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探赜（第3辑）

第三十七章 论“中等收入陷阱”现象与我国未来改革方向

　　⊙刘晓东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指很少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能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会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从一些国家的发展脉络来看，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进入经济学家定义的“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会出现停滞不前甚至回落。如阿根廷、墨西哥、马来西亚、泰国等，都在这一阶段出现过经济停滞不前而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腐败多发、就业困难等问题，这些就被学者们称为“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不前的一种状态。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能力。“中等收入陷阱”国家表现的十个方面特征：经济增长停滞或回落、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一、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原因分析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33个经济体中，85%的国家都属于中等收入经济体，且滞留的平均时间长达37年，因此有学者也将“中等到收入陷阱”称为“拉美陷阱”。很多拉美国家疾风骤雨地推行以效率为先的经济改革，忽视了社会公平的实现，期间积累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最终使改革因缺乏民众支持而夭折，有的甚至导致政权频繁更迭，使改革缺乏了延续性和稳定性。其主要原因就是经济社会没有转移到包容性发展的轨道上来，使得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苦苦挣扎。

　　1.错失发展方式转换时机

　　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为例，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未能及时转变发展方式，而是继续推进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还是维持“举债增长”，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而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则因国内市场狭小，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使其过于依赖国际市场需求，极易受到外部环境冲击。

　　2.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

　　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而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不前。要克服这一挑战，就需要在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方面持续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就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

　　3.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

　　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拉大还导致经济增长动不足，内需萎缩，从而使粗放的增长方式和失衡的产业结构长期得不到改善。经济失衡又造成社会矛盾激化、政党斗争加剧、政府更迭频繁，国家经济社会政策缺乏连续性、有效性。社会风气和治安恶化，贪污腐败严重，也恶化了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如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美洲开发银行一项研究报告表明，21世纪初，拉美地区城市人口的平均实际收入已退回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贫困人口陡增了2000多万人，总数达到2.27亿，占总人口的44%；其中赤贫人口约一个亿，占总人口的将近20%。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拉美一些国家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4.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

　　从拉美国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难以消除，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如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阿根廷在1963—2008年的45年间出现了16年负增长，主要就集中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和2002年国内金融危机期。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实施全面市场化，导致社会保障过分依赖商业保险和个人储蓄。这虽然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和压力，却使穷人和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更加艰难。在这种体制下，养老金、退休金等社会保障更多取决于参保人的收入水平和个人市场投资的回报，这当然对富人有利；而社会中下层的失业者、待业者和低收入者则基本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大门之外。同时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制造业与基础设施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化，而城市化则缺少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财力的支撑，随着农村居民大量盲目涌入城市，就业问题、住房问题、收入问题及社会保障问题突显出来。

　　5.体制变革严重滞后

　　在拉美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精英集团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政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到领域进行变革，或者所这种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财富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造成权力寻租、投机行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一些国家政府为避免下台，不得不出台对大企业和富有阶层有利的财税政策，以缓解资金外逃、支撑经济景气。同时，为缓解财政赤字，增加生产性、福利性投入，政府不得不开足印钞机，增加流动性，结果导致通胀严重。还有的国家政府为了摆脱财政困境，不得不寅吃卯粮，大量举借外债。

　　三、我国是否面临着“中等国家收入陷阱”现象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2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正好就在这个再度飞跃的临界点上，这无疑对尽快从现有的发展模式向包容性发展模式转变提出了紧迫的要求。客观地看，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诸多与包容性发展相违背的问题和矛盾。目前我国出现的诸多经济社会失衡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仇富心态严重、劳资冲突加剧等，几乎都能从机会不均等中找到答案。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各种矛盾和问题逐渐进入高发期，中国正面临着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在2013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就有专家认为，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临界点。未来5年至10年，若我国在发展理念上仍坚持经济总量导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没有大的突破，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

　　（一）经济发展出现停滞不前或回落趋势

　　2008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这其中既有金融危机冲击影响的外因，也有我国内部经济发展模式本身缺陷的内因。2009年我国国内生总值增长8.7%，2010年增长10.3%，2011年增长9.2%，2012年预期增长7.5%，由此可见我国的经济增长指标出现了下行势头。由于目前受技术水平和经济结构的限制，从现在到2030年我国经济增长将逐渐放缓，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经济持续增长达两位数的高增长时代将终结。因为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同时驱动，但随着我国劳动力工资和成本的上升（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我国出口正日渐失去其比较优势，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现在大约是20%）必然会下降。随着外需的萎缩，国内投资和消费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柱，而投资构成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半壁江山。这种投资依赖的后果，就是我国经济长期处于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陷阱，进而导致生产和出口过剩以及长期的贸易顺差。我国未来的发展战略，将偏重于国内消费以满足民生需求，我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也将变得更加均衡，但这种变化必然要弱化目前的各种增长因素，从而导致我国经济增长从源头上放缓。同时我国吸引外资的形势比较严峻，2011年底至2012年初已经出现连续五个月负增长。我国2012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1%，已经连续5个季度增速回落。

　　（二）贫富分化严重

　　由于体制和机制设计上存在缺陷，我国初次分配本身就蕴含了极大的不公平性，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过低，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并影响消费和可持续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至今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5国际警戒线，迈入了世界上收入分配很不公平的国家之列。据世界银行测算，在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方面，我国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8上升到目前的约0.47，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并且存在进一步上升的趋势。我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现在23倍；行业之间的差距约10倍左右。在1985年至2009年间，城乡人均收入的比例由1.9：1上升至3.2：1，而沿海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人均收入比例由1.4：1上升至2：1左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2011年12月初公布的报告显示，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扩大，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70146元；最低的农林牧渔业，16717元。最高与最低之比为4.2：1.而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只为1.6—1.8倍，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行业间差距在1.5—2倍左右。反映劳动收入的职工工资总额在GDP中的比重处于下降态势，从1980年的17%下降到2008年的11.2%；而在过去10年，我国的公共财政对医疗和教育的投入分别不足GDP的3%，这几乎是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左右。在这样的情况下，普通居民被迫为医疗、养老和教育进行大规模储蓄，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了我国居民消费不足，以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迟迟难以启动。

　　（三）腐败现象突出

　　世界知名反腐组织“透明国际”于2012年12月公布了《2012年全球清廉指数》调查报告，我国排名80位，比上一年下滑5位，属于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地区）。由于我国现行的财税体制和政府管理机制等方面存在一些弊端和漏洞，围绕权力产生的贪污、渎职、寻租等腐败行为比比皆是。如政府采购、项目招投标、基建等等发生的官商勾结，执法部门知法犯法，当今社会盛行的官商黑勾结、权钱色交易，贪官们前“腐”后继的现象频出。因为制度不健全或机制缺失导致腐败机会大量产生，腐败现象在行政权力集中的审批、执法等部门和资金资源管理权集中的领域易发多发，社会事业、国有企业等领域腐败案件逐年增多，发生在领导干部中的腐败问题依然突出，大案要案、串案、窝案时有发生，有些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巨大、影响极坏。2007年十七大以来我国平均每年有10名副省部级以上高官落马，创下了我国反腐新纪录。

　　四、我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问题，“十一五”规划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标未能如期实现，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也没有实现，反而问题更突出，长期以来的“加快增长”目标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过度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映射到社会、政治和生态领域，就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均、官员腐败、诚信缺失、城市二元社会（市民和农民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因既得利益集团掣肘，群众诉求不被重视，使得如收入分配、城乡统筹、行政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等深层次改革举步维艰。如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讨论了10多年，至今仍无法出台；公车改革和地方民主差额选举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千呼万唤不出来，这明显是既得利益集团在其中作祟的结果。权力的霸道和蛮横，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执法部门的腐败等等，这些现象都说明目前的政策存在失衡，体制存在缺陷，说明特权阶层与富人阶层结盟成为整个社会的“强势集团”，这些都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应对的挑战。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循序渐进实行民主选举，实行“东方式民主”，加大打击贪污腐败的力度。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要通过提高收入建立一个强大的“中等收入阶层”，达到“限高、扩中、增低”的目标。通过与CPI挂钩增加居民工资性收入和完善社会保障体制，让居民敢消费。推进城镇化，实现城乡一体的统筹发展，尽快缩小城乡差距，是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关键。在改革导向上实现民富优先，真正藏富于民、让老百姓真正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有重大突破，中长期内保持7%至8%的中速增长，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社会压力得到有效释放，用10年左右的时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形成“以消费为主导、以城市化为载体、以低碳经济为基本要求、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突破”的发展格局。未来中国经济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首要任务，在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消费要作为首选。

　　（一）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我国经济发展回落虽已是必然趋势，这与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导致的需求增长放缓有关，但很大程度上是我国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仍将释放巨大投资与消费需求。另外，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梯度转移、中西部后发优势等都将创造新的增长点和增长极，我国经济将实现更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我国下一步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具有垄断性质的既得利益集团，一是正在把公共权力利益化的官僚阶层。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进入经济改革的“深水区”，到了改革的关键期和攻坚阶段，必须经过顶层设计，进行自上而下的市场化改革。通过精简机构、规范政府职能、让利放权，实现政府部门与既得利益及利益集团彻底切割，从而达到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全面改革。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才会取得实质性的良性拓展。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行政经费使用管理改革，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

　　1.实行去垄断化改革

　　因为垄断部门的既得利益是阻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大绊脚石。这些行业包括金融、电信、铁路、高速公路、石油化工等，政府应当尽快出台政策，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开放和鼓励社会民营资本甚至国外资本参与。提高国企上交红利的比例，降低国企高管和员工的薪酬福利，真正体现国企作为社会公共财产的价值。长期以来，国家对国企的收租分红比例太低，公益性没有得到制度性体现，每年国企仅上交企业利润的5%，其余95%由国企自由支配，导致国企高管薪酬、员工福利明显高出国内的其他行业。真正负责任的国企管理者不应成为国企红利上交的阻碍，而应该从大局着眼，厘清国企的定位和自己的定位，努力去理顺国企与国民福利之间的关系，从而调和目前国企发展与国民利益之间出现的矛盾。

　　2.实施结构性减税

　　世界银行日前发布报告指出，我国正式部门职工平均税率超过40%，高于世界上许多国家。2011年我国税收总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6%，而同年GDP实际增速仅为9.2%。因为在我国税制结构中，间接税比重过高，由企业承担的比重过高，而本应由富人承担的直接税比重却过低。因此应该对企业和民众进行大幅降税，以减轻企业和居民的不合理负担。21世纪以来我国进行了税种改革：全面取消农业税、企业所得税两税并轨、增值税转型、停征利息税、降低股市交易印花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降低部分进口商品关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等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措施。对企业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标准的行业或企业减免税负，有助于推动企业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恰当的减税对企业和国家是双赢，有效地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推动我国经济自主有序平稳增长。结构性减税短期会影响财政收入，但从长期看有利于财政增收。因为减税后企业负担下降，经营更加活跃，效益更好，这样能增加政府征税的税基。结构性减税有利于增加企业赢利能力，提高个人可支配收入，进而扩大税基，为财政增收奠定税源基础，不能再迷恋“以税收增加财政收入”的传统思维。这就是工业化国家多年来减税浪潮此起彼伏，但政府收入不断提高的秘诀之一。因此要改变现有的间接税比重高、直接税比重低的失衡税制结构，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行业和地区范围，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

　　政府过多地主导社会财富分配，也必然会引起各种寻租行为，腐蚀政府的肌体。我国的税基和税率都定得很高，企业生存也会比较艰难，要是照章纳税，企业基本上没有利润。为此纳税人也会想办法避税。近年来我国税收和财政收入都在高速增长，大幅度、大范围减税的时机已成熟，减税是大势所趋。降低税负有利于小微企业发展，从而带动就业，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因此应减轻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目前小微企业减半征收政策的额度应进一步提高，覆盖面应进一步放大。当前国际经济持续低迷，外部环境复杂多变，我国急需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扩大内需的重要机制之一就是结构性减税。如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后，更多的人收入会增加，这有利于增加消费；而降低增值税的比例，实际上就是降低商品的价格，对于抑制通货膨胀、拉动内需有直接作用。从短期看，减税对税收收入略有影响，但从中长期来看，减税带来的刺激需求、活跃经济的效应将带来政府税源的稳定、税基的扩大，于国于民都有利。民富才能国富，让富于民应是未来财税政策调整的方向。

　　3.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中国在经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已积累了较大的生产能力，制造业更是得到“世界工厂”的称号。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日益凸显了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地位，这就对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我们不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且要缩小收入差距。对中国来说，目前出现的各种内外经济不平衡都与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差距相关联，而且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还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基础。更重要的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有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这必须由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实现公平分配来保障。为此改变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在国家、企业、居民的比例，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直至最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选择。加大满足本国消费需求的力度，减少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将更多依靠减税或行政措施来鼓励消费，挖掘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潜力。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通过“富国”来推动“富民”，以“富民”来促进“富国”。从制度上解决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问题，使财富的积累从政府、企业和少数人向广大百姓甚至弱势群体适当转移，做到藏富于民。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社会问题，使得很多公众对能否共享改革成果产生了严重怀疑，从而对进一步改革失去信心。

　　（二）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在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还应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严厉惩治贪官污吏，从重从快打击腐败现象。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指出“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深入不下去”，“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越来越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温家宝总理也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国家领导人高屋建瓴的重要讲话在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出现瓶颈时显得尤为铿锵有力。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对于打破经济发展瓶颈、化解矛盾、提高执政水平、进一步提升国力和我国的国际地位，有着重要现实意义。目前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路，是如何在共同富裕的基础上，实现全社会公平正义。只有完善政治体制，才能彻底铲除特权，真正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从乌坎事件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从下至上、循序渐进推动基层民主改革和选举。借鉴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实行的“东方式民主”经验，对我国政治体制进行顶层设计，在扩大党内民主和扩大人民民主两条道路并行上作出重大努力和迈出实质性步伐，真正体现民权本位、主权在民的理念，敢于废除特权，约束公权。现在我国的各项改革已迈入深水区，政治体制改革的攻坚战已呈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真正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更高层次上达到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平衡与协调。

　　1.要解决党和政府领导干部体制问题。

　　改革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顽症，改变以党代政、把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避免权力部门化和部门利益化，而这些涉及重大改革的决策需要顶层设计。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各级政府主要领导干部应以公开选拔和民主选举的形式产生。改变各级官员“只需对上负责，无需对民众负责”的不正常现象。严厉查处提拔任用干部中的不正之风，坚决遏制买官卖官、弄虚作假、暗箱操作等用人腐败现象，启动严格的问责机制。

　　2.改革官员任命制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产生办法

　　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可以在县乡两级政府实行公开选拔或民主直接选举，时机成熟之后在省市两级进行民主选举，彻底改变地方官员由少数上级领导决定的弊端，地方官要由当地人民选举产生。人大代表也应当通过公开选举产生出真正能代表人民、能为人民做事的社会精英和公共知识分子，而不是由政府指定或暗箱操作。逐步减少政府官员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中的比例，直至最后从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中消失，避免政府官员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让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真正做到参政、议政和监督职能。改变以党代政现象，实行行政领导负责制，为将来基层的民主选举打下坚实的基础。

　　3.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

　　政府要由“经济干预型”改变为“公共服务型”，优化公共服务和管理，不断完善市场体系，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如政府财政预算、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和“三公”支出等人民群众非常关注的信息，使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落到实处。同时要尽快制定法律，加快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下大力气抑制“三公”消费，严控“三公”支出。严格财经纪律，禁止铺张浪费、奢侈消费现象。应修法从严从重打击贪污腐败行为，着力打造廉洁奉公政府，对犯罪严重的贪官污吏不得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及在服刑期间享受任何特殊待遇。

　　4.增加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公共知识分子参与政府决策机构

　　目前全国共有民主党派8个，总人数80多万，与全国8000万共产党员相比，仅达到百分之一。而我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宪法规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具有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职能，因此应该提高民主党派在政府机构的参政人数比例，真正体现多党合作制度。允许民主党派在全国扩大发展党员，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限制性条件，让民主党派的队伍发展壮大，充实到各个政府机构中去，在政府重要职能部门和公检法司等适当安排党外人士担任重要职务，真正做到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同时加强党外人士队伍建设，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发现、使用和培养党外优秀人才，完善党外代表人士的管理和使用机制，形成党外人才不断涌现的生动局面。

　　（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

　　近几年来国家加大对九年义务教育的投入，免除了儿童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解决了许多孩子们上学难的问题。同时对农村的医疗卫生进行改革，推广新农村合作医疗以及部分大病、重病免费医治，解决了一部分人治病难问题。今后我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就业形势日益多元化等严峻挑战，为了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应采取一系列措施，建立健全各项社会保障制度。要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逐步建立覆盖城乡所有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居有定所的和谐社会。要进一步加大政府财政的投入，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法律体系，加强社保基金的筹措和监管，积极发挥商业保险的补充作用。

　　1.加快建立全民医保体系

　　积极推进医疗卫生改革，破除“以药补医”机制，政府加大对公立医院的补偿，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补助。以县级医院为重点，统筹推进公立医院管理体制、补偿机制、人事分配、药品供应、价格机制等综合改革。扩大重病、大病免费医治范围，避免造成居民“因病而穷”的境地。鼓励社会民间资本开办医院，以缓解我国医疗资源供需矛盾。

　　2.加大对教育的财政投入

　　以政府财政投入、多渠道教育经费，对儿童学前教育、中小学义务教育、职业培训教育等实行免费，同时降低民办教育的办学门槛，对民办教育加大支持力度，享受公办学校的一些优惠政策，壮大民办学校规模，提高民办学校教学质量。

　　3.完善养老保险机制

　　重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打破城乡界限和职业界限，建立基于国民身份的单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破除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长期存在的“二元结构”，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城乡全覆盖、人人有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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