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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该隐》的创作

  1821年1月22日,拜伦满33岁了。

  “明天是我的生日,那就是说,半夜零时,即再过20分钟,我就度过了生命的33年!我上了床,心情沉重。生活了如此长久,却几乎碌碌无为。现在已经是零时3分了。根据城堡的钟,这是子夜。我现在已经33岁了!但是我不后悔我所做过的一切,只是悔恨我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

  这么长时间以来,拜伦很努力地工作着,《唐璜》写到第五章的时候被奥利伯爵夫人打断了。他终止了《唐璜》的写作,开始写《该隐》。

  这是他受《圣经》故事的影响。该隐来自《圣经》记载:他在田地间杀害自己的兄弟亚伯,成了众矢之的。该隐成为道德的背叛者、亵渎神明的代表性人物。

  关于该隐杀其兄弟亚伯的事,《圣经》上的记述是极其简略的。但是《圣经》在基督徒中的权威和道德上绝对的主导力量使该隐被定义为一个标志“可耻”的概念。拜伦的看法并不像世人那么偏激,他笔下的该隐也有那么多值得人们同情的地方。

  在他所有的作品里,《该隐》是最具有揭示性的文章。在幼时听到过的宗教故事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他就有了宿命论的观点。他认为一个人在犯罪之前就已经被上帝罚入地狱。他认为自己不能抑制的想作恶的想法是受魔鬼的控制而不由自主的行为。

  亚当、夏娃带着子女们向上帝献祭,众人都很虔诚、恭敬,只有长子该隐漠然处之。他自认对上帝一无所求,所以不应该有感激之情,所以拒绝为上帝祈祷,而且还责怪父母当初没有采食生命之果。

  他的态度让亚当、夏娃深感忧惧,他的弟弟亚伯也认为他会激起上帝的震怒。众人离去,独处的该隐困惑于生命的意义:为何要如此艰辛地劳动?为何无辜的子女要承受其父母的罪过?为何采食生命之果就要受苦?难道因为上帝全能,他就是至善?他凭什么想用这些人的祈祷和祝福?

  罗锡福悄然而至,这个天庭的反叛者,视该隐这个地上的叛逆者为自己的同类。当初就是他以蛇身成功地引诱了夏娃,这一回他则顺势而为,煸风点火,一番教导下来,该隐本就膨胀得愤懑情绪被推到了极点。

  之后,罗锡福又不辞辛劳,领着该隐遍游黑暗王国,其意是让该隐彻底洞悉人类的本质——虚无。重返地球的该隐忧伤更深,预想着后代同样悲惨的命运,他差点杀死自己的孩子以免其将来受苦。他极端的言行,令妻子亚德感到恐惧,仿佛该隐的灵魂已为魔鬼所获。

  这时,亚伯前来邀该隐一起向上帝献祭,因有约在先,该隐无奈只好相从。亚伯过于谦卑的姿态让该隐非常不满。献祭过程中,二人为上帝之爱的本质发生激烈的争执,最终,该隐失手打死了亚伯。犯下不伦之罪的该隐,遭到父母及亚伯之妻的谴责和诅咒。唯妻子亚德对他不离不弃,在该隐埋葬亚伯之后,随他一起接受天罚,踏上流亡之途。

  关于宗教信仰,拜伦曾在笔记中写道:“教我不要去运用理性而只是去信仰,那是毫无用处的。那就等于是让一个人不要醒着而只是永远昏睡。”

  拜伦所赋予该隐的,也正是同样的充满理性的心智。该隐不同于亚当、夏娃基于恐惧的谨慎恭敬,也不同于弟弟亚伯毫无反思的温和柔顺,始终郁郁寡欢的该隐所要追问的是:父母的罪凭什么要让他们无辜的子女承担?生存如此艰辛,为何还要向上帝表达感激之情?此外,这有限的生命既有一死,那归根结底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些尖锐的质问响彻寰宇,进而通过他与反叛者罗锡福的对话进一步坐实为绝对的批判。该隐就这样被虚无的社会所困惑,他最后做出杀害兄弟的极端之举,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

  圣经故事中对该隐杀弟的叙述是这样的:“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并把他杀了。”这从法律的角度讲,可以认定为故意杀人。

  但在拜伦这里,该隐杀弟弟却被叙述为一场激烈争执中的误杀,也就是他本身并没有想置弟弟于死地。并且在亚伯倒地之后,该隐还吓得昏了过去。当众人谴责和诅咒他时,他也当众表达了忏悔。后遭天罚注定流亡的命运时,他也不像《圣经》中对上帝所说“我的刑罚太重”,最后还想以自己之死换取亚伯之生,在埋葬了亚伯之后才和妻子一起踏上流亡之途。

  很显然,拜伦的这个该隐和《圣经》中的那个该隐相比,已被改得面目全非。这是一个心事重重并最终落得悲惨结局的该隐,而不是一个义无反顾的富有英雄气概的反抗者。

  其实在诗剧中,与该隐的怀疑者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的,不仅有该隐杀弟后自身的一系列反应,还有另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人物,那就是该隐的妻子亚德。可以说,她几乎构成了与该隐的怀疑意识相抗衡的另一种力量,这就是无条件的爱和同情。

  如果说该隐在知中迷茫,那么亚德则在爱中坚定。这爱里不仅有对上帝之善的绝对坚信,还有对该隐不离不弃的夫妻之情。尤其是在后一个方面,拜伦塑造的忠贞于丈夫的妻子形象相当成功。

  拜伦虽然拒不承认诗剧《该隐》中的观点代表他自己的想法,他笔下的该隐虽也被罚流浪,对该隐这个传奇人物多有赞美之意,而无贬低之心。

  按照该剧的思路,该隐是一个具有反叛精神,崇尚自由,反对专制神权的英雄。剧中的撒旦这个“堕落的天使”成了自由精神的化身。《圣经》中的好人亚伯只是一个唯命是从的奴隶。

  该隐敢于质问上帝:

  亚当何罪之有?

  树种下了,为什么不为他而种?

  假如不为他而种,为什么置他于附近?

  树在那儿成长,

  成了宇宙中心的仙境。他们对此,

  仅有一个回答,“这是上帝的意志。”

  而上帝是善良的。

  该隐在亚伯死后,天使给他打上罪恶的烙印的时候,他拒不认罪,但是却甘心受罚。他说:

  堕落人间不久,

  我就降生。

  我的母亲的头脑仍未摆脱

  那条蛇,我父亲仍在哀悼伊甸园。

  那就是我,

  就是我。

  我没有寻求

  生命,我也没有创造我自己……

  拜伦诗剧所唱的反调,和主流价值观是相背离的。他把该隐的寓言运用于他反对基督教神权的需要,是对人和神的关系的一次有深度的思考。

  拜伦把用于宗教和道德的主题引入到对政治的处理当中,使该隐洗心革面,成为一时的英雄。于是,流浪者的文学传统在拜伦手中变了一个调子,换了一个形象。

  《该隐》发表之后受到了正统宗教教徒的猛烈抨击,牧师们纷纷布道反对这位加尔文主义的“普罗米修斯”。这出悲剧引起了英国的读者的强烈不满,他们为自己的偶像作出这样离经叛道的作品而感到羞耻。

  拜伦也对读者的反应表示失望。他写道:“天花乱坠、胡说八道已经败坏了公众的趣味,而只要我这样做,他们便会异口同声地大加赞扬。现在,我在三四年间真正创作了一些‘不该让其湮没无闻’的作品,所有的畜生却嗤之以鼻,抱怨一通,便回到自己的泥地里打滚去了。”

  崇尚生命力的拜伦像尼采一样难以接受奴隶的道德,这完全是由其个人气质所决定的。但是,和尼采不同,拜伦在道德和信仰问题上,似乎还算不上一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他一方面虚无,一方面又为此而忧心,可谓相当矛盾——这就是拜伦的真实!

  §§第六章 生命的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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