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韵青云谱

第一节 龙的图腾和中国式狂欢

　　一

　　中国，是龙的故乡，这是一个空间辽阔，时间悠久的所在，正好可以给龙这种神奇的动物提供恣意表演、纵情遨游的舞台。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是一个伟大的象征。它的诞生，是一个奇迹，它的成长，是一曲浩歌，它的历史，等同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史和生命史。

　　闻一多在《伏羲考》中提出，龙“是一种图腾文化，它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是“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许多弱小单位的结果”。他的意思是，龙最初可能是一个部落的图腾，后来演变为超部落、越民族的神，成为中华民族共同敬奉的、延续时间最长的图腾神。尽管有专家反对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无论从考古学还是历史资料中，都没发现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以蛇为图腾的氏族部落，更没有所谓以蛇为图腾部落兼并其他部落的记录。但反对意见归反对意见，多数人还是采取了闻一多的观点，把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象征。

　　中国龙，身形矫健，如风轻盈，如云舒卷，如雷霆疾迅，如霞光斑斓，这样的形象多么让人神往。它的内涵更是无比丰富，中华大地，到处都有龙的故事，龙的传说，从古至今，流布不绝。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在民间，关于龙的仪式和活动不胜枚举，关于龙的艺术创作也大量呈现。它们深深地扎根于芬芳的泥土，融化成民俗的血脉，让百姓自觉而自豪地确认自己“龙的传人”的身份。

　　我们是龙的传人，我们的梦，澎湃汹涌，澎湃而汹涌……

　　二

　　在河南涿鹿，建有一座“三祖堂”，纪念中华民族的三大始祖黄帝、炎帝和蚩尤。这个“三祖堂”，当然不是真正的古迹，而是创意者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独出心裁构造出来的一座建筑。之所以选址在涿鹿，是因为历史上著名的“涿鹿之战”。

　　创意者在他们的构想中这样说：

　　五千年前，中华民族的三大人文始祖黄帝、炎帝和蚩尤在涿鹿这块古老而文明的大地上生活、争战、融合、建都、立业，在经过了“阪泉之战”、“涿鹿之战”后，黄帝“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建立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座都城——黄帝城，创造了中华民族公认的“龙”的图腾，第一次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大统一，开创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

　　龙的图腾，是三祖合一后创造出来的，但最早发掘出来的龙的造型，却不是河北，而是在辽宁阜新查海的原始村落遗址。这个所谓的龙的造型，不是一件器物，也不是图像绘画，而是一个龙形的堆塑。查网络资料可知，这个“龙形堆塑”属“前红山文化”遗存，距今约8000年。它位于查海原始村落遗址的中心广场内，由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石块堆塑而成。龙全长近20米，宽近2米，扬首张口，弯腰弓背，尾部若隐若现。这条石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龙。

　　也有研究者说，最早的中国龙迄今有10000年了，它是一幅原始人创作的岩画，位于山西省吉县柿子滩的石崖上。该岩画画的是鱼尾鹿龙，当是龙的最早的雏形。但这幅岩画并未见在任何刊物上发表，到底这个所谓的鱼尾鹿龙，是鱼和鹿和蛇或鳄鱼的合体，还是如何一副尊容，不得而知，因此对于它的存在，有人抱有疑虑的态度。后面还有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出土的距今达七八千年的陶器龙纹，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距今达7000年的彩陶细颈瓶龙纹，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的距今6400多年蚌塑龙纹等，这些龙的造型，是否为查海原始村落龙形堆塑的继承，或是各地土著居民的自创？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但从大中华逐步形成和繁衍的视野来看，它们之间可能有某种隐秘的联系。专家们说，龙的模糊集合过程的起点在新石器时代（这恰是上述各个地方发现龙的造型的时段），经过商、周至战国时期的长足发展，到秦汉时才基本成形。按照专家们的观点，龙是一个“开放的、不断纳新的系统”，它即便在“基本成形”之后，仍在“不断地加减、变衍和发展”，直到形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龙。

　　三

　　图腾一词来源于印第安语“totem”，意思为“它的亲属”，“它的标记”。在原始人信仰中，认为本氏族人都源于某种特定的物种，大多数情况下，被认为与某种动物具有亲缘关系，图腾与氏族的亲缘关系常常通过氏族起源神话和称呼体现出来。于是，图腾信仰先后与祖先崇拜、宗教信仰以及神祇膜拜形成紧密联系，而祖先崇拜、宗教信仰和神祇膜拜的对象，都是具有绝对权威的文化符号。龙既然是华夏民族共同的图腾，它体现在华夏民族的潜意识里，自然是具有绝对统摄力、号召力和影响力的“神性事物”。

　　中国最早的哲学著作《周易》，被称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它的起源据说在伏羲之世，夏、商二朝的占卜书上就有阴阳、八卦的内容，只是周文王将它整理演绎完备而已。这样一部汇集“中国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根源”的伟大著作中，反复提到一个“龙”字，而且都是以崇仰、敬慕、赞美或惧怖的口吻。《周易》开篇第一卦乾卦：“潜龙，勿用”，还有诸如“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或跃在渊，无咎”；“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亢龙，有悔”；“见群龙无首，吉”，等等，这都证明了，龙在华夏族的内心存在有多么强大！

　　中国社会从原始氏族部落完成了向国家形态的转型，尤其秦国靠强大的武力统一中国后，龙自然而然演化为帝王的无形权杖和象征。那些自诩为秉承天意、替天行道的帝王们，都把自己夸耀为“真龙天子”，企图垄断龙的资源和话语权。比如秦始皇就叫祖龙，祖者，始也，意思是第一条龙、最早的龙。照此推论，后面的皇帝再牛也无非龙子龙孙。然而，民间对于龙图腾的信仰并没有完全纳入到帝王的思想和权力体系中去，逢年过节，民间举行的一系列喜庆活动，都让龙来唱主角，比如舞龙灯、划龙舟、祭龙王等等，而这些活动，与帝王们的权力垄断没有一毛钱关系；这里的龙，也不为帝王及其臣子们所掌控，它们是从远古时代一直传承下来的图腾信仰，是深深沉淀在乡土里的民间习俗，是整个华夏民族融合凝聚的象征。这时候的龙，与经年盘踞在皇宫里的龙，或许出自同样的先祖，却类似于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生物”。帝王龙，是威严的、高傲的、狞厉的、残暴的；而民间龙，则是亲和的、平易的、生机勃勃的、活泼跃动的。传说龙生九子，子子不同，帝王龙和民间龙，同样来自华夏民族的图腾，它们造型上没有根本区别，但是在气质秉性上，则是截然不同的。

　　四

　　中国民间影响最为深入久远的关于龙的习俗之一，是端午划龙舟。而关于龙舟的起源，传播最广、知晓度最高的，是对于楚国诗人屈原的纪念。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人。屈这个姓，其实是楚王亲族。楚武王熊通之子名屈瑕，其后世以屈氏为姓，楚王王位从武王传至怀王的时候，历200多年，差不多20代，屈氏也一直世袭担任楚国官员。这个时候，屈氏家族出现了一个杰出的人才，被《史记》作者司马迁赞誉为“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这个人就是屈原。当时的形势是，秦国国力日益强盛，野心日益扩张，企图打破诸侯之间的纵向联合，以远交近攻的方式，各个击破。楚国为南方大国，倘若有明君贤臣执政，采取恰当的方式，联合诸侯对抗秦国，足可承担诸侯长的责任。此时的楚怀王，似乎也想有一番作为。他让屈原担任左徒一职，并授权他制定国家政策，说明此时的怀王对屈原是非常信任的。然而，由于私欲遮蔽，淫邪乘隙，最后，怀王听信谗言，疏远屈原，坠入迷途，被囚秦国，丧身异乡。

　　左徒，是楚国独有的官衔，其职能是“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权位接近令尹（楚国的宰相），也即副宰相。这个时候的屈原，怀抱的是当一个政治家的理想，治国安邦，报效君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好景不长，怀王并非一个有远见、有抱负的君主，竟然为了区区几百里土地，让秦国宰相张仪反复欺骗，而那帮轻裘肥马的达官贵人，贪贿嫉贤，排挤屈原，以致“谗谄蔽明”，“邪曲害公”，屈原一再遭受政治打击，竟然被驱逐出国都，流放于江南。当秦国大军大举侵楚，攻破郢都时，屈原深感绝望，他忧伤悲愤，徘徊踟蹰，行吟泽畔，长歌哀哭，终“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

　　我们设想一下，凭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才华，假如他遇到的是晋文公、齐桓公这样的君主，他自然有可能成为管仲、晏婴一类的贤臣，或辅佐君王成一代霸业，或令百姓安居乐业。遗憾的是，一等才干的臣僚遇上的是三等以下的君王，他的命运便不能不是悲剧了！

　　他没有想成为文学家，他和中国历来大多文人学者一样，最高理想是安邦治国。然而时代不给他“君臣遇合”的机遇，他的满腔期望化为激愤，一身才学化而为诗，他的歌哭裂帛穿云，如日月悬于历史的时空中。

　　他不是第一个这样的文人，他前面有孔子、墨子、孟子……他身后有李白、杜甫、韩愈、李贺、唐寅、郑板桥……一长串数也数不清的名字。

　　但是屈原为国殉身，在他们那个知识分子不必从一而终，可以徙转各国以求实现政治理想（就连孔子也曾周游列国）的时代，却是另类，他的行为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坚贞如玉，从一而终的样板。

　　水流青碧的汨罗江，江畔长满兰花蕙草。这样一处如梦如幻的水域，安葬了一个皎洁如玉，“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灵魂。

　　屈原投水自尽的消息，如激荡的涟漪迅速向周边扩散，四周的百姓闻讯而心中如摧，他们纷纷驾船前来，抢救这位令人无比尊敬的诗人。然而，水波杳杳，哪里是诗人的驻足之处、安魂之所？为了诗人不被鱼龙吞噬，百姓们拿来米饭食物，撒入河中，祈求诗人不被打扰，能得安息。

　　由此，造就了中国文化一个新的里程。

　　作为“辞赋之宗”，屈原开创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先河，影响中国文化2000多年；而龙舟竞渡、端午节包粽子，则成为民间影响力最为深远的习俗之一。

　　当然，对于端午的来历，也有说是纪念伍子胥、曹娥等等历史人物的，而吴越地方的龙舟竞渡则源头更远，是举行部落图腾祭祀的习俗。然而，屈原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出于对文化巨星的仰望，百姓内心更喜欢接纳这样一位情怀高洁，皎如日月的人。

　　五

　　“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屈原的这两句诗，自然不是写的龙舟竞渡，但却描绘了驾舟航行，不避险远的心情。

　　屈原的航行是孤单的、忧伤的，内心的清高凌于白云，灵魂的沉痛却重于砥石。龙舟竞渡却是欢快的、爽朗的，人们的激情如江河波涛奔腾不息，贲张的血脉比钱塘潮水更汹涌澎湃。

　　龙舟竞渡，遍布于华夏大地，但以江南水乡为主要发源地。长江流域，尤其是中下游地区湖泊众多，河汊密布，鄱阳湖、洞庭湖等中国大的内陆湖泊如珍珠宝石，镶嵌于长江这条巨龙身上。龙舟文化，在江南水乡繁衍发酵，如同南方生长的稻米，年年岁岁，周而复始，始终焕发旺盛的生机，又如江南的米酒，晕染着日月的精华，散发着久远的沉香。

　　这些年，文化热在各个地方兴盛，并成为一种时尚，发掘本地方的传统文化资源便成为一个热门项目。湖南沅陵，这个位于湖南西北部，与著名的旅游景点张家界交界，素称“湘西门户”的县，湖南省著名的河流沅江经此流入洞庭湖。当地的专家对本地沉积久远的文化资源进行“钩沉”，认为，新石器时代，原始人就在这一带繁衍；夏、商、周时，少数民族在此生息，他们被中原人称为“南蛮”。他们拿出一项研究结果，印制成书，书名叫《沅陵千年龙船》，将龙舟文化的最早起源地归于沅陵，说沅陵龙舟已有5000多年历史，比纪念屈原的活动早了3000年！沅陵的这一研究结果是否会让吴越一带地方的学者难以认同？不得而知，但笔者以为，其意义仍是不可忽视。至少，韩国某些教授要将端午节、赛龙舟一类的中国民俗剽窃为韩国“原创”，便更要煞费苦心想破脑袋累到吐血去编造论据了。

　　作为鄱阳湖水域和赣江、抚河两大河流的交汇地，青云谱一带的龙舟竞渡活动，历史必定悠久，只是见于文字记载的，最早也仅有明代《南昌县志》以及《逍遥山·万寿宫志》。

　　据这些文字记载，青云谱的龙舟竞渡民俗，是为纪念舨王庙里三位神仙而举办的。三位舨王为东晋时人，他们本是朝廷的石料押运官。他们勇斗水怪，制服水患，解救百姓，最后被当地百姓供奉为水神。他们的相关故事，在《文化青云谱》的相关章节已有介绍。

　　舨王庙位于抚河东岸，正对着当年水怪出没的河段，它属于当地一个叫施尧的村落所辖。施尧村，是一个有名的村落，其名据说也得自东晋。相传东晋时鄱阳湖一带发生大水灾，抚河洪水暴涨，沿岸百姓流离失所，道教净明派祖师许真君发神力降服一头孽龙，使得沿岸又恢复了河清海晏的气象。这个饱受洪水灾害的村子，为纪念这次遭遇，便改名为施尧，意思是感谢上天施舍了一位像尧一样的人物来帮助人们脱离苦海。

　　施尧村傍着抚河，这里的水面宽阔，河道笔直，水流平缓，是进行龙舟竞赛的最佳场所，南昌市水面很多，周边的农村都有端午竞龙舟的习俗，唯有这里的活动最为热闹，场面、气势最为宏大。南昌人观龙舟，此处最为佳胜，所以流传有一句民谣：“东湖的鱼，西湖的虾，施尧的龙舟赛万家。”施尧的龙舟，2012年入选第三批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有了一个正式的名称：青云谱舨王庙龙舟赛。它的内容丰富，传承悠久，很是值得发扬。

　　说到传承，这里不能不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既然人们一致认可，中国龙舟的起源是为纪念屈原，为什么施尧这儿是纪念舨王的呢？只能这样解释：施尧的龙舟其实更早已有，只不过舨王的故事出现后，当地老百姓赋予了它具有本土意义的内容。中国许多民俗都有这样的现象：既有民族性、整体性，又有地域性、乡土性，这也正是文化能够不断延续繁衍生发光大的重要原因。

　　六

　　“从2006年起，端午节前夕，青云谱区施尧村都要举办一次舨王庙龙舟赛……每当此时，往往万人空巷，沿河两岸人山人海，喧闹欢呼至暮始散”——这是刊登于当地晚报的对于青云谱龙舟赛的一次报道。

　　施尧村的龙舟传承久远，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却被迫中断。这条刚猛健劲的龙，这条吉祥欢乐的龙，给龙的传人、龙的子孙带来了多少欢欣愉悦、激情亢奋，然而曾几何时，它竟然被打入冷宫，囚禁在黯淡的岁月深处。1966—2006，中间隔了整整40年。40年，能让一个青年无情地老去，能让组成龙图腾的任何一种动物消耗它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光阴——无论是蛇、鳄鱼、牛、马、雉、鹰等等（过去说，龙的形貌是“角似鹿，头似驼，嘴似驴，眼似龟，耳似牛，鳞似鱼，须似虾，腹似蛇，足似鹰”）。然而，这只龙，这只集中了各类生物的特点，能够呼风唤雨，入地升天，千变万化，无所不能的神物，岂能为一时的禁止而销声匿迹？它的生命力，让那些极力否定排斥它的人无法想象。40年，在人类社会发展史和生存史上只是短暂一瞬，龙，在这个时候，就像深秋以后，潜于深渊，并非无用，只是“勿用”而已。上面那篇报道说：“2006年，农历四月三十日，沉寂了三十余年的舨王庙龙舟赛，第一次在象湖畔大放异彩。”

　　通过那篇报道，我们可以如临其境地看见当时的场景——

　　33岁的施尧村村民杜猛，作为那次龙舟赛的领桨手，见证了当时壮观的场面：“村里很久都没搞过这么大型的活动，又是在端午节前夕，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大家都出来看比赛，选手们也划得非常带劲。”

　　为了准备那次龙舟赛，他锻炼了一个多月的身体，每天坚持跑步。比赛当天，彩炮一响，锣鼓喧天，划桨手奋臂飞浆，追波劈浪，起落一致，蔚为壮观。岸上的观众齐声呐喊助阵，群情振奋，热闹非凡。

　　施尧村的龙舟队，全部由本村农民组成，它正式的冠名是“象湖龙舟队”，而民间叫它“泥腿子龙舟队”。这支龙舟队，多的时候有60多人参加，其中年龄大的接近五旬。队里有两只正规比赛用的龙舟，平时各自忙于生计，一到农历端午节前，便集中起来进行训练。他们的训练不是盲目散漫的，而是聘请了职业教练，训练既刻苦又专业。

　　不愧是有千年承载的村庄，不愧是有千年龙舟竞渡历史的队伍，这支农民龙舟队一组建，便获得了许多荣耀：

　　2006年全国龙舟邀请赛亚军

　　2007江西省第三届全民健身运动会龙舟赛500米直道竞速第一名

　　2008举行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会男子1000米直道竞速全国第五名

　　南昌象湖龙舟赛连续四届冠军……

　　象湖龙舟队，成为远近闻名的一个文化符号。

　　七

　　龙舟竞渡，由民间传统的娱神活动转而为娱乐活动，并成为一年一度的体育赛事，它既有欢愉喜庆的性质，也有激烈竞争的特征。既是喜庆，须有符号；既是竞争，须有规则。于是乎便形成了端午龙舟的一些标志，这些标志，有共同的征象，也有各地的特点。比如一些通用特征为：头尾高翘，船身彩画成龙形；船上插有旗子；有固定的桨手，还有鼓手和指挥，等等。不同方面则有：船身长短不一，桨手人数不一；船身装饰往往展示各自的想象，有的十分丰富，比如有些地方的龙舟色彩分别绘成赤、青、黄、白、黑等不同颜色，分别代表五色之龙（有的地方在五色之外另绘有金龙）；还有的龙舟，龙头与船身分离，可以安上取下，龙口嘴能张合，有的舌头也能转动；湖南道州的龙舟，除龙头之外，还配有凤头，极个别的地方甚至有配虎头、猫头和鹰头的，以丰富龙舟的形象……至于龙舟赛的仪式和程序，也是各地不同的。施尧村的龙舟赛和一般龙舟赛不同的是，龙舟队要先随同旗队、响器班前往村里的舨王庙祭拜。龙舟赛前还要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下水”，具体为：点燃熏香，祭拜江神，焚香之后，宰杀一只雄鸡，将鸡血洒在龙头之上，以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南昌的“划龙船”从阴历四月就开始筹备，进入五月，便进入一场民间的狂欢节。南昌民谚说，“初一划、初二歇、初三初四划到节”，就是说，南昌的龙舟竞渡，会持续四五天之久。

　　据媒体相关报道，施尧一带的龙舟有两种：一种是用来比赛的，船上不插旗帜，数船并进，擂鼓助威，先到目的地者为胜；另一种是用来夺标的，船上彩旗招展，指挥者腰系红带，手持彩旗，站在船头指挥。岸上有人用柳枝作标，系上神帛与铜钱，当夺标龙船靠近时，举标人又跑往别处，龙船也随之时上时下，忽左忽右，颇为壮观——显然，夺标的龙舟具有浓厚的表演性质——这时的龙，是真正意义上百姓的图腾，绝非天子一人之符号。全城百姓，万人空巷，前来江畔，共度佳节，从先民时代一直传承下来的民族潜意识在此一时刻如火山岩浆喷发出来，河里岸边，锣鼓喧阗，乐器高奏，大家载歌载舞，尽情呐喊欢呼，为江中那只载沉载浮，扣人心弦的龙船激动雀跃，一畅心怀。

　　血脉里的龙

　　心中的梦

　　我们是生存了几千年的水手

　　驾舟远航

　　御江而翔

　　一代又一代

　　去追逐远方的梦

　　……

　　八

　　与龙舟竞渡相互媲美的中国民间龙文化，不用提示大家都想象得到，那就是舞龙灯。

　　网上资料对舞龙灯的解释是：龙灯也叫“龙舞”。龙的身长20米左右，直径60—70厘米，内用铁丝做成圆形，安上灯泡或蜡烛，外用纱布包裹涂色而成。舞龙者由数十人组成。一人在前用绣球斗龙，其余全部举龙，表演“二龙戏珠”、“双龙出水”、“火龙腾飞”、“蟠龙闹海”等动作。

　　划龙舟的习俗有具体的起源说法，即对诗人屈原的纪念，舞龙灯的习俗则没有相应的故事解说。据专家考证，龙灯舞应该是承继殷商时期祭天的风俗，这一风俗，包含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之意，即所谓“祈年”。不过，殷商时期，正式的民族国家在华夏大地并没有形成，所谓“国泰民安”，是后来才有的词汇，专家们的解释，也是一种主观推测而已。

　　划龙舟一般固定在每年端午这一个时期，舞龙灯的日子却要宽泛许多。它是每年春节（包括元宵节）的保留节目，但在各个时期的灯会、庙会以及庆祝丰收的时候，欢乐的民众都会通过舞龙灯，来展现心中的欢愉和对未来的期待。

　　舞龙灯，首先是龙的造型要体现出来。龙的身子长而曲，因此龙灯也都是蜿蜒盘曲的。上面说，龙的造型在20米左右，其实这个只是一般情况，中央电视台曾经报道过福建莆田的龙灯，最长可近千米。莆田龙灯是否申请世界吉尼斯纪录笔者不知，至少这是所听闻过的最长龙灯。

　　青云谱的城南龙灯，代表了南昌龙灯的最高水准，它和青云谱舨王庙龙舟赛一样，属于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城南龙灯获如此荣誉，分别由两层因素形成，一是舞龙灯，二是制作龙灯。而这两个方面的荣耀，都来自同一个姓氏：城南史家。

　　史家村在南昌城的南边建村，是700年前的事了。史家先公史本达迁来这里，开基建屋，辛勤劳作，繁衍子息，最终形成一个村落。

　　这个村落，演绎了史姓家族的历史，也演绎了龙的传人的历史。

　　史家，在多少辈以前，就掌握了制龙（灯）和舞龙（灯）两项绝技。

　　舞龙灯，首先要有一条龙的造型。在发明头尾相连完整合一的龙之前，城南的龙灯是由板凳组成的。乡间农屋里，最常用的凳子是条凳，一张条凳可以坐两个人，四张条凳正好正好配一张八仙桌。我们可以想象，起初，人们为了祭神娱神，为了欢庆丰收，龙的子孙便摆出龙的造型，载歌载舞，以为喜庆。但是那么长的龙身如何展现？于是便将各家各户的条凳取来，一字展开，跟在一座雕刻好的龙头后面，正好组成一条龙的形象。为了使龙的形象喜庆娱人，他们在每张条凳上扎了两盏可点蜡烛的花灯，花灯上贴有人物、鸟兽、花草、树木等剪纸图案，这样，原本光秃秃的板凳便成为一件临时性的民间艺术品，全部装饰后的板凳首尾相衔舞动起来，那种色彩、那种规模、那种气势，果然蔚为大观，耀人眼目，夺人心魂。板凳龙由于并非连接成一个整体的，因此可分可合。城南史家的板凳全部取出来做龙灯，可连接成长达几百米的浩大阵势，而分开来，又可组成好些条不同的龙。

　　板凳龙演化为完整一体的布龙（一般用轻且薄，可以透光的纱布），龙的形象就更加逼真了。

　　史家的制龙技术，传承下来，到了史有青这一代，有了新的发展。

　　史有青是20世纪5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他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有着极高的艺术天赋，在音乐、雕塑、绘画、美工设计制作上多有建树。80年代，史老从南昌市房管系统退休，回到故里。返乡之后，他没有赋闲养老，倒是细心搜集家族史料，对“文化大革命”中被中断的地方彩灯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大胆创新设计，制作了“文化大革命”后城南史家村的第一件龙灯作品。这年，南昌市举办春节联欢大会，史老制作的龙灯大展身手，获得成功，为乡里捧回了演出大奖。自此，城南的龙灯声名大噪，受到各界欢迎。那时各个地方的舞龙队还未建立，他们纷至沓来邀请城南舞龙队前往表演。以往的龙灯，用竹片、木料和铁丝等扎成，组合之后，分量不轻，舞龙者要很大膂力才能胜任。史有青心想，舞龙灯，要突出一个“舞”字，那就不光须凭膂力，更重要的是要能做到尽情挥洒，舞动自如，这就要求龙灯的制作尽可能向轻巧灵便发展。现代的一些材料，比如泡沫、海绵等，恰好既轻便，又很具有轮廓表现力，于是，史老先生在吸收传统扎制龙灯技艺的基础上，首创以泡沫海绵制作龙头、龙鳍，辅以彩绘，庞大的龙头，分量顿时减轻很多，一个人单手举起也不再费力。龙衣则用绸布制作，使龙的色彩更加鲜艳靓丽。这样制作出来的龙，轻便灵动，在舞龙者手里，更易于表演出各种高难度动作，龙的舞蹈具有更丰富的形式和浪漫气息。因此，城南舞龙队只要一出场，便引起轰动。史老先生的发明，全国各地民间艺人争相效仿，推动中国龙灯迈进新的时代。

　　史老先生辞世后，他的儿子史克滨接手了城南龙灯的设计、制作工作。他和父亲一样，也是一个具有梦想的人，他的梦想是，要让城南的龙灯走向世界。在龙灯制作技术上，他吸收先辈古朴粗犷的工艺，加入更多的现代元素，形成了城南龙灯独特的风格，实现了龙灯制作从模具、竹编、剪裁、缝纫到印染等100多道工序的规范操作。不仅如此，龙灯家族也在史氏家族手里丰富起来，史克滨继续父亲的未竟事业，设计出适合老、中、青、幼各个年龄层使用的各种形式的龙灯，还有专供女子使用的女子龙。他创新的带光源的灯龙，分为日光龙、夜光龙、喷火龙，又根据使用面料不同，有绸缎龙、烫金龙、网龙……在表演的时候，各式各样的龙翩然起舞，穿插互动，更添喜庆吉祥。

　　史克滨还与时俱进，创建了城南龙灯工作室，建立了城南龙灯工作网站（www。skb。cn），他将城南村自己家那幢百年老屋改建成青云谱城南龙灯博物馆，以展示龙灯这一传统民俗的发展史和史家700年的变迁史。他还参与组建江西省龙狮运动协会，致力于中国民间原生态的舞龙运动的规范、普及和推广。

　　如今，城南龙灯已经远销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地，2007年12月17日，《江西日报》以“‘中国龙’走向世界”为主题，宣传报道了史克滨和他的龙灯。

　　“城南龙灯”获誉无数，“城南龙灯”已成为青云谱乃至南昌市一块响亮的文化品牌。

　　九

　　前文所述，中国的龙文化从起源之后，随着国家形式的建立，逐渐分为两个支脉，一支是帝王龙，一支是民间龙。由于帝王总是把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机器和舆论工具强加给百姓，因此帝王龙的观念一直极力向民间渗透，企图以此控制民间文化。但是，民间的龙文化并没有因此而湮灭消散，它就像田野里的野草，火烧不尽，刀铲不绝，它扎根在图腾信仰中，活跃在百姓心目里。就像一切俗文化会反过来引导精英文化一样（比如宋词、元曲和明代小说的产生），有时候，民间龙也会对帝王的生活形成某些影响。历史记载，唐、宋、元、明、清各代帝王，每当端午，均有御临水边观看龙舟竞赛的节目。《东京梦华录》，这本著于宋代，记录北宋徽宗时期京都城里，上至王公贵族，下及庶民百姓日常生活的书，就描绘了皇帝于临水殿看金明池内龙舟竞渡的旧事。皇帝驾临，金明池旁鼓钹高奏，笙箫齐鸣。池内大量彩船，包括乐船、小船、画舱、小龙船、虎头船等来回梭巡，以供观赏，还有长四十丈的大龙船，作为帝都富庶，天下安乐的象征。此外，就是其他船列队布阵，争标竞渡，以供皇帝和随从百官欣赏娱乐。同时代著名的画家张择端，画《清明上河图》以展现这一时段帝都市民的全景生活状态，画中尽管场面浩大，景象丰富，却由于画的是清明时节，没有端午内容在里面。为弥补此缺憾，他又作《金明池夺标图》专门描画金明池里的龙舟竞赛情景。又据资料显示，明代皇帝曾在中南海紫光阁观龙舟，清帝则在圆明园的福海举行龙舟竞渡，乾隆、嘉庆皇帝等均亲临之。

　　帝王们和王公贵族观赏龙灯，也是史籍多有记述，小说时常描绘的一项保留节目，其含义和观赏龙舟竞渡是一样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诗经·小雅·北山》里面的话，这句话直接翻译，意思就是：作为一国之君，普天之下的土地都属于他一人，天下的百姓都是他的臣民。历来封建帝王及其佐臣们对这句话非常志得意满，自鸣得意，得瑟得不得了。但其实这句诗包含有潜在的贬斥之意。该诗共五章，前面两章是这样的：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

　　翻译过来为：

　　登上北山，采摘枸杞。健壮男子，日夜不息。王家差事，无尽无休；思我父母，令我忧愁。

　　普天之下，皆是王土，四海之内，皆是王臣。大夫失职，行事不公；以我为贤，派遣不停。

　　著名的诗歌理论《毛诗序》说：“《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劳于从事，而不得养其父母焉。”注曰：“笺云：此言王之土地广矣，王之臣又众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王不均，大夫之使而专以我有贤才之故，独使我从事于役，自苦之辞。”

　　由此来看，此诗是针砭指责周幽王的。周幽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烽火戏诸侯的典故就出自他手上。他当政时，派遣差役，鞭打快牛，不重公平。王朝内国土广博，官员众多，却总是偏劳几个人，另外一些人却享受清闲。因此，诗中充满幽怨之情，等于我们今天的牢骚怪话。这首诗的中心意思不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在“大夫失职，行事不公；以我为贤，派遣不停”。

　　君王们得瑟于这句诗，是因为它表达了君主权力不仅至高无上，而且无远弗届，无所不覆，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或者有意忽略掉这样一个事实：再完美的蛋也有缝隙，再强力的专制也有反抗，再封闭的意识形态也有异见的存在。如这首名为《北山》的诗，就是一种以牢骚形式表达的不同意见，而皇帝对于龙的专用和垄断，也不能禁绝百姓对皇权产生之前就有的龙图腾的信仰。

　　当然，皇帝接受了龙舟赛、龙灯舞这样一些民间习俗，不光是为了娱乐，同时也是为了将这些内容纳入皇权的阴影下，但是，民间龙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存在，并没有主动向帝王龙俯首称臣的意思，它就是民族的图腾，百姓的狂欢，它是中国龙文化极其重要，不可或缺，甚至超过帝王龙，成为龙文化的核心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