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探赜（第3辑）

第五章 宋代官府刻书

　　⊙真理

　　一、宋代官府刻书之时代背景

　　宋代祝穆在《方舆胜览》一书中，把印书极多的建宁麻沙、崇化称为“图书之府”。其实，整个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图书的刻印出版已遍及全国各地，就是当时被称为烟瘴之地的广东、广西以及号称天涯海角的海南岛也都刊印过许多书籍。图书已作为一种常见的商品在社会上广泛流通，听人购买。雕版印刷的发达导致了全国刻印出版中心的形成。两宋首都河南的开封和浙江的杭州以及四川的成都、眉山，福建的福州、建阳，江西的抚州、吉安等都是当时刻印书籍最多的地方。现存1500余种有地名可考的宋版书，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产于以上诸地和它附近的地区。由此而形成的监本、京本、浙本、蜀本、建本、赣本等各种版本书籍，广布于华夏大地的每一个角落，甚至飞跃国界，作为文明的象征，流传于世界许多国家。

　　人们再仔细分析，又不难发现，以以上书林重镇为中心，同时又自然地形成了宋代文化最发达的区域，在这些区域内，不仅是图书事业如刻书、藏书、编书等方面排在全国前列，而且像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史学甚至科学技术等方面也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因此，书籍生产的中心，其实就是中华文化能量集结和辐射的中心，作为知识渊薮的书籍，它既保存了千百年来我们祖先创造的文化成果，也记载了当时所创造的文化伟绩，当丰富多彩的文化成就被驮负在书籍载体的时候，它犹如翩翩起飞的惊鸿，穿过漫漫时空，无论落在哪里，停在何时，都要撒下一丛知识绿荫，结出一片硕大的文化金果。

　　雕版印刷的昌盛，同时也导致了政府、书坊和私家三大刻印出版系统的形成。这三大系统，一直到封建社会终结之时，都是中国图书刊行的主导潮流，宋代中国刻印出版的书籍数量之庞大，装潢之精美，流传之广远，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直到明代以前，也是举世无双的。当世界上许多地方和国家，正在刀耕火种，茹毛饮血之际，宋代之中国就出版着精美无比的书籍，从而促使中国文明之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开放得愈加光辉灿烂。因此把宋代的中国称为当时世界的“图书之府”，是丝毫也不过分的称誉。为此，笔者先论述宋代之官府刻书。

　　二、宋代国子监刻书

　　北宋景德二年（1005）五月的一天，那位鼓吹“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真宗皇帝，对图书刻印出版当然特别关心。在一班大臣近侍的簇拥下，来到国子监视察，他颇有兴趣地检阅了刻字工匠的工作，又浏览了国子监书库，看到那堆积如山的群书版片，就向陪同在旁的国子监祭酒邢昺询问：“今库中所藏经书板片有几何？”邢昺答道：“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业儒，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及儒者逢辰之幸也。”

　　邢昺所言，并不是拍马矫饰之词。宋初，由于国宇刚定，统治者尚无暇顾及刻印出版经史图书，所以刻书较少。苏轼也说过：“予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到宋真宗时期，宋建国已40余年，全国基本已统一，除北方和辽、西夏稍有摩擦外，四方基本无事。因此以文治国，以儒术统一人民的思想，就显得更加重要了。直接为宣传儒家思想服务的刻书事业也由此迅速发展起来。从宋建国的公元960年到宋真宗于公元1005年幸国子监，其间仅经历了45年时间，国子监所藏经书版片就由四千猛增至十余万，共翻了25倍左右，这种速度是惊人的。以至于使国子监书库显得十分迫狭，再也无法装放新的书版。真宗才命令把书库扩大十步，以广其所藏。

　　其实宋代政府所刻之书远不止这些。各级地方政府如郡州县等都有刻书，书版均藏于各级政府的书库内。南宋初期，为恢复中央政府的图书刻印出版业，曾调取大量各地政府的书版放置于国子监中，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再者，仅中央政府的刻书，书版也并不都是放在国子监内。如太平兴国六年（981）镂版的《太平广记》1000卷的墨板就全部藏于皇宫内的太清楼。在这之前的开宝四年（971），宋太祖曾命令在四川成都全部雕刻《汉文大藏经》，雕成后，又将版片全部送往汴京印经院印刷。《大藏经》共有13万余块版片，仅此一部大型佛教丛书的版片就已经超过了宋真宗时国子监所藏。所以国子监所藏，应是国子监主持雕印书籍的版片，就是我们常说的“监本书”。因此，到宋真宗之时，宋代政府所刻之书，远远超过了国子监所刻之数量，可见宋政府刻书事业发展是多么迅速。

　　国子监是宋代中央政府图书刻印和出版管理的主要机构。它也是执掌全国教育的管理机构和两宋最高学府。它的工作职能和权限，以及它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它所刻的国子监本，一向以严肃认真，校雠精审，装帧精美，纸墨精良而著称，也强烈地反映了统治阶级思想，是读书人统一标准读本，具有权威性、规范性、准确性等特点。宋代国子监刻书承继了五代优良传统。后唐明宗时，雕版印刷技术作为一种新鲜事物，尚未引起统治者的足够重视，市间流行的版刻图书，多以日历、通俗读物和佛教经文为主，而儒家经籍未有一部刻印，还处于原始抄写阶段。于是宰相冯道等人奏请国子监雕印《九经》，得到批准后，那些国子监的博士儒徒们，广泛搜集经书各种抄本，又依据唐代《开成石经》校勘《九经》，经过反复雠校后，又请书法极好之人以楷书端正抄写，召集能工巧匠进行雕刻。于是从后唐长兴三年（932）开始，至后周广顺三年（953），经历了22年的时间，中国历史上第一套以雕版印刷的儒家经典问世了。这也是国子监首次主持雕印书籍。这种深益广教的创业之举，得到宋王朝政府的认可，并且成为宋国子监一项主要工作内容。因此，国子监从单纯的国家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关，又成了国家级出版社。国子监中具体负责刻印出版图书的机关，原称作印书钱物所。淳化五年（994）判国子监李至认为，印书钱物所的名称过于俗气，有碍于崇尚和宣传儒教的宗旨，于是向朝廷建议，改名为国子监书库官，得到批准。于是，“始置书库监官，以朝官充，掌印经史群书，以备朝廷宣索赐予之用，及出鬻而收其值，以上于官”。

　　宋代国子监刻书内容和选题范围，虽然经史子集四部书都备，但主要的是刻印儒家经典和历代正史，如九经、五经、三史、三礼、三传等，因为这些书籍都是科举考试的内容。在宋初的几十年中，五代刻成的《九经》，一直成为国子监刻书楷模，原版再三印刷。雍熙二年（985）国子监已开始刊刻《五经》，接着在太宗端拱元年（988）三月，国子监司业孔维等奉命校勘《五经正义》180卷已成，在国子监相继镂版。当年十月，其书中的《易正义》已印刷成本。次年十月，《书正义》已刻成书版。《春秋》《诗》《礼记》正义，也分别在以后几年雕刻成版。后又经过杜镐、李沆等人反复校勘，直到咸平二年（999）费时十余年时间，《五经正义》一书才正式出版。次年三月，《七经疏义》也开始由国子祭酒邢昺等人校定。到第二年的十月，《七经疏义》165卷全部摹印颁行。宋真宗在位时，是经书刊刻的高潮时期，不但前面所说的《五经正义》《七经疏义》是在他手下完成的，而且以前所刻印的群经，由于岁月过久，字体误缺，也在此时重新另起炉灶刊刻，如《九经》《十三经传注》以及经书释文，都一再由国子监刊行。

　　在刊印出版儒家经典的同时，史书的校勘刻印工作亦在同步进行，编修刊印史书，在宋代统治者看来是“垂楷模于百代”，“正褒贬于一时”的重要工作。所以宋历朝诸帝大都命国子监刊印史书。太宗淳化五年（994）曾命选官校正《三史》（《史记》、前《汉书》、后《汉书》），并送杭州镂版，真宗咸平三年，《三国志》《晋书》《唐书》等校成之后也相继镂版。《南史》《北史》《隋书》也校刻于天圣年间。嘉祐年间，曾巩等人为校刻好《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后周书》七史，除参考馆阁藏书以外，又征集了天下藏书家异本，如王安国曾上《北周书》，刘恕曾献《后魏书》。校定之后，也送往杭州雕刻，人称“嘉祐七史”。据上可知，宋以前历代正史，在北宋时期，几乎全部由国子监刊刻印行。除此外，当代人编纂的史书如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陆续付国子监刊行。

　　宋代国子监除镂刻出版经史书籍之外，最重视对医籍的刊印，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天子们龙体安康的问题，也关系到龙子龙孙、王公大臣以及细民百姓身体健康的问题，早在开宝四年（971）宋太祖就发出诏书，命令各地寻访医术精良者，并赐给他们以金钱和免费供给食物的优待。大约也在此一段时间内，国子监就刻印了《开宝新详定本草》。后来，宋太宗在太平兴国六年（981）专门发出诏书，征求医书。他还为刚印刷而成一百卷的《圣惠方》医书的发行专门作出指示。他认为：“医药之书，人命攸关”，所以“诸道州府各赐二本，仍本州医术优长、治疾有效者一人，给牒补充医博士，令专掌之。吏民愿写者并听。”他又亲自为《太平圣惠方》医书作序，并命雕刻印版，遍施华夷。此外如《黄帝内经素问》《难经》《巢氏诸病源候论》《伤寒论》《脉经》《备急千金要方》《图草本经》《神医普求》等等古今医书、医典都先后在国子监刊行。尤值得指出的是，为使医书能普及于民间，国子监曾屡次重复刊刻医书，并将一些大字雕刻的医书，陆续改成小字本，这样成本显著下降，在送往各地出卖时，又仅仅只收纸墨工本费，如《伤寒论》等医书曾于哲宗元祐三年（1088）在国子监别作小字雕印。原大字监本的《脉经》《千金翼方》《补注本草》《金匮要略》《图经本草》五部医书也于绍圣三年（1096）在国子监刻成小字本，宋代国子监重视医籍的刊刻与出版，无疑对推进宋代医疗卫生事业和提高人民的身体素质具有重大的贡献。

　　国子监所雕刻的书版都集中放置于监中书库内，并设有专人保管。这无疑对书籍的出版、流传和保存有着积极的一面，但正因为它过于集中，也存在着致命的弱点，一旦遇上政治动乱、战争烽火或其他天灾人祸，损失就更加严重。北宋国子监书版就遭如此惨祸。靖康之乱，金人攻陷汴京后，监中书库版片连同馆阁图书全部被劫掠一空。南宋初年，国子监重建于杭州岳飞旧宅时，图书与书版可以说寥寥无几，为尽快恢复国家刻印出版事业，南宋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令各地政府寻找北宋监本，如绍兴九年（1139）高宗发出诏书，令州郡索国子监原颁善本校对镂版。二十一年五月，又诏令国子监访寻《五经》及三馆监旧本刻本。其次又在刻书较多、质量较高的地方，如临安府、湖州、衢州、台州、四川等地，调取大量书版，放置在国子监中，作为监版，以备急用。第三，宋高宗又在绍兴十四年下令开雕国子监所缺之书。并将大量书籍交给中央其他机关，如秘书监、司天监等和各地的中央直属部门，如各路茶盐司、转运司以及地方各级政府去翻刻。国子监还专门派人去监督校版，然后送人监中印刷。因此，在全国上下的支援下，南宋国子监的图书刻印出版事业也逐渐兴旺起来。据统计，南宋监本书共有120余种，这和北宋国子监所刻书约110余种相较，还略胜一筹，可见南宋刻书事业有宋代最发达时期，仅中央政府其他机构刻书无论从数量或质量上都超过了北宋。书坊和私家刻书更加欣欣向荣。再说，南宋监本多取于地方所刊版片，又多依北宋旧监本重新刊印，自己创新或重加校勘的书籍较少。所以相对而言，南宋国子监刻书在逐渐走向式微，但南宋所藏国子监书版的命运，比北宋要幸运得多。它似乎未遭到宋元鼎革之变的危害，到元代几乎全部保存下来。元代的杭州的西湖书院是由原南宋国子监改成的。内有书库，藏有南宋全部监版，元泰定元年（1324）西湖书院山长陈柔《重整书目记》说：“西湖精舍因故宋国监为之，凡经、史、子、集，无虑二十余万，皆在焉。”其中经部51种，史部36种，子部11种，集部24种。这120余种，凡20万块书版能流传至元代，也是中国图书出版史上一件幸事啊！

　　从上面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子监出版的书籍一般都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虽然国子监版片允许士人纳纸墨钱自印，也定价出售，但营利不是目的，定价也顶多与工本费差不多。宋真宗就明确地指出，国子监出书不能言利，并且在天禧元年（1017）下达诏书，硬行规定：国子监出版书籍不准涨价！宋高宗也说得很清楚：“监中其他阙书，亦令次第镂版，虽有重费，盖不惜也。”所以监本书往往是作为皇帝的恩赐物，完全免费赐给王公大臣、书院学校的。翻开宋人的文集和有关宋代史料，这类记载往往触目皆是。宋仁宗曾把监本奖赏给昌王赵宗晟，孝宗也将刻印的经史子书各一帙分赐给吴、益二王府，王禹偁曾两次得到皇帝恩赐的监本《太平圣惠方》一书，都是用紫绫装潢、黄绢作签，显得分外精致。至于宋代如白鹿洞、岳麓、嵩阳等书院，曾屡次受到皇帝恩赐的监本《九经》及诸经释文、义疏等书籍。最有意思的是宋大臣田锡的《谢赐九经书状》所叙之事：田锡原已自办纸墨就国子监印取《九经》，想放在他所治之州的州学，供人阅读，此事被皇帝知道了，不但退还了全部纸张，并特宣赐《九经》和《释文》，田锡被这浩荡的皇恩感动得涕泣交流。所以对宋代监本来说，商品的价值规律和所谓的经济效益是不起作用的。宋政府以雄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不惜工本地支持着国子监的刻印出版事业，主要是想通过图书这一最普及的印刷宣传品，向治下臣民灌输封建思想，从而达到维护封建秩序，强化封建统治的目的。

　　宋代的国子监不仅刻印出版书籍，而且又是全国出版的管理机构。它所编辑审定的书籍可以任意下交到全国各地的出版机构去雕印。北宋时，国子监在汴京，它的许多书籍就是在雕版印刷业极为发达的杭州刻印的。据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一书统计，北宋的监本中的《七经正义》《史记》、前后《汉书》、南北朝七史、《唐书》及《资治通鉴》和多种医书，总共有23种、1649卷都出自于杭州雕工之手。为了需要，国子监也可以调取各地的书版，如前所述，南宋初年曾调取临安府、四川等地的书版作为国子监本，就是鲜明的例证。国子监对出版的管理，主要表现在对民间书籍的出版具有审批的权限和对已出版的违禁书籍有查封的权力。宋英宗治平年间以前，民间是禁止随意刻书的，刻书必须向官府申请，得到同意后方可开雕。神宗熙宁年以后，此禁令虽然松弛，但并没有取消。哲宗元祐五年（1090）随着国内政治和边疆军事形势的紧张，宋政府又规定：“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徙三年，告者赏缗钱十万。内国史、实录仍不得传写；即其他书籍，欲雕印者，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板……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违者一百。”这个规定，几乎成了哲宗以后诸朝实行书籍管理的原则。而具体的执行者，在地方是各州县的监司，在中央就是国子监。自此以后，各地查寻到违禁书籍，都要向国子监申报。所有书版或是立即毁劈，或是送国子监封存，而国子监所检查出的违禁书籍，经过皇帝批准后，即下文各地政府查寻焚毁。如宁宗庆元二年（1196）国子监曾上奏说：“今搜寻到七先生《奥论发枢百炼真隐》、李元纲《文字》、刘子晕《十论》、潘浩然《子性理书》、江民表《心性说》，合性毁劈。乞许本监行下诸州及提举司，将上件内书版当官劈毁。从之。”宋代国子监这种刻印出版又兼管理书籍的职能，几乎成为一种模式，被以后历代皇朝或多或少加以继承。

　　宋代中央政府除国子监刻印出版图书以外，其他许多机构亦多有刻书。如崇文院是皇朝政府藏书所在地，可以说是当时的国家图书馆，也刻印过《吴志》《隋书》《律文》等书籍。秘书省经过元丰改制以后，成为刊写贮存校雠典籍和修纂日历、撰写祝文之所。它根据自己的工作性质，雕印了众多的历书。德寿殿原是宋高宗退位后居住的地方，也刻印了刘球《录韵》10卷。南宋淳熙四年（1177）左司廊局曾根据孝宗旨意，用枣木和椒纸刻印了《春秋经传集解》《左传》《国语》《史记》等书。其他中央机关如编敕所、进奏院、刑部、大理寺等又刻了不少诏令和律书。

　　说起律书，我们不能不回顾起宋代之初的刻书情况。宋建隆年（963）大理寺根据太祖的旨意，刻板摹印了《宋刑统》，并立即向全国颁行。这是我国第一部雕印出版的法典，也是宋代政府刻印的第一部书籍。它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标志着宋代政府刻书的开始，而且也深刻地表明：作为图书出版业，宋代统治阶级一开始就始终把它作为驾驭万民，加强思想控制的最有利的工具。按照这条线索去了解宋代政府的刻印出版业，有许多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建隆四年是太祖统一天下的第四个年头，万物待兴何为首？加强中央集权，稳定当时的政治局面当然是太祖首先要抓的一件事，但是天下甫定，典刑弛废的现状，又给那些犯上作乱的政治犯罪分子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造成了可乘之机。而这些正是破坏政权稳定最致命的因素。宋太祖是深刻认识到这一点的。《宋刑统》刊印前一年，在他下达的《改窃盗赃计钱诏》中说：“王者禁人为非，莫先于法令。”这明显地表达了他刻印《宋刑统》的底蕴所在。从此以后，有宋一代共编制了221部法典，这为维护两宋三百余年的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按照以上的观点，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宋太祖为什么在开宝四年（971），也就是宋建国第12个年头，花费大量的钱财人力别出心裁地刻印佛教的《汉文大藏经》了。这并不是出于太祖的赤诚宗教热忱。相反，他并不信仰佛教。他在位时，曾屡次下达限制佛教的诏书，如《放僧数目诏》《限数度僧尼诏》，特别是《禁以铁铸佛像诏》，将以铁铸佛称为邀浮屠之富，空极劳费，竞相夸诱的末俗迷习。《大藏经》的刻印完全出于一种政治需要，是宋太祖为了统一政权，安定人心的深思熟虑之举。开宝四年之时，虽然已建立赵氏宋朝，但江南大部分领土，尚未纳入宋王朝版图，如南唐、吴越等国都是经济富庶、人文兴盛之地，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对这些地方，宋太祖早已垂涎三尺，南唐、吴越以及刚平定的四川后蜀等国的君王臣民多信仰佛教。因此用刻印佛教典籍，以达到收买当地民心，一统天下大业的目的，是最明智之举。于是，宋太祖于开宝四年命令高品和张众信前往益州（今四川成都）监雕《大藏经》，这在中国图书雕印出版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标志着我国雕版印刷从此走向繁荣昌盛的阶段，也由此而使四川成为全国刻书的中心。蜀本书也因此而闻名于世。

　　自《开宝藏》开印后的半个多世纪，即宋徽宗政和年间，中央政府又刻印堪与《开宝藏》相媲美的《政和万寿道藏》。这是我国第一部道教总集，总计540函，5481卷，从数量上已超过了《开宝藏》。它是宋政府图书刻印出版又一浩大工程。宋徽宗与宋太祖不同的是，他不仅把道教作为愚弄治下臣民的精神鸦片，自己也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如痴如醉的道君皇帝。他自称为“大霄帝君”，连皇后娘娘也封上“金庭教主”、“华阳教主”的称号。他到处大修道宫，几乎各州都有金碧辉煌的神霄宫，连那历来被儒教经典一统天下的科举考试，也硬塞进了道教的内容。道士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资格。这种政治上的需要，再加上失去理智的宗教迷狂，使一国君臣如病如癫，当然无疑使宋徽宗政府脱离了正常运行的轨道，踉踉跄跄地走向了毁灭的道路，但正因为徽宗对道教无与伦比的偏爱，却意外地使道教经典得到一次全面总结。《政和万寿道藏》的刻印出版，就是在这畸形时代里开放出的一朵奇葩。经过崇宁和政和年间两次大规模搜访和整理校刊道书以后，《万寿道藏》被送往福州闽县，命知州黄裳亲自监督镂版，大约在政和六年至七年间，经版全部雕刻完毕，又被送往汴京印刷出版。从《万寿道藏》和《开宝藏》的刊印出版，我们不难发现宋代中央政府在刻书方面的一个特点：由于政府有能力调动全国上下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所以能够使一些字数极多的鸿篇巨制得以刊印，这是其他刻书机构如私家、书坊刻书所不能比拟的，而正是因为这些大型书籍的刊印，一方面使我国古代许多典籍得以安然无恙地保存至今；另一方面经过这些大规模地刻印，培养了大批熟练工匠，丰富了印刷经验，由此而推动了宋代图书刻印出版事业的发展。

　　三、宋代其他官府刻书

　　宋代除中央政府刻书外，各地政府的大小官衙，各种教育机关也竞相刻书。按照清人叶德辉《书林清话》和今人李致忠先生《宋代刻书述略》的统计，我们可以把地方政府的刻书分为以下几大类：一是各路使司刻本，如两浙东路和西路茶盐司本、两浙东路安抚使本、浙东庾司本、浙右漕司本、浙西提刑司本、福建转运司本、潼州转运使本、建安漕司本、福建漕司本、淮南东路转运司本、荆湖北路安抚使本、广西漕司本、江东仓台本、江西计台本、江西漕台本、江西提刑司本等等。二是各地州府县官衙刻本，如杭州本、明州本、吉州本、严州本、临安府本、绍兴府本、平江府本、余姚县本、盐官县本等等。三是各地教育机关刻本。其中包括各地州、府、军、县学刻本，以及各地的郡斋、学宫、学舍、县斋刻本，还包括各地官办书院刻本。四是各地公使库本，如苏州公使库本、吉州公使库本、抚州公使库本等等。这些各级地方官府往往都具有较雄厚的经济实力，所刻之书皆支领公库经费。书刻好之后又可出卖，再加之主持刻书的多是行家里手，又请学有专长的文人进行校勘，所以地方政府的刻书大多质量精好，属于宋版中的上品。

　　宋代地方官府刻书要数两浙一带最值人们称道。所刻之书字体方整，刀法圆润，用纸精良，校勘认真。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序言中说：“自古刊本之盛，未有如吾浙者。”浙江的杭州自从北宋时就是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南宋建都杭州，更使两浙的刻书事业兴旺发达起来。两浙各级地方政府也依据邻近首都之便，大力刻书。如浙西转运司就刻印过《刘牧易数钩隐图》《中兴百官提名》《临川王先生文集》等近十种书籍。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印了《外台秘要》《资治通鉴》等各种书籍。其中所刻的儒家经典《周易注疏》13卷、《尚书正义》20卷、《周礼疏》50卷等尤为著名。茶盐司官吏在《礼记正义跋》中说：“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便于披览，他经独阙。”这里所说的“本司”，即为两浙东路茶盐司，“旧刊《易》《书》《周礼》”指的就是《周易注疏》《尚书正义》《周礼疏》。可见经书中经注义疏合刊于一本是两浙东路茶盐司的一个创举，极为便利读者查寻阅读。由于三书所刊均半叶八行，人称“八行注疏本”。绍熙三年（1192）黄唐又在茶盐司刻印了《礼记正义》70卷，也采取以上八行注疏本规格，共召集了马林、马祖等近二百名刻字工人。可见茶盐司财大气粗，经济实力雄厚。

　　地方政府刻书流传极广，版片保存最长的恐怕要数四川眉山刊行的《眉山七史》了。四川自从印刷术发明以来，一向是全国的刻书中心。特别是北宋刊刻了著名的《开宝藏》以来，蜀本就和杭本、建本一起名闻天下。眉山是继成都之后四川刻书的集中地。这里是宋三大文豪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的家乡，文化氛围极为浓厚。当时造纸业也极为发达，在这里刊刻《眉山七史》就很自然了。“七史”指的是《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和《周书》。在北宋嘉祐年间由曾巩等一批文人学士经过几十年的校勘整理，才刊印出版，颁发于各地学宫，但民间流传甚少。后又遭靖康之乱，“七史”刊本大部分毁于战火。时四川未遭兵乱，民间尚有“七史”残本，为了使“七史”得以流传，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当时任四川转运使的井度向四川各地学宫征收北宋刊刻的“七史”，最后独少《后魏书》十余卷，又经过四处查访，才得于宇文季蒙家，然后补缀辑录，配齐了全套“七史”，在眉山刊行。此书半叶9行，每行18字，字大如钱，墨光如漆，分外疏朗悦目，又称蜀大字本，被历代藏书家所称道。傅增湘有“眉山七史号精良，大版官刊十八行”诗句赞美之。

　　最值得庆幸的是，《眉山七史》版片经过无数次兵燹战乱，却奇迹般地保存了700年之久。南宋时它被收藏于国子监书库，元代又存放于杭州西湖书院，明代又被调入南京国子监，至清代尚存江宁藩库。嘉庆年间，藩库失火，才毁于一旦。在这期间，历代都以此版片印刷“七史”，印版遂致模糊，人又称之“邋遢本”。由此可见，由四川漕司所刊的《眉山七史》为中国古代史籍的流传，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宋代地方政府中还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刻书地方，名叫公使库。公使库类似我们今天各地政府的招待所。宋太祖时，有鉴于以前各地官吏在离赴任或出差途中，常敲诈百姓钱财，以供他们吃喝而造成百姓苦不堪言的状况，因而出钱在各州县等地设置了这个接待性的机构。公使库有公使钱，主要用来宴请、馈赠官员赴任、罢官及往来京师费用，而“馈赠之厚薄，则随其官品之高下，妻孥之多寡”来决定的。目的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周急不继富”。这是宋代官吏一项特权，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利用公款请客送礼，还顺带报销路费。当然宋朝廷不可能统包统揽这笔经费，因此又允许各地公使库自找门路，收取余利。此口子一开，公使库简直成了政府官员贪赃枉法、送赂受贿的藏垢纳污之地。什么开抵当、卖熟药，酿公使库酒，无所不为。甚至向百姓征收公使库醋钱，小邑每年都不下千贯。政府官员却在公使库里花天酒地，挥霍公款。仅扬州一郡的公使库，每年用以馈送经费，仅在账本记载的就有12万缗。淳熙年间，尚书王仲行为平江守，赴任途中，一餐宴席，就用去公使钱千余缗。这种挥霍鲸吞国家公款的行径，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公使库也利用公使钱刻印书籍，一是为了附庸风雅，更主要是为赚钱。叶昌炽诗云：“宋时诸州公使库，刻书常有羡余缗。”宋代刻书，利润是相当可观的。明人毛晋在《梦溪笔谈跋》中曾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宋嘉祐年间，王琪以知制诰守苏郡，他要建一座规模宏大的政府“办公大楼”，曾向省库借了数千缗钱。办公楼建好后，上级不给报销。他就想到了利用公使钱刻书赚钱。当时人们素重杜甫诗歌，但坊间苦无全书。恰好王琪家藏有校雠精良的《杜甫全集》。于是命令公使库镂版，印成万本，每部定价千钱出售。士人争相购买，有些富室甚至一次买回40余部。王琪不但还清了公款，而且还有剩余，又把它作为公使库宴请宾客的经费。

　　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像公使库这样一个和刻书行当风马牛不相及的单位，会那么起劲地刻书，由此而成为宋代刻书的重要机构。公使库一般设在州衙内，库内设有印书局，专管刻书。还有书版库，专藏刻好的书版。公使库由于巧取豪夺，经济上相当富裕，所以镂刻之书都很精良。如吉州公使库曾刻有欧阳修的《六一居士集》，明州公使库刻有《骑省徐公集》，台州公使库刻有《颜氏家训》《荀子》等书，鄂州公使库刻有《花间集》。其他公使库如苏州、沅州、舒州、信州、泉州等地公使库都刻有不同种类的书籍。尤为著名的是江西抚州公使库所刻之书。淳熙四年（1177）抚州公使库招募了两浙和本地的高安国、高安道等30余名雕刻良工，来刻印六经三传。这是江西较早一次雕印大工程，所刻之书极为精审，被历代藏书家称为至宝。清代李盛铎说：“虽残圭断璧，亦当图球视之。”近代傅增湘也说：“为抚州原刊，无补版，初印精善，纸厚韧，墨色浓郁，至可宝也。”之后过了近百年，至咸淳九年（1273）黄震任抚州守，又对淳熙四年该公使库刻印的《六经三传》版片进行了整修补刊，并添刊了《论语》《孟子》《孝经》，以足成《九经》之数。而流传至今的抚州公使库刻印的上述之书，仅存《礼记》《周易》《公羊》《春秋左传集解》的残佚了。

　　总之，自从五代冯道等在国子监编刻《九经》以来，至宋代，政府的图书刻印出版事业才从涓涓溪水变成滚滚洪流，由此而确立了它在全国图书出版中心的主导地位。它所刻之书，以内容严肃、种类繁富、质量精良、数量众多、刊布久远，屡受后人称羡。

　　参考资料

　　[1]邢昺传，宋史：卷431.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7册。

　　[2]苏轼，苏轼文集：卷11.李氏山房茂书记，中华书局，1986，第2册。

　　[3]职官志，宋史：卷165.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2册。

　　[4]宋太祖，修五代史诏，全宋文：卷6.巴蜀书社，1986，第1册。

　　[5]宋太宗，行惠方诏，全宋文：卷70.巴蜀书社，1988，第2册。

　　[6]范锴等，吴兴藏书录，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

　　[7]李心传，丛书集成初编，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4.

　　[8]刑法二，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7册。

　　[9]全宋文：卷2.巴蜀书社，1988年，第1册。

　　[10]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1.中华书局，1983，第1册。

　　[11]藏园群书题记，题宋本魏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2]王栐，燕翼诒谋录，卷3.中华书局，1981，点校本。

　　[13]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