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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战争时期的写作

  1853年7月20日,托尔斯泰在给二哥塞尔盖的信中写道:

  好像我已经写信告诉过你,我申请退伍了。但是目前正与土耳其作战,天知道能否获准,何时能获准。这使我心烦意乱,因为我现在只想赶快回乡定居,而要我再折回斯塔罗格拉德科夫镇去没完没了地等待,就像待命出发行军作战那样,着实别扭。

  事实上,托尔斯泰早就可以晋升为军官了,但是没有得到晋升。其原因是同大哥尼古拉动身赴高加索时匆匆而行,把自己的全部证件都留在雅斯纳亚·波良纳了。

  再就是他没有得到乔治十字勋章。这件事也使他苦闷:“我不论做什么事都要出岔子”。他还在1852年6月给姑姑的信里就这样写道:“战斗中我有两次机会被推荐授予乔治十字勋章,但是我没能得到,因为这张可恨的证件晚送到了几天。我坦率地对您说,在所有的军功奖赏中,我追求的就是这个小十字,所以这一迟误使我痛心疾首。”

  托尔斯泰还有两次机会本应荣膺乔治十字勋章。但是,一次他把自己应得的十字勋章让给了一位老兵;另一次他因为没去执勤而被禁闭,上司不同意授予这个玩忽职守的士官十字勋章。

  这些也就成了托尔斯泰离开队伍的原因。但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受到创作成功的鼓舞,想要回到雅斯纳亚从事文学创作。

  托尔斯泰不但遭遇了宦途的坎坷,更多的是那些琐事让他烦恼。但是这些心事和烦恼已经不能吸引他使他放弃写作了。当他精神振奋时,开始执笔写作。他写了一个短篇笑说《袭击》,寄给了涅克拉索夫,接着又写短篇小说《圣诞节之夜》,中途辍笔,但并未放弃。一个无辜青年误入歧途,遂至堕落毁灭的题材又重新构思,写进一个新的短篇小说《台球记分员的札记》里。几个高加索军事短篇,《伐木》、《军中相逢》等,也正在构思酝酿中。

  “交友和书籍是何等重要!”托尔斯泰在8月4日的日记里写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博览群书,所读的书中有他敬爱的卢梭、普希金、莱蒙托夫和屠格涅夫的著作。但是他对高加索已经厌烦了,他在给塞尔盖二哥的信中说,“腻味透了”。

  1853年6月,俄国出兵占领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跟土耳其的战争一触即发。托尔斯泰的退伍申请因此未获批准,他便怀着爱国热情申请转到多瑙河的部队去了。

  托尔斯泰被调到了多瑙河部队继续服役。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开始爱上了高加索,这是一种强烈的爱。这个莽荒地区实在是非常之好,战争与自由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在这里奇特而又富有诗意地结合在一起了。

  托尔斯泰于1854年3月启程前往多瑙河部队,并在多瑙河部队待到10月底。在这段时间里,他几经调动。随后又被派到炮兵部队首长身边工作。

  最后在戈尔恰科夫伯爵的指挥下参加进攻西利斯特里亚要塞的作战。预定对要塞的攻击被无故取消,并且解除围困,使托尔斯泰大为沮丧。

  他在给大哥尼古拉和姑姑塔姬雅娜的信里说:“我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所有的人,士兵、军官和将军,听了这个消息,全都会认为是巨大的不幸,尤其是他们从常常潜入西利斯特里亚的侦察兵那儿听说过什么时候可以攻克这个要塞,西利斯特里亚支持不了两三天。”

  托尔斯泰以其独具的洞察力看出俄军的种种弊端:作战指挥不当,军纪涣散,士兵愚昧,军官放荡。他和一些有文化的军官想要创办一个士兵教育协会以对士兵进行启蒙教育,因不合上级意图被否定了。他要出资跟一些军官创办一份军事杂志以对士兵进行教育并报道军事活动,沙皇也没有批准。

  他还写了一些提高俄军战斗力的军事改革方案,如《论德式马枪营》、《论改编炮队》。这些方案也都石沉大海,尽管一些专家认为颇有价值。这让托尔斯泰感到很伤心,自己所做的努力都白费了。也就在这个时候,战争的主要舞台已经不在多瑙河了,而转到了克里米亚半岛。

  托尔斯泰对多瑙河部队的无聊生活感到厌烦,想投入战争的旋涡,便争取调往塞瓦斯托波尔。他如愿以偿,获准调到了塞瓦斯托波尔炮兵旅第三轻炮连。

  塞瓦斯托波尔濒临黑海,有良好的港湾,在今乌克兰境内。1783年俄国人并吞克里米亚后,开始在此地建立海军基地与要塞,翌年命名为塞瓦斯托波尔,1808年辟为商埠。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于1854年9月至1855年8月进行围攻。

  被围困的塞瓦斯托波尔当时成了举世瞩目的地方。托尔斯泰坚决要求把他派到被围困的城市里去,正像他自己说的,“这么做是为了亲眼看看克里米亚战争”,而“更主要的,是出于爱国热情”。这种爱国热情,用他的话来说,当时完全把他“支配住了”。

  托尔斯泰分析了俄军统率部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战略方针,试图提出自己的快速制胜的办法。但是他的这些建议并没有被采纳。

  由于沙皇政府的腐败、军队统帅的无能、军官的相互倾轧,致使战局急转直下,连连败阵。这激起了国内人民和广大士兵的无比愤慨。

  托尔斯泰忍无可忍,和一些爱国军官一起草拟了改组连队的计划,建议成立来复枪营,出版《军人之页》杂志,这使他的上司大为恼火。

  在建议未被采纳和军队的无力回击的情况下,俄国被迫开始了长达11个月之久的城市保卫战。在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的战斗中,托尔斯泰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敢,因而获得了四级安娜勋章以及其他奖章。

  参加克里米亚战争成为了托尔斯泰生活中的一个新的重要的阶段。他在1854年11月29日给哥哥的信中表达了那些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在他身上所唤起的热忱。

  “军队士气之高,”托尔斯泰写道,“超过所有的报道描写。即便在古希腊你也找不到这样的英雄行为。”

  他还提到,海军中将拉希莫夫巡视军队时,不是喊:“弟兄们,你们好!”而是问:“决死的时刻到了,弟兄们,你们敢死吗?”

  士兵和水手们齐声回答;“我们敢!”“乌拉!”

  “这不是演戏,”作家写道,“从每个人的脸上可以看出,这里没有玩笑。有的是严肃认真,25000人实践了自己的承诺。”

  作家善于把握住那些促使士兵、水兵和优秀的军官代表在战斗中表现出奇迹般的勇敢,蔑视危险、视死如归的内在动机。

  在塞瓦斯托波尔战区,以托尔斯泰为中心,成立了一个报道站,负责将战场的状况传达到贝德尔普鲁格。

  当托尔斯泰把战记送到《现代人》杂志社,他们就将这些《1854年12月的塞瓦斯托波尔战记》刊登在第二年的6月号;接着《1855年5月的塞瓦斯托波尔战记》刊登在8月号;《1855年8月的塞瓦斯托波尔战记》也刊登在第二年的元月号。

  第一篇《1854年12月的塞瓦斯托波尔战记》是经过校正后的印刷品。尼古拉一世驾崩后,刚接位的俄皇亚历山大二世看了这篇文章非常感动,说道:“要好好地犒赏这位青年,不要让他的生命处于危险的地方。”

  皇帝命令将这篇作品翻译成法文出版。

  托尔斯泰的作品日后也被翻译成各国语言,而这一篇则是第一篇。被《1854年12月的塞瓦斯托波尔战记》所感动的,不仅是皇帝一人,尼古拉一世的皇后读过后也感动得涕泣。

  托尔斯泰又在日记上写道:

  俄国人民颇具有道德观念,尤其是当国家危难时更是表露无遗。俄国人民坚强地由许多悲惨的事件中站了起来,衷心地发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如今这些牺牲生命贡献国家的人们,就是为了要争取不朽的声名与荣誉以便名留青史。

  在紧张激烈的战斗岁月中,托尔斯泰没有停止写作。他把在战地捕捉到的直接印象,写成了3篇小说,后收在《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中。他没有把战争描写成旌旗招展、战鼓喧天、将军策马向前的“壮观”图画,而是实实在在地表现了战争的本来面目。

  应该说,对战争做这样直接、真实的现实主义描写,这在俄国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在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后不久,托尔斯泰便来到圣彼得堡,首次踏入了文学界。

  他先后见到了团结在进步杂志《现代人》周围的许多有重大影响的作家: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冈察洛夫、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

  他们热烈欢迎这位从战地归来的英雄,殷切地关怀这位初露锋芒的作家的成长。但这时《现代人》的作家在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出现了分歧。

  《现代人》坚持艺术上的唯物主义观点,强调艺术对社会生活的巨大作用,保卫果戈理的现实主义传统;而最早退出《现代人》并另行主办《阅读丛书》的自由主义者德鲁任宁等人,则极力诋毁这种传统,把普希金等人的创作说成是“纯艺术”的。这就是当时果戈理派和普希金派的论争。

  托尔斯泰一度接受了后者关于“纯艺术”的错误理论。后来,他识破了这种主张,势必引导作家走上远离生活与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邪路,最终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决定选自己的路。

  以前,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856年,托尔斯泰结束了戎马生涯,这使屠格涅夫感到十分高兴,因为,屠格涅夫很早就规劝他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以使他的才智能够得到更大的发挥。但他们中间也时常发生争论和吵架。托尔斯泰往往在争吵中表现得非常尖刻和缺乏自制,他也因此被朋友称为“暴怒的野蛮人”。

  §§第二章 青春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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