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九章 向南京司法行政部求情
冯仪到家休息了三天后又跑到镇海去找三哥，把去杭州的情况一五一十地都给李家的三哥说了：“监狱认为和兰是共党重犯，见都不让见，更别说保出来了。”三哥一听也十分难过，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对冯仪安慰几句，送走了她以后，李价民心里也十分不安，想着他们兄弟姐妹，老大、老四早没了，老二长来1942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在柴桥，五弟、七弟、九弟和八妹都跟新四军到北方打国民党反动派去了。五弟媳是好样的，她也是地下党员，如果没有两个幼小的孩子拖累，可能也跟新四军到北方去了。五弟媳她一个女人家拖着两个幼儿，还以教书为掩护做地下工作，国民党特务把她抓去，关到杭州监狱里。这事情是够糟心的了。弟媳的姐姐大冯老师专程去杭州探望无果，自己经济上也无法帮助弟媳许多，奔点脚头也应该呀，自己毕竟是兄长呀，也是李家唯一在家乡的男人，难道自己就这样坐视不管吗？还不如弟媳姐姐一个妇女？他得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去救救五弟媳。他在心里搜罗了一遍，杭州、宁波他家还有什么亲戚可以帮得上忙的？想了一下，在宁波、杭州没有什么有权势的亲戚了。突然他想到了在南京中央政府司法行政部当秘书的小姑姑李亚儒。对，要不到南京去一趟找找小姑姑看看？如果由她出面，兴许能把五弟媳保出来。她所在部门的地位比杭州的那些军法机关高多了。她虽然不是什么大官，但在部里做事的人，下面机关的人总也会敬畏三分的，有事相烦，他们总也会给一点面子的。她既在司法行政部，那各级法院他们都管得着，浙江省的犯人自然他们也可以过问的。找小姑去，请小姑给下面说说情看。虽然小姑没有和五弟媳见过面，但是五弟李健民她总是知道的呀，五弟也是她的亲侄子呢。成与不成，去南京见她一下，她总会过问一下吧。
李价民当时在镇海中学当校长，妻子於侃民仍在柴桥小学教书。他赶到柴桥对妻子於侃民说：“为救五弟媳和兰，我想到南京去一趟找找亚儒小姑，她在司法行政部做事，不知有没有办法。”
於侃民曾经在三北根据地参加过革命工作，当年在公德小学和和兰关系甚好。现在价民想到南京去找找小姑李亚儒，她非常赞成，说：“为了救和兰，你应该去一趟。到了南京找到小姑姑，你好好跟小姑姑说一说，向她求求情，要是真办不到，咱们也就死心了。如今五弟跟部队北撤了，要是和兰再被害，缘山、平山怎么办呢？你快点去吧，家里的事情你不用操心，你尽管放心去。”
于是，李价民向学校请了几天假就动身了。他从宁波乘轮船到上海，先去找六弟和七弟。这时因七弟李俍民患心脏病，组织准许他到上海治病。李价民把救和兰的事再与六弟、七弟商量一下，六弟李倜民说：“我现在的工作一时走不开。”其实他在上海负责一个党的地下组织所进行的秘密工作，根据党的保密纪律是不好向两兄弟讲的，也不允许擅离岗位。七弟俍民对他说：“三哥，六哥没空，我跟你到南京去一趟吧，要是去了实在没法子把五嫂保出来，我们也死心了，将来也可以向五哥交代了。”李价民本来想叫老六倜民去的，六弟不想去，七弟却自告奋勇要去。他对这个小弟弟的为人很感动。他望着俍民清瘦的面容，想着他的心脏病还没有全好，不忍心让他旅途奔波，就说：“七弟你身体不好就不要去了，我自己一个人去一下算了。”这个为人仗义的七弟李俍民，后来成了一个很有名的翻译家，《牛虻》《斯巴达克斯》《白奴》等许多世界名著就是他翻译的。
当时，七弟说：“三哥，那我送送你吧。”李俍民把三哥送到火车站，于是李价民就从上海乘火车来到南京。
李价民到了南京，来到南京国民政府机关所在地中央路，问到了司法行政部的地址。来到司法行政部后，门口威严站着的持枪卫兵，不让他进，说：“你找什么人？从哪里来，找她有什么事？你要找法官也不能随随便就能进去的。”他告诉他们，他从宁波来，不是来打官司，而是来找亲戚的。他的小姑姑在司法行政部做事，他来找他的姑姑。
“你姑姑叫什么名字？”
“叫李亚儒。”
那个警卫在传达室打电话，问司法行政部秘书处，一会儿放下电话说：“进去吧。”并告诉他她在几楼和哪个办公室。李价民七弯八拐，找到了小姑李亚儒的办公室。
李亚儒见侄子大老远从宁波来找她，很高兴，问侄子：“价民，你怎么来了？是来南京游玩的，还是有事专程来找我的？”一面伸手请他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亲自倒了茶放到他面前。李价民对小姑说：“姑姑，五弟媳在家乡教书，被宁波警察局抓去，说她是共产党，现在被关在杭州监狱里。她姐姐到杭州去看看她，也不让见。姑姑，我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来找找您的。健民前年已经跟着新四军到北方去了，家里剩下两个三岁和五岁的孩子。这怎么办呢？五弟媳要是出不来，她家里可就惨了。而且她父母也很老了，要是万一那个，老人孩子都没人养了。姑姑，你这里是中央最高的司法衙门，能不能替五弟媳想想办法？救救五弟媳吧。”
李亚儒坐在大办公桌前望着李价民，听他说完，严肃地问他：“是单独抓去的，还是有同伙被一道抓进去的？”李价民说：“好像那天抓了六七个，现在都关在杭州监狱里。”李亚儒沉吟了半晌，又问他：“老五的妻子是做什么的？”李价民告诉她：“五弟媳是小学教员，当时她在鄞县后塘乡一个小学里教书。她那天路过那个抓人的人家，去看看她表妹的，结果被一起抓去了。”
李亚儒说：“关在杭州小车桥陆军监狱？”
“好像不是。”
“那是不是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的柴木巷监狱？”
李价民说：“对，就是在浙保司令部监狱里。”李亚儒听了皱起眉头说：“这事情恐怕不是你所说的那么简单了。听你这样说，这人估计是被军统抓的。军统抓的人，我们也不好插手的。他们是由委员长直管的。有时对要判死刑的大案要案装个样子叫各省的高等法院代审一下，最后的生杀大权还是掌握在军统的人手里。所以我们司法行政部也不好直接插手过问。”
价民听了小姑的话，觉得没有多大希望，小姑也很难帮上忙。但是他路途迢迢从宁波赶到上海，又从上海赶到南京来，不能白来一趟吧。既然来了，总要再求小姑试着过问一下。于是他又苦苦哀求：“姑姑，你帮我们打听一下也好呀，要保她出来要办什么手续，叫我们家属做些什么事情。如果要钱我们也会去想法子的，就是砸锅卖铁我们也愿意。”李亚儒望着侄子说：“如果可以用钱保倒好办了，钱不是什么地方都用得上的。我帮你们打听一下是可以的，但你们也不要抱太大希望。委员长剿共的决心很大，他派了几十万大军向延安进攻却不顺利，被共军反攻过来，听说损失很大，他正为消灭不了共产党生气呢。你想想这时候他对在后方抓获的共产党还会手软吗？如果健民的妻子真是共党，那是很不好办的事情。”停顿了一下她又说，“这样吧，你大老远地来找我，我总也不能袖手旁观吧，我给你打听打听看。你就到我家去住两天，有消息我会告诉你的。”话说到这里，价民觉得也只能这样了，于是不再说什么了。
下班后，小姑和李价民一起乘车回家。主张独身主义的小姑一人住在一套洋房里，她亲自下厨为价民烧了几道宁波口味的菜，就和价民一边吃晚饭，一边谈家常。听说李价民以前在南京的中央大学读过书，但因为当时一门心思读书却没有好好在南京玩过，李亚儒就说：“那你趁现在空闲，就好好在南京玩一玩。南京是六朝古都，中山陵、明孝陵、灵谷寺、夫子庙、秦淮河、玄武湖、莫愁湖等名胜古迹都去看看。”价民说：“好，好，我会去看的。”他住在姑姑家里，也没有心思去游玩，只在中央路鼓楼前转了一下就回来，在姑姑的书房里随便看看书报。
第二天上午，李亚儒在有关浙江省的军统系统和保安部队的负责人名单里查了一下，见浙江保安部队的司令是竺鸣涛少将。就她所知，如果是共案，这人应该是在保安部队里的。乘人不多的时候，她关起门来给浙江保安司令部的司令竺鸣涛打了个电话，问：“你是竺将军吗？我是南京司法行政部的，你们那里在押的犯人里面有没有个从宁波抓来的叫冯和兰的女犯？”
竺鸣涛接起电话，听说是司法行政部的人，吃了一惊，忙问：“您是哪位？”李亚儒说：“我姓李，叫李亚儒，亚洲的亚，儒生的儒。”竺鸣涛一听，感到碰到顶头上司了。虽然不是自己的直管上司，但是听来这人挺有来头，还是个女的，要不是后台有很大的靠山，能进到司法行政部吗？他用一只手掌把话筒盖住，问旁边的一个参谋：“中央司法行政部里有个叫李亚儒的女人是干什么的？”
参谋说：“好像是司法行政部长的秘书。官不大但靠山很硬，听说她哥哥当年是个挺有名的教育家，与陶行知、蔡元培相处，也是国民党元老、委员长秘书陈布雷的朋友。”竺鸣涛吃了一惊，仿佛李亚儒在他面前似的马上站起来立正，恭敬地问对方：“前辈，您有什么事吩咐吗？”
李亚儒说：“我家的一个亲戚被你们抓来了，关在你们司令部的监狱里，不知她犯的是什么罪？”
竺鸣涛问：“她叫什么名字？”
李亚儒说：“叫冯和兰，是个女的。”
竺说：“她是个和四明山共党头子一起抓来的共党要犯。”
李亚儒说：“已经证明了她的身份吗？她是什么级别的？”
竺鸣涛说：“她自己起先不承认，但别人已经检举她了，她是个当地共党的区特派员兼支部书记。”
李亚儒说：“是个小头目嘛。你们打算怎么处置她呢？”
竺鸣涛说：“这要看她的态度了，如果她肯配合我们招认她的罪状，我们可以从轻处理，放她出去。要是她死不肯招，和我们对抗到底，那就不好办了。”
李亚儒告诉他：“这个女的是我的侄媳妇，年纪不大，估计是一时被共产党迷惑了。竺将军，能不能通融一下，把她放放出来？如果要什么条件也请您讲。”竺鸣涛想了一下说：“不瞒您说，您这个侄媳妇，我已派人审问过几次了，是个很顽固的人。她一点也不招认。我们也实在无能为力。”
李亚儒最后对竺鸣涛说：“竺将军，您不知道，我这个侄媳妇上有老父母，下有两个幼子，丈夫也没了，一家全靠她一个人教书过日子，如果你们把她判了死刑，这个家就完了。所以我想在你可以允许的范围内，通融通融，放她一条生路。”
竺鸣涛想了一下说：“前辈，既然您亲自来过问此案，那么我就把底线放到最低限度。她不肯交代，现在也甭叫她交代什么了，只要她能写一纸悔过书，从今以后脱离共产党，那我们也就放她出去算了。这样也好让我们对上司有个交代。如果她连这样的一张悔过书也不肯写，那我们也没有办法了。既然有人检举她是共党分子，把她抓来了，又随便放了她，我不好向我的直接上司交代的。”李亚儒想了一下，也只能这样了，自己虽在司法行政部里，但不是他的直管上级，没有权力命令他。她说：“好吧，那我告诉她，尽可能叫她写一张。竺将军这事麻烦您了。”
第三天，李亚儒回家把和浙江保安司令通话的情况告诉李价民，说：“你回去到杭州告诉和兰一下，能不能叫她姿态放低一些，写个悔过书，如果能写一张，保安司令就可以放她出去。”
李价民听了很高兴，就赶快乘火车到杭州，并带了一些钱。他到了杭州，就现写了一封信，并拿了一些钱送到和兰所在的监狱里，信上说他去过南京，与在司法行政部里的李亚儒姑姑打过招呼，姑姑已经给浙江省保安司令打过电话了，叫她为了孩子和老人，还是放低姿态写一张悔过书给监狱领导算了，她就可以出来了。然后他就回镇海了。
对冯仪安慰几句，送走了她以后，李价民心里也十分不安，想着他们兄弟姐妹，老大、老四早没了，老二长来1942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在柴桥，五弟、七弟、九弟和八妹都跟新四军到北方打国民党反动派去了。五弟媳是好样的，她也是地下党员，如果没有两个幼小的孩子拖累，可能也跟新四军到北方去了。五弟媳她一个女人家拖着两个幼儿，还以教书为掩护做地下工作，国民党特务把她抓去，关到杭州监狱里。这事情是够糟心的了。弟媳的姐姐大冯老师专程去杭州探望无果，自己经济上也无法帮助弟媳许多，奔点脚头也应该呀，自己毕竟是兄长呀，也是李家唯一在家乡的男人，难道自己就这样坐视不管吗？还不如弟媳姐姐一个妇女？他得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去救救五弟媳。他在心里搜罗了一遍，杭州、宁波他家还有什么亲戚可以帮得上忙的？想了一下，在宁波、杭州没有什么有权势的亲戚了。突然他想到了在南京中央政府司法行政部当秘书的小姑姑李亚儒。对，要不到南京去一趟找找小姑姑看看？如果由她出面，兴许能把五弟媳保出来。她所在部门的地位比杭州的那些军法机关高多了。她虽然不是什么大官，但在部里做事的人，下面机关的人总也会敬畏三分的，有事相烦，他们总也会给一点面子的。她既在司法行政部，那各级法院他们都管得着，浙江省的犯人自然他们也可以过问的。找小姑去，请小姑给下面说说情看。虽然小姑没有和五弟媳见过面，但是五弟李健民她总是知道的呀，五弟也是她的亲侄子呢。成与不成，去南京见她一下，她总会过问一下吧。
李价民当时在镇海中学当校长，妻子於侃民仍在柴桥小学教书。他赶到柴桥对妻子於侃民说：“为救五弟媳和兰，我想到南京去一趟找找亚儒小姑，她在司法行政部做事，不知有没有办法。”
於侃民曾经在三北根据地参加过革命工作，当年在公德小学和和兰关系甚好。现在价民想到南京去找找小姑李亚儒，她非常赞成，说：“为了救和兰，你应该去一趟。到了南京找到小姑姑，你好好跟小姑姑说一说，向她求求情，要是真办不到，咱们也就死心了。如今五弟跟部队北撤了，要是和兰再被害，缘山、平山怎么办呢？你快点去吧，家里的事情你不用操心，你尽管放心去。”
于是，李价民向学校请了几天假就动身了。他从宁波乘轮船到上海，先去找六弟和七弟。这时因七弟李俍民患心脏病，组织准许他到上海治病。李价民把救和兰的事再与六弟、七弟商量一下，六弟李倜民说：“我现在的工作一时走不开。”其实他在上海负责一个党的地下组织所进行的秘密工作，根据党的保密纪律是不好向两兄弟讲的，也不允许擅离岗位。七弟俍民对他说：“三哥，六哥没空，我跟你到南京去一趟吧，要是去了实在没法子把五嫂保出来，我们也死心了，将来也可以向五哥交代了。”李价民本来想叫老六倜民去的，六弟不想去，七弟却自告奋勇要去。他对这个小弟弟的为人很感动。他望着俍民清瘦的面容，想着他的心脏病还没有全好，不忍心让他旅途奔波，就说：“七弟你身体不好就不要去了，我自己一个人去一下算了。”这个为人仗义的七弟李俍民，后来成了一个很有名的翻译家，《牛虻》《斯巴达克斯》《白奴》等许多世界名著就是他翻译的。
当时，七弟说：“三哥，那我送送你吧。”李俍民把三哥送到火车站，于是李价民就从上海乘火车来到南京。
李价民到了南京，来到南京国民政府机关所在地中央路，问到了司法行政部的地址。来到司法行政部后，门口威严站着的持枪卫兵，不让他进，说：“你找什么人？从哪里来，找她有什么事？你要找法官也不能随随便就能进去的。”他告诉他们，他从宁波来，不是来打官司，而是来找亲戚的。他的小姑姑在司法行政部做事，他来找他的姑姑。
“你姑姑叫什么名字？”
“叫李亚儒。”
那个警卫在传达室打电话，问司法行政部秘书处，一会儿放下电话说：“进去吧。”并告诉他她在几楼和哪个办公室。李价民七弯八拐，找到了小姑李亚儒的办公室。
李亚儒见侄子大老远从宁波来找她，很高兴，问侄子：“价民，你怎么来了？是来南京游玩的，还是有事专程来找我的？”一面伸手请他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亲自倒了茶放到他面前。李价民对小姑说：“姑姑，五弟媳在家乡教书，被宁波警察局抓去，说她是共产党，现在被关在杭州监狱里。她姐姐到杭州去看看她，也不让见。姑姑，我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来找找您的。健民前年已经跟着新四军到北方去了，家里剩下两个三岁和五岁的孩子。这怎么办呢？五弟媳要是出不来，她家里可就惨了。而且她父母也很老了，要是万一那个，老人孩子都没人养了。姑姑，你这里是中央最高的司法衙门，能不能替五弟媳想想办法？救救五弟媳吧。”
李亚儒坐在大办公桌前望着李价民，听他说完，严肃地问他：“是单独抓去的，还是有同伙被一道抓进去的？”李价民说：“好像那天抓了六七个，现在都关在杭州监狱里。”李亚儒沉吟了半晌，又问他：“老五的妻子是做什么的？”李价民告诉她：“五弟媳是小学教员，当时她在鄞县后塘乡一个小学里教书。她那天路过那个抓人的人家，去看看她表妹的，结果被一起抓去了。”
李亚儒说：“关在杭州小车桥陆军监狱？”
“好像不是。”
“那是不是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的柴木巷监狱？”
李价民说：“对，就是在浙保司令部监狱里。”李亚儒听了皱起眉头说：“这事情恐怕不是你所说的那么简单了。听你这样说，这人估计是被军统抓的。军统抓的人，我们也不好插手的。他们是由委员长直管的。有时对要判死刑的大案要案装个样子叫各省的高等法院代审一下，最后的生杀大权还是掌握在军统的人手里。所以我们司法行政部也不好直接插手过问。”
价民听了小姑的话，觉得没有多大希望，小姑也很难帮上忙。但是他路途迢迢从宁波赶到上海，又从上海赶到南京来，不能白来一趟吧。既然来了，总要再求小姑试着过问一下。于是他又苦苦哀求：“姑姑，你帮我们打听一下也好呀，要保她出来要办什么手续，叫我们家属做些什么事情。如果要钱我们也会去想法子的，就是砸锅卖铁我们也愿意。”李亚儒望着侄子说：“如果可以用钱保倒好办了，钱不是什么地方都用得上的。我帮你们打听一下是可以的，但你们也不要抱太大希望。委员长剿共的决心很大，他派了几十万大军向延安进攻却不顺利，被共军反攻过来，听说损失很大，他正为消灭不了共产党生气呢。你想想这时候他对在后方抓获的共产党还会手软吗？如果健民的妻子真是共党，那是很不好办的事情。”停顿了一下她又说，“这样吧，你大老远地来找我，我总也不能袖手旁观吧，我给你打听打听看。你就到我家去住两天，有消息我会告诉你的。”话说到这里，价民觉得也只能这样了，于是不再说什么了。
下班后，小姑和李价民一起乘车回家。主张独身主义的小姑一人住在一套洋房里，她亲自下厨为价民烧了几道宁波口味的菜，就和价民一边吃晚饭，一边谈家常。听说李价民以前在南京的中央大学读过书，但因为当时一门心思读书却没有好好在南京玩过，李亚儒就说：“那你趁现在空闲，就好好在南京玩一玩。南京是六朝古都，中山陵、明孝陵、灵谷寺、夫子庙、秦淮河、玄武湖、莫愁湖等名胜古迹都去看看。”价民说：“好，好，我会去看的。”他住在姑姑家里，也没有心思去游玩，只在中央路鼓楼前转了一下就回来，在姑姑的书房里随便看看书报。
第二天上午，李亚儒在有关浙江省的军统系统和保安部队的负责人名单里查了一下，见浙江保安部队的司令是竺鸣涛少将。就她所知，如果是共案，这人应该是在保安部队里的。乘人不多的时候，她关起门来给浙江保安司令部的司令竺鸣涛打了个电话，问：“你是竺将军吗？我是南京司法行政部的，你们那里在押的犯人里面有没有个从宁波抓来的叫冯和兰的女犯？”
竺鸣涛接起电话，听说是司法行政部的人，吃了一惊，忙问：“您是哪位？”李亚儒说：“我姓李，叫李亚儒，亚洲的亚，儒生的儒。”竺鸣涛一听，感到碰到顶头上司了。虽然不是自己的直管上司，但是听来这人挺有来头，还是个女的，要不是后台有很大的靠山，能进到司法行政部吗？他用一只手掌把话筒盖住，问旁边的一个参谋：“中央司法行政部里有个叫李亚儒的女人是干什么的？”
参谋说：“好像是司法行政部长的秘书。官不大但靠山很硬，听说她哥哥当年是个挺有名的教育家，与陶行知、蔡元培相处，也是国民党元老、委员长秘书陈布雷的朋友。”竺鸣涛吃了一惊，仿佛李亚儒在他面前似的马上站起来立正，恭敬地问对方：“前辈，您有什么事吩咐吗？”
李亚儒说：“我家的一个亲戚被你们抓来了，关在你们司令部的监狱里，不知她犯的是什么罪？”
竺鸣涛问：“她叫什么名字？”
李亚儒说：“叫冯和兰，是个女的。”
竺说：“她是个和四明山共党头子一起抓来的共党要犯。”
李亚儒说：“已经证明了她的身份吗？她是什么级别的？”
竺鸣涛说：“她自己起先不承认，但别人已经检举她了，她是个当地共党的区特派员兼支部书记。”
李亚儒说：“是个小头目嘛。你们打算怎么处置她呢？”
竺鸣涛说：“这要看她的态度了，如果她肯配合我们招认她的罪状，我们可以从轻处理，放她出去。要是她死不肯招，和我们对抗到底，那就不好办了。”
李亚儒告诉他：“这个女的是我的侄媳妇，年纪不大，估计是一时被共产党迷惑了。竺将军，能不能通融一下，把她放放出来？如果要什么条件也请您讲。”竺鸣涛想了一下说：“不瞒您说，您这个侄媳妇，我已派人审问过几次了，是个很顽固的人。她一点也不招认。我们也实在无能为力。”
李亚儒最后对竺鸣涛说：“竺将军，您不知道，我这个侄媳妇上有老父母，下有两个幼子，丈夫也没了，一家全靠她一个人教书过日子，如果你们把她判了死刑，这个家就完了。所以我想在你可以允许的范围内，通融通融，放她一条生路。”
竺鸣涛想了一下说：“前辈，既然您亲自来过问此案，那么我就把底线放到最低限度。她不肯交代，现在也甭叫她交代什么了，只要她能写一纸悔过书，从今以后脱离共产党，那我们也就放她出去算了。这样也好让我们对上司有个交代。如果她连这样的一张悔过书也不肯写，那我们也没有办法了。既然有人检举她是共党分子，把她抓来了，又随便放了她，我不好向我的直接上司交代的。”李亚儒想了一下，也只能这样了，自己虽在司法行政部里，但不是他的直管上级，没有权力命令他。她说：“好吧，那我告诉她，尽可能叫她写一张。竺将军这事麻烦您了。”
第三天，李亚儒回家把和浙江保安司令通话的情况告诉李价民，说：“你回去到杭州告诉和兰一下，能不能叫她姿态放低一些，写个悔过书，如果能写一张，保安司令就可以放她出去。”
李价民听了很高兴，就赶快乘火车到杭州，并带了一些钱。他到了杭州，就现写了一封信，并拿了一些钱送到和兰所在的监狱里，信上说他去过南京，与在司法行政部里的李亚儒姑姑打过招呼，姑姑已经给浙江省保安司令打过电话了，叫她为了孩子和老人，还是放低姿态写一张悔过书给监狱领导算了，她就可以出来了。然后他就回镇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