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加入革命党
泰丽撒是一个让拜伦着迷的女人。拜伦是个宿命论者，他还记得小时候那个女巫师说的，他会有两次婚姻，第二次是外国人，他们会生活得很幸福。他觉得这个人就是泰丽撒。
泰丽撒一天天地影响着拜伦，她把自己逐渐地渗入到拜伦的灵魂。她以温柔的意大利音调，说着动听的意大利语。
泰丽撒是外国人，有许多异国风情，这也是她吸引拜伦的重要原因。但是，更重大的理由在于她纯真善良的性格：她不是讲大道理的、爱批评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女人。她像柔和的春风一样，能让拜伦彻底放松紧绷的神经。
而安娜贝拉、卡洛琳都只能使他焦躁，使他冷酷，甚至使他发狂般残忍。他不能忍受接近他身边的装伶俐、爱批评的女人。
他尤其讨厌把人的一言一动都像数学公式一样秩序井然地罗列起来，对着理论的明镜加以批判。当碰见那种把人的行动都当做神的意志，连自身的利己心、憎恶心甚至妒忌心都想用神的名义来加以神圣化的女人，他便生气到总想折磨她，折磨到使她哭泣。
在意大利，拜伦一住就是7年。头3年中，除了为写《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第四章而短暂地去罗马实地考察以外，他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威尼斯度过。
他和泰丽撒，之后也和泰丽撒的兄弟们结为好友。透过甘巴父子，拜伦也参加了意大利独立运动组织卡波那里集团。不过，拜伦只对他们的浪漫名字、神秘仪式、秘密聚会以及出入暗号感到好奇，对他们不务实际的想法却颇不认同。
这些参与革命行动的人士当中，除了卡波那里集团里的一些贵族外，就是摩拳擦掌的一些工人阶级。拜伦觉得自己的行为很具讽刺的意义——他一方面嘲笑霍布豪斯支持“暴民”，而另一方面自己却又陷于同样的状况中。
革命党人尊敬他，并拥戴他做领袖，使他觉得非常光彩，因而同意他们的举动。他骑马出巡的时候，正在进行军事训练的党员，见到他便高呼“自由万岁”，并向他敬礼。他在马上踌躇满志地答礼。不过，他骨子里却不是激进分子，他宁愿和甘巴伯爵商议，而采取比较缓和的改革手段。
拜伦是天生的叛逆者，他的一生献给了民族独立、民权主义、反对战争这三个崇高目标。
当时的北部意大利正在奥地利帝国的铁蹄下呻吟，普通百姓深受异族统治欺凌和本国贵族阶级压迫的双重痛苦，人民的愤怒如墓地磷火般四处浮现。正如诗人所说：“全国就像子弹上膛的枪，许多手指头都在移动，想扣动枪机。”
当一年接近尾声的时候，拜伦的生活方式也比较固定下来，除了晚上偷偷与泰丽撒会面外，他大部分时候都与甘巴父子商议革命的事。
在认识泰丽撒以前，拜伦已经同当时广布意大利全国的秘密革命组织“烧炭党”有过接触和联系。自他走进成人社会的那一天起，他就一直在用他的诗歌和言辞呼唤着自由、独立，为反对专制压迫而呐喊。
不过，他的心里仍然在考虑回到英国去。当然他也明白，他现在已改变太多了，回去恐怕不能适应。所以，他非常期待能够参加一些英雄式的行动，以防止自己内心的空虚。
1821年初，奥匈帝国对那不勒斯虎视眈眈，革命的情绪日益高涨，加上连日的连绵阴雨，使气氛显得格外紧张。
这时，街上传来教廷要捕捉革命分子的风声，拜伦对他的同志们的劝告是：“反抗！以免被捕后泄露机密。”并且宣称自己的住宅可以供革命者避难。但是，后来却什么也没有发生，使得拜伦十分难堪。
1821年春天，意大利西北部的几个城市同时爆发了革命起义。受到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的鼓舞，拜伦同泰丽撒的哥哥甘巴及烧炭党其他领导人一道，更积极地筹划艾米利亚—罗马涅区的起义事业。
卡波那里集团内部意见也有很大的分歧，而且他们又提不出什么具体的行动方案。于是，拜伦觉得很无聊，他又打算再度到希腊去。然而，他知道，如果泰丽撒要他留下，他就哪儿也不会去。
不多久，甘巴的集团已准备好行动的武器，并且把这些东西都运到拜伦家来收藏。他一直受到反动当局派去的警察和暗探的监视和盯梢。一个以意志、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和独立为最高人生皈依的浪漫主义诗人，为了他国民族的自由和独立，却使自己陷入了不自由的境地。
但是，因为首领的背叛，使得整个卡波那里集团的革命活动，最后以失败告终。拜伦的评论是：就这样，一切都完了；也因为这样，意大利的革命再度因为内部的不团结而失败了。
拜伦坦然接受了革命失败的命运。他从未因此而感到后悔。他曾在日记中写道：
当整个民族的命运处在危险之中，即使我个人的事情进展顺利，我也感觉不到多少欢乐。如果有可能大大改善人民的处境、尤其是这些被压迫的意大利人，我决不会计较自己个人的得失。
革命失败后，意大利人民对外的仇视更加深了，但因为拜伦平日待人不错，在拉维那他还受到人们尊重；况且，在表面上他仍然尊重教皇，所以能平安无事地在拉维那生活下去。
他已经不是空想家。他具有令人吃惊的知识和勇气。他告诉拉维那的革命党员说，应该采用分散战术。没有训练的、人数很多的军队，要获得胜利，只有分散政府军的兵力。他知道，和有训练的集团军作战是一定要失败的。革命党员没有听他的话，失败了。
他成了当地政府所憎恨的目标。意大利出名的暗杀危险笼罩着他。常常有匿名信寄来，警告他不要外出。他却一个人骑马到附近森林里去练习手枪。
不料，7月10日晚上，甘巴在观剧后回家的路上，被官方逮捕了，而且泰丽撒也和他的父亲一同被放逐。拜伦研究此事后，知道教廷政府的目标已指向他。泰丽撒希望他能跟着甘巴一家人离开。
因为不能惩治英国贵族拜伦，他们以为赶走甘巴一家人，拜伦也会跟着走了。
泰丽撒拒绝离开拜伦，并且担心拜伦会有生命危险。拜伦费尽了唇舌，并且以将自己关进修道院来威胁她，才半哄半骗地将泰丽撒劝离拉维那，他也因而得到片刻的喘息机会。不过，他答应随后会到佛罗伦萨与甘巴一家会合，并且竭力为他们向教廷政府要求特赦。
泰丽撒一天天地影响着拜伦，她把自己逐渐地渗入到拜伦的灵魂。她以温柔的意大利音调，说着动听的意大利语。
泰丽撒是外国人，有许多异国风情，这也是她吸引拜伦的重要原因。但是，更重大的理由在于她纯真善良的性格：她不是讲大道理的、爱批评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女人。她像柔和的春风一样，能让拜伦彻底放松紧绷的神经。
而安娜贝拉、卡洛琳都只能使他焦躁，使他冷酷，甚至使他发狂般残忍。他不能忍受接近他身边的装伶俐、爱批评的女人。
他尤其讨厌把人的一言一动都像数学公式一样秩序井然地罗列起来，对着理论的明镜加以批判。当碰见那种把人的行动都当做神的意志，连自身的利己心、憎恶心甚至妒忌心都想用神的名义来加以神圣化的女人，他便生气到总想折磨她，折磨到使她哭泣。
在意大利，拜伦一住就是7年。头3年中，除了为写《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第四章而短暂地去罗马实地考察以外，他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威尼斯度过。
他和泰丽撒，之后也和泰丽撒的兄弟们结为好友。透过甘巴父子，拜伦也参加了意大利独立运动组织卡波那里集团。不过，拜伦只对他们的浪漫名字、神秘仪式、秘密聚会以及出入暗号感到好奇，对他们不务实际的想法却颇不认同。
这些参与革命行动的人士当中，除了卡波那里集团里的一些贵族外，就是摩拳擦掌的一些工人阶级。拜伦觉得自己的行为很具讽刺的意义——他一方面嘲笑霍布豪斯支持“暴民”，而另一方面自己却又陷于同样的状况中。
革命党人尊敬他，并拥戴他做领袖，使他觉得非常光彩，因而同意他们的举动。他骑马出巡的时候，正在进行军事训练的党员，见到他便高呼“自由万岁”，并向他敬礼。他在马上踌躇满志地答礼。不过，他骨子里却不是激进分子，他宁愿和甘巴伯爵商议，而采取比较缓和的改革手段。
拜伦是天生的叛逆者，他的一生献给了民族独立、民权主义、反对战争这三个崇高目标。
当时的北部意大利正在奥地利帝国的铁蹄下呻吟，普通百姓深受异族统治欺凌和本国贵族阶级压迫的双重痛苦，人民的愤怒如墓地磷火般四处浮现。正如诗人所说：“全国就像子弹上膛的枪，许多手指头都在移动，想扣动枪机。”
当一年接近尾声的时候，拜伦的生活方式也比较固定下来，除了晚上偷偷与泰丽撒会面外，他大部分时候都与甘巴父子商议革命的事。
在认识泰丽撒以前，拜伦已经同当时广布意大利全国的秘密革命组织“烧炭党”有过接触和联系。自他走进成人社会的那一天起，他就一直在用他的诗歌和言辞呼唤着自由、独立，为反对专制压迫而呐喊。
不过，他的心里仍然在考虑回到英国去。当然他也明白，他现在已改变太多了，回去恐怕不能适应。所以，他非常期待能够参加一些英雄式的行动，以防止自己内心的空虚。
1821年初，奥匈帝国对那不勒斯虎视眈眈，革命的情绪日益高涨，加上连日的连绵阴雨，使气氛显得格外紧张。
这时，街上传来教廷要捕捉革命分子的风声，拜伦对他的同志们的劝告是：“反抗！以免被捕后泄露机密。”并且宣称自己的住宅可以供革命者避难。但是，后来却什么也没有发生，使得拜伦十分难堪。
1821年春天，意大利西北部的几个城市同时爆发了革命起义。受到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的鼓舞，拜伦同泰丽撒的哥哥甘巴及烧炭党其他领导人一道，更积极地筹划艾米利亚—罗马涅区的起义事业。
卡波那里集团内部意见也有很大的分歧，而且他们又提不出什么具体的行动方案。于是，拜伦觉得很无聊，他又打算再度到希腊去。然而，他知道，如果泰丽撒要他留下，他就哪儿也不会去。
不多久，甘巴的集团已准备好行动的武器，并且把这些东西都运到拜伦家来收藏。他一直受到反动当局派去的警察和暗探的监视和盯梢。一个以意志、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和独立为最高人生皈依的浪漫主义诗人，为了他国民族的自由和独立，却使自己陷入了不自由的境地。
但是，因为首领的背叛，使得整个卡波那里集团的革命活动，最后以失败告终。拜伦的评论是：就这样，一切都完了；也因为这样，意大利的革命再度因为内部的不团结而失败了。
拜伦坦然接受了革命失败的命运。他从未因此而感到后悔。他曾在日记中写道：
当整个民族的命运处在危险之中，即使我个人的事情进展顺利，我也感觉不到多少欢乐。如果有可能大大改善人民的处境、尤其是这些被压迫的意大利人，我决不会计较自己个人的得失。
革命失败后，意大利人民对外的仇视更加深了，但因为拜伦平日待人不错，在拉维那他还受到人们尊重；况且，在表面上他仍然尊重教皇，所以能平安无事地在拉维那生活下去。
他已经不是空想家。他具有令人吃惊的知识和勇气。他告诉拉维那的革命党员说，应该采用分散战术。没有训练的、人数很多的军队，要获得胜利，只有分散政府军的兵力。他知道，和有训练的集团军作战是一定要失败的。革命党员没有听他的话，失败了。
他成了当地政府所憎恨的目标。意大利出名的暗杀危险笼罩着他。常常有匿名信寄来，警告他不要外出。他却一个人骑马到附近森林里去练习手枪。
不料，7月10日晚上，甘巴在观剧后回家的路上，被官方逮捕了，而且泰丽撒也和他的父亲一同被放逐。拜伦研究此事后，知道教廷政府的目标已指向他。泰丽撒希望他能跟着甘巴一家人离开。
因为不能惩治英国贵族拜伦，他们以为赶走甘巴一家人，拜伦也会跟着走了。
泰丽撒拒绝离开拜伦，并且担心拜伦会有生命危险。拜伦费尽了唇舌，并且以将自己关进修道院来威胁她，才半哄半骗地将泰丽撒劝离拉维那，他也因而得到片刻的喘息机会。不过，他答应随后会到佛罗伦萨与甘巴一家会合，并且竭力为他们向教廷政府要求特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