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克里米亚的生活
1901年5月初，托尔斯泰一家迁回雅斯纳亚·波良纳长住，因为再没有人需要在莫斯科上学了。
6月末，托尔斯泰得了严重的疟疾，一连十多天处于生死边缘：脉搏每分钟150次，心律不齐，呼吸困难。请来了几位大夫。这个时候，所有的子女也都回来了。他妹妹玛丽亚和一些亲戚、朋友也来了。
全国各地发来许多慰问信和电报，祝愿他早日康复。
沙皇政府认为托尔斯泰不行了，便明令有关单位，不准游行，不准演说，不准发表宣言。
10天后，托尔斯泰病情好转了。一些代表纷纷写信表示祝贺，其中就有高尔基第一个签名的贺信。罗马尼亚的女王也写信来，表示对托尔斯泰的崇拜和敬仰之情。
然而，7月末，托尔斯泰又病倒了，医生们诊断为心绞痛，建议到气候温暖的克里米亚去疗养。俄国最富有的女人帕宁娜伯爵夫人得知这种情况后，提议到她在克里米亚南岸加斯普拉村附近的别墅去疗养。托尔斯泰全家开会，决定接受帕宁娜伯爵夫人的好意，到克里米亚去过冬。
托尔斯泰在6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生病简直是灵魂的过节，是精神之活跃，是濒临死亡时的心神的休息，以及从四面八方送来的爱情的表示。”
9月5日，托尔斯泰一行从图拉火车站乘火车前往克里米亚。陪同的人员有他的夫人、大儿子、两个女儿玛莎和萨莎，还有一直不被托尔斯泰看好的玛莎的那个败家子丈夫。
布兰热在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局弄到一节专用车厢将要把他们从图拉送到塞瓦斯托波尔。这节车厢富丽堂皇，带厨房、餐厅和单间卧室。但是，托尔斯泰的神色把所有人都吓坏了。他显得那么疲惫不堪、瘦骨嶙峋。给他量了一下体温，在发着高烧。全家人忧心忡忡，这么重的病，怎么可以去这么远的地方呢？
然而，布兰热再次进行说服工作。他说，去塞瓦斯托波尔的1000俄里还要困难得多，并且，车厢里设备齐全，方便舒适，而那边又是温暖宜人的气候。
夜里3时列车开动了。到了早晨，托尔斯泰的体温下降，他高兴了便给玛莎口授文章。
傍晚时，火车到了哈尔科夫车站，托尔斯泰一下子被欢呼的人群包围了。人们听说托尔斯泰要路过此地，便特意聚来向他致敬。托尔斯泰强撑病体，接待一个又一个代表的慰问。20分钟后，火车开动了，人们仍然大声喊着他的名字。他只好由夫人和大儿子搀扶着到窗前，向人群挥手致意。
伟大的托尔斯泰，这时人们把他看做是爱和善的化身，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心。一位朋友在给托尔斯泰的信中说，一些从国外回来的人告诉他，不管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城市，只要偶然听到是一个俄国人在说话，就会有人立刻停止原来的话题，凑上来询问托尔斯泰伯爵的情况。
火车在向前行驶。
病魔折磨得托尔斯泰难以入睡。他知道就要到塞瓦斯托波尔了，当年他浴血作战的地方。他的心情激动起来，往事一幕幕在脑海浮现。
第二天早晨，列车到了塞瓦斯托波尔。车站上的人不多，警察在维持秩序。托尔斯泰由亲人扶着乘马车到了塞瓦斯托波尔最好的旅馆。在旅馆里醒过来以后，托尔斯泰饶有兴趣地观赏着这座城市，不断打听：“第四棱堡在哪儿？”
1855年英国军队围攻这座城市时，他曾作为炮兵少尉在第四棱堡战斗过。在塞瓦斯托波尔逗留期间，托尔斯泰竭力想找到第四棱堡，他在这儿甚至见到了当年老朋友的儿子，还参观了军事博物馆。
他们从塞瓦斯托波尔坐马车到了帕宁娜公爵夫人在加斯普拉的别墅。这座别墅滨海临山，景色异常美丽。
1901年10月10日，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道：“在这里，我住在极其豪华的宫殿里。这是我从来没有住过的。有喷水池，花园里有洒过水的各色花坛，有大理石的阶梯等。此外还有大海和群山的奇妙景色。左邻右舍都是些富翁和王公显贵。他们的奢侈程度比这里不知还要高多少倍。”
他在给契诃夫的信里说：“这里的景色如此迷人，如果不是觉得惭愧的话，我确实感到非常好。”
这时，托尔斯泰的身体开始康复，但他还是想到死并对死做了精神上的准备。前段时间因老朋友亚当·华西里耶维奇伯爵去世。他在1901年11月6日给谢尔盖的信中说：“很快就轮到我了，早上去散步，说了10分钟的话，心里明白，我正在死去，跟大家告别，给儿女们留下遗言并且不断重复一句话：‘我怎么也没料到，死竟然是这么容易。’”
托尔斯泰有两周左右的时间出去散步，并到阿鲁普卡去看海。当时高尔基父子住在海边，他就有机会与高尔基畅谈。虽然感到非常高兴，但他认为高尔基作品里有一些不真诚的地方。
契诃夫当时住在雅尔塔，常来看望托尔斯泰。他因患肺结核在莫斯科住院时，托尔斯泰曾去看过他。在闲谈中，托尔斯泰表示对契诃夫的剧本并不欣赏，还劝他不要再写剧本了，但托尔斯泰对他的小说却赞不绝口，称他是小说里的“普希金”，托尔斯泰说：“正如在普希金的诗篇中每个人可以找到自己感受过的东西，在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里，不论是其中哪一篇，读者也一定能够看到自己和自己的思想。”
这种真实的对艺术的忠诚，托尔斯泰在库普林身上也发现了，对他评价很高，认为他颇有才华。
果然，库普林后来也成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最后代表之一，他善于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塑造鲜明的人物性格，揭示社会矛盾，烘托环境气氛。题材广泛，几乎触及俄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抨击沙皇专制制度的残酷与愚昧，歌颂底层人民的勤劳与善良。但也有个别带颓废倾向和歪曲现实的作品。
至于艺术上的虚伪，托尔斯泰在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身上觉察到了，那时他刚刚走红。读了他那轰动一时的《无底深渊》之后，托尔斯泰非常气愤，说：“捏造、言过其实，他简直一心想吓唬大家，使他们吃惊。可我却没有被他吓倒，只是感到有点不舒服，因为他有虚伪的影子。”
托尔斯泰认为，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的小说和剧本，内容十分矛盾，一方面是对俄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愤怒揭露，但看不到出路何在；一方面表现出对革命的一定的同情，却又把革命者歪曲成强权政治的化身，总的基调是阴沉的。他的多数作品都不是通过个性化的具体形象解剖现实，而是把人物当做某种势力的象征，用极度的夸张和强烈的色彩表现作者的主观感受。果然不出托尔斯泰所料想的那样，安德烈耶夫晚年囿于反动政治立场，终未能创作出稍有价值的作品。
在克里米亚的生活终于走上了正轨。托尔斯泰又开始写作，索菲娅则在学习摄影，其他人骑马、散步。到了晚上，他们都来玩牌。这样的生活让他们感到轻松愉快。但是，平静的生活很快就打乱了。
1902年新年前后，托尔斯泰又犯病了。起初是胃痛，还没等把胃病治好，后来又发展到突然发冷发热，一边肋骨刺痛，体温在升高，咳嗽在加剧。家人马上请来了当地的医生，从莫斯科请来了著名的苏罗夫斯基医生，从圣彼得堡请来了御医别尔京松。医生诊断为“黏膜性肺炎”。生命垂危，几乎已无法挽救了。
虽然“黏膜性肺炎”在现在看来不算什么大的病症，或许只要打几天针，然后再吃些药就能治好。可是在那个时候，医学远远没有现在发达。这种病可以说是“致命”的。就像现在的“癌症”一样难以治愈。
托尔斯泰不均匀的脉搏和短促的呼吸把大家的思虑集中到了一点：孩子个个因托尔斯泰的疾病折磨而虚弱，他们担心因情绪激动而消瘦的老年人的身体能否受得住这一场新的可怕的疾病呢？
除此以外进行的任何事情，谁也不感兴趣。也没有人去留意一件事：塔夫里省长收到从圣彼得堡来的命名，要他在托尔斯泰去世后，禁止安魂祈祷；而省长方面也下令莫斯科库尔斯铁路局，命令在来日运送托尔斯泰灵柩时，列车不得在各站停留。
谁也没有重视大主教安东尼甚至给托尔斯泰夫人的信件，信中要求她劝说托尔斯泰同教会和解。
当托尔斯泰知道后，只是说：“我从上帝那儿来，到上帝那儿去，这便是我最终的祈祷。此刻教会最高会议感到不安了。”
尼古拉二世的叔叔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亲王的庄园离托尔斯泰所住的别墅不远，那时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亲王的弟弟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亲王从圣彼得堡来做客，听说托尔斯泰住在这里，便常来拜访托尔斯泰，两人谈得很投机。可能因此托尔斯泰便产生了给沙皇写封信请亲王转呈的想法。
1902年1月16日，托尔斯泰已经病得不能写字，他便口授，由别人笔录，给沙皇写了一封信，说：
俄国现在处于强化的警戒状态下，也就是说处于一种没有法律保护的状态。公开的警察和秘密的警察都在不断增加。监狱已经人满为患，除了因刑事犯罪而被关进监狱的刑事犯之外，另外又增加了政治犯，他们那些人是无辜的，他们只是不满意现在的社会现状，令人吃惊的是，现在工人也算作是政治犯了。
书报检查已荒谬至极，这种现象就是在19世纪40年代也没有如此严重。宗教迫害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残酷而无人道。城市和工厂地区到处是镇压人民的军警。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同胞互相残杀的事件。
由于政府的这种残酷镇压结果，尽管国家预算在增长，也许正是这种快速增长的结果，使得农民一年比一年穷困，饥荒已成为正常现象。各个阶层对政府的不满并对它抱敌对态度，也成了很常见的现象。
专制制度是一种旧制的政体，它不适合俄国人民的需要，因为俄国人民不断在接受全世界的教育。因此，这种政体以及同它联系在一起的东正教只能依靠暴力手段来生存下去。这种暴力手段诸如强化警戒、宗教迫害、行政流放、歪曲教育、查禁书报等，都是非常残酷的，这些可以用来镇压人民，但不能很好地去管理人民。
后来，托尔斯泰的身体逐渐康复，有了食欲，他有时也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晒晒太阳。他开始读书了，偶尔看一些报纸杂志，闲暇时间接见来访者。他也开始坐马车出去兜风了，从此回归了正常生活。
6月25日，托尔斯泰全家离开了加斯普拉回雅斯纳亚·波良纳。在去塞瓦斯托波尔的轮船上，托尔斯泰结识了作家库普林。
在塞瓦斯托波尔，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局局长的专车在等着他们。归途的一些大站上又有一些人群在等着向托尔斯泰致敬。经过一路奔波，托尔斯泰平安地回到了雅斯纳亚·波良纳。
6月末，托尔斯泰得了严重的疟疾，一连十多天处于生死边缘：脉搏每分钟150次，心律不齐，呼吸困难。请来了几位大夫。这个时候，所有的子女也都回来了。他妹妹玛丽亚和一些亲戚、朋友也来了。
全国各地发来许多慰问信和电报，祝愿他早日康复。
沙皇政府认为托尔斯泰不行了，便明令有关单位，不准游行，不准演说，不准发表宣言。
10天后，托尔斯泰病情好转了。一些代表纷纷写信表示祝贺，其中就有高尔基第一个签名的贺信。罗马尼亚的女王也写信来，表示对托尔斯泰的崇拜和敬仰之情。
然而，7月末，托尔斯泰又病倒了，医生们诊断为心绞痛，建议到气候温暖的克里米亚去疗养。俄国最富有的女人帕宁娜伯爵夫人得知这种情况后，提议到她在克里米亚南岸加斯普拉村附近的别墅去疗养。托尔斯泰全家开会，决定接受帕宁娜伯爵夫人的好意，到克里米亚去过冬。
托尔斯泰在6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生病简直是灵魂的过节，是精神之活跃，是濒临死亡时的心神的休息，以及从四面八方送来的爱情的表示。”
9月5日，托尔斯泰一行从图拉火车站乘火车前往克里米亚。陪同的人员有他的夫人、大儿子、两个女儿玛莎和萨莎，还有一直不被托尔斯泰看好的玛莎的那个败家子丈夫。
布兰热在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局弄到一节专用车厢将要把他们从图拉送到塞瓦斯托波尔。这节车厢富丽堂皇，带厨房、餐厅和单间卧室。但是，托尔斯泰的神色把所有人都吓坏了。他显得那么疲惫不堪、瘦骨嶙峋。给他量了一下体温，在发着高烧。全家人忧心忡忡，这么重的病，怎么可以去这么远的地方呢？
然而，布兰热再次进行说服工作。他说，去塞瓦斯托波尔的1000俄里还要困难得多，并且，车厢里设备齐全，方便舒适，而那边又是温暖宜人的气候。
夜里3时列车开动了。到了早晨，托尔斯泰的体温下降，他高兴了便给玛莎口授文章。
傍晚时，火车到了哈尔科夫车站，托尔斯泰一下子被欢呼的人群包围了。人们听说托尔斯泰要路过此地，便特意聚来向他致敬。托尔斯泰强撑病体，接待一个又一个代表的慰问。20分钟后，火车开动了，人们仍然大声喊着他的名字。他只好由夫人和大儿子搀扶着到窗前，向人群挥手致意。
伟大的托尔斯泰，这时人们把他看做是爱和善的化身，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心。一位朋友在给托尔斯泰的信中说，一些从国外回来的人告诉他，不管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城市，只要偶然听到是一个俄国人在说话，就会有人立刻停止原来的话题，凑上来询问托尔斯泰伯爵的情况。
火车在向前行驶。
病魔折磨得托尔斯泰难以入睡。他知道就要到塞瓦斯托波尔了，当年他浴血作战的地方。他的心情激动起来，往事一幕幕在脑海浮现。
第二天早晨，列车到了塞瓦斯托波尔。车站上的人不多，警察在维持秩序。托尔斯泰由亲人扶着乘马车到了塞瓦斯托波尔最好的旅馆。在旅馆里醒过来以后，托尔斯泰饶有兴趣地观赏着这座城市，不断打听：“第四棱堡在哪儿？”
1855年英国军队围攻这座城市时，他曾作为炮兵少尉在第四棱堡战斗过。在塞瓦斯托波尔逗留期间，托尔斯泰竭力想找到第四棱堡，他在这儿甚至见到了当年老朋友的儿子，还参观了军事博物馆。
他们从塞瓦斯托波尔坐马车到了帕宁娜公爵夫人在加斯普拉的别墅。这座别墅滨海临山，景色异常美丽。
1901年10月10日，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道：“在这里，我住在极其豪华的宫殿里。这是我从来没有住过的。有喷水池，花园里有洒过水的各色花坛，有大理石的阶梯等。此外还有大海和群山的奇妙景色。左邻右舍都是些富翁和王公显贵。他们的奢侈程度比这里不知还要高多少倍。”
他在给契诃夫的信里说：“这里的景色如此迷人，如果不是觉得惭愧的话，我确实感到非常好。”
这时，托尔斯泰的身体开始康复，但他还是想到死并对死做了精神上的准备。前段时间因老朋友亚当·华西里耶维奇伯爵去世。他在1901年11月6日给谢尔盖的信中说：“很快就轮到我了，早上去散步，说了10分钟的话，心里明白，我正在死去，跟大家告别，给儿女们留下遗言并且不断重复一句话：‘我怎么也没料到，死竟然是这么容易。’”
托尔斯泰有两周左右的时间出去散步，并到阿鲁普卡去看海。当时高尔基父子住在海边，他就有机会与高尔基畅谈。虽然感到非常高兴，但他认为高尔基作品里有一些不真诚的地方。
契诃夫当时住在雅尔塔，常来看望托尔斯泰。他因患肺结核在莫斯科住院时，托尔斯泰曾去看过他。在闲谈中，托尔斯泰表示对契诃夫的剧本并不欣赏，还劝他不要再写剧本了，但托尔斯泰对他的小说却赞不绝口，称他是小说里的“普希金”，托尔斯泰说：“正如在普希金的诗篇中每个人可以找到自己感受过的东西，在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里，不论是其中哪一篇，读者也一定能够看到自己和自己的思想。”
这种真实的对艺术的忠诚，托尔斯泰在库普林身上也发现了，对他评价很高，认为他颇有才华。
果然，库普林后来也成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最后代表之一，他善于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塑造鲜明的人物性格，揭示社会矛盾，烘托环境气氛。题材广泛，几乎触及俄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抨击沙皇专制制度的残酷与愚昧，歌颂底层人民的勤劳与善良。但也有个别带颓废倾向和歪曲现实的作品。
至于艺术上的虚伪，托尔斯泰在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身上觉察到了，那时他刚刚走红。读了他那轰动一时的《无底深渊》之后，托尔斯泰非常气愤，说：“捏造、言过其实，他简直一心想吓唬大家，使他们吃惊。可我却没有被他吓倒，只是感到有点不舒服，因为他有虚伪的影子。”
托尔斯泰认为，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的小说和剧本，内容十分矛盾，一方面是对俄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愤怒揭露，但看不到出路何在；一方面表现出对革命的一定的同情，却又把革命者歪曲成强权政治的化身，总的基调是阴沉的。他的多数作品都不是通过个性化的具体形象解剖现实，而是把人物当做某种势力的象征，用极度的夸张和强烈的色彩表现作者的主观感受。果然不出托尔斯泰所料想的那样，安德烈耶夫晚年囿于反动政治立场，终未能创作出稍有价值的作品。
在克里米亚的生活终于走上了正轨。托尔斯泰又开始写作，索菲娅则在学习摄影，其他人骑马、散步。到了晚上，他们都来玩牌。这样的生活让他们感到轻松愉快。但是，平静的生活很快就打乱了。
1902年新年前后，托尔斯泰又犯病了。起初是胃痛，还没等把胃病治好，后来又发展到突然发冷发热，一边肋骨刺痛，体温在升高，咳嗽在加剧。家人马上请来了当地的医生，从莫斯科请来了著名的苏罗夫斯基医生，从圣彼得堡请来了御医别尔京松。医生诊断为“黏膜性肺炎”。生命垂危，几乎已无法挽救了。
虽然“黏膜性肺炎”在现在看来不算什么大的病症，或许只要打几天针，然后再吃些药就能治好。可是在那个时候，医学远远没有现在发达。这种病可以说是“致命”的。就像现在的“癌症”一样难以治愈。
托尔斯泰不均匀的脉搏和短促的呼吸把大家的思虑集中到了一点：孩子个个因托尔斯泰的疾病折磨而虚弱，他们担心因情绪激动而消瘦的老年人的身体能否受得住这一场新的可怕的疾病呢？
除此以外进行的任何事情，谁也不感兴趣。也没有人去留意一件事：塔夫里省长收到从圣彼得堡来的命名，要他在托尔斯泰去世后，禁止安魂祈祷；而省长方面也下令莫斯科库尔斯铁路局，命令在来日运送托尔斯泰灵柩时，列车不得在各站停留。
谁也没有重视大主教安东尼甚至给托尔斯泰夫人的信件，信中要求她劝说托尔斯泰同教会和解。
当托尔斯泰知道后，只是说：“我从上帝那儿来，到上帝那儿去，这便是我最终的祈祷。此刻教会最高会议感到不安了。”
尼古拉二世的叔叔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亲王的庄园离托尔斯泰所住的别墅不远，那时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亲王的弟弟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亲王从圣彼得堡来做客，听说托尔斯泰住在这里，便常来拜访托尔斯泰，两人谈得很投机。可能因此托尔斯泰便产生了给沙皇写封信请亲王转呈的想法。
1902年1月16日，托尔斯泰已经病得不能写字，他便口授，由别人笔录，给沙皇写了一封信，说：
俄国现在处于强化的警戒状态下，也就是说处于一种没有法律保护的状态。公开的警察和秘密的警察都在不断增加。监狱已经人满为患，除了因刑事犯罪而被关进监狱的刑事犯之外，另外又增加了政治犯，他们那些人是无辜的，他们只是不满意现在的社会现状，令人吃惊的是，现在工人也算作是政治犯了。
书报检查已荒谬至极，这种现象就是在19世纪40年代也没有如此严重。宗教迫害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残酷而无人道。城市和工厂地区到处是镇压人民的军警。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同胞互相残杀的事件。
由于政府的这种残酷镇压结果，尽管国家预算在增长，也许正是这种快速增长的结果，使得农民一年比一年穷困，饥荒已成为正常现象。各个阶层对政府的不满并对它抱敌对态度，也成了很常见的现象。
专制制度是一种旧制的政体，它不适合俄国人民的需要，因为俄国人民不断在接受全世界的教育。因此，这种政体以及同它联系在一起的东正教只能依靠暴力手段来生存下去。这种暴力手段诸如强化警戒、宗教迫害、行政流放、歪曲教育、查禁书报等，都是非常残酷的，这些可以用来镇压人民，但不能很好地去管理人民。
后来，托尔斯泰的身体逐渐康复，有了食欲，他有时也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晒晒太阳。他开始读书了，偶尔看一些报纸杂志，闲暇时间接见来访者。他也开始坐马车出去兜风了，从此回归了正常生活。
6月25日，托尔斯泰全家离开了加斯普拉回雅斯纳亚·波良纳。在去塞瓦斯托波尔的轮船上，托尔斯泰结识了作家库普林。
在塞瓦斯托波尔，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局局长的专车在等着他们。归途的一些大站上又有一些人群在等着向托尔斯泰致敬。经过一路奔波，托尔斯泰平安地回到了雅斯纳亚·波良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