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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六章 蒋介石请张伯苓赴台遭拒
蒋介石为了能尽可能多地网罗人才送到台湾去，还在重庆两次亲自去请南开大学老校长张伯苓到台湾去。
1948年国民党政府改组，原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辞职，各派系都想争夺考试院院长这一空缺。
蒋介石一连三次打电报给张伯苓，想把他请出来担任考试院院长。
张伯苓那时候常患头晕病，南开校友景大夫给他诊断，张的血管有老年性硬化现象。张的夫人和景大夫都劝张不要去南京，还是留在南开大学好。
张伯苓乃致电蒋介石，表示自觉难以担负此重任，婉请蒋谅解。
蒋介石又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张伯苓，信中说：
“……行宪后，把教育部划归考试院，请先生为全国教育事业着想，再多尽一分力量……”
抗战胜利，南开复校回到天津八里台后，经费按月由教育部拨给，照理是应该没有问题，但教育部却多方阻碍，迟迟不拨。现在蒋介石既然声称要把教育部划归考试院，张伯苓觉得南开的经费就有希望了。
张伯苓先生是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他抱着“教育救国”的宗旨，身体力行，为培植青年，为中国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使南开成为中国很有名望的学府。但在旧中国，办教育非常艰辛，政府不管，经费无着落。特别是抗战期间，华北陷落，南开被迫迁到重庆，勉强继续开办下去，抗战胜利后搬回天津，重新复校，向教育部一再申请，经费问题还是困难重重。如果张伯苓自己担任考试院院长，南开的经费就可由他直接过问了。于是，他向蒋介石提出几个条件：只同意担任考试院院长三个月，南开校长一职还是兼着。
蒋介石自然一口答应，派张群北上去迎接张伯苓。
张伯苓到了南京就职，但仅一个多月就又回到天津去了。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夫人见张伯苓回到家里，眉头紧皱，神色沮丧，就问：
“国民政府怎么样？”
张伯苓摇摇头，不住叹气，过了半天才说：
“唉！真是无官不贪、无吏不污啊！”
南京见考试院院长迟迟不回，接二连三打电报来催，要他回去任职。张伯苓没有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回到南京任上。这时，淮海、平津战役相继展开，南京政府乱成一团，考试院这种有名无实的空衙门，根本无事可干，张伯苓只得闲着，为处于平津战役前线的南开大学，为天津的家眷担心。
不久，天津解放了。张伯苓回北方的归路断了，他只好一个人躲避到重庆去了。
抗战期间，南开学校一度西迁重庆，在重庆的沙坪坝继续办学，受到当时正在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同志的殷殷关切。
因为周恩来曾经是南开中学的学生，和张伯苓先生的长子张希陆是同班同学。周恩来当时在南开，是个非常优秀的学生，不光有远大的理想，宏伟的抱负，而且学习成绩优秀，是学校闻名的活跃分子。他办刊物、演话剧、参加演讲比赛，才智超群，为全校师生所瞩目。他和邓颖超同志都是南开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他在南开就树立了要使“中华跃飞于世界”的豪情壮志，从而东渡日本，远去法国，寻求救国的真理。
周恩来对母校，对老校长怀着深厚的感情，对张伯苓先生一贯敬重。所以抗战时南开西迁到重庆时，周恩来常同邓颖超同志一起去沙坪坝看望张伯苓，也不时来老校长家做客，畅谈国内外形势，交换对时局的看法。
每当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来到，张伯苓老先生的心情就格外好。他为南开学校培养出周恩来这国家的栋梁、民族的俊杰而感到自豪和骄傲，所以更增强了他办好南开、为发展教育事业而呕心沥血的信心。抗战时期的重庆条件虽十分艰苦，张伯苓还是同师生们一起，尽力办好这所“流亡大学”。
现在，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抗战胜利了，南开迁回天津去了，而张伯苓却当了这倒霉的考试院院长。天津解放了，他有校难回，有家难归，却又一次流亡到山城重庆来了。而周恩来呢，现在却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离开重庆后到了延安，现在正在解放了的平津筹划新中国的成立。这个历史的大变化，怎能不叫张伯苓老先生感慨万分呢！
张伯苓这次到重庆，仍住在抗战时住过的沙坪坝南开学校老寓所。
人去楼空，孑然一身，形影相吊。张先生耐不了这种凄清与寂寞，就想方设法辗转地把在天津的夫人和儿媳接到重庆。他听夫人讲述天津解放后的情况，便决心在重庆作长期居留的准备，不想再担任什么考试院院长这种空头职务了。
这样一住就是十多个月。这十个月来，形势变化更大，整个华东地区都已解放，现在只剩下风雨飘摇的西南了，连不可一世的蒋介石也逃亡到重庆来了。
蒋介石到重庆，知道张伯苓避居在沙坪坝，就驱车直赴沙坪坝津南村拜访。
蒋介石当然知道张伯苓同周恩来的关系。他认为，这样一位在教育界有影响的人物，决不能落入中共之手，要把他弄到台湾去。所以他一见张伯苓就非常恭敬、非常恳切地说：
“张老先生，还是请你回去担任考试院院长吧。”
“蒋先生，你来得正好！”张伯苓见蒋介石叫他回去，就推托说，“我年老多病，正想辞去考试院院长一职呐。”
蒋介石见张伯苓口气如此坚决，知道再劝说也无用，就起身告辞：“这事慢慢再说吧，再说吧。”
过了几天，张伯苓在寓所里午睡刚刚起身，蒋介石已经径自走进来了，亲切地问道：
“老先生近来身体可好哟？”
“还好，还好。”张伯苓敷衍地说着。
“最近，我将飞回台湾，”蒋介石把来意说明，“老先生是否离开重庆，跟我同机去台湾？”
蒋介石的言辞十分恳切，态度也显得很和蔼。
可是，张伯苓始终低头不语，不加回答。蒋介石坐在对面，也不好说话。室内出现了难堪的沉默。
王夫人见到这尴尬局面，就毅然打破僵局说：
“蒋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么事啦，也该退休了，你就叫他辞职吧。”
“退休？”蒋介石苦笑了一下，又不能断然拒绝，只得悻悻地说，“老先生要退休，就到美国去休养。夫人、儿子和孙子全家都去，不更好吗？去台湾也可以，无论去哪儿，一切生活上的安排和费用，都由我给想办法。”“我们的三个儿子都在北方，”王夫人有些尴尬地说，“我们哪里也不去。他舍不得儿孙，更舍不得他的南开学校。蒋先生，你叫他辞职吧。”王夫人这段情词恳切的要求，说得蒋介石无话可答。蒋介石又沉默了一会儿，不得不起身告辞了。
张伯苓默默地将客送到门外。蒋介石在大门口又站了好半晌，两人相对无言，心中各有心事，又不好明言。
最后，蒋介石向张伯苓点头告别，紧了紧身上的大氅，反身跨上汽车。不知是神思恍惚，还是心烦意乱，上车时不小心，额头竟撞在汽车的门框上。
卫士和司机吓得面如土色，都不知该怎么做才好。
张伯苓夫妇也连忙上前关切地问：“撞得怎么样？”
蒋介石捂着额角，紧皱着眉头，半晌才应道：
“不，不要紧。”
回到林园，蒋介石又气又恼，心中感到非常懊丧，埋怨自己真不该屈尊，去迁就这个张老头子。自己额角还无缘无故撞了一个包，真是越想越气，恨不得对张伯苓拿出一点硬的来，狠狠发泄一下自己心头的气。
他思索了一下，还是把火气压下去了。他抖抖索索地抓过毛笔，在一张公文笺上写道：
“兹批准张伯苓先生辞去考试院院长职务。”
写好后，他套上信封，交给蒋经国说：
“你亲自送去，交给张伯苓，并且再告诉他：我给他留下一架专机，他几时想走就几时走。”
蒋介石确实给他留下了一架飞机，可是张伯苓一直没走。
1950年6月，周恩来总理派飞机来接张伯苓和夫人，由重庆飞往北京。当时周恩来已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了。
同年秋天，张伯苓回到天津，回到他曾用心血浇灌的南开校园。使他能欢度晚年并迎来新生的不是蒋介石，而是他曾经的学生周恩来同志。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老先生去世了，终年76岁。他死在祖国，葬在祖国，他没有离开他心爱的南开学校。当时周恩来同志专程从北京赶到天津吊唁，在这位老校长、这位中国杰出的老教育家的灵前献上一瓣心香。
1948年国民党政府改组，原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辞职，各派系都想争夺考试院院长这一空缺。
蒋介石一连三次打电报给张伯苓，想把他请出来担任考试院院长。
张伯苓那时候常患头晕病，南开校友景大夫给他诊断，张的血管有老年性硬化现象。张的夫人和景大夫都劝张不要去南京，还是留在南开大学好。
张伯苓乃致电蒋介石，表示自觉难以担负此重任，婉请蒋谅解。
蒋介石又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张伯苓，信中说：
“……行宪后，把教育部划归考试院，请先生为全国教育事业着想，再多尽一分力量……”
抗战胜利，南开复校回到天津八里台后，经费按月由教育部拨给，照理是应该没有问题，但教育部却多方阻碍，迟迟不拨。现在蒋介石既然声称要把教育部划归考试院，张伯苓觉得南开的经费就有希望了。
张伯苓先生是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他抱着“教育救国”的宗旨，身体力行，为培植青年，为中国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使南开成为中国很有名望的学府。但在旧中国，办教育非常艰辛，政府不管，经费无着落。特别是抗战期间，华北陷落，南开被迫迁到重庆，勉强继续开办下去，抗战胜利后搬回天津，重新复校，向教育部一再申请，经费问题还是困难重重。如果张伯苓自己担任考试院院长，南开的经费就可由他直接过问了。于是，他向蒋介石提出几个条件：只同意担任考试院院长三个月，南开校长一职还是兼着。
蒋介石自然一口答应，派张群北上去迎接张伯苓。
张伯苓到了南京就职，但仅一个多月就又回到天津去了。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夫人见张伯苓回到家里，眉头紧皱，神色沮丧，就问：
“国民政府怎么样？”
张伯苓摇摇头，不住叹气，过了半天才说：
“唉！真是无官不贪、无吏不污啊！”
南京见考试院院长迟迟不回，接二连三打电报来催，要他回去任职。张伯苓没有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回到南京任上。这时，淮海、平津战役相继展开，南京政府乱成一团，考试院这种有名无实的空衙门，根本无事可干，张伯苓只得闲着，为处于平津战役前线的南开大学，为天津的家眷担心。
不久，天津解放了。张伯苓回北方的归路断了，他只好一个人躲避到重庆去了。
抗战期间，南开学校一度西迁重庆，在重庆的沙坪坝继续办学，受到当时正在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同志的殷殷关切。
因为周恩来曾经是南开中学的学生，和张伯苓先生的长子张希陆是同班同学。周恩来当时在南开，是个非常优秀的学生，不光有远大的理想，宏伟的抱负，而且学习成绩优秀，是学校闻名的活跃分子。他办刊物、演话剧、参加演讲比赛，才智超群，为全校师生所瞩目。他和邓颖超同志都是南开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他在南开就树立了要使“中华跃飞于世界”的豪情壮志，从而东渡日本，远去法国，寻求救国的真理。
周恩来对母校，对老校长怀着深厚的感情，对张伯苓先生一贯敬重。所以抗战时南开西迁到重庆时，周恩来常同邓颖超同志一起去沙坪坝看望张伯苓，也不时来老校长家做客，畅谈国内外形势，交换对时局的看法。
每当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来到，张伯苓老先生的心情就格外好。他为南开学校培养出周恩来这国家的栋梁、民族的俊杰而感到自豪和骄傲，所以更增强了他办好南开、为发展教育事业而呕心沥血的信心。抗战时期的重庆条件虽十分艰苦，张伯苓还是同师生们一起，尽力办好这所“流亡大学”。
现在，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抗战胜利了，南开迁回天津去了，而张伯苓却当了这倒霉的考试院院长。天津解放了，他有校难回，有家难归，却又一次流亡到山城重庆来了。而周恩来呢，现在却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离开重庆后到了延安，现在正在解放了的平津筹划新中国的成立。这个历史的大变化，怎能不叫张伯苓老先生感慨万分呢！
张伯苓这次到重庆，仍住在抗战时住过的沙坪坝南开学校老寓所。
人去楼空，孑然一身，形影相吊。张先生耐不了这种凄清与寂寞，就想方设法辗转地把在天津的夫人和儿媳接到重庆。他听夫人讲述天津解放后的情况，便决心在重庆作长期居留的准备，不想再担任什么考试院院长这种空头职务了。
这样一住就是十多个月。这十个月来，形势变化更大，整个华东地区都已解放，现在只剩下风雨飘摇的西南了，连不可一世的蒋介石也逃亡到重庆来了。
蒋介石到重庆，知道张伯苓避居在沙坪坝，就驱车直赴沙坪坝津南村拜访。
蒋介石当然知道张伯苓同周恩来的关系。他认为，这样一位在教育界有影响的人物，决不能落入中共之手，要把他弄到台湾去。所以他一见张伯苓就非常恭敬、非常恳切地说：
“张老先生，还是请你回去担任考试院院长吧。”
“蒋先生，你来得正好！”张伯苓见蒋介石叫他回去，就推托说，“我年老多病，正想辞去考试院院长一职呐。”
蒋介石见张伯苓口气如此坚决，知道再劝说也无用，就起身告辞：“这事慢慢再说吧，再说吧。”
过了几天，张伯苓在寓所里午睡刚刚起身，蒋介石已经径自走进来了，亲切地问道：
“老先生近来身体可好哟？”
“还好，还好。”张伯苓敷衍地说着。
“最近，我将飞回台湾，”蒋介石把来意说明，“老先生是否离开重庆，跟我同机去台湾？”
蒋介石的言辞十分恳切，态度也显得很和蔼。
可是，张伯苓始终低头不语，不加回答。蒋介石坐在对面，也不好说话。室内出现了难堪的沉默。
王夫人见到这尴尬局面，就毅然打破僵局说：
“蒋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么事啦，也该退休了，你就叫他辞职吧。”
“退休？”蒋介石苦笑了一下，又不能断然拒绝，只得悻悻地说，“老先生要退休，就到美国去休养。夫人、儿子和孙子全家都去，不更好吗？去台湾也可以，无论去哪儿，一切生活上的安排和费用，都由我给想办法。”“我们的三个儿子都在北方，”王夫人有些尴尬地说，“我们哪里也不去。他舍不得儿孙，更舍不得他的南开学校。蒋先生，你叫他辞职吧。”王夫人这段情词恳切的要求，说得蒋介石无话可答。蒋介石又沉默了一会儿，不得不起身告辞了。
张伯苓默默地将客送到门外。蒋介石在大门口又站了好半晌，两人相对无言，心中各有心事，又不好明言。
最后，蒋介石向张伯苓点头告别，紧了紧身上的大氅，反身跨上汽车。不知是神思恍惚，还是心烦意乱，上车时不小心，额头竟撞在汽车的门框上。
卫士和司机吓得面如土色，都不知该怎么做才好。
张伯苓夫妇也连忙上前关切地问：“撞得怎么样？”
蒋介石捂着额角，紧皱着眉头，半晌才应道：
“不，不要紧。”
回到林园，蒋介石又气又恼，心中感到非常懊丧，埋怨自己真不该屈尊，去迁就这个张老头子。自己额角还无缘无故撞了一个包，真是越想越气，恨不得对张伯苓拿出一点硬的来，狠狠发泄一下自己心头的气。
他思索了一下，还是把火气压下去了。他抖抖索索地抓过毛笔，在一张公文笺上写道：
“兹批准张伯苓先生辞去考试院院长职务。”
写好后，他套上信封，交给蒋经国说：
“你亲自送去，交给张伯苓，并且再告诉他：我给他留下一架专机，他几时想走就几时走。”
蒋介石确实给他留下了一架飞机，可是张伯苓一直没走。
1950年6月，周恩来总理派飞机来接张伯苓和夫人，由重庆飞往北京。当时周恩来已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了。
同年秋天，张伯苓回到天津，回到他曾用心血浇灌的南开校园。使他能欢度晚年并迎来新生的不是蒋介石，而是他曾经的学生周恩来同志。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老先生去世了，终年76岁。他死在祖国，葬在祖国，他没有离开他心爱的南开学校。当时周恩来同志专程从北京赶到天津吊唁，在这位老校长、这位中国杰出的老教育家的灵前献上一瓣心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