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中国的曼殊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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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大执教期间，中文系先后有过两任主任。第一位是佘雪曼（1909—1993），他的任期是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第二位是涂公遂（1902—1992），他的任期是一九五八至一九六零年。

　　中文系教授有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和背景。

　　中文系主任佘雪曼与教授潘重规同出于南京中央大学；后任中文系主任的涂公遂毕业于燕京大学，刘太希毕业于北京大学，而刘与潘重规还是舅甥关系。佘、潘这些“章（太炎）、黄（侃）弟子”，以南京大学为师承是很自然的事，而潘重规还是黄侃的女婿，他的妻子黄念容一九五七年也成为南大中文系讲师。刘太希是潘重规舅舅，为接出困于大陆的姐姐（潘重规之母），刘太希想尽一切办法，救其姊于“水火”之中。

　　凌叔华虽与涂公虽同出于燕大，但二人并不在一个系，关系一般，因而“被孤立于外”。

　　刘太希（1898—1989）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应聘到南大中文系，他是江西信丰太阿人，早年入北大，是林琴南、梁启超的高足。后到小县城当了个不太正规的小县官，抗战初钻到国防部当了秘书，边写诗边混饭，竟被蒋介石授了个少将参议。蒋败逃台湾后，他到香港定居，一九五七年通过亲属关系进入杏坛，到刚建立的南大中文系当了副教授，授课内容是历代诗选、诗经等，一九六二年看到南大形势不妙，便辞职去了台湾。

　　凌叔华在授课之余，鼓励学生创建了“南洋大学创作社”，开展写作及文艺评论；而刘太希、涂公遂则支持中国文学研究会写古体诗，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很快，他们在创作主张和创作实践中产生了分歧和争论，主要表现在刘太希古诗正统观与凌叔华寄希望“新诗的未来”的分野。学生中也各有追随者，由此带来人际关系的变化：凌叔华，潘重规、黄念容夫妇于一九六○年四月离开南洋大学。涂公遂、刘太希于一九六二年三月离开南洋大学，去了台湾。

　　需要指出的是，凌叔华的友人苏雪林在晚年的回忆中，提到凌叔华在南洋大学执教生涯时说：“南大来台湾找人，应聘者有台北师范大学潘重规等，我名亦其列。我怕南洋气候不适合，不敢去，荐原在英伦侨居的凌叔华自代。凌到南大后即教我的功课，但凌与那边中文系主任刘太希摩擦得相当厉害，仅教一年即未被续聘。”

　　受到苏雪林此话的误导，有论者以为凌叔华在南大只教了一年或一年半的书，而受教于凌叔华南大中文系的第一届毕业生纷纷为老师鸣不平，认为苏雪林“厚诬”了凌叔华。据南大校史记载和第一届毕业生回忆，刘太希从未担任过南大中文系主任一职，他回台湾走马灯似的变换岗达五处之多，当没当系主任与南洋大学就没关系了。而凌叔华在南大执教了四年，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后来苏雪林于一九六四年九月至一九六六年二月也在南大教书，这位《楚辞》考据家能把上古事情考察的有鼻子有眼，不知什么原因，她与友人同在一所大学教了几年书也没搞清楚，是记忆出了问题？还是选边所需？不得而知。

　　凌叔华在南洋大学教学之外，继续她的绘画，文章则偏重于散文写作。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她在新加坡维多利亚纪念堂举办了个人画展。连士升、潘受以及学生刘森发在报端撰文盛加赞誉。

　　一九六○年二月，凌叔华在结束南大四年教学生涯之前，她编辑了这期间写的文章，定名为《爱山庐梦影》，由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出版。她在自序中说：

　　这本薄薄的小书是我在来南洋后收集的一件纪念品。这里面描写了我近三年的生活与思想——当然也充溢着我对云南园流恋的情绪。最使我欣幸的是在短短三四年中，我不但得以重温我“爱山”的旧梦，同时还遇到几位对人生对文艺工作有同样见识的真朋友。

　　云南园的山，成了她梦中挥之不去的影子。山在她的生命中，浩荡着一种态度，一种精神，并与之相伴相生，成为万丈红尘中物我两契的至高境界。

　　一九五九年冬天，借寒假她回了一趟大陆，先后去了广州、武汉和北京。

　　回到南大的第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她写信给伦敦的伦纳德：“中国的朋友忠告我说，最好别向其他人提起我的中国之行。”可是她的这个计划无意中被在香港英国BBC电视台工作的女儿陈小滢发现了，她知道这会让父亲陈西滢受到牵连，但当她告诉父亲时，凌叔华早已去了大陆。

　　凌叔华先去了故乡番禺。

　　在侨务人员的陪同下，她在广州走访了一些亲友，之后便去了故乡深井。在族人的引领下，凌叔华先去了中约坊上街的祖居。她的两个哥哥有的去了上海，有的去了香港，深井村已无直系后人。凌念楚是凌叔华亲叔祖的重孙，一九三一年凌福彭去世时还是个少年，如今已是四十出头的中年人了，凌叔华依稀还能记起他少年时的模样。邻居四婆早已过世，儿孙们也都子女成群，说起往事，大家都还记得叔华的名字和童年的故事。

　　邻居们对凌叔华说：“姑妈童年在江沥海玩耍的那个小港口，现在只剩下半段水域，四婆带你到山上烧香的三圣庙和洪圣宫还在，但北帝庙、雷公庙、医灵庙、关帝庙、观音庙，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了。”

　　在去景客凌公祠的路上，凌念楚指着几棵两三人才能合抱起的老荔枝树说：“四婆家里人常说起，姑妈小时候和孩子们在树下追逐、游戏。小伙伴们都愿意跟你在一起玩耍。”

　　凌叔华参拜了家庙后，又去了村东北方大飞岗父亲的墓地。

　　飞鹅岭在大飞岗山巅，爬过几道山坡，凌叔华来到父亲墓前。她环顾四周，这里海拔虽然只有五十多米，然而，它北临珠江，南望全村风光，确是父亲长眠的好归宿，且有驾鹤归去之意境。凌叔华把花圈轻轻地放在父亲墓前，又在父亲墓旁植了两株小松树。

　　接着凌叔华一路北上，从武汉下车后，她又去了一趟珞珈山下的武汉大学。在与武大的领导和好友的畅叙中，她独没见到袁昌英。在她提出要见她时，校方以种种理由搪塞了。凌叔华哪里知道，袁昌英因家庭出身、南京国大代表等问题被“打右”，继而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已被武大开除在街道劳动改造。

　　后来袁昌英从校方那里接到凌叔华给她带来的礼品，才知道叔华来武汉看她而不得见。

　　凌叔华到北京后，从周鲸生夫妇那里才得知袁昌英上述遭遇。在武汉，凌叔华用武汉大学的明信片，给英国查尔斯顿山庄病重的瓦内萨写了几句话寄去。第二年十月七日，是凌叔华回英后写给瓦内萨的最后一封信。信中她还译了苏东坡《江城子》的词放进信封寄去。词的内容是：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凌叔华借诗说愁，向瓦内萨问候并表明她心迹。时过不久（1961年），瓦内萨就去世了。

　　之后，凌叔华到了北京，那里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她的老朋友张奚若已身居高位，先做教育部长，又做对外文化委员会主任。他请了凌叔华和几位老朋友相聚。席间张奚若用他带有浓重陕西味的京白，绘声绘色地描述与调侃杨振声手拿酒杯慢悠悠的姿态，真像《空城计》里的孔明，惹得一桌人大笑不止。

　　然而，凌叔华发现大家笑得很惨，尤其是清华教授邓以蛰在那里一言不发，眼里却含满了泪水。张奚若见状，立刻提议下周到西单的川菜馆再聚一次，一个人也不许少。他特别叮嘱凌叔华说：“你一定得来，就是订了机票，也要展期再飞。”

　　张奚若的提议，一班朋友谁也不敢与他辩驳。在政界，他特别爱护朋友，与他们的友情长久而不衰。在外交界，不分中西，大家也一样敬爱他。结束中国大陆之行，凌叔华又返回新加坡南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