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探赜（第3辑）

第七章 宋代江西史学兴盛初探

　　⊙虞文霞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打开浩繁的卷帙，拂去历史的尘埃，我们惊讶地发现，宋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最繁荣的时期，不仅超越了唐代，而且也为元、明两代所不及。这一时期的江西也是人文荟萃，盛况空前，文学泰斗、史学名家、儒学大师层出不穷、各领风骚，赣文化成为宋代中华文化长河中的主流。学者们对宋代江西文学、儒学、理学等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有关宋代江西史学成就的文章相对较少。本文拟就赣地史学领域在两宋时期的异军突起之原因及成就作一初步探索。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宋代江西史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与崇尚重文轻武国策的宋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与史学在整个宋代的全面繁荣是密不可分的。

　　两宋时期编撰了大量史学著作，“从《四库全书》著录的史部书籍来说，宋代学者编撰的史书占其总数的四分之一，有史著保存至今的宋代史家有一百三十余人”，史书门类齐全，《宋史·艺文志》中所载的宋代史籍共有13大类，后世所有的门类宋代已经齐备。史书编撰的体裁在传统基础上既有继承，又有创新。《资治通鉴》使编年体史书重新复兴，成为第一部编年体通史。《通志》是又一部纪传体通史巨著，其中的《二十略》在史学史和文献学史上放出奇光异彩。袁枢和朱熹分别创立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这两种史书体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立国时期，正是北方少数民族迅速崛起并强大的时期。与少数民族强大相对的却是宋王朝的“积弱积贫”，严重的外患始终是宋代统治者的一块心病。面对内外交困的艰难时局，宋人纷纷寻找各种途径来扭转局面，其中变法图强是一条途径，如北宋前期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另一条途径便是从历史中寻找挽救颓势的方法和规律。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足戒者，为编年一书时赐省览，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明确提出自己修史是以资借鉴，试图从历史中寻找解决问题的规律和方法。靖康之难，宋室南渡。面对国土沦丧、国势日艰的局面，许多爱国志士纷纷编撰史学著作，以便从中寻找救亡兴国的规律，如著名史学家郑樵因抗金无门，便转而著史，他著史提倡“会通”，“旨在经国济世，所以他强调实学，反对浮虚”，《通志·二十略》便是他自己主张的实践。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内忧外患的艰难时局如同催化剂，促进了宋代史学的繁荣。

　　赵宋立国后，比较注意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太祖乾德四年闰八月诏：“所在长吏，告谕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者，并只纳旧租，永不通检”。除鼓励垦荒外，宋代统治者还注重轻徭薄赋，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技术，推广良种，加之宋夏、宋辽议和后，国内社会和平稳定，农业经济很快复苏，到仁宗时，全国已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南宋偏安江南，经济发展比不上前朝，但自宋金和议后，农业生产也逐步恢复，到孝宁二宗时，南宋初年那种极为衰败萧条的局面已有很大改观。两宋农业的迅速恢复与发展，解放了大量劳动生产力，这就使更多的人投身文化生产成为可能。苏轼曾在《谢范舍人启》中说：“释耒而执笔砚者，十室而九。”话虽夸张，却也反映宋代经济发展后对人力的释放和对文化的促进情况。

　　宋代造纸业与刊刻印刷业与前代相比也获得了很大发展。造纸业的发达首先体现在原料的进一步多样化：“麻，竹，桑皮，藤，苔，麦茎，稻秆，再加上楮，这就是宋纸的原料。”其次，“宋代已形成了有相当数量的专门制造纸的工匠和作坊。这是造成宋纸产量既多，质量又好的最为重要的因素或条件”。宋代造纸业的发达促使印刷业进一步发展。庆历年间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宋代雕版印刷业也因社会广泛需要而空前地兴盛起来。宋代雕版印书分官私两种，其刻书之多之快之好，令后世赞叹不已。如宋元祐年间刊印的司马光《通鉴考异》，清代乾隆帝评论说：“是书字体浑穆，具韩柳笔意，纸质薄如蝉翼，文理坚致，为宋代所制无疑。”宋代造纸与印刷业的发达，为宋代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极为便利的媒介和工具，它们也为宋代史学繁荣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宋代以文官治天下，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要职均由科举出身的文官担任，这就要求宋王朝大力发展科举，选拔大量文职人员充实各级政府机构。宋太祖及其后继者针对唐代科举的弊病，先后实行了“别头”、“锁院”、“弥封”、“誊录”等制度，并于宋英宗治平三年正式规定每3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使宋代的科举制度更加严密，取士比唐代更为公正。宋代科举取士的规模也明显扩大。“宋代自太祖建隆元年至度宗十年，凡340年，举行科举考试190次，登科人数散见于《宋令要》等各种史料书中，据洪适《太宗登科记》所载，自太祖建隆元年至高宗绍兴三十年，进士登科者共23600多人。又据李椿《中兴登科小录》，从高宗建炎二年至理宗嘉熙二年，进士登科者共15800多人。以上两项共39400人，减去高宗时进士及第者3356人，加上理宗淳祐元年至度宗咸淳十年登第进士5183人，整个宋代进士登科共有41227人，其中，还没有把神宗以前其他各科殿试中第者包括在内”。从这些数据看来，宋代科举取士的规模是非常巨大的。宋代教育之发达亦远超前代，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突出的历史地位。庆历兴学之后至北宋末年，经过三次大规模兴学，逐步形成以中史太学、国子监为中心，诸多专科学校和地方州县学配套的全国性官学系统。南宋官学与书院并存，使教育事业双向发展，穷乡僻壤的乡校私学都很盛行。宋代科举与教育的兴盛，造就了大批文化人才，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使宋代史学得以繁荣。宋代的著名史家欧阳修、司马光、李焘、朱熹等无一不是进士出身。南宋浙东史学繁荣，据初步统计，今浙江地区在南宋有史著的史学家有150人左右。与之相适应的是，“两浙应试人数宋仁宗庆历年间，苏州应试者200人，南宋孝宗淳熙中，猛增至2000余人，宁宗开禧三年温州终场之士8000人，台州应试者，也由宋孝宗时的每次五六千人，增加至宋宁宗时的8000人”。教育以书院为例，“南宋书院就现今地区的分布而言，江西170所为最，浙江有164所，居第二位”。可见，南宋浙东史家人数之多是与浙东地区发达的科教事业分不开的。

　　宋代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的现实需要，非常重视修史工作，建立了一套完备的修史机构和严密的修史制度。宋承唐制，逐步形成了以史馆为基地，起居院、中书时政记房、枢密时政记房、玉牒所、日历所为常设分支机构，各修书局为编撰机构的修史体制。其中，国史院、实录院、会要所为随事而设的编撰机构。起居院、中书时政记房、枢密时政记房、玉牒所、日历所为收集、整理原始档案和史料的常设机构。除上述修史机构外，朝廷为撰集故实、宝训、政录、训典一类书，常临时选官置局，书成即废。

　　宋代建立了完备的修史机构，也建立了严密的修史程序。以修实录为例，修实录之前，必先朝庙，然后择日开实录院编修，在编修实录的过程中，由朝廷下令诸司，通知立传者的亲属，限日供纳其行状、碑、志赴实录院，令诸州长吏躬亲询访先朝宰执、侍从、台谏及其子孙，由其提供当时故实或文字资料，官府差人抄录，点对，务要详，然后经所在官司缴进；把有关宣敕、诏书、除日告词等档暂时调集到实录院备用，实录院开列相关事宜，由诸司“仔细检寻，供报本院”。可见，其编修实录时，征集史料的制度是严密而有组织的，所收资料范围广博，内容翔实。由于依据各级官府力量，一般效果较为显著。在完备的修史机构和严密的修史程序下，宋代录，有正史，有会要，有敕令，有御集，又有百司专行指挥典故之类，三朝以上有宝训，而“百家小说私史与士大夫行状、志铭之类，不可胜纪”。基于崇儒尚文的基本国策，宋代对私家修史一般也采取宽容态度。私人著史，呈献朝廷，多迁官受奖。《资治通鉴》原系司马光私家著述，《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等史籍均系私家著述，撰述者皆受到奖励。这种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诱发、刺激了士人重名传世的观念，促使宋代士子重视治史，从而推动了史学的繁荣。

　　二两宋时期，紧跟全国史学发展的步伐，江西史学领域可谓大师云集、诸儒竞学、蜚声中外，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宋代江西的史学成为一个硕果累累的文化园地，这一时期历史学领域中江西史家之多、著作之富、成就之高可说是空前绝后。

　　大师云集，名作迭出，开启史学新篇章。宋代江西史学繁荣的首要表现是史家名作迭出。欧阳修不仅是一位文学大师，也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大家，欧阳修的庐陵史学，是宋代江西史学最杰出的代表，奠定欧阳修史学大家基础的，是他编写的《新唐书》与《新五代史》两部重要史书。《新唐书》共计二百二十五卷，其中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新唐书》编纂优势表现在唐代史料占有与选择方面，大大超过了《旧唐书》；编纂体例和编修内容方面，也远比《旧唐书》完备。《新五代史》总计七十四卷，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十卷，四夷附录三卷，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907）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凡五十三年历史。

　　刘恕与刘攽不仅是当时著名史学家，著有《通鉴外纪》和《东汉书刊误》等史学名著，而且积极参与《资治通鉴》的编修。《资治通鉴》是宋代最辉煌的编年史书。虽为山西夏县人司马光主编，但尤得力于三位副主编刘恕、刘颁、范祖禹，其中刘恕、刘颁都是江西人。可以这么说，在《资治通鉴》的编修过程中，刘恕出力最多，贡献最大，实际上成为该书的副主编，全祖望就说刘恕是“实系全局副手”。《资治通鉴》之所以能成为继《史记》之后最为优秀的一部编年通史，与刘恕所付出的巨大劳动是分不开的。

　　刘恕除参与《资治通鉴》的编修和撰写《通鉴外纪》外，他还撰写过《十国纪年》四十二卷、《疑年谱》一卷、《年略谱》一卷等史书。特别是《十国纪年》，有史家赞美说：“是书盖一世奇作，其叙事微而赡，简而详，疏而有旨，质而不芜，广博辞文，贤于国志旧史远甚。”黄庭坚称赞刘恕是“以史学擅名一代”。刘颁除参加《资治通鉴》编修外，也有大量著作闻世，其中史学著作有《经史新义》七卷，是关于经学和史学的理论专著。刘颁尤精于汉史，著有《汉官仪》三卷，是有关汉代典制史的。另著有《彭城集》四十卷，《中山诗话》二卷，《芍药谱》三卷，《孟子外书》注四卷等，又有类书《文选类林》十八卷。

　　宋代江西著名史作如下几部：徐梦莘的编年类史书《三朝北盟会编》。在宋代如林的史著中，《三朝北盟会编》以独特的编纂体例和广阔的史学视野以及如渊似海的史料文献集成，受到历代史家高度重视。《四库全书总目》称该书“博赡淹通，南宋诸野史中，自李心传《系年要录》之外，未有能过之者”。

　　典制类史书有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东汉会要》；考证类史书有刘颁的《东汉书刊误》、刘辰翁的《班马异同评》、洪迈的《订正史记真本凡例》、熊方的《补后汉书年表》等；别史杂史的史书有罗必的《路史》、曾巩的《隆平集》、洪皓的《松漠纪闻》等。其他像赵汝愚的《诸臣奏议》、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周必大的《玉堂杂记》、许月卿的《百宫箴》、刘羲仲的《通鉴问疑》、龙衮的《江南野史》、陈彭年的《江南别录》、李幼武的《皇朝名臣言行录》《皇朝道学名臣言行录》等都是成书于宋代的史学名著。

　　史学世家，薪火相传，成就家族新辉煌。宋代江西史学取得丰硕成果的第二个表现是，当时不仅史家史作迭出，而且也体现出宋代江西文化家族群体性的特征，如筠州（今江西高安）人刘恕与其子刘羲仲都精于上古史的研究。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刘敞与其子刘奉世、弟刘颁都精于汉代史的研究，著有《三刘汉书标注》六卷，史称“新喻三刘”。《三朝北盟会编》的作者徐梦莘是清江（今江西樟树市）人，其家族也是一个史学世家。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说：“其家长于史学”。徐梦莘弟徐得之著有《春秋左氏国纪》《史记年纪》《郴江志》等史书，徐得之的长子徐筠有《汉宫考》《周礼微言》《姓氏源流考》《修水志》等。徐得之次子徐天麟有《西汉会要》《东汉会要》《汉兵本末》《西汉地理疏》《山经》等，其中《西汉会要》七十卷、《东汉会要》四十卷流传至今。

　　庐陵人罗泌，其祖孙四代为儒，侄孙、侄曾孙皆以文史饱享世名，所以清康熙年间江西布政使施闺章，曾奉朝廷之命，送“史学世家”金匾以表彰其族。其中罗泌祖父罗无竟一生以读书藏书为乐，藏书竟达万余卷，除著有《清襟集》等诗文集外，尤长表《春秋》史学。这对罗氏后人长于史学影响至深。罗泌的父亲罗良弼也是一位好古博雅的君子，一生著述颇丰，除著有《文集》三十卷、《欣会录》十卷、《诗话》二十卷外，还著有《欧阳三苏年谱》《闻书》等史书。罗泌子之罗莘，能传其家学，曾为其父所作《路史》作注，《四库全书总目》云：“核其词义，与泌书详细相补，似出一手。”在罗氏家族中，尤以罗泌所著《路史》尤为著名，卓然成为一大史家，也由此奠定罗氏成为“史学世家”的基础。

　　江西鄱阳的洪氏家族，不仅是一个文学大族，也是一个史学家族。洪皓（1088—1155）曾被扣留金国十五年，坚贞不屈，被人称为“宋代之苏武”。后归宋后，以惊人的记忆追述而成《淞漠纪闻》三卷，这种以亲身经历写成的有关金国政治、历史、风俗的史书，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是鲜得一见的史书，此书经长子洪适、次子洪遵的整理补增后行于世，立刻引起很大的反响，元代纂修辽、金二史时，《淞漠纪闻》成为重要的参考书。洪皓的儿子洪迈（1123—1202）也是一位著名史学家，其所著《订正史记真本凡例》一书对研究司马迁《史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他的《客斋随笔》五集和《夷坚志》四百二十卷，不仅是著名的笔记小说，也是了解宋代和宋以前诸朝政治典章制度、历史人物与事件、风俗掌故的史书。除此之外，洪迈还多次参与国史的编修工作，如《四朝国史》《钦宗实录》等，而洪迈的两位哥哥洪适（1117—1184）、洪遵（1120—1174）却以所著的《隶释》《隶续》共四十八卷、《泉志》十五卷，是宋代金石学开创的奠基之作，其中《泉志》还是现存最早的钱币学专著。

　　宋代江西史学取得丰硕成果的第三个表现是，在史学理论方法、史学体裁门类的创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两宋史学思想与方法的发展途径中，欧阳修的庐陵史学无疑是开出一代崭新的风气。其所著的《新唐书》《新五代史》不仅使汉唐时期一度沉寂的编年体史书，此时又被重新激活，为以后《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煌煌史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欧阳修在史学编纂方法上强调“春秋笔法”，在史著编纂方面，强调从历史中寻求资政途径，吸取经验教训，以寻求历史盛衰规律，以获得改变现实的方法，为治史与治世、历史与现实之间找到一条分外相契的结合点。以人为鉴，可识善恶；以史为鉴，可明得失。史学的劝诫功能，成为宋代史学的一个主要思想。而朱熹通过编撰《通鉴纲目》史书，却首次将新兴义理思想贯彻于史学范畴，从而建构起天理本体与历史事实相统一的崭新的理学史观，这种创新性的理学史观，无疑对史籍编纂与史学的研究带来振聋发聩的作用。

　　在史学门类创新方面，宋代江西学者也作出了重大贡献，朱熹通过《资治通鉴纲目》的编纂，开创了纲目体的史学编纂新体裁，又通过对《伊洛渊源录》的编纂，创造了一种新学术史体裁的史书，从而开启了后世学案体史书之先河。司马光《资治通鉴》刊行后，在宋代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大量赞誉者多之，批评者也不乏其人。江西婺源籍哲学家朱熹就是批评最有力的一位。朱熹以《通鉴》史事为基础，仿《春秋》简严笔法，以理学思想解释历史，并且编纂内容上“通贯晓析，如指诸掌”便于阅读，更便于教学和科举应用的历史教科书，这部书就是《通鉴纲目》。该书将朱熹理学思想贯彻于中，使之具有扶纲常、植名教、正人心的鲜明特点，所以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南宋以后由朱熹开创的纲目体裁，成为史籍编纂的主要形式，这无疑引导了中国历史学的一个巨变，义理之学大踏步进入史学领域，不仅是学术观点的更新，更是政治观点的折光。

　　金石学是以古代金石器物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也是近代考古学的前身。宋代金石学是宋人对中国文化史所建树的一块丰碑，其原创性与开拓性，充分显示了这门年轻学科的重大历史价值。金石学的开创者，是江西的二位著名学者临江新喻人刘敞和庐陵人欧阳修。刘敞的《先秦古器记》与欧阳修的《集古录》二书是宋代金石学的开创与奠基之作。《先秦古器记》对先秦十一件古器物进行研究考证，而且大部分都是青铜器。《集古录》一千卷，所收的范围从周代初年至五代末年，时间跨度数千年，不仅有青铜文献，更有大量的石刻文献。《先秦古器记》虽成书略早，成为金石学开创之作。但真正能使金石学这门新兴学科树立起来的奠基之作，却非欧阳修的《集古录》一书莫属。

　　此后洪适、洪遵二兄弟又以《隶释》《泉志》成为金石学大家。《隶释》二十七卷，所收录的金石文献上起东汉光武帝建武，下至魏明帝黄初、青龙年间，收录的主要是汉魏石刻文字，是人们研究汉字流变、石刻碑拓与汉魏历史的重要文献和珍贵资料。洪遵的钱币学专著《泉志》是一部金石学专著。该书共收录了上启三代，下迄五代共数千年时间，计钱币三百四十八品，其中包括洪遵本人新收集一百余品钱币。其中著录了许多珍稀钱币，如五代十国的“天成元宝”、“永平元宝”、“应天元宝”等。

　　三江西史学在两宋的异军突起，究其原因，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兼而有之。

　　文化重心南移是宋代江西文化繁荣、史学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北民南迁，如晋室衣冠渡江、宋都南迁等，都为江西史学在宋代的崛起进行了文化储备，带来了发展机遇。文化重心南移延绵了数个世纪之久，汉晋以来三次大规模的北民南迁，即是文化重心南移的主要标志。特别是发生在北宋末年的第三次大规模的北民南迁，此次是整个国家政权大搬迁，包括皇帝、文武百官、衣冠士族以及士兵军卒、细民百姓。就此次北民南迁对江西文化和经济的影响来说，均远胜前二次人口大迁移。随着南宋政权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偏于江南一隅较少受到战火侵袭的江西人口大量增加，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百姓安居乐业，农业、手工业发达，“茗荈冶铸，金帛秔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放焉”，从而为江西学术的发展、史学的兴盛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为史学家们聚徒讲学、传道解惑，维持日常起居用度，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其次，宋代江西文化的繁荣得益于江西地区畅通的交通。“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王勃一言道尽了江西的区位优势。江西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南岸，襟带长江，东连苏沪，可出东海，西接湘鄂，过高峡，可直达滇川。南引瓯越，出武夷，过梅关，与闽粤交邻，北渡长江，可长驱中原。一条水路，一条陆路，将江西与全国的水陆交通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条北入中原，中经鄱阳湖与赣江，翻过大庾岭到岭南，与珠江水系相连的，长达数千里的，水陆相间而以水运为主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从而促进了江西的内河航运和造船业的发展，江西所产的粮食、茶叶、瓷器、纸张、布匹等得以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九江、南昌、抚州、吉州、赣州都成为当时江西著名的港口和商业军事重镇，正如李纲所云：“江西路环数千里为郡十有一，为县五十有三，控引荆湖襟带吴越，为上流重要，去淮南京西，道理不远，平时商旋，由独木渡江白光蔡以赵汴都，最为径捷，当六朝时，九江豫章皆重镇，屯兵选帅，以临之令，今朝延保据江，审察形势，知此要害，故与江东，荆湖，皆置大使。付兵二万，假以重权，钱粮优裕，赡养不阙，所以营屏翰之势要为长久这第也”。

　　第三，江西地区文化底蕴深厚，学习风气浓郁。汉代有“徐孺下陈蕃之榻”的美谈。历三国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五代，更是汇集了大批外来避难的士大夫家族，重学的社会风气已经形成。据方志材料记载，南昌府“市井多儒雅之风”，吉安府“环吉水百里之乡多业儒”，广信府“下逮田野小民，达乎四境属耳”，这种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不仅有利于本土学者，南迁的北方移民多分布在南宋首都临安地区，而紧邻京畿之地的江西，也就成为接纳南迁移民最多地区之一。出现了“流寓之人遍满”的局面。据《宋史·地理志》统计，北宋崇宁元年（1102）江西人口户数是1467289，到南宋绍兴三十三年（1162）人口户数是1891392，相隔60年就增加了四十三万四千多户。如果以每户5口计算，那就是增加了210余万人。这其中有很大部分来自于南迁的北民。以元丰三年（1080）人口统计为例，全国总户为14852684，东南地区点8448550户，为全国总数的57%，江南西路（现江西大部分地区）有1365533户，为全国总数的57%，仅次于两浙，居东南地区第二位。

　　此外，宋代江西文化的兴盛，还与宋代科举制度普遍盛行息息相关，江西书院林立，为人才培养和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文化交流提供了平台；江西籍文化人才大批进入统治集团，两宋时期，江西有16位宰执，其中北宋6位，南宋10位，这就为江西人才（自然包括史学人才）的脱颖而出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综上所述，宋代江西史学的突出表现，对江西乃至中国、对当代及明清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其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学术精神，促进了江西人文的大兴盛和文化教育的大普及，同时为元明时期江西史学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还砥砺了民族气节，使江西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章节义之邦。宋代江西的史学家大多集学者、教育家、官员于一身，虽然学问有高下，影响有大小，但在他们身上，往往都体现着学问、气节、事功的统一，欧阳修、洪皓等就是他们的代表。他们饱读诗书、学识渊博，以“内圣外王”自期，道德文章垂范天下，成为名垂青史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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