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精妙的写作功底
畏惧并不能免于一死，战争的结果大不了也不过一死。奋战而死，是以死亡摧毁死亡，畏怯而死，却做了死亡的奴隶。——莎士比亚
创作过程的神速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一切构思总是逐步成熟的，复杂而大型的作品，如交响乐和诗剧的构思尤其如此。
一旦构思成熟，把它记在纸上，对艺术家来说并不需要花太多的劳动。而莎士比亚的创作过程看起来就很轻松快速。
莎士比亚的朋友本·琼生，能够很好地证明这一点，因为他曾在剧院里近在咫尺地观察过莎士比亚工作。
“记得演员们为了称赞莎士比亚，常说他不管写什么东西，从不删改一行文字。我对此曾回答说：‘他最好删掉一千行。’他们认为这是我的恶意攻击……他写得那样轻松，以至于有时必须让他停下。他的头脑极其敏锐，但却并非总能控制自己。”
莎士比亚才思的敏捷在其他人那里也能得到证实。同样是剧团股东的赫明和康德，他俩处理莎士比亚的手稿几乎达30年，说他是个写作快速的作家，“他的手、脑同行并进，说与写同样顺畅，我们难得收到他有涂抹的稿子”。
莎士比亚是先把一切在脑海里想过以后才写在纸上的。所幸的是莎士比亚能够“在自己脑袋中先将一切准备好、想完全”，不然的话，他的职业是不能容忍他有漫长的余暇涂来抹去、字斟句酌的。
创造性想象是一切大艺术家进行创作的必要能力，现实永远是艺术创作得以发展的主要环境。莎士比亚在现实中观察人的激情和行为，同时，他也总是从现有的文献和剧作中寻找他的戏剧情节。
有两部历史巨著莎士比亚用得特别多，他从中为自己12部以上的剧本汲取了情节。最初，拉菲尔·贺林希德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是莎士比亚创作的固定来源。
莎士比亚通过这部著作熟悉了他写作编年史剧所需要的一切历史事件，进而创作了《亨利六世》、《查理三世》、《约翰王》等历史剧。
莎士比亚写作编年史剧不仅利用贺林希德的作品，他还知道其他英国史家的作品。那时，某些历史情节已经被编成戏剧。
莎士比亚虽然反复阅读过贺林希德的作品，但是他写作某些编年史剧《约翰王》、《亨利四世》的基本依据则来自他前辈的剧本。
莎士比亚所使用的是贺林希德第二版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书上有6处莎士比亚姓名的别致花体缩写，而且书页的空白处有一些批注，恰恰是在莎士比亚构思英国历史题材剧本所直接利用的那些材料。
莎士比亚通过阅读贺林希德的著作，无师自通地理解了英国的历史，国王的政策以及人民的命运，同时也发展了自己从国家角度着眼思考问题的能力。
另一部使莎士比亚入迷的历史著作，是古希腊历史家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
莎士比亚读的是英文译本，正是这个英译本成了他戏剧情节的来源，把译文和普鲁塔克的情节所写成的剧本做一比较，就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吻合一致。
贺林希德的《编年史》是根据古代纪年编纂而成，叙事的优劣取决于贺林希德编选入书的各纪年作者的才能。
普鲁塔克和贺林希德不同，他是真正的作家，历史人物写照的巨匠，也是深思熟虑的道德问题作家。
普鲁塔克给莎士比亚灌输了很多“治国思想”，但是，他更用他那对事件及事件参加者的栩栩如生的描绘吸引了莎士比亚。
斯特拉福文法学校的老师们决心使他们的学生毕业时都能充分熟悉拉丁文的基础，在课堂上讲授了奥维德的《变形记》。
学生们好不容易地学会了念拉丁诗。但是，一旦懂得了这些诗篇的意义，他们就不能不被罗马诗人的诗体故事所吸引。
莎士比亚回想起了他的老师曾讲过的故事：奥古斯都皇帝把奥维德流放到一个最遥远的行省。最典雅的诗人的文质彬彬同他被迫身处其间的野蛮，两者的对照在莎士比亚脑海中生动地浮现出来。
我们可以在喜剧《皆大欢喜》中听到这一对照的回响。试金石走进亚登森林，对牧羊女奥德蕾说：
我陪着你和你的山羊在这里，就像那最会梦想的诗人在一群哥特人中间一样。
古罗马诗人的作品所呈现的抒情性和叙事技巧以及细节性格的奇妙糅合，深深地吸引了莎士比亚。
古代作者对人性的理解如此深刻，对人性的描绘那样富有表现力，不能不使莎士比亚倾倒。
那时的英国正如饥似渴地关注着意大利和法国文化生活中发生的一切现象。莎士比亚不懂意大利语，但当时有许多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短篇小说的译本和改写本用来阅读。
在法国作者中，莎士比亚最熟悉蒙泰涅的《随笔集》。他认识意大利翻译家约翰·佛洛里奥，他们大概是在扫桑普顿伯爵家见过面。
《随笔集》的第一页就已经使莎士比亚惊讶不已，因为作者在这一页上预告说：“这是一部真诚的书，读者……我刻画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
莎士比亚不喜欢经院哲学，他发现和蒙泰涅在思想方面很接近。《随笔集》对莎士比亚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这可以根据他的作品，尤其是《哈姆莱特》中的许多反响来判断。
在西班牙作家中，莎士比亚只知道写过田园传奇《狄安娜》的豪尔赫·蒙特马约尔和塞万提斯。他和弗莱彻曾采用过后者《堂·吉诃德》的情节，写了已散佚的剧本《卡德尼奥》。
莎士比亚最熟悉的自然是本国文学。他了解14世纪英国第一个人文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杰弗里·乔叟及其同时代人约翰·高尔，同时他也几乎熟悉和他同时代的所有文学和戏剧。
和整个英国有教养的阶层一样，莎士比亚读过由英国印刷术的鼻祖威廉·凯克斯顿在15世纪末刊印的《特洛亚故事集》。
民间创作也是莎士比亚特别关注的一个诗歌领域。民歌被他有机地组织进剧本之中，所以他的作品中有许多是对英国民俗中的童话、神话和逸闻的追忆。
创作过程的神速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一切构思总是逐步成熟的，复杂而大型的作品，如交响乐和诗剧的构思尤其如此。
一旦构思成熟，把它记在纸上，对艺术家来说并不需要花太多的劳动。而莎士比亚的创作过程看起来就很轻松快速。
莎士比亚的朋友本·琼生，能够很好地证明这一点，因为他曾在剧院里近在咫尺地观察过莎士比亚工作。
“记得演员们为了称赞莎士比亚，常说他不管写什么东西，从不删改一行文字。我对此曾回答说：‘他最好删掉一千行。’他们认为这是我的恶意攻击……他写得那样轻松，以至于有时必须让他停下。他的头脑极其敏锐，但却并非总能控制自己。”
莎士比亚才思的敏捷在其他人那里也能得到证实。同样是剧团股东的赫明和康德，他俩处理莎士比亚的手稿几乎达30年，说他是个写作快速的作家，“他的手、脑同行并进，说与写同样顺畅，我们难得收到他有涂抹的稿子”。
莎士比亚是先把一切在脑海里想过以后才写在纸上的。所幸的是莎士比亚能够“在自己脑袋中先将一切准备好、想完全”，不然的话，他的职业是不能容忍他有漫长的余暇涂来抹去、字斟句酌的。
创造性想象是一切大艺术家进行创作的必要能力，现实永远是艺术创作得以发展的主要环境。莎士比亚在现实中观察人的激情和行为，同时，他也总是从现有的文献和剧作中寻找他的戏剧情节。
有两部历史巨著莎士比亚用得特别多，他从中为自己12部以上的剧本汲取了情节。最初，拉菲尔·贺林希德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是莎士比亚创作的固定来源。
莎士比亚通过这部著作熟悉了他写作编年史剧所需要的一切历史事件，进而创作了《亨利六世》、《查理三世》、《约翰王》等历史剧。
莎士比亚写作编年史剧不仅利用贺林希德的作品，他还知道其他英国史家的作品。那时，某些历史情节已经被编成戏剧。
莎士比亚虽然反复阅读过贺林希德的作品，但是他写作某些编年史剧《约翰王》、《亨利四世》的基本依据则来自他前辈的剧本。
莎士比亚所使用的是贺林希德第二版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书上有6处莎士比亚姓名的别致花体缩写，而且书页的空白处有一些批注，恰恰是在莎士比亚构思英国历史题材剧本所直接利用的那些材料。
莎士比亚通过阅读贺林希德的著作，无师自通地理解了英国的历史，国王的政策以及人民的命运，同时也发展了自己从国家角度着眼思考问题的能力。
另一部使莎士比亚入迷的历史著作，是古希腊历史家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
莎士比亚读的是英文译本，正是这个英译本成了他戏剧情节的来源，把译文和普鲁塔克的情节所写成的剧本做一比较，就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吻合一致。
贺林希德的《编年史》是根据古代纪年编纂而成，叙事的优劣取决于贺林希德编选入书的各纪年作者的才能。
普鲁塔克和贺林希德不同，他是真正的作家，历史人物写照的巨匠，也是深思熟虑的道德问题作家。
普鲁塔克给莎士比亚灌输了很多“治国思想”，但是，他更用他那对事件及事件参加者的栩栩如生的描绘吸引了莎士比亚。
斯特拉福文法学校的老师们决心使他们的学生毕业时都能充分熟悉拉丁文的基础，在课堂上讲授了奥维德的《变形记》。
学生们好不容易地学会了念拉丁诗。但是，一旦懂得了这些诗篇的意义，他们就不能不被罗马诗人的诗体故事所吸引。
莎士比亚回想起了他的老师曾讲过的故事：奥古斯都皇帝把奥维德流放到一个最遥远的行省。最典雅的诗人的文质彬彬同他被迫身处其间的野蛮，两者的对照在莎士比亚脑海中生动地浮现出来。
我们可以在喜剧《皆大欢喜》中听到这一对照的回响。试金石走进亚登森林，对牧羊女奥德蕾说：
我陪着你和你的山羊在这里，就像那最会梦想的诗人在一群哥特人中间一样。
古罗马诗人的作品所呈现的抒情性和叙事技巧以及细节性格的奇妙糅合，深深地吸引了莎士比亚。
古代作者对人性的理解如此深刻，对人性的描绘那样富有表现力，不能不使莎士比亚倾倒。
那时的英国正如饥似渴地关注着意大利和法国文化生活中发生的一切现象。莎士比亚不懂意大利语，但当时有许多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短篇小说的译本和改写本用来阅读。
在法国作者中，莎士比亚最熟悉蒙泰涅的《随笔集》。他认识意大利翻译家约翰·佛洛里奥，他们大概是在扫桑普顿伯爵家见过面。
《随笔集》的第一页就已经使莎士比亚惊讶不已，因为作者在这一页上预告说：“这是一部真诚的书，读者……我刻画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
莎士比亚不喜欢经院哲学，他发现和蒙泰涅在思想方面很接近。《随笔集》对莎士比亚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这可以根据他的作品，尤其是《哈姆莱特》中的许多反响来判断。
在西班牙作家中，莎士比亚只知道写过田园传奇《狄安娜》的豪尔赫·蒙特马约尔和塞万提斯。他和弗莱彻曾采用过后者《堂·吉诃德》的情节，写了已散佚的剧本《卡德尼奥》。
莎士比亚最熟悉的自然是本国文学。他了解14世纪英国第一个人文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杰弗里·乔叟及其同时代人约翰·高尔，同时他也几乎熟悉和他同时代的所有文学和戏剧。
和整个英国有教养的阶层一样，莎士比亚读过由英国印刷术的鼻祖威廉·凯克斯顿在15世纪末刊印的《特洛亚故事集》。
民间创作也是莎士比亚特别关注的一个诗歌领域。民歌被他有机地组织进剧本之中，所以他的作品中有许多是对英国民俗中的童话、神话和逸闻的追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