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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上海“国际化”的破灭
蒋介石这次到上海，除了部署防务外，还要召见几位老朋友。首先就是上海滩上的“闻人”杜月笙。
杜月笙驱车到了复兴岛，见到蒋介石，彼此寒暄几句，蒋介石就开口道：
“镛老，去年12月，你能出面领导上海绅商各界搞‘国际化’，自救救国，此乃义举，可惜得不到国际上的支持……”
原来，1948年12月，蒋介石曾召见杜月笙和潘公展。杜、潘回沪后，立即在中汇大楼宴请英、美巨商及各界领袖，提出上海“国际化”的设想。杜月笙说：“上海是远东第一大城市，全国经济命脉之所在，断断不宜受战火的破坏。”他要求各界有识之士，务须共同努力，使上海成为一个“不设防城市”，并吁请交战双方，避免以上海作为战场，而地方秩序，则暂由外国军队维持云云。可是这一主张，没有得到美方支持，《大美晚报》在社论中公开表示，要“免于侵犯他国主权之嫌”，还说“外国当局是否愿出面肩负此特殊困难责任，尚不可知”。
杜月笙叹口气说：“这件事打了回票了……”
“我晓得，我晓得。”蒋介石连连点头，不胜感慨，“现在美国人也很调皮，他们也怕出头露面，所以我还是叫汤恩伯严守京、沪、杭。和谈未可乐观，一旦破裂，共军渡江，你可以在适当时机到台湾去，到台湾去。”
“情况有那么严重吗？”杜月笙问。
“这是最坏的打算。”蒋介石关心地说，“镛老，民国十六年‘四一二’清党，你在上海是出了大力的。记得当时外人问你，‘清共若干时间可告成功？’你说‘二十四小时成功’。真干脆，外国人惊异了，他们说，‘欧美各国均有共党，其人数虽不多，声势却甚大，清共尚且不能奏效，你们能在二十四小时一举解决，似谓狂举’。镛老呀，你的‘中华共进会’是立了大功的。还有，处决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这个赤色分子，所以你不能留下来，你必须走呀！”
“是……”杜月笙一听到“中华共进会”和汪寿华事件，不禁背上发冷。不错，他就是靠了这一手才弄到南京政府少将咨议头衔的。他比黄金荣还荣耀，他还任过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顾问呢！
“镛老，还有一件事我要向你解释，”蒋介石颇为抱歉地说，“去年8月，经国在上海扣了你孩子的事，事先我确实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嗯，否则，我不会让他们那么胡闹！谁没有亲戚朋友呀，叫至亲好友丢脸的事，我能干吗？”
蒋介石说的这事，就是1948年8月19日，南京政府“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颁发后实行的所谓“币制改革”。当时，他们发行金圆券，强令民间所藏的金银外币一律交出，兑换金圆券，想以此作为挽救濒于绝境的国民党统治区经济的强心剂。蒋介石派了蒋经国，以“上海区经济督导副专员”的名义亲临上海督战。蒋经国率领了“戡乱建国大队”“上海青年服务队”，对私藏金银外币和从事投机倒把的“不法分子”狠狠加以打击，逮捕了好些人。
当时上海人称此为“蒋经国打老虎”，蒋经国成了显赫一时的“打虎英雄”，在被捕的人中间，有一个就是杜月笙的三少爷杜维屏。
蒋经国一再“邀请”杜月笙参加座谈会，杜却不作任何表示，回家深居简出，也不发表什么意见。不料报纸上却登出这样的消息：“杜氏因儿子被捕，三次晋谒蒋经国，均被挡驾，因此颇为怨恨云云。”杜月笙感到再不表态是不行的了，他借给报馆去信更正之机说：“此次，小儿维屏，以经营场外交易，违反交易所法，致被解送法院。自始至终，镛认为依法办理，实为天经地义，其间绝无说情之事，报载三度请谒均被挡驾之说，纯系虚构。二十年来，镛之爱护领袖，服从政府，众所周知。币制改革，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经国先生执法严正，不枉不纵，深致敬佩。”
但是，杜月笙毕竟是有谋有算的，还有众多的徒子徒孙们在为他效力。他不动声色地派人调查了扬子公司等非法大囤积的事实，有一次在蒋经国召开的大会上公开发言说：“我儿子触犯法纪，罪有应得，但请一秉至公，平等办理。据我所知，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纱布货物，远远超过维屏等各家，请专员立即派员去查看，万勿使其逍遥法外。”
扬子公司乃蒋经国的表兄弟、孔祥熙的大儿子孔令侃所经营，蒋经国对此不是没有看法的，无奈这孔令侃有后台，又碍于宋美龄的颜面，故隐忍不发。但在杜月笙的“将军”下，他只得派了“青年服务队”，跟着杜月笙所派的人，把扬子公司仓库团团围住。
孔令侃向他姨母呼救。宋美龄立即乘专机赴沪，当面叫蒋经国把这案子撤销。蒋经国说：“这怎能服众呢？”
“那好，”宋美龄气呼呼地说，“此案必须由你父亲亲自处理，在他未到之前，你不能乱动。”
蒋经国只好允诺。其实，宋美龄在离开南京前，已急电在北平指挥辽沈战事的蒋介石，促其见电速来上海。蒋介石不知出了什么大事，乘专机飞沪，一到机场，宋美龄一个人首先登机，如此这般向老头子说了一番。然后由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和蒋经国陪回本宅。大家在客厅坐定，宋美龄开腔了：“总统长途南来，很疲乏了，一切事情，明天再谈。”第二天一早，蒋经国去见他父亲。半小时以后走出来，即露出垂头丧气的神态，他对挚友说：“我只有先在家尽孝，而后再对国尽忠了。”
蒋经国就此辞职。一场“打虎”运动烟消云散。杜月笙感到得罪了皇亲国戚，便悄悄溜到香港暂避风头。当然，他没有消却“怨恨”，所以蒋介石要向他解释。
杜月笙见到蒋介石后没有多少天，便租了一条船到香港，买屋卜居。他活着的时候没有去过台湾，倒叫一个帮友黄振世回内地找过杨啸天。这是解放以后的事了。杜叫黄去打听共产党对留在内地的一些“闻人”的态度，杨啸天叫黄振世带回信说：“我在民国十六年干的坏事不比杜老少，只要改过从善，人家也宽容了我，叫杜老回内地来，保他无事。”不料，1950年8月16日，这个“海上闻人”，却在香港咽了最后一口气。
杜月笙驱车到了复兴岛，见到蒋介石，彼此寒暄几句，蒋介石就开口道：
“镛老，去年12月，你能出面领导上海绅商各界搞‘国际化’，自救救国，此乃义举，可惜得不到国际上的支持……”
原来，1948年12月，蒋介石曾召见杜月笙和潘公展。杜、潘回沪后，立即在中汇大楼宴请英、美巨商及各界领袖，提出上海“国际化”的设想。杜月笙说：“上海是远东第一大城市，全国经济命脉之所在，断断不宜受战火的破坏。”他要求各界有识之士，务须共同努力，使上海成为一个“不设防城市”，并吁请交战双方，避免以上海作为战场，而地方秩序，则暂由外国军队维持云云。可是这一主张，没有得到美方支持，《大美晚报》在社论中公开表示，要“免于侵犯他国主权之嫌”，还说“外国当局是否愿出面肩负此特殊困难责任，尚不可知”。
杜月笙叹口气说：“这件事打了回票了……”
“我晓得，我晓得。”蒋介石连连点头，不胜感慨，“现在美国人也很调皮，他们也怕出头露面，所以我还是叫汤恩伯严守京、沪、杭。和谈未可乐观，一旦破裂，共军渡江，你可以在适当时机到台湾去，到台湾去。”
“情况有那么严重吗？”杜月笙问。
“这是最坏的打算。”蒋介石关心地说，“镛老，民国十六年‘四一二’清党，你在上海是出了大力的。记得当时外人问你，‘清共若干时间可告成功？’你说‘二十四小时成功’。真干脆，外国人惊异了，他们说，‘欧美各国均有共党，其人数虽不多，声势却甚大，清共尚且不能奏效，你们能在二十四小时一举解决，似谓狂举’。镛老呀，你的‘中华共进会’是立了大功的。还有，处决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这个赤色分子，所以你不能留下来，你必须走呀！”
“是……”杜月笙一听到“中华共进会”和汪寿华事件，不禁背上发冷。不错，他就是靠了这一手才弄到南京政府少将咨议头衔的。他比黄金荣还荣耀，他还任过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顾问呢！
“镛老，还有一件事我要向你解释，”蒋介石颇为抱歉地说，“去年8月，经国在上海扣了你孩子的事，事先我确实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嗯，否则，我不会让他们那么胡闹！谁没有亲戚朋友呀，叫至亲好友丢脸的事，我能干吗？”
蒋介石说的这事，就是1948年8月19日，南京政府“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颁发后实行的所谓“币制改革”。当时，他们发行金圆券，强令民间所藏的金银外币一律交出，兑换金圆券，想以此作为挽救濒于绝境的国民党统治区经济的强心剂。蒋介石派了蒋经国，以“上海区经济督导副专员”的名义亲临上海督战。蒋经国率领了“戡乱建国大队”“上海青年服务队”，对私藏金银外币和从事投机倒把的“不法分子”狠狠加以打击，逮捕了好些人。
当时上海人称此为“蒋经国打老虎”，蒋经国成了显赫一时的“打虎英雄”，在被捕的人中间，有一个就是杜月笙的三少爷杜维屏。
蒋经国一再“邀请”杜月笙参加座谈会，杜却不作任何表示，回家深居简出，也不发表什么意见。不料报纸上却登出这样的消息：“杜氏因儿子被捕，三次晋谒蒋经国，均被挡驾，因此颇为怨恨云云。”杜月笙感到再不表态是不行的了，他借给报馆去信更正之机说：“此次，小儿维屏，以经营场外交易，违反交易所法，致被解送法院。自始至终，镛认为依法办理，实为天经地义，其间绝无说情之事，报载三度请谒均被挡驾之说，纯系虚构。二十年来，镛之爱护领袖，服从政府，众所周知。币制改革，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经国先生执法严正，不枉不纵，深致敬佩。”
但是，杜月笙毕竟是有谋有算的，还有众多的徒子徒孙们在为他效力。他不动声色地派人调查了扬子公司等非法大囤积的事实，有一次在蒋经国召开的大会上公开发言说：“我儿子触犯法纪，罪有应得，但请一秉至公，平等办理。据我所知，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纱布货物，远远超过维屏等各家，请专员立即派员去查看，万勿使其逍遥法外。”
扬子公司乃蒋经国的表兄弟、孔祥熙的大儿子孔令侃所经营，蒋经国对此不是没有看法的，无奈这孔令侃有后台，又碍于宋美龄的颜面，故隐忍不发。但在杜月笙的“将军”下，他只得派了“青年服务队”，跟着杜月笙所派的人，把扬子公司仓库团团围住。
孔令侃向他姨母呼救。宋美龄立即乘专机赴沪，当面叫蒋经国把这案子撤销。蒋经国说：“这怎能服众呢？”
“那好，”宋美龄气呼呼地说，“此案必须由你父亲亲自处理，在他未到之前，你不能乱动。”
蒋经国只好允诺。其实，宋美龄在离开南京前，已急电在北平指挥辽沈战事的蒋介石，促其见电速来上海。蒋介石不知出了什么大事，乘专机飞沪，一到机场，宋美龄一个人首先登机，如此这般向老头子说了一番。然后由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和蒋经国陪回本宅。大家在客厅坐定，宋美龄开腔了：“总统长途南来，很疲乏了，一切事情，明天再谈。”第二天一早，蒋经国去见他父亲。半小时以后走出来，即露出垂头丧气的神态，他对挚友说：“我只有先在家尽孝，而后再对国尽忠了。”
蒋经国就此辞职。一场“打虎”运动烟消云散。杜月笙感到得罪了皇亲国戚，便悄悄溜到香港暂避风头。当然，他没有消却“怨恨”，所以蒋介石要向他解释。
杜月笙见到蒋介石后没有多少天，便租了一条船到香港，买屋卜居。他活着的时候没有去过台湾，倒叫一个帮友黄振世回内地找过杨啸天。这是解放以后的事了。杜叫黄去打听共产党对留在内地的一些“闻人”的态度，杨啸天叫黄振世带回信说：“我在民国十六年干的坏事不比杜老少，只要改过从善，人家也宽容了我，叫杜老回内地来，保他无事。”不料，1950年8月16日，这个“海上闻人”，却在香港咽了最后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