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鲜为人知的画家
当时，除音乐之外，泰戈尔对绘画也产生了浓厚兴趣。泰戈尔成为画家，连他的至交密友也惊奇。实际上他对绘画艺术的强烈兴趣由来已久。
远在他拿起画笔前，就曾无数次地懊悔自己的全部作品都是“由脑袋完成的”，懊悔自己无法亲笔画出有灵性的东西，以表达自己的思想。
小时候，泰戈尔就羡慕哥哥乔蒂林德拉纳特的绘画技巧。他当时在绘画上的尝试没有成功。他在《回忆》中说：
我记得很清楚，午后，我常常手拿一个速写本，躺在地毯上，一心想画点什么。与其说是练习美术，倒不如说更像是拿作画当消遣。这种游戏最重要的作用是在心底留下了一些东西，纸上连一线一点也没有留下。
这种孩童游戏般的成分，贯穿他的整个创作生涯，除了后期诗歌，还有晚年绘画。
当然，泰戈尔在绘画上的灵感，远不如文学方面。他继续乱涂乱画，并且多少有些灰心丧气，因为这样涂涂抹抹没有产生出艺术品。
他在21岁时写的一封信中，把自己对美术的感情比做一个“失恋的情人”对拒绝了他的姑娘所抱有的感情。
虽然不能通过自己的作品对艺术作出贡献，但他与艺术家及其创作保持着联系。他的侄子阿巴宁德拉纳特和卡甘农德拉纳特，成了后来著名的孟加拉印度国立艺术学院的创始人。
诗人泰戈尔关注他们的创作，作过一些很有见地的评论，从各方面鼓励他们。他还同哈韦尔·罗森斯坦等著名西方美术家和美术评论家一起，讨论过一些绘画上的重要问题。
泰戈尔对于绘画的兴趣与热爱是持久而坚定的。他的绘画从书法脱胎而来，而书法是他所选定的职业的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泰戈尔以书写整齐美观为乐事。在修改写好的作品时，他往往发现有必要增删或变动一些词语，乃至整行。
这些改动打破了作品书面的和谐，也影响了他的情绪。这些涂改之处“呼唤着补偿”，于是他开始“加以补救，使他们最终达到匀称完善”。于是，泰戈尔就这样开始了删改修补的游戏，删掉的词语又以不同的方式连接起来，直至“一些弯曲旋转的形态”开始出现为止。
这一过程不断延续，涂改擦去的部分逐渐变得复杂。手稿上的涂涂改改代表了失败与不完善，但却有一点价值，尽管很小，并非一无所获，必须收集起来给以承认，归入写作的整体。失败是通向成功的桥梁，泰戈尔对此有切身的感悟。
从勾画删改有关词句或行、段开始的涂鸦，逐渐成为正式进行构思的创作，这些绘画作品是以一些线条和图形粗略表示出的轮廓为基础的：一条腿，一个人头或一只手；花瓣、叶片或树干；一只鸟，一个翅膀或是一只怪鸟。
到后来的1924年，泰戈尔在阿根廷写了很多诗，后来收入《普拉比》集。在《普拉比》集的原稿上，有时这种涂改的游戏竟延伸到通篇都是。
在随后的旅行期间，泰戈尔多次有幸遇到现代抽象派画家的作品。这对他究竟有多大影响很难估计。很有意义的是，他回国以后就再也不需要以涂涂抹抹来作为起点了。他充分发挥了想象力，直接开始作画了。
最初开始，泰戈尔的画全是单色。开始没有用画笔，一支自来水笔就足够了。后来有了双色或三色的画。他的画大都用不同色彩的墨水画成，而很少用油彩。
墨水帮助他掌握了二次元平面的处理，出于东方绘画的习惯，他不那么喜欢立体效果。此外，他下笔极快，一张画往往一气呵成。油彩要很长时间才干，他因而觉得不合用。
尽管已经超越了纯书法的阶段，但泰戈尔笔下的线条却一直保持着书法的特点，而且变得更坚实挺拔，更明快严谨，用色方面也日趋成熟。
开始作画是用难以擦去的黑墨水。后来，泰戈尔运用同一种色彩而浓淡不同的两种色：深蓝与浅蓝、深棕色与浅棕色等，接下来用的是组合色，黑配红、红配蓝。再往后，所有颜色都用上了。
泰戈尔作画不调色，不需要调色板，也不用预先调好的颜料。他用的颜料鲜艳、轻快、透明。1932年以后，他开始用了透明的颜料，但也只是在需要高光的情况下运用。
诗人作画不以自然景物为题材，也从不有意识地画任何一个特定的物品或人物，要寻找他画里的什么“真迹”，或者探究它们的明确的主题，那都是徒劳的。
泰戈尔满足于有韵律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唯一同他有关的连贯性是韵律上的紧凑一致，一个奇异的世界诞生了，一个到处都是奇特的物体和人的世界：花儿与鸟的配合；面带嘲笑形同鬼蜮的家伙；集多种特征于一身的动物；原始的爬行动物和巨兽怪里怪气地合为一体；情侣们和一些性感裸像被安排在任何人造的房子里也没有见到过的器物上；寻找未知的朝圣者；若隐若现的房屋；吓人的、嘲弄人的或者毫无表情的面具，落日余晖下的景致或是沐浴在如水的月色中的风景。
当泰戈尔的绘画作品首次在欧洲展出时，许多评论家不禁联想到了史前艺术。
泰戈尔说过，“当谈到印度艺术的时候，我们指的是立足于印度传统与气质的某种真实性。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明确，人类文化中是没有绝对的种姓限制这类东西的。印度的传统与气质具有结合并产生新的不同变种的能力，这种结合已持续了很长时间。”
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对印度艺术的传统与现代性的态度。
泰戈尔在绘画中表现出了他性格的一部分，即渴求在其他创作领域中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
他的画与诗歌或者音乐并非割裂开的。泰戈尔绘画以其新的强调方式来丰富了他创作上的表达方式。泰戈尔本人的评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将自己的画称为“我用线条作的诗”。
泰戈尔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我的清晨充满了歌声，让日暮时分充满色彩吧！”这表明，泰戈尔本人将绘画看做自我表现的一种新的渠道，与别的渠道不同，但并不对立。半个世纪以前，他就请求自己生命的神力赋予他各个方面的表达方式。
泰戈尔还在一封书简中谈到自己的绘画：“当我的生活书卷的不同章节全都临近结束的时候，我生活中的主宰之神乐于将这个前所未有的良机赐予我，使我有了写出它尾声的功力。”
远在他拿起画笔前，就曾无数次地懊悔自己的全部作品都是“由脑袋完成的”，懊悔自己无法亲笔画出有灵性的东西，以表达自己的思想。
小时候，泰戈尔就羡慕哥哥乔蒂林德拉纳特的绘画技巧。他当时在绘画上的尝试没有成功。他在《回忆》中说：
我记得很清楚，午后，我常常手拿一个速写本，躺在地毯上，一心想画点什么。与其说是练习美术，倒不如说更像是拿作画当消遣。这种游戏最重要的作用是在心底留下了一些东西，纸上连一线一点也没有留下。
这种孩童游戏般的成分，贯穿他的整个创作生涯，除了后期诗歌，还有晚年绘画。
当然，泰戈尔在绘画上的灵感，远不如文学方面。他继续乱涂乱画，并且多少有些灰心丧气，因为这样涂涂抹抹没有产生出艺术品。
他在21岁时写的一封信中，把自己对美术的感情比做一个“失恋的情人”对拒绝了他的姑娘所抱有的感情。
虽然不能通过自己的作品对艺术作出贡献，但他与艺术家及其创作保持着联系。他的侄子阿巴宁德拉纳特和卡甘农德拉纳特，成了后来著名的孟加拉印度国立艺术学院的创始人。
诗人泰戈尔关注他们的创作，作过一些很有见地的评论，从各方面鼓励他们。他还同哈韦尔·罗森斯坦等著名西方美术家和美术评论家一起，讨论过一些绘画上的重要问题。
泰戈尔对于绘画的兴趣与热爱是持久而坚定的。他的绘画从书法脱胎而来，而书法是他所选定的职业的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泰戈尔以书写整齐美观为乐事。在修改写好的作品时，他往往发现有必要增删或变动一些词语，乃至整行。
这些改动打破了作品书面的和谐，也影响了他的情绪。这些涂改之处“呼唤着补偿”，于是他开始“加以补救，使他们最终达到匀称完善”。于是，泰戈尔就这样开始了删改修补的游戏，删掉的词语又以不同的方式连接起来，直至“一些弯曲旋转的形态”开始出现为止。
这一过程不断延续，涂改擦去的部分逐渐变得复杂。手稿上的涂涂改改代表了失败与不完善，但却有一点价值，尽管很小，并非一无所获，必须收集起来给以承认，归入写作的整体。失败是通向成功的桥梁，泰戈尔对此有切身的感悟。
从勾画删改有关词句或行、段开始的涂鸦，逐渐成为正式进行构思的创作，这些绘画作品是以一些线条和图形粗略表示出的轮廓为基础的：一条腿，一个人头或一只手；花瓣、叶片或树干；一只鸟，一个翅膀或是一只怪鸟。
到后来的1924年，泰戈尔在阿根廷写了很多诗，后来收入《普拉比》集。在《普拉比》集的原稿上，有时这种涂改的游戏竟延伸到通篇都是。
在随后的旅行期间，泰戈尔多次有幸遇到现代抽象派画家的作品。这对他究竟有多大影响很难估计。很有意义的是，他回国以后就再也不需要以涂涂抹抹来作为起点了。他充分发挥了想象力，直接开始作画了。
最初开始，泰戈尔的画全是单色。开始没有用画笔，一支自来水笔就足够了。后来有了双色或三色的画。他的画大都用不同色彩的墨水画成，而很少用油彩。
墨水帮助他掌握了二次元平面的处理，出于东方绘画的习惯，他不那么喜欢立体效果。此外，他下笔极快，一张画往往一气呵成。油彩要很长时间才干，他因而觉得不合用。
尽管已经超越了纯书法的阶段，但泰戈尔笔下的线条却一直保持着书法的特点，而且变得更坚实挺拔，更明快严谨，用色方面也日趋成熟。
开始作画是用难以擦去的黑墨水。后来，泰戈尔运用同一种色彩而浓淡不同的两种色：深蓝与浅蓝、深棕色与浅棕色等，接下来用的是组合色，黑配红、红配蓝。再往后，所有颜色都用上了。
泰戈尔作画不调色，不需要调色板，也不用预先调好的颜料。他用的颜料鲜艳、轻快、透明。1932年以后，他开始用了透明的颜料，但也只是在需要高光的情况下运用。
诗人作画不以自然景物为题材，也从不有意识地画任何一个特定的物品或人物，要寻找他画里的什么“真迹”，或者探究它们的明确的主题，那都是徒劳的。
泰戈尔满足于有韵律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唯一同他有关的连贯性是韵律上的紧凑一致，一个奇异的世界诞生了，一个到处都是奇特的物体和人的世界：花儿与鸟的配合；面带嘲笑形同鬼蜮的家伙；集多种特征于一身的动物；原始的爬行动物和巨兽怪里怪气地合为一体；情侣们和一些性感裸像被安排在任何人造的房子里也没有见到过的器物上；寻找未知的朝圣者；若隐若现的房屋；吓人的、嘲弄人的或者毫无表情的面具，落日余晖下的景致或是沐浴在如水的月色中的风景。
当泰戈尔的绘画作品首次在欧洲展出时，许多评论家不禁联想到了史前艺术。
泰戈尔说过，“当谈到印度艺术的时候，我们指的是立足于印度传统与气质的某种真实性。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明确，人类文化中是没有绝对的种姓限制这类东西的。印度的传统与气质具有结合并产生新的不同变种的能力，这种结合已持续了很长时间。”
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对印度艺术的传统与现代性的态度。
泰戈尔在绘画中表现出了他性格的一部分，即渴求在其他创作领域中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
他的画与诗歌或者音乐并非割裂开的。泰戈尔绘画以其新的强调方式来丰富了他创作上的表达方式。泰戈尔本人的评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将自己的画称为“我用线条作的诗”。
泰戈尔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我的清晨充满了歌声，让日暮时分充满色彩吧！”这表明，泰戈尔本人将绘画看做自我表现的一种新的渠道，与别的渠道不同，但并不对立。半个世纪以前，他就请求自己生命的神力赋予他各个方面的表达方式。
泰戈尔还在一封书简中谈到自己的绘画：“当我的生活书卷的不同章节全都临近结束的时候，我生活中的主宰之神乐于将这个前所未有的良机赐予我，使我有了写出它尾声的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