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通史

第二章 战后社会主义世界（2）

　　硬汉海明威

　　二战期间，有一位享誉世界文坛的美国作家，不仅创作十分活跃，还经常来往于世界各地参与反法西斯活动，他就是美国现代小说家欧内斯特·姆·海明威。

　　海明威1889年7月21日生于伊利诺斯州芝加哥附近的奥克帕克村，父亲是医生，母亲爱好艺术，当过教师。1917年毕业前夕，海明威到堪萨斯市的《星报》当见习记者。1918年5月，海明威参加红十字会组织的志愿救护队，当汽车司机。他在意大利前线负了重伤。1919年初回国当一家杂志的编辑，同时练习写作。两年后作为《星报》驻欧的流动记者，重返欧洲，以巴黎为基地，采访在日内瓦与洛桑举行的国际会议，兼写关于希土战争的电讯，这使得他的文章更为简练有力。

　　海明威任记者期间，努力学习写作，先写短篇，尔后长篇。20年代，他发表的作品有《在我们的时代》（1924）、《没有女人的男人》（1927）、《太阳照样升起》（1925）和《永别了，武器》（1929）。《在我们的时代》和《没有女人的男人》都是短篇小说集，其中许多篇描写涅克·阿丹姆斯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情态，包括幼时跟随父亲出诊、初恋、参战和战后的彷徨心情，看得出作者自己的身影。《太阳照样升起》写战后一群青年流落在欧洲的生活情景。他们对生活感到迷惘和失望，他们认为这个社会许多精神价值是虚妄的，反映了这一代青年的幻灭感。

　　海明威

　　《永别了，武器》的主题是从个人幸福的角度出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主人公亨利是美国志愿军，在意大利前线负伤，住院期间得到一英国护士凯瑟琳的细心护理，两人产生了感情。伤愈之后，亨利在一次撤退的行军中被意军误认为是德军奸细。亨利伺机逃跑，和凯瑟琳在端士过了一段幸福的生活。后来凯瑟琳死于难产，把亨利一人孤零零地留在世上。这部作品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战争宣传。海明威从批判战争宣传出发，又进一步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精神价值，致使他笔下的人物失去任何信仰，甚至丧失了思考的能力。这部作品暴露了作者的悲观失望情绪。从艺术表现上讲，这部作品显示出海明威的独特风格：情景交融、电文式的对话、内心独白、讽喻于有意无意之间，以及简约洗练的文体，都独具一格，构成所谓“海明威风格”。

　　20年代末，海明威从欧洲返回美国，先后在佛罗里达州的基威斯特岛和古巴哈瓦那郊区居住。30年代的海明威已经成为一位名作家，似乎不受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影响，到处游历，包括去西班牙看斗牛，非洲打猎，登上他自备的游艇出海捕鱼等。因此，30年代前半期，他的作品主要是一些报刊文字，在一部关于斗牛的专著《死在午后》中，作者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提出“冰山”论：“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壮观，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八分之七藏在水里”，作家写在纸上的东西好比冰山露出水面的八分之一，关键在水下的那八分之七。这说明作家认为应通过作品内涵中的深厚的思想感情，去打动读者。

　　30年代后期，海明威的作品逐渐增强了时代气氛。1938年8月1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他的一篇文章，愤怒谴责法西斯暴乱分子“屠杀西班牙人民的野蛮行径”，指出“法西斯主义的罪行必将遭到全世界的反对”。在他创作方面，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是《有的和没有的》（1937），这部长篇小说具有浓厚的“硬汉子”思想倾向，描写孤军作战的主人公：哈雷·莫根生活贫苦，以海上走私为生，为了一家生活冒尽风险后被匪徒打伤。他临死之前才认识到：“一个人不行”。作者接着写道：“他费了很长时间说出这句话，可是懂得这个道理却花了他整整的一生。”

　　1937年，海明威以记者身份去西班牙报道战事。他支持年轻的共和政府，反对以希特勒法西斯势力为后台的叛乱军。同时发表了剧本《第五纵队》（1938）。内战结束后回古巴创作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它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描写一个美国志愿军乔顿奉命炸桥的军事行动。故事集中在乔顿炸桥前三天三夜的活动，包括他同一支山区游击队的联系、这支游击队的内部矛盾、同一位西班牙姑娘恋爱、另一支游击队的英勇奋战、情况有变又未能与上级联系、被迫炸桥等等。《丧钟为谁而鸣》的反法西斯倾向是明显的，也带有和平主义的痕迹，例如小说以厌恶的笔调描写村民在肉体上惩处法西斯分子的情景。尽管有其缺陷，《丧钟为谁而鸣》还不失为一部反映西班牙内战的优秀作品。

　　1941年，海明威偕夫人来中国报道抗日战争。他们先在香港逗留一个月，从各个方面了解战争情况，包括会见宋庆龄。入境后又到第七战区的前线生活了一个月，同部队一起行军。然后游览桂林，由桂林飞往重庆，向国民党军政人员了解情况，还到过成都、昆明等地。他回国所写的报道主要是关于美苏日之间的国际关系分析。他明确指出美日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4年他被《柯里厄》杂志派往欧洲当记者。他在欧洲报道战事的同时，曾经率领一支游击队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因此被别的记者指控违反日内瓦会议关于记者不得参加战斗的决定。海明威出庭受审，结果宣告无罪，后来还因其英勇从军方获得铜质奖章。

　　50年代初，海明威发表了两部作品，一部是《过河入林》（1950），一部是《老人与海》（1952）。《过河入林》一般认为是失败之作，人物形象苍白，作者顾影自怜之处过多。《老人与海》获得批评界很高的评价。这部中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名叫桑提亚哥的渔民，84天没有捕到鱼，第85天出海捕到了一条非常大的马林鱼，却在回归的路上被一群群鲨鱼袭击，结果两手空空回到岸上。桑提亚哥在捕捉马林鱼时顽强地坚持，拼尽了力气，对付一群鲨鱼袭击时又在极端疲乏的情况下，同鲨鱼拼搏。他虽然失败了，但在对待失败的风度上，桑提亚哥占了上风。小说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句话概括了海明威中、短篇小说中关于“硬汉子”的一贯的主题思想，并把它升华到哲理和象征的高度。

　　《老人与海》获该年度普利策奖。1954年海明威因“精通现代叙事艺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在授奖仪式的书面发言中提出作家的任务：“对于真正的作家来说，每一本书都应该成为他继续探索那些尚未到达的领域的一个新起点。他应该永远尝试去做那些从来没有人做过或者他人没有做成的事。”

　　古巴革命后，海明威夫妇迁居美国爱达荷州。晚年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铁质代谢紊乱等病症，精神忧郁，医疗无效。1961年7月的一个早晨，海明威在基韦斯特用猎枪自杀身亡了。

　　贝尔德发明电视

　　晚上，当你静坐在电视机旁欣赏着有趣的电视节目时，你可曾想到，这电视是怎么发明的吗？世界上第一架电视机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早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无线电技术广泛运用于通讯、广播以后，世界上许多发明家，其中有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大师，都曾千方百计地想发明一种传播“现场实况”的电视机，但是都未能获得成功。

　　1906年，有个18岁的英国青年贝尔德，在英格兰西南部的黑斯廷斯，建立了一个简陋的实验室，立志要制造一台电视机。可是，他对电视的原理只是模糊地略有所知。那就是：必须把所要发送的场景分成许多小点儿，明的或暗的，再以电信号的形式发送出去，最后在接收的一端使它重现出来。就是根据这原理，他开始了实验。

　　没有实验经费怎么办？他所住的那个顶楼内的一只盥洗盆框架，成为他实验设备的基础部分；它和一只从旧货摊觅来的茶叶箱相连，箱上安放了一台从电器商店屋后废物堆里捡来的电动机，用它来转动那个用马粪纸做成的四周戳有一个个小洞的“扫描圆盘”。这些小洞，是用来把场景分成许许多多明暗程度不同的小黑点发射出去。此外，还有一盏简单制成的装在旧饼干箱里的投影灯，从一家自行车行买来的几块透镜，以及从一部报废的军用电报机上拆下来的部件等。这些凌乱的东西，用胶水、细绳及密密麻麻的电线串连在一起，就成了一整套实验装置。

　　贝尔德整年整月在实验室里忙乱着。他耐心地装了又拆、拆了又装。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终于在1924年春天，成功地用有线电发射一朵十字花。发射的距离仅3米，图像也忽隐忽现，仅能看出一个轮廓。然而，他的这套装置，实际上成了世界上第一套电视发射机和接收机。

　　贝尔德心想，图像不清晰，发射距离不远，很可能是电压不够。于是他把好几百个干电池连接起来，这样就可以得到2000伏电压。他刚刚接通电路，可是一不小心，他左手触到了一根裸露的连接线，电流立即把他击倒在地。他身体蜷缩成一团，立刻昏迷过去。

　　“发明家触电倒地！”第二天早晨，伦敦《每日快报》用大字标题报道了贝尔德触电的新闻。一时间，贝尔德成了英国报界的新闻人物。有同情的，有嘲讽的，也有的带着好奇心专程来到他的顶楼实验室。

　　贝尔德需要经费，他索性就利用报纸为他宣传。他设法为记者搞了一次实物表演。一家小报登载了这次表演的通讯。伦敦的一家无线电行老板闻讯赶来，表示愿意提供经费，不过对发明的收益要占一半份额。贝尔德同意了。这样，他的设备从黑斯廷斯的顶楼运到了首都伦敦。

　　可是，不久经费用光，实验仍无重大突破。1925年的一天，伦敦一家最大百货店老板找上门来，同他订了一个合同：每周付给他25英镑，免费提供一切必要材料，只需贝尔德每日三次在该百货店电器部把他的新发明公开操作表演。贝尔德明知发明还未到完成阶段即拿出来表演是很不适当的，但为了得到经费，只得硬着头皮干了。

　　百货商店顾客盈门，一批批人拥向店内安发射机和接收机的两间相连的小室。可是，观众乘兴而来，扫兴而归。人们看到的仍是模糊不清的影子和闪烁不定的轮廓。

　　“你怎么不传送一张人脸给我们看看呢？”人们不断地向他发问。

　　贝尔德尴尬地回答：“目前还不能做到。”因为传送一张人的脸形必须明暗层次清晰才能显示出来。

　　贝尔德只得终止现场表演，从百货商店得到的钱很快又用完了。最后吃饭也成了问题，衣服破了，鞋子穿孔了，他都无钱修补，身体也越来越瘦弱。因为没钱付房租，房东扬言要把他撵出门去。他不得不把设备上的一些零件卖掉，换一点钱来维持几天生活。

　　正当贝尔德陷入绝境的时刻，他家乡的两个堂兄弟给他寄来了五百英镑，作为这项试验的入股资金。贝尔德高兴极了，就像一艘即将沉没的船又得救了。他立即全力以赴地投入试验。这时他仍旧一个人苦干，唯一陪伴他的是那个作为发射对象的木偶头像，它管它叫“比尔”。“什么时候能把比尔的脸部清晰地发射出去呢？”他经常一边干着，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

　　成功的日子终于到来了。1925年10月2日早晨，贝尔德在室内安装了一具能使光线转化成电信号的新装置。就在这天下午，他一按电钮，在接收机上，比尔的头部和面孔特征被清晰地显示出来，而且是那样的逼真，眼睛、嘴巴，甚至睫毛和头发都一清二楚。

　　“太好了，太好了！”他兴奋得一跃而起。“快找一个活比尔来！”他说着跑到楼下，见到一个15岁的店堂里的小伙计，便上前一把抓住。那小伙计看到这个光着脚、披头散发的“疯人”，吓得直打哆嗦。贝尔德不待细说便把他推到小楼上，让他坐在比尔的位置上。几秒钟后，在贝尔德的“魔镜”里，终于显示出了第一张人脸。

　　从此，贝尔德名声大震。各种各样主动提供帮助的资本家纷至沓来。大企业家更想吞噬他多年奋斗的成果。贝尔德更新了设备，新的更大规模的试验又重新开始了。1928年他已能把伦敦播送室的人像传送到纽约的一部接收机上。不久，又成功地把伦敦的一位姑娘的图像，传送给了她正航行中的远洋轮上的未婚夫。

　　贝尔德的试验震动了全世界。他申请在英国开创电视广播事业，但英国广播公司不同意。全国要求电视广播的人越来越多，在议会中开展了旷日持久的辩论。最后，议会终于决定开展电视广播。

　　1936年秋，英国广播公司正式开始从伦敦播送电视节目，这时，贝尔德又在从事新的科研项目——彩色电视。

　　1941年12月，正当德国法西斯发动闪电战时，贝尔德传送的首批完善的彩色图像已获得成功。可是没多久，希特勒的V2飞弹把贝尔德的实验室全部炸毁了。

　　但贝尔德毫不灰心，他继续进行研究。1946年6月的一天，英国广播公司终于第一次播送了《胜利大游行》彩色电视节目。于是这一天，贝尔德没有观看节目。由于长期劳累，他病倒了。过了六天，贝尔德与世长辞，这一年他才58岁。

　　贝尔德虽然离开了人间，但他发明的第一台电视机至今还陈列在英国南肯辛顿科学博物馆里。那个面对着人们咧嘴而笑的木偶比尔，也陈列在电视机旁供人观赏。

　　航空动力学大师卡门

　　提起“卡门涡街”，人们就会想到风吹高压输电线发出的嗡嗡响声，潜水艇潜望镜可能产生的激烈振动，人在划船时船尾出现的两排交叉的涡旋等等，因为这些现象都是“卡门涡街”带来的结果。而这个“卡门涡街”就是由航空动力学大师西奥多·冯·卡门提出的。

　　1881年5月11日，卡门出生在匈牙利。父亲是教育学教授，所以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儿童时代，卡门就表现出非凡的数学天赋，中学毕业后，他进入了当时匈牙利唯一的工科大学约瑟夫皇家工艺大学。在这里，他用数学方法解决了一种引擎的高速运动转时，阀门开关和引擎的转速之间产生共振的机械现象，初次看到了用数学方法解决工程问题的优势，为以后跨入动力学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

　　1907年，卡门来到当时世界著名的哥廷根大学深造，从师于“空气动力学之父”路德维希·普郎特。在普郎特的指导下，卡门利用哥廷根大学良好的实验条件，对一系列机械工程进行了研究，这为他日后从事航空动力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准备。1908年，卡门获得了博士学位，前往巴黎学习考察。不久，他回到哥廷根大学给普朗特当助手，并参加了哥廷根第一个风洞的筹建和“齐柏林号”飞艇的设计。

　　20世纪初，莱特兄弟的飞机试飞成功，轰动了全世界，各国都成立了航空方面的办事机构。为了取得有关飞机在空气中飞行的更多资料和数据，科学家们发明了“风洞实验”方法。

　　风洞其实就是一个大动力的送风机，它是以气流流动，飞行物模型静止来模拟飞行物飞行的实际情况，来获得各种飞行情况的珍贵数据。风洞的成功运用，推动了飞行物的研制，它使从事飞行物研究的科学工作者有可能用实验来检查理论计算的正确性。因此，“风洞实验”方法成为现代制造各种飞行器包括火箭、卫星等不可缺少的实验装置。哥廷根风洞是为了“齐柏林号”飞艇设计服务的，卡门协助普郎特完成了德国第一批空气动力学实验。

　　1911年到1912年间，普郎特为研究边界层分离现象，让人设计了一个水槽，来观察流体经过圆柱体后面的分离现象。结果发现，流水在圆柱后形成两排交叉的涡旋。普郎特对这一现象并不介意，他认为这是因为圆柱不够圆或水槽做得不对称，而卡门却没有放过这一现象，他通过周密的数学分析，从理论上证明了只有交叉排列的涡旋，才是稳定的。由于这交叉排列的涡旋好像是大街两旁的两排街灯，于是人们把这一现象叫作“卡门涡街”。现在，“卡门涡街”所产生的效应是建筑设计中必须考虑到的问题，因为一切建筑物都处于空气这一流体中，风速过快时都会产生“卡门涡街”，而有可能发生危险。1940年，美国西雅图附近的一座横跨科马海峡的大桥倾刻崩塌，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由于卡门出身犹太血统，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摆脱欧洲排犹势力的干扰，他毅然来到美国，在加州理工学院任航空研究生院实验室主任。经过10多年的努力，到1942年时，卡门领导的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实验室，已经成为国际流体力学研究中心。他指导培养的两代科学家和工程师，为航空技术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科学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卡门的远见卓识，改善了美国空军的落后局面，打得德、日法西斯魂飞魄散，号称“空中铁军”。二战后，他又全身心地致力发展国际航空事业，他参与了战后美国航空发展规划的制订，倡导和呼吁建立航空工业的一系列研究机构。他还主持了两次国际航空会议，创建了国际宇航科学协会，成立了国际宇航科学院。他的足迹遍布全世界，为推动国际宇航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卡门在航空、航天领域中立下的不朽的功绩，1963年2月18日，由美国总统代表国家亲自将“国家科学勋章”颁发给卡门，这是美国政府颁发的第一枚科学勋章。两个半月后，由于心脏衰竭，卡门在82岁寿辰前五天，离开了人世，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

　　卡门逝世后，中国人民一直怀念他，因为中国航空事业的开端、发展也得益于他的关心和指教。1929年，他到过中国，建议在清华大学开设航空课程。抗战爆发后，清华大学创办了航空系，卡门派他的养子、年轻的航空技术专家沃登道夫来华担任该系的科学顾问。他还培养出一批出色的中国专家。众所周知的钱学森、郭永怀、钱伟长等都是他的高材生，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都成为举足轻重的科学家和中国的航空航天泰斗。

　　绞刑架下的报告

　　《绞刑架下的报告》是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英雄尤利乌斯·伏契克在狱中写下的不朽之作。做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作家，伏契克把这本用鲜血写成的书留给他深爱的大地。

　　伏契克于1903年2月23日出生在布拉格市一个工人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炼钢工人。伏契克从小爱读书，喜好文艺。在中学里，他用练习本自写自编了一份小报《斯拉夫人》。1919年，伏契克领导比尔森市中学生的罢课运动，并很快成为进步刊物《真理》杂志的成员。

　　1921年5月，伏契克在比尔森加入捷共。同年秋，伏契克进入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系，为了维持生活，他时常在课余打短工。1925年，他开始在捷共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的文化专刊发表文章，指出现代文化艺术的进步有赖于工人运动的发展。1929年，他受党指派，担任《红色权利报》编委。

　　1930年春，应苏联工会的邀请，伏契克随捷共工人代表团访苏，回国后，他把所写的旅苏见闻汇集成《美丽的国土》一书。他多次在群众集会上报告访苏观感，教育和鼓舞广大劳动人民。因此，他遭到反动当局的迫害，被迫转入地下。1936年以后，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受到纳粹德国的严重威胁。伏契克以强烈的爱国热情，写了许多文章揭露敌人的野心。1939年3月15日，捷克斯洛伐克被纳粹德国占领。伏契克积极参加并领导了地下斗争，主管地下运动的出版事业。

　　1942年4月24日，由于叛徒的出卖，伏契克在布拉格一个同志家里接头时不幸被捕，关在布拉格近郊庞克拉茨监狱。在法西斯的监狱里，他被严刑拷打得濒于死亡，重伤使他趴在草褥上一个多月不能动弹。但是，这丝毫没有动摇这位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信念。当盖世太保问“还相信共产主义会胜利吗？”时，他坚定地回答：“是的，别的结局是不可能有的，当然相信。”

　　伏契克被捕不久，他的妻子也被捕入狱。1943年的一天，在难友们的帮助和掩护下，他俩获得了一次秘密而短暂的会面。当时伏契克已经知道自己将被处以绞刑，这是他同妻子的诀别。面对死神，他平静地对妻子说：“你别以为我只想到绞刑，我不怕死。要我获得自由，除非出现奇迹，但奇迹是不会出现的。希望你获得自由，这是可能的。你要做一件事——出版我的著作，让人民不致忘记它们。”

　　伏契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里，始终没有忘记给人民留下自己的著作。《绞刑架下的报告》就是他在狱中用血写成的不朽之作。他在连遭酷刑、备受折磨、随时都可能送上绞刑架的处境下，在一个爱国看守的帮助下，用铅笔头在碎纸片上进行写作，然后由这位看守一页一页地将手稿夹带出来。

　　这本书共分八章，记述了伏契克被捕时的情形和狱中的生活，揭露叛徒对革命事业和同志的出卖，德国法西斯残害革命者的暴虐行径和灭亡前的垂死挣扎。最后一章《一小段历史》，追记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被破坏、重建、再被破坏和不屈斗争的情形。《绞刑架下的报告》一书最后一句话是：“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呵！”

　　《绞刑架下的报告》是伏契克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崇高品质的写照。他写道：“我爱生活，为了它的美好，我投入了战斗。”“永远不要让我的名字同悲伤连在一起……我为欢乐而生，我为欢乐而死。”伏契克要求那些幸存者：“不要忘记好人，也不要忘记坏人。爱那些为着他人也为着自己而牺牲的人。”他向人们揭示了人生的意义：“每一个忠实于未来、为了美好的未来而牺牲的人都是一座石质的雕像。而妄想阻挡革命洪流的腐朽过时的人，即使他现在戴着金色的肩章，也只能是一个朽木雕成的木偶。”

　　伏契克在德国法西斯监狱里被监禁了410天。1943年6月，他由庞克拉茨监狱押送到柏林的勃洛琛斯监狱，1943年9月8日被杀害于狱中，年仅40岁。

　　伏契克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一书，不仅是捷克斯洛伐克文学史上的名著，也是全世界人民进行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自1945年《绞刑架下的报告》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版以来，已被译成8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传播。伏契克的名字不仅永远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所铭记，也为一切进步人民所热爱。1950年在华沙举行的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追赠伏契克国际特别荣誉和平奖金。

　　戈达德开创宇宙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批德国火箭专家迁居美国。美国科学家惊叹于德国人所制造的V型火箭的先进。当他们去向德国火箭专家们请教制造火箭的技术时，德国科学家却惊讶地反问：“你们为什么不去问戈达德呢？关于火箭，戈达德比我们知道得早，也比我们知道得更多啊！”美国人瞠目结舌，他们隐约记起似乎有这么一个人。

　　戈达德，全名罗伯特·戈达德，美国物理学家、火箭技术的先驱。但在从事火箭研究的近二十年中，戈达德一直没有受到美国政府和科学界的重视，以至于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在火箭研究和实验的工作中艰苦跋涉。直到他去世，仍旧默默无闻。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到了尾声。

　　在人类历史上，对于火箭技术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中国人在13世纪就发明了一种用于战争的“飞火箭”。随后，阿拉伯人、波兰人和印度人等，也都研究和发展了火箭技术。但人类那时设想并制作的火箭，多是用于进攻或运载的空中飞行器。真正设想使用火箭将人运载着飞向天外，还是在20世纪初，从戈达德的火箭研究和实验开始。

　　1882年，罗伯特·戈达德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他从小患有肺结核，身体极为瘦弱，长期基本上卧床休息。在休息养病的孤独生活中，戈达德读了很多书，开始对数学和科学实验产生浓厚的兴趣。一次，戈达德爬上一棵樱桃树修剪枯枝。当他骑在树叉上眺望遥远的田野时，突然萌生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要是能制造出可把人带上火星的一种东西就好了！”幻觉中，戈达德看到一架机器旋转着从脚下的草地上升起，越飞越快，直飞向天外。他高兴极了，大叫着，跳起来……“啪”的一声，戈达德从树上掉了下来。向来体弱的他，竟忘记了疼痛，坐在地上出神。他还在想着那架神奇的机器，梦想着飞向天外。这一梦想，竟成为他生活和学习的动力。在后来的几年中，戈达德埋头学习牛顿的物理学著作，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积累知识，并且考入了伍斯特工学院。

　　1911年，戈达德在克拉克大学获得理学博士学位。接着，他开始了火箭研制工作。

　　俄国物理学家齐奥可夫斯基曾于1909年，写过关于火箭研究的论文，但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戈达德于1919年发表的一本小册子《达到超高空的方法》，也是同样的命运，根本没有人去注意这本只有69页的火箭理论著作。这是一本论述用火箭作高空大气研究的价值以及到达月球的可能性的理论著作。戈达德并不灰心，他一边继续进行理论研究，一边着手实验。1922年，戈达德进行用汽油和液氧作燃料的火箭引擎实验。1926年3月26日，他进行第一枚火箭发射试验。这是由他自行设计制造的火箭。

　　在他的家乡马萨诸塞，大雪覆盖着田野。一枚高约1.2米，直径约15厘米的火箭，腾空而起，以时速一百公里的速度向天空飞起。火箭里的汽油和液氧混合燃料很快就用完了，但火箭仍然在上升，直升到60米高空，才落回地面。

　　这是戈达德第一次成功地发射火箭，也是人类第一次将液体燃料火箭发射上天空。这一年戈达德44岁。然而，制造火箭需要大笔的经费。为此，戈达德费了好大的气力，从史密松博物馆得到几千美元的经费，他的研究工作才得以继续。

　　1929年7月，戈达德在他的家乡马萨诸塞，又发射了一枚火箭。这枚火箭与以前不同的是，它不仅飞得比过去高，而且火箭上还装载有气压表和温度计，并装配了一架专门拍摄气压表和温度计的小型照相机。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枚装载有测量仪器的火箭。但是，戈达德的试验却受到了家乡人的嘲讽。试验刚结束，警察就找到戈达德，命令他不许再在马萨诸塞进行任何火箭试验。戈达德努力解释，想办法抗争，但回答都是冷冰冰的“不”。他陷入了窘境。

　　无奈之下，戈达德只好向别处寻求支持。在一位慈善家的资助下，他在新墨西哥州的一块荒凉的土地上，开辟出一个新的试验场地。在新墨西哥州的试验场，戈达德进行了多次试验。从1930年至1935年，发射了多枚火箭。这些是更大型的火箭，火箭里有燃烧室。另外，戈达德还发明了控制火箭飞行方向的转向装置，还有使火箭能够沿着正确方向飞行的陀罗仪等。火箭的飞行高度已达到二点五公里，飞行时速最高已达到超音速。

　　在戈达德研究火箭的时候，德国科学家接受了他的理论，并且有相当一批科学家在希特勒政府的支持下，一起进行大型火箭的研制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制成了令世人惊讶的V型火箭。而在“二战”中，戈达德这个火箭技术的先驱，却未受到美国政府的关注，他的研究工作也是在艰难的情况下进行。只有一次，美国政府拨给戈达德少量预算经费，让他研究设计一种飞机从航空母舰起飞时用的小型火箭。

　　戈达德在如此的艰难条件下，却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宇宙时代。尽管他一生不得志，但后来的人们却时时记起这位伟大的先驱。

　　1945年8月10日，勇敢而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罗伯特·戈达德，怀着壮志未酬的遗憾辞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科学家惊讶的反问，令美国政府和科学界回过头来寻找戈达德。但他已不在人世，只留下他伟大的著作和令人惊讶的成果。

　　台尔曼在狱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的儿子在前线作战时被德寇俘虏了。斯大林的心情十分沉重。红军一位高级将领建议用俘获的德国将军通过各种渠道换回斯大林的爱子。

　　斯大林没有这样想，他深沉地说：“如果可以交换的话，我可以把被俘的德国将军全部放回去，只要让一个人得到自由。他就是德国人民的优秀儿子——恩斯特·台尔曼。”

　　被斯大林如此尊重的恩斯特·台尔曼，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反法西斯的无畏战士。

　　1886年4月16日，恩斯特·约翰内斯·弗里茨·台尔曼出生在汉堡一个马车工人的家庭里。他没有受过很多正规较育。15岁时便开始做工，先后做过剧场的布景工、码头的搬运工等等，年纪很轻的时候就成为德国无产阶级的一员。17岁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实现社会主义为自己的战斗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士兵中进行革命工作，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沙文主义，并积极参加1918年11月推翻德皇的革命，并成为汉堡苏维埃负责人之一。1920年台尔曼加入德国共产党，之后，曾出色地领导过汉堡的工人起义，担任过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并于1925年当选为德国共产党中央主席。

　　作为德国共产党的代表，台尔曼在1924年、1928年先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六次代表大会，两次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1932年3、4月，台尔曼作为共产党提出的总统候选人，同兴登堡和希特勒较量。台尔曼提出的竞选口号是：“谁选兴登堡，就是选希特勒；谁选希特勒，就是选取战争！”由于兴登堡的原来地位，继续当选为总统。果然不出台尔曼所料，兴登堡上台不久，就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煽起了一股战争狂热。为了推行法西斯的反动政策，希特勒就把坚持真理的德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台尔曼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933年1月22日，希特勒组织纳粹冲锋队到德共中央所在地进行挑衅，台尔曼立即在《红旗》杂志上进行揭露，并且组织13万共产党员和反法西斯战士，在伯林举行示威大游行，从政治上给纳粹分子以沉重打击。

　　希特勒当上总理后，第一件事就是解散国会，禁止共产党的一切活动。德共被迫转入地下，台尔曼在广大人民中间严正揭露和批判法西斯的罪行，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希特勒政府。希特勒在政治上被揭露后，只能诉诸武力。他借口“国会纵火案”，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台尔曼于1933年3月3日在柏林被纳粹分子秘密逮捕，送进亚历山大广场警察总局。

　　台尔曼从这一年被捕，直到1944年8月18日被法西斯分子杀害为止，整整关押了11年半。在这期间，他经受了无数的磨难，进行了长期的坚韧不拔的斗争。

　　刚进监狱时，四名预审法官每天接连10小时对他进行轮番审讯。台尔曼大义凛然，坚决拒绝供出党内任何一个干部的名字。敌人的预审达不到目的，便把他送到盖世太保总部大楼，关在四楼的一个房间里。先是八个彪形大汉对他进行毒打，然后开始逼供。台尔曼四颗牙齿被打掉了，但他忍着剧痛，仍旧一声不吭；法西斯匪徒又用鞭子抽打他下肢、前胸和后背，足足毒打了4个半小时，致使台尔曼的听力和视觉受到严重影响。然而匪徒们始终没有从他身上捞到任何东西，只得又把他关进地下牢房。

　　受刑以后，他的妻子罗莎来监狱探望。尽管受到严密监视，台尔曼还是把受酷刑的惨状告诉了她。罗莎随即把台尔曼受酷刑的情况公之于世，激起了公众对法西斯暴行的极大愤慨。

　　希特勒刚逮捕台尔曼的时候，就大肆宣传说，要对台尔曼进行公审，审判他的“叛国”罪行。但是，两年、三年过去了，还是找不到台尔曼任何罪证。于是，希特勒就威胁一位以不同共产党合作而著名的律师，要他出庭帮助审判。这位律师到狱中与台尔曼交谈以后，发现台尔曼是无罪的。虽然他过去在政见上与共产党不一致，但在这时，爱国的正义感使他毅然拒绝出庭。正当法西斯分子要追问他的时候，这位律师已悄悄地转到国外。希特勒陷害台尔曼的阴谋无法得逞，只能宣布无限期地推迟公审，对台尔曼进行秘密监禁。

　　台尔曼先后被囚在四个监狱。纳粹分子害怕他的革命影响，规定只准单独关押，不得和任何犯人接触，连狱吏也要经常更换，恐怕接触多了会受他的影响。尽管如此，台尔曼还是通过他妻子探监的机会，一直保持同党中央的联系。在狱中，台尔曼以惊人的毅力自修马列主义理论。从1937年至1943年的七年中，他在狱中写下了有关政治、历史、文学方面的笔记22本。所有这些笔记，都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狱外。

　　1944年夏季以后，盟军展开了全面反攻，台尔曼预料希特勒法西斯在灭亡前夕将对他下毒手。果然，1944年8月18日夜，台尔曼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惨遭杀害。

　　“重水之战”

　　1940年4月，国际科学家之间广泛流传着小道消息，德国威廉大帝研究所正在进行分裂原子的广泛试验，德国准备将原子核分裂应用于武器制造。希特勒如果拥有武器，他是不会有节制地使用这种杀伤规模极大的武器的，人类的命运不堪设想，而首先受害的将是英国。

　　1941年10月的一天，一份绝密电报送到了英国特别行动委员会。“德国正在研制核武器”，消息终于得到证实。英国特别行动委员会决定组织突击队采取行动，炸毁纳粹唯一的重水（制作核武器铀235的理想减速剂）来源——挪威南部尤坎镇诺尔斯克海多罗工厂。

　　艾纳被立即招到了伦敦别动队总部，他是位聪明、体格强壮的工程师，擅长滑雪，枪法极准。更有利的条件是他的家就在尤坎镇附近，他的兄弟和朋友就在海多罗工厂工作。经过了特别训练的艾纳，学会了操纵短波收发报机和跳伞。

　　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艾纳从英国王家空军的轰炸机跳伞降落在离家不远的山区，然后滑雪回家。他告诉家人他刚结束了一次滑雪旅行。艾纳收集了许多关于海多罗工厂的有用信息，并发往伦敦，同时等待增援小队的到达。

　　海多罗工厂坐落在一座一千多英尺高的山峡边缘，工厂及所有入口处都由精选的德国部队把守，它周围的高山几乎难于逾越。

　　按照艾纳的信息，伦敦方面制定了代号为“燕子”的攻击爆炸计划。他们制造了一座海多罗工厂的立体模型。工厂内的重要设施、厂房的位置及结构形式都和真实的工厂一模一样。

　　四名家住工厂附近，且擅长滑雪的挪威情报员经过必要的训练，也将空投到尤坎镇与艾纳会面，以接应随之而来的突击队。英国轰炸机载着这些“燕子”两次飞到挪威上空，准备跳伞，但由于云层太厚而被迫返航了。

　　在1942年10月的一个夜晚，“燕子”们终于再度起飞了，跳伞成功。第二天清晨他们才发现他们距行动的地区还有一百多英里，他们花了两天时间才找到失落各处的装备。

　　10月9日，伦敦的军官们终于收到了“燕子”的信号，“燕子”已平安到达预定点，可以机降。11月19日，两架轰炸机各拖引着一架满载空降部队的滑翔机起飞了。几小时后，一名在挪威的特工报告，轰炸机和滑翔机坠毁，所有人员不是死亡就是被俘后处死。更糟糕的是，一名德国军官在飞机失事现场找到一张地图，地图上尤坎镇被划了一个圆圈，这引起德国人的极大警觉。他们逮捕了每一个有亲英嫌疑的人。

　　一切又将重新开始，6名特种部队的挪威人将用降落伞空投。总部用声东击西的方法把德国人的注意力吸引到附近刚建成的水电站去，只有几十人在看守工厂。

　　6名挪威人在一个晚上空降在白雪覆盖的地区，在“燕子”们隐蔽处的30英里外。但他们并没有找到先遣的“燕子”，只好在高山的背风处造了一间小冰屋。白天不敢出来。他们的粮是每天一片干奶酪、一小捧燕麦粉和饼干。食物很快吃完了，为了生存，他们被迫吃驯鹿吃的食物苔藓。他们冒险去和艾纳联系，幸运的是，他们汇合了。11人挨在一起，商量计策。根据艾纳提供的工厂里德军警卫人员的位置和换班时间，“燕子”们决定马上对工厂发动攻击。

　　他们穿过白雪皑皑的森林，穿过300米深的峡谷，渡过卷着冰块的湍急的河水，攀登上300多米高几乎成冰墙的峭壁……经过巨大的努力，他们终于安全抵达了峭壁的顶端。“燕子”们快速找到隐蔽处。工厂离他们只有150多英尺了，他们听到了依稀可辨的机器的转动声。

　　一个队员拿着巨型剪刀剪断工厂一个大门的铁链和挂锁，“卡嚓”的声响如手榴弹爆炸声，幸好工厂里也是机器轰鸣，“卡嚓”声汇入轰鸣声中。

　　按照模型指示，“燕子”们迅速找到工厂最重要的部位——浓缩室。20包特制低声炸药放在能造成最大损坏处，“燕子”点燃导火索后，迅速跑开。不久，就听到一阵沉闷的爆炸声。

　　“燕子”们迅速按原路撤回，消失得无影无踪。酣睡的德国兵乱作一团地从房子里跑出来时，一千磅价格不可估计的重水从破裂的储罐里涌出，流入工厂的下水道中。

　　10名挪威勇士完成任务后，有5人取道瑞士回到英国，有5名分散到各地进行地下抵抗活动。艾纳留在原地，继续监视海多罗工厂。

　　1943年底，艾纳又向伦敦报告：被破坏的工厂已经修复，重新开始生产重水。盟军最高统帅部派美国航空队的轰炸机炸毁了工厂的发电站，工厂再次陷入瘫痪。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德军决定将海多罗工厂制造重水的设备和储存的重水转送到德国本土继续研制生产。

　　艾纳要求批准炸沉装运生产重水设备的渡轮。总部批准了。艾纳和留下来的“燕子”本泽一起研究炸船的计划。本泽伪装了两人的证件，他们混进搬运重水工人的行列，巧妙地把定时炸弹安置在船的底部隐蔽处。三天后，德国最后一批珍贵的重水和生产重水的设备随着一声轰响，沉入挪威的田晓湖底。

　　这是一次有名的“重水之战”。由于这次爆破的胜利，重水工厂至少一年之内生产不出一滴重水。没有了重水，希特勒不得不中断对原子武器的研制工作。人类也因此避免了一场可怕的浩劫。

　　奥斯维新集中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德国占领了欧洲大片土地。这之后，他们对各国人民进行了野蛮的奴役和掠夺。各国人民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法西斯暴行的行动。为了对付人民的反抗，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建立了许多集中营。在这些集中营里，他们专门关押和杀害无辜的群众和战俘。

　　在众多的集中营中，坐落在波兰南部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是德国法西斯一个最大的杀人工厂。

　　奥斯维辛原是波兰的一个宁静而美丽的农村，波兰人民在这里过着祥和安静的生活。1939年波兰被德国侵占后，这里布满了铁丝网，一个布满杀人的毒气室、焚尸场和化验厂的杀人工厂建立起来了。

　　从1940年6月开始，成批的战俘和无辜的百姓每天从世界各地运送到这里。凡是有劳动能力的男人和女人从军用火车下来后，立即被送进消毒站。他们被剃光头发，换上一身破旧的囚衣，每个人的左臂都编有号码，还有一块颜色不同的三角布：红色是政治犯，黄色是犹太人，黑色是拒绝劳动的人。每个“犯人”佩带什么颜色的三角布都由盖世太保决定。

　　那些失去劳动力和没有劳动力的人一下军用火车后，立即被送到集中营里的毒气室成批地杀害。

　　在集中营里，人们如果干活不好或稍有犯规行为，便要受到各种残酷的刑罚。最常用的是抽打25鞭。这种刑罚通常是当着劳役人员的面执行的。受刑人被绑在木凳上，然后由党卫军分子用皮鞭或钢索抽打。被抽打的人很快便皮开肉绽，满是鲜血的衣服碎片四处横飞。在行刑过程中，被鞭笞的人必须自己不停地报数；如果疼得失去知觉，无法再报数，就要重新抽打。鞭打之后，“犯人”必须到集中营的管理头目那里报告：“长官先生，×××号犯人衷心感谢挨了25鞭！”还有一种惩罚是使用一种特殊的笼子。这种笼子狭小得只能站两个人。常常有这样的惨状：一名活着的“犯人”贴着一个已经冻饿而死的人站立着，直到这个活着的人也同样地死去。对于干活不好的整队的“犯人”们，通常使用一种叫“运动”的惩罚，即强迫人们迅速趴在地上，跳起来匍匐前进，再双膝行走……这种惩罚一直持续到多数人再也不能够从地上爬起来为止。

　　对于企图逃跑的人，要受到最残酷的刑罚。有个名叫布洛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在党卫军中发现了一个当营房看守的中学时代的同学。这个同学答应帮助他逃跑，条件是给他一些钱。布洛和另外四人凑足了钱交给他。第二天，布洛等五个决定逃跑的人，由党卫军分子押送到铁丝网外面去干活。似乎逃跑就要成功了，谁知这完全是一个圈套。他们走了两公里，追上去的党卫军便开枪把他们五人全部打死。党卫军向上级报告说，有几个企图逃跑的犯人被他们发现和击毙了。为此，他们得到了奖赏。傍晚，他们又将那些逃跑者的尸体运回营房，等被迫劳役的人收工回来时，营房看守喝令一声：“向左看！”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惨不忍睹的残缺不全的尸体。看守随后又大声叫嚷：“谁想逃跑，这就是他的下场！”

　　集中营的死刑是在劳役人员面前当众执行的。目的是恐吓人们，使人们永远打消逃跑的念头。但是，在这个每天都危害数以千计的无辜者的集中营里，这样执行死刑反而促使人们继续斗争。于是第二天又响起了警笛，又有人从集中营逃跑……

　　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也有一座医院。可是，那医院里的医生并不是真正给“犯人”们看病的，而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们把那些认为无法医治或身体太虚弱的人扒光衣服，赶进集中营里的一间专门房子里，给他们心脏里注射一针毒液，几秒钟、最多一分钟，病人就立即死亡。党卫军医生还经常用活人进行细菌武器的研究和其他“科学”试验。有一个名叫门格勒的纳粹医生，在集中营里专门从事双生子生物学的“科学研究”。来到集中营的儿童，一般都是由火车直接送至毒气室杀死。门格勒便从他们中间挑选他所要进行“科学研究”的双生子。有一次，一对双生子之一死于某种异常病症，另一个双生子被门格勒用手枪击中脑部，并立即解剖，目的是为了确定他的器官上是否有类似的不正常的现象。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被关押的囚犯来自世界许多国家和民族，其中有波兰人、俄罗斯人、匈牙利人、法国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希腊人、中国人、比利时人、美国人等等。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既不是因为犯有什么罪行，也不是因为他们参加什么政治活动，或属于哪个党派。他们被送到集中营唯一的理由是他们的民族出身。根据所谓“保卫民族和国家”的纳粹法令，这些人被强迫实行“保护性拘留”，而实际上，他们不是被饿死、病死、被拷打折磨致死，就是被毒气杀死。来自苏联的大批战俘，命运更加悲惨。他们一进集中营，背上专别有“SU”的字母。盖世太保对苏联战俘规定要“特别加工”，于是很快被成批地屠杀。集中营中的犹太人，也要受到最严酷的处置。他们差不多全部由于力不胜任劳役被折磨而死，或直接被送进毒气室毒死。

　　毒气室以及附设的焚化场，上面是修整得很好的草地，草地四周还种上花，入口处的牌子上写有“浴室”字样，两旁还有乐队在演奏维也纳歌剧院的轻音乐。成批的犹太人或其他囚犯被带进浴室时，还以为把他们带来消灭身上的虱子。等到他们一走进“淋浴间”，才看出这全是欺骗。因为多至2000人像沙丁鱼似地被塞进这个房间，根本无法洗澡。这时重实的大门推上了，加了锁，还密封起来。不一会，德国兵从屋顶上砌有蘑菇形的通气孔倒下紫蓝色的毒药，倒完后马上把气孔封上。

　　室内的囚犯们发现投下毒药，一齐拥向巨大的铁门，他们堆成了一个金字塔，人人身上发青，血迹斑斑。他们互相抓着、掐着想爬过去。二三十分钟后，囚犯们都被毒死，大门打开，“特别队”的人员先在尸体身上搜寻黄金和贵重物品，然后拔除死者的牙齿和头发，去供法西斯作战略物资；最后把尸体运往焚尸炉焚化。就是这个毒气室，有时一天竟毒死6000多人。

　　从1940年第一批犯人运进集中营起，到1945年1月奥斯维辛被苏联红军解放为止，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被德国法西斯残酷杀害和折磨而死的，共有400多万人，其中波兰人和俄罗斯人有200多万！他们没有罪行，也没有参加什么政治活动党派，他们被送往集中营的唯一理由是他们的民族出身。

　　今天，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被建成一个记录那段悲惨历史的博物馆，它屹立在那里，向前来参观的人们控诉德国法西斯的暴行。

　　安妮·弗兰克日记

　　中文版《安妮·弗兰克日记》我国读者对《安妮·弗兰克》日记并不陌生，在这些朴实无华的日记中，人们可以看到法西斯主义的恐怖统治如何在一个正在成长的少女心理上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可以看到一个少女对纳粹分子摧残、扭曲人性的控诉。安妮在日记里写道“我就像一只被折去翅膀的小鸟，在一片黑暗中飞翔，却碰在了囚禁她的笼子上。”

　　安妮·弗兰克四岁时，就体验到了人生的残酷。那年，希特勒上台，在全德境内掀起反犹排犹浪潮。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是个犹太人，为了家人的平安，他带着全家迁居荷兰。他们在荷兰过了几年平静的日子，但灾难再次降临：1940年5月，荷兰沦陷于纳粹德国。奥托意识到，他们要么立即迁移，要么赶快找地方躲起来。可是整个欧洲都已卷入了战争，大半地方沦陷，他们又能逃到哪儿呢？于是他决定躲藏起来。奥托在荷兰的这几年与丹恩合作做生意。他们的营业所在阿姆斯特丹一个偏僻的地方，面对运河。营业所楼上有几间废弃的房间，被称为“附属建筑”。奥托认为躲在那里不太容易发现。

　　1942年，预料中的厄运终于降临：奥托·弗兰克被勒令立即出境。他没有走，立即带着全家人住进了“附属建筑”。接着，丹恩一家和一名犹太人医生也住了进来。这样，他们开始了两年零八个月的“黑人”生活。他们不能大声说话，不能出去散步，不能烤制食物，更不能有任何社交活动。总之，他们必须对外抹杀自己的存在，不能发出任何声响，晚上也不能点灯。他们和外界仅有的联系就是奥托的无线电收音机和他的四个正直勇敢的雇员，他们给奥托等人偷运来食物和书报。

　　这种偷偷摸摸见不得人的生活无论对谁来说都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折磨。压抑、寂寞、苦闷、忧郁使得“附属建筑”里的居民们神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因此，争执与吵架——却又只能是压低了声音地吵——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主要的内容。

　　大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对生性活泼、开朗好动的13岁姑娘安妮？安妮是个懂事的孩子，她当然不会跟父母吵闹着要出去玩，于是要开始写日记。这本日记还是父母送给她的14岁生日礼物呢。安妮在日记中记下了她全部的心理活动、她的思想和感受、她的孤独苦闷心情。当然也包括“附属建筑”中的日常生活，她和这个临时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的关系。

　　同时，人们还可以在日记中看到，安妮是如何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个具有成熟女性心理的“大人”。青春期的骚动与渴望，心理压抑的郁闷与苦恼，初恋的甜蜜与颤栗，都在日记中得到了真实的记载。这些日记被保存下来并出版，完全是由于一种偶然。安妮的日记写好后，被允许放在父亲的公文包里。1944年8月4日，当纳粹警察突然搜查并逮捕“附属建筑”的居民们时，他们只顾抢掠钱和珠宝，日记被弃置在楼板上。几天后，奥托的助手冒险偷偷回了一趟“附属建筑”。她看见了安妮的日记，决定把它保存起来。

　　1945年，幸存的奥托弗兰克回到解放了的阿姆斯特丹，他的助手把安妮的日记交给了他。奥托读着女儿的日记，不禁老泪纵横。女儿的音容笑貌清楚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过去，他太忽视她了，日记就放在他的公文包里，他却从没想到去读读它，没想到去理解女儿丰富复杂而纯洁无瑕的内心世界。如今却是物在人亡！他读了一遍又一遍，后来忍不住抄了一些给母亲和一位密友。没想到这位密友把它推荐给了一位现代史教授。教授立即意识到了它的价值，在报上撰文推荐和评论它。

　　在朋友们的催促下，也依照安妮本人的遗愿——她在日记中表示了希望有机会出版日记的愿望，在朋友的帮助下，题名为《附属楼——安妮弗兰克日记》终于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不久，英文、日文、法文、意大利文和德文版也相继出版。各国读者反响热烈，人们给奥托写来了信，寄来各种各样的小礼品，在安妮生日时送来许多鲜花。奥托不得不歇业在家，专门处理各地来信。这些信中，有的对奥托表示同情与慰问，有的对安妮不幸早逝表示悲伤，更多的人表示了他们对纳粹分子和法西斯主义者制造种族迫害，造成像安妮这样的小姑娘芳华早谢的愤怒与谴责。

　　最引人注目的反应来自德国。德国是制造这场人类悲剧的罪魁祸首，战后几年中，德国政府试图教育国民认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罪恶本质，却总是收效甚微。然而，这次，安妮的日记却使他们大大震动了，他们从中看到了自己过去所犯下的罪行。当根据安妮的日记改编的剧本《安妮·弗兰克》在德国众多城市上演后，德国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与反省之中。一位著名评论家说：“安妮·弗兰克》一剧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它使观众理解了历史。我们观看这出戏就像观看一份用最谦卑而可怜的措辞写的控诉书，控诉那些人丧失人性。没有人因为我们是德国人而谴责我们，我们自己谴责自己。”一位过去的纳粹党员来信说：“我曾是一个忠实的纳粹党员，但直到那天夜里看这出戏之前一直不知道纳粹意味着什么。”

　　安妮被埋葬在贝尔森集中营的万人坑。这里每天都有人前来举行悼念活动。一位17岁的中学生的话代表了所有人的思想和感情：“安妮如此可悲地结束了她的生命时，年龄比我们都小。她之所以死去，是因为有人决定灭绝她的种族。决不能让我们的人民中再出现这种非人道的仇恨。”

　　偷袭珍珠港

　　二战后，希特勒在欧洲侵略横行肆虐的气势，大大刺激了日本对外侵略的欲望。1940年，日本提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狂妄计划，把战争引向菲律宾、印度尼亚等亚洲和太平洋的许多国家，这加剧了日美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政府受到国内反对参战的孤立主义势力的影响，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采取了拖延的态度，希望推迟与日本之间的决战，而日本却在和谈的掩护下，加紧发动战争的准备。

　　1月7日，日本帝国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在4万吨级的“长门”号战舰上奋笔疾书，他正在给海军大臣及川起草一份备战计划。他提出“如敌主力舰队的大部分停泊在珍珠港内，则用飞机编队将其彻底击沉并封闭该港”，他认为“要有在开战之初就决一胜败之思想准备”。“山本上书”赫然揭开了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的序幕。

　　3月，日本海军部为了取得美国舰队活动情况的情报，指令海军少尉吉川化名森村，以日本驻夏威夷总领事馆工作人员的名义到檀香山进行间谍活动，吉川的重要情报对日军袭击珍珠港起了重要作用。

　　11月26日，奉命在日本择捉岛中部单冠湾集结的战舰全部按时到达，齐集南云将军麾下受命。南云舰队以“赤城”号等6艘航空母舰（载400余架飞机）为主，由2艘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和11艘驱逐舰、3艘潜艇、8艘油船组成。清晨6时30分，这支庞大的攻击舰队，拔锚起航，舰队以壮观的环形队形，向远在3500余海里外的珍珠港杀去。

　　12月1日下午4时，天皇下达了开战的决定。2日下午5时30分，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向挺进珍珠港的南云舰队发出了“攀登新高山1208”的隐语电报，意即“按原计划于12月8日展开攻击”。6日，南云又收到山本发来的训示电报：“皇国兴废，在此一战，我军将士务须全力奋战。”为了鼓舞士气，“赤城”号战舰的桅顶飘起了日本海军历史上罕见的“乙”字旗。

　　被炸沉的美国战舰经过12天的秘密航行，12月8日，庞大的日本舰队开到夏威夷群岛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附近，停泊在瓦胡岛以北230海里的海域。

　　8日凌晨东京时间1时45分（檀香山时间7日晨6时15分），航空母舰上涂着血红的太阳旗标志的飞机引擎轰鸣，当“起飞”的命令一下达，183架日机腾空而起，在黎明前的海空中迅速编好队形，组成第一攻击波，向珍珠港扑去。

　　这时美国96艘大小军舰一动不动地停泊在港口，飞机也整齐地排列在机场上“休息”。这一天正是星期日，士兵渡过了愉快的周末正在酣睡，昨夜寻欢作乐的军官尚未起床。一日之晨来临的时候，教堂的钟声响起，电台播放的清晨音乐悠扬荡漾。在战列舰“内华达号”的后甲板上，麦克米伦指挥的军乐队已经排列好队形，正等待着举行升旗仪式时演奏国歌……

　　这时在东南方上空出现一些黑点，渐渐地黑点变多，变大，成了一架架轰炸机。7时50分，空中指挥官渊田中佐发出攻击令。7时55分，高桥海军少佐率领51架“九九”式俯冲轰炸机群分两路飞抵美军机场上空，刹那间，炸弹如倾盆大雨，希凯姆机场、福特岛机场、惠列尔机场大火熊熊，黑烟腾空，倾刻之间，机场上的飞机和一切空防设施全部被炸毁。可是，舰艇上的美国士兵还以为这是一次特殊的军事演习呢。麦克米伦的军乐队就在这爆炸声中，奏起了美国国歌。此时，也到了他们应该明白的时候了——由村田海军少佐率领的40架“九七式”鱼雷机编队对美国战列舰展开了凶猛的鱼雷攻击，美国军舰重创起火。

　　空袭一开始，日本飞行员就欣喜若狂地向总部发出了偷袭成功的信号：虎、虎、虎！接着，日本舰队的攻击命令一个接一个地下达，作战日军如鱼得水，极尽狂轰滥炸之能事。珍珠港水柱突起，火团升腾，浓烟蔽日，顿成火海一片。直到8时，美国太平洋舰队作战参谋接到日机空袭珍珠港的报告后，才向舰队司令金梅尔作了电话报告。舰队司令部才把十万火急的电报匆匆发出：“珍珠港遭到空袭，这不是演习！”瓦胡岛上的32个美军高射炮连，仅有少数几个幸存，对空开火，进入战斗，但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在日本第一攻击波扬长而去之后，华盛顿的两名日本“和平使者”——野村和来栖才走进了美国国务院的大楼。为时已晚地向美国国务卿赫尔递交了日本政府的“最后通牒”。日本政府玩弄的和平把戏，终于在历史性的大空袭中收场了。

　　8时55分，由海军少佐岛骑率领的171架飞机组成的第二攻击波又开始了猛烈地轰炸，灾难又一次降临到美军的头上。战列舰“亚利桑那”号（排水量3.4万吨）中弹后引爆了舰首弹药舱，黑红色烟云翻滚升腾，烟柱高达1000米。舰身在水面仅支撑了几分钟，就带着1100名舰员沉入了海底，其他舰船同样惨象横生。

　　日本这次偷袭，总计击沉击伤美国太平洋舰队各类舰艇40余艘，扫射和轰炸使450架飞机毁伤，18座机库被毁坏。美军方面死2409人，伤1178人，太平洋舰队主力几乎丧失殆尽。而日本方面仅损失飞机29架，飞行员55人，特种潜艇5艘。

　　珍珠港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自从20世纪初开始，日美矛盾就成为远东太平洋地区的主要矛盾，日本的南下太平洋战略时时威胁到英美帝国主义利益。二战后，随着日本侵略野心的扩大，双方矛盾日益尖锐，日本最终不宣而战。

　　珍珠港事件使美国彻底地摆脱犹豫观望的态度，立即对日宣战，参加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阵营中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