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中国的曼殊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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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到南洋大学，她创作第二部长篇小说的梦一直未休。她在给伦纳德的信中说，她一到新加坡，便搬进学校提供的三居室小别墅中，让她吃惊的是，新加坡竟是个“半中国的国家”。

　　六月三日，在信中又报告了初到的感受，她发现在这里很难了解到当地的政局，除了分量不重的教学工作和帮助图书馆收藏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外，她在一座四邻稀疏、但树木茂密的小山坡上，过着一种“隐士生活”。夜晚，她点着蚊香驱赶昆虫，香烟袅袅，伴她进入香港、台湾和日本的梦境之中，这使她获得“一些新鲜思想，我可以把它们用到我的第二本书中”。

　　深秋时候，她又给伦纳德去信说，对于那个庞大计划，她的信心突然崩溃了。朱利安“说我的文字有一种俄罗斯风格，有时还有点儿法兰西的味道。他说如果能正确地运用它，就可能写出杰出的作品。我想按照他说的去做，但不太成功。如今每天的生活让人厌烦。我可能是江郎才尽了。”

　　不久，山下有四个男孩女孩来找她。这些孩子大都十来岁的样子，衣裤破旧，散漫不洁，脚上也没有穿鞋子，然而他们憨态可掬，天真活沷。一个大一点的女孩对叔华说：“您是先生，我妈说请您教我们读书。”她说着随手把带来的两条黄瓜和一把小葱放到桌上，又补充说：“这是给您的。”

　　叔华感到这些孩子朴素可爱，收下黄瓜小葱，她给了那些孩子铅笔和练习本，并嘱他们每天黄昏来这里读书练字。

　　时间如风，一刹那便两年了。南洋大学增加了上千名学生和一百多名教员，房子也增建了几十座，而那些乡下孩子像裕廊山的植物一样长得疯快。有几个月叔华到伦敦休假，回来时三个孩子已穿上了鞋子，衣服也穿得整整齐齐了。那个大一点的女孩到城里工作去了，她回来看叔华时，脸上涂了脂粉，头上烫了发，脚上还穿一双漂亮的高跟皮鞋。

　　凌叔华意识到，孩子们真的无可置疑地长大了。

　　凌叔华在中文系授课内容是新文学研究（1956年学期，必修课）、新文学导读（1957年上学期，选修）、中国语法研究（必修）和修辞学（1957年下学期，必修）。

　　她调查这些学生看过什么书，发现他们读书很少，而且书籍匮乏，偶尔看到有一本新书，大家便抢着去买。但是，她也发现，这里的学子爱好新文艺和具有写作才能的很不少。凌叔华被他们的知识饥荒深深感动，授课时格外给补充新的文艺理论。她常对他们讲，无论科学也好，艺术也好，都有它的术语，也有其基本原则。如果做一个学人，就要认识这一合理的新趋势。写一篇小说，光凭灵感是不能取得成功的。天才者或有例外，但有几人呢？关于创作，要虚心采访和研究，只凭自己那点意思，写出来的东西多是狭窄肤浅的。她告诉他们，对新文艺有志的人，要充实自己对大众的了解，然后方能下笔，像过去那样“十载寒窗”，面壁自修，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为解决书籍匮乏，她利用去香港看望女儿小滢和度假便利条件，为大学带回数百册新书，不到一周，被学生抢借一空。如《文学研究》、《文学遗产》等新文艺之作，在市上发现了，常会加二三倍的价钱，被捷足者率先搜去。有一次她发现多了一本《文学遗产》，便给了一个学生，那个学生竟高兴得流出眼泪来。

　　四年间，她在新加坡和英国之间来回穿梭之余，还访问了亚洲许多地方。

　　凌叔华在南大教完第一学期课，一月底到台湾去看望苏雪林。在这期间，她与苏雪林一起参观了台中白沟古物保存所，观赏了北京故宫博物院运台的收藏品，并游了日月潭。趁此之便，她又去香港度假，与在香港美联社工作的女儿陈小滢团聚。

　　凌叔华出于对蒙师辜鸿铭的怀念，去了一次他的故乡马来西亚的槟城。

　　渡轮靠岸后，凌叔华看见人群中大地先生和两位南大同学在那里等候。大地先生先是带她见过生病在家的槟城艺术协会会长清泉先生，再乘车到北部旅游胜地丹绒武雅的下榻怡园。

　　凌叔华入室安置好行装之后，下楼来享受花园夜色美景。她告诉大地先生，“辜鸿铭先生出生在这里，我来之前想去凭吊他，可是没有人能告诉我。他是我父亲的好友，他在槟城的声望远不如在北京大，如若槟城加上他在北京的名气，这座城市就名符其实的人杰地灵了。”

　　大地先生是凌叔华在英国时就认识的朋友，是星、马闻名遐迩的书法家，他说：“凌先生的话确是如此，辜鸿铭先生的事迹和文名在槟岛彰显，定会占尽南亚风光。”

　　在槟城，凌叔华游览了极乐寺、泰禅寺、观音亭、圣乔治教堂、诗华寺等处，她想起童年时辜鸿铭先生与她说过的那句话：“槟城风景好得很呢。”今天她到这里，果然印证了辜先生的话不是虚言。

　　而槟榔屿给她最奉厚的报答，便是那篇名播海内外的散文：《记我能知道的槟城》。

　　一九五九年初，凌叔华利用放年假的机会，踏上了她第三次去日本的旅途。

　　前两次去日本，正是日本全盛时期，处处有条不紊，确是一个山川秀丽、国泰衣丰的强国。而这次去日本，则是“战后”造访，其国势大不如前，那蓬莱三岛的风光，也在人们心中消褪了颜色。

　　她乘船途经香港直抵日本横滨，然后转道去日本首府东京。

　　刚刚放下手里的提具，她便接到张大千先生打来的电话，说刚刚接到巴黎来信，得知今日抵达东京，请即刻到他家共会刚从美国纽约来的画界朋友济远先生。

　　他们一见如故，大千在日本朋友杉村建议下，次日到镰仓逛庙看梅去。镰仓位于东京南部的神奈川县，背山面海，是一座著名的历史古城，被日本称为“镰仓时代”。在高德院，他们一行到神社看完大佛，便乘的士到锦屏山瑞泉寺看梅花。

　　凌叔华走到禅堂转角的花坛上，有一弯老梅枝干斜伸过来，其姿态宛如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大千说：“这棵叫照水梅，它的花朵都是面向水的。”凌叔华则想到，那年徐志摩到孤山，寄回北京两枝梅花和一首诗：

　　红梅肥

　　绿梅瘦，

　　绿梅寄与素（叔华），

　　红梅寄与眉（小曼）。

　　凌叔华对大千说：志摩永远忘不了人间，所以他的诗句，总是带着人间的温暖。

　　大千也说：徐志摩是个多情的诗人，他陪泰戈尔到日本写的那首《沙扬娜拉》，至今读来让人心动。

　　结束东京之行，凌叔华告别大千夫妇和济远先生，又南下京都，最后一站是奈良。这些地方，她战前都曾去过，再游只是想重温年轻时的梦境和看看战后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