伦敦和宾夕法尼亚两地同时出版。这是《天工开物》的第一个欧洲全译本。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成为世界科学经典著作在各国流传，并受到高度评价，如法国的儒莲把《天工开物》称为“技术百科全书”，英国的达尔文称之为“权威著作”。日本学者三枝博音称此书是“中国有代表性的技术书”，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博士把《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称为“中国的阿格里科拉”和“中国的狄德罗”。可见这部书在世界科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宋应星在清康熙初年逝世后直到20世纪20年代，他的名字及学术地位较少为国人所重视。清末至民国初年，宋应星的著作《天工开物》才被中国学者所关注。特别是1927年陶本问世后，《天工开物》及其作者宋应星才成为国内学者研讨和关注的对象。

　　《天工开物》是对中国古代农业和工业生产技术系统而全面的总结，在科学史中首开先例，其所述范围之广为以往任何著作所不及。《天工开物》所述几乎包括了社会全部生产领域，各章先后顺序的安排是根据“贵五谷而贱金玉”的原则做出的。宋应星把与人民衣食有关的农业各章置于全书之首，其次是有关工业各章，而以不切国计民生的珠玉一章垫后，体现了作者重农、重工和注重实学的思想。《天工开物》共3卷18章，计有《乃粒》《乃服》《彰施》《粹精》《作咸》《甘嗜》《陶埏》《冶铸》《舟车》《锤锻》《燔石》《膏液》《杀青》《五金》《佳兵》《丹青》《曲蘖》及《珠玉》等章，所叙述的内容涉及农业、工业近30个生产部门的技术。

　　上卷有6章，多与农业有关。《乃粒》主要论述稻、麦以及黍、稷、梁、粟、麻、菽（豆类）等粮食作物的种植、栽培技术及有关生产工具，包括各种水利灌溉机械，并对以江西为代表的南方水稻的栽培技术介绍得特别详细。《乃服》包括养蚕、缫丝、丝织、棉纺、麻纺和毛纺等生产技术，以及工具、设备、操作要点，特别着重于浙江嘉兴、湖州地区养蚕的先进技术及丝纺、棉纺，给出了大提花机的结构图。《彰施》介绍各种植物染料和染色技术，详于靛蓝的种植和蓝靛的提取以及从红花提取染料的过程，还涉及诸色染料的配色及媒染方法。《粹精》叙述稻、麦等的收割、脱粒及磨粉等农作物加工技术及工具，偏重介绍稻谷加工所用的风车、水碓、石碾、土砻、木砻及制面粉的磨、罗等。《作咸》论述海盐、池盐、井盐等盐产地及制盐技术，尤详于海盐及井盐。《甘嗜》主要叙述甘蔗种植、制糖技术及工具，同时论及蜂蜜及饴饧（麦芽糖）。以上是上卷各章内容概要，每章所述内容不是平铺并列，而是有主有次，选择重要产品为研究重点，突出介绍先进地区的生产技术。因此全书每章各节都主次分明。

　　中卷有7章，多为工业技术。《陶埏》叙述房屋建筑所用砖瓦及日常生活所用陶器、瓷器（白瓷、青瓷）的制造技术及工具，着重介绍江西景德镇生产民用白瓷的技术，从原料配制、造坯、过釉到入窖烧结，都给以说明。《冶铸》是论述中国传统铸造技术最详细的记录，着重叙述铜钟、铁锅和铜钱的铸造技术及设备，包括失蜡、实模及无模铸造等三种基本方法。《舟车》首先用数据标明船舶和车辆结构构件及用材，同时说明各种船、车驾驶方法，详细介绍了大运河上航行的运粮船“漕船”，是有关交通工具的专章。《锤锻》系统叙述了铁器和铜器锻造工艺，从万斤大铁锚到纤细绣花针都在讨论范围之内，其中还有各种生产工具如斧、凿、锄、锯等的制造，以及焊接、金属热处理等加工工艺。《燔石》论述烧制石灰、采煤、烧制矾石、硫黄及砒石的技术，对煤的分类、采掘、井下安全作业均有论述。《膏液》介绍16种油料植物籽实的产油率、油的性状、用途，以及用压榨法及水代法提制油脂的技术及工具，还谈及桕皮油制法及用桕油制蜡烛的技术。《杀青》论述纸的种类、原料及用途，详细论述了造竹纸及皮纸的全套工艺技术及设备。

　　下卷包括5章，也属工业技术。《五金》论述金、银、铜、铁、锡、铅、锌等金属矿的开采、洗选、冶炼和分离技术，还有灌钢、各种铜合金的冶炼以及珍贵的生产设备图。这一章记载了不少中国人民的创造发明，如以煤炼铁、用活塞风箱鼓风、直接将生铁炒成熟铁、以生铁与熟铁合炼成钢等等。《佳兵》涉及弓箭、弩、干等冷武器及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包括火炮、地雷、水雷、鸟铳和万人敌（旋转型火箭弹）等武器。《丹青》主要叙述了以松烟及油烟制墨及供作颜料用的银朱（硫化汞）的制造技术，产品均为文房用具。《曲蘖》记述了酒母、药用神曲及丹曲（红曲）所用原料、配比、制造技术及产品用途，其中红曲具有特殊性能，是宋朝之后才开始出现的新品种。《珠玉》则叙述在南海采珠，在新疆和田地区采玉，在井下采取宝石的方法以及加工技术，兼及玛瑙、水晶及琉璃等。全书除文字叙述外，还有123幅插图，展示工农业各有关生产过程。除个别章节引用前人著述外，书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作者在南北各地科学调查的资料。在叙述生产过程具体技术的同时，作者还用“穷究试验”的研究方法对所述技术给以理论上的解释。这同一般的技术调查报告有所不同。

　　《天工开物》的可贵之处在于，书中记述了工农业生产中许多先进的科技成果，用技术数据给以定量的解说，同时提出一系列理论概念，这就使该书成为一部科学技术的完整著作。例如在农业方面，《乃粒》章指出水稻育秧后30日即拔起分栽，一亩秧田可移栽25亩，即秧田与本田之比为1：25.又说早稻食水三斗、晚稻食水五斗，失水即枯。这些技术数据对农业生产有指导作用，是育秧、插秧、灌溉的理论基础，在以前的农书中未曾有过记载。该章还论述作物与环境的关系，以及外界环境变迁对作物物种变异的影响，指出通过人工选择可培育出抗旱的旱稻，并介绍了以砒霜为农药拌种、以石灰中和酸性土壤等可贵的技术成就。《甘嗜》章主要介绍将水稻育秧法移植到甘蔗种植中，实行甘蔗移栽这种新技术。《粹精》章所述的江西水碓，以水力为能源，通过立式主轴带动各机件，同时具有灌田、脱粒及磨面3种功能，是17世纪世界上先进的农用机械。《乃服》章所介绍蚕的变异现象，与19世纪英国学者达尔文所述几乎相同，他提出将一化性蚕与二化性蚕，黄茧蚕与白茧蚕人工杂交，可培育出具有双亲优点的杂种蚕，通过蚕浴、排除病蚕实行人工淘汰，可使健蚕发育成长等，这都符合科学原理。《五金》所述将炼铁炉与炒铁炉串联使用，可实现从生铁直接炼成熟铁的连续生产过程。他改进的用生铁及熟铁合炼成钢的设备原理，成为近代马丁炉的始祖。他在论述金、银、铜的单位体积内重量时，已有了比重的概念。他对金属锌（“倭铅”）的冶炼工艺的论述，是世界上最早的。对铜、锌以不同比例配合炼出具有不同性能的合金黄铜的论述，都具有世界性的生产指导意义。《燔石》章所论及的竖井采煤在井下安装巨竹筒以排除瓦斯和巷道支护的技术，以及烧砒石时的安全措施，都值得称道。

　　宋应星以“天工开物”命名其书，实际上是以此展现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思想。它强调自然力（天工）与人工的配合、自然界的行为与人类活动的协调，通过技术从自然资源中开发产物，以显出人的主观能动性。《膏液》章指出：“草木之实，其中蕴藏膏液（油脂）而不能自流。假媒水火、凭借木石（木榨与石磨），而后倾注而出焉。此人巧聪明”，正体现了“天工开物”的思想内涵。简言之，这一思想的核心意义是以“天工”补“人工”开万物，或借助于自然力和人力的协调，通过技术从自然界中开发万物。日本学者三枝博音（1892—1963）在解释“天工开物”思想时写道：“‘天工’是与人类行为对适的自然界的行为。‘开物’是根据人类生存利益将自然界中包含的种种物由人类加工出来。在欧洲人的技术书中，恐怕没有这类书名的著作。技术确实是自然界与人类协调的产物，它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赖以沟通的桥梁。只有很好地理解了技术，才能懂得利用‘天工’的同时再用‘人工’开物。”这种“天工开物”思想像红线坐标那样贯穿于宋应星的整部书中。

　　三、其他著作的流传及主要内容

　　宋应星才大学博，研究领域涉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不同学科，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除了《天工开物》一书之外，他还著述了大量的书籍。总的来说，他的著作可分为以下四大类：（1）属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的有《天工开物》《观象》《乐律》等；（2）属于人文科学方面的有《野议》《画音归正》《杂色文》《春秋戎狄解》等；（3）介于上述两大领域之间的有《原耗》《卮言十种》等；（4）属于文学创作的有《思怜诗》《美利笺》等，总共有十几种。这些著作都成于明末或明清之际。由于社会动乱，再加上作者有强烈的反清思想，故为清朝统治者所不容，所以他的大部分作品已散佚。现在保留下来的有《天工开物》《野议》《思怜诗》《论气》和《谈天》5种，而后两种可能是《卮言十种》的残留部分。传世的宋应星著作《野议》《思怜诗》《论气》和《谈天》四种明刊孤本，现藏于江西省图书馆。这四种明刊孤本是江西省教育家蔡敬襄（字蔚挺，1877—1952）在分宜县获得。1952年蔡氏卒后，这些书才归藏江西省图书馆。1933—1934年周宪民等编纂《宋应星事略》时，曾从蔡氏借得四种，将其内容写入该书中。《宋应星事略》于1935年由江西省教育厅铅印成册。可见五十多年前，《野议》等四种早已引起江西学者的注意。1976年该四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行铅印出版，从此广为流传。

　　《野议》是宋应星的另一代表作，写于县学官署之中，于《天工开物》刊行前一年即崇祯九年（1636）出版。这是他的一部政论集，集中反映了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全书万言，分十二议，计有《世运》《进身》《民财》《士气》《屯田》《催科》《军饷》《练兵》《学政》《盐政》《风俗》和《乱萌》等议，可以说几乎谈到了明末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因而宋应星提出了许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观点。该书也是作者在南北各地作实地的社会调查之后写的，因而其内容翔实可信，有史有论。作者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明末社会所面临的政治及经济危机，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期望社会由乱而治，使国家转危为安，从而体现了这位科学家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爱国思想。这部作品也可看成是宋应星希望崇祯皇帝实行变法的万言奏议。从各议内容来看，所述主要涉及以下5个方面：（1）指出各级政权机构人事制度及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性。为加强国家政权建设，他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制度的弊端及官吏的腐败，提出革新吏政及学政的方案。（2）鉴于当时“民穷财尽”的经济局面，他揭露了财政、税收等经济政策的失误，提出革新方案及生财之道。（3）谈用兵、练兵及筹措军饷的方法，揭露了军政上的弊病。（4）要求在社会上移风易俗，振作人的精神面貌，提高官兵的士气。（5）分析明末农民起义的经过和动因，指出了与安民政策有关的一些策略。总之，宋应星主张减免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呼吁罢除军界、政界中的贪官污吏，代之以廉洁奉公、一心为国的清官，使工农能获温饱、商人能有利可图，贫士有获得科举入仕的机会，各阶层的人都能各安其业。然后，全面发展农业、工业和商业，养兵练武，则国运或可有救。书中有许多精辟思想，如宋应星认为社会财富是劳动创造的，增加社会财富意味着要大力发展农业和工业，这样才能生产出丰富的劳动产品。他的这一财富观是对经济学原理的天才贡献。

　　《思怜诗》是宋应星于崇祯九年（1636）撰写的一本诗集，也是作者的自选诗集。其中有《思美诗》10首，都是七律；有《怜愚诗》42首，都是七绝。共52首，取二者之首字“思”与“怜”，因名之为《思怜诗》。《思美诗》各首吟咏出一些诗人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怜愚诗》各首则以诗的形式揭露、批判明末社会黑暗现象和歪风陋习，思想性较高，与《野议》一脉相承。该书主要反映了诗人的人生观或人生哲学，以文学形式表达他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等问题的看法。为此，他在诗中塑造了两大类典型人物，分别予以褒美与讥讽。他继承了唐代大诗人白居易（772—846）倡导的新乐府运动的诗论传统，主张写诗应揭露时政弊端、反映社会现实并给人以启迪与教化。《思美诗》中塑造了应当效法的一些贤人的形象：（1）身处乱世而洁身自励，不同流合污；（2）精忠报国，以造福百姓为做人根本；（3）德才兼备而识时务，以其思想、著作及实际行动唤起世人觉醒；（4）不图名利，一心为国尽忠、为民尽孝，必要时可牺牲一切。这样的人虽难得，但必千古流芳。《怜愚诗》塑造了应当讽刺和鞭挞的一些愚人的形象：（1）争权夺位，结党营私，祸国殃民；（2）贪得无厌，聚敛财宝，剥削人民；（3）沽名钓誉，妄想世代富贵，死后还求美；（4）迷信神佛及巫术，不相信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宋应星在诗中用对比的方式展示人生追求的目标应当是什么和怎样做人的道理。他的诗既有艺术性，又有哲理性。

　　《论气》是宋应星的一部有关自然哲学的著作，成书于崇祯十年（1637），分为《形气》篇五章、《气声》篇九章、《水火》篇四章、《水尘》篇三章及《水风归藏》篇及《寒热》篇各一章，共6篇13章，取问答对话体裁。在这部书里，宋应星试图对日常生活和物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现象，如燃烧、腐烂、蒸发、生物新陈代谢和金属冶炼等，作出哲学上的概括，并对物质组成和变化给出了一般性的解释，提出了有关万物本原及本质的“形气论”。同时还研究了一些物理学上的问题，主要是声学问题，提出了声音产生的原理。可见，他还是一位哲学家。

　　《谈天》成书时间是在崇祯十年丁丑（1637），只有《日说》一篇，共六章，是一部从哲学角度谈论天文现象的作品。他认为日食是自然现象，与人世间君王的行为美恶、明暗没有直接关系。他还在书中提出了“日日新”的学说。这些都体现了他的自然哲学思想。宋应星于崇祯九年（1636）著有《观象》《乐律》二卷。前者与天文学有关，讨论前人观测记录，再发表已见。后者可能是讨论音乐理论的作品。可惜二卷已失传。同年宋应星还著有《画音归正》，由其友人涂伯聚捐资刊行，但此书今亦失佚。从书名观之，大约是讨论音韵学的一部作品。这部书是他在分宜任教谕时写的，是他在县学内向诸生讲课的内容之一。他的《杂色文》一书，顾名思义当是部政治、经济学及哲学方面的杂文集。

　　《卮言十种》是一部小型丛书，包括内容不同的十种单独作品，是全面反映作者思想的综合性著作，从其中的《论气》《谈天》二种可见端倪。此书也是崇祯九至十年（1636—1637）刊行的，将十种合起来将是部较大的书，像是作者的思想库。他的《原耗》是万言书，全书内容以替国忧虑、建言献策为主。此书也成于崇祯九至十年，还是他于分宜任教谕期间所写。这部书是涉及政治、经济与技术三者的内容紧凑的综合性著作，总的说是为了贯彻作者的政治、经济主张。该书已散佚。《美利笺》今已失传，为宋氏晚年之作，可能是传奇之类的文学作品，约成于甲申后南明时（1645）。该书很可能是他的十首《思美诗》的进一步发挥，将诗中理想人物品行集中化、形象化、戏剧化。他的《春秋戎狄解》是在甲申（1644）春写成的，是一部历史学著作。其主要内容是宋应星借考证《春秋左传》中有关少数民族入居中原的史例，表达他抗清的思想。这部书因清初违禁，不久就散佚。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宋应星作品虽多，但都是围绕他基本的政治经济思想、科学技术思想、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这四种思想而展开的。有些作品内容相互间有重复，如《杂色文》《原耗》与《野议》，《谈天》与《观象》；另有些作品相互间表述共同思想，如《野议》与《怜愚诗》《思美诗》与《美利笺》，《天工开物》与《野议》《论气》等。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是因为宋应星想通过不同著作反复陈述他的基本思想观点。然而我们从他现传世的五种著作中已能把握住他的基本思想，所以有些作品虽已失传，也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唯一无法弥补的损失是他的《画音归正》及《乐律》都告散佚，我们无法了解他在这方面的思想，不过《乐律》的部分内容可以从《论气·气声》篇中查到。一言以蔽之，他的全部作品都是“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的可贵的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