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通史

第五章 第三次技术革命

　　冯·诺伊曼开创计算机时代

　　“现代电子计算机之父”

　　冯·诺伊曼电子计算机的诞生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创造之一。它快捷的工作效率，引起社会经济结构、就业结构的深刻变化。电子计算机实际上是人脑的延伸，所以人们亦称“电脑”。它替代了人类部分脑力劳动。匈牙利裔美国人冯·诺伊曼为计算机时代的开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冯·诺伊曼自小有着过人的天资，惊人的记忆力、理解力、心算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他3岁时就能把父亲记帐本上的数字一个不漏地背下来；5岁时，他便能心算八位数除以八位数的复杂算题。10岁时，他已成为布达佩斯人人皆知的“神童”了。他的父亲曾在一家报纸登广告，重金聘请国内第一流的家庭教师，但没有人来应聘，都怕在冯·诺伊曼面前丢丑。父亲只好把他送到学校学习。

　　在学校里，冯·诺依曼的天赋很快就显露出来。他的数学老师最先意识到自己已经无力去教冯·诺依曼了，便推荐青年数学家费凯特教授对他进行课外辅导。中学时，冯·诺伊曼的数学水平就赶上了费凯特。

　　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冯·诺伊曼在1925年获得了瑞士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化学工程师的资格。1926年，他又获布达佩斯大学的博士学位。1929年，他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来到了刚刚诞生的世界科学中心。1930年，年仅27岁的冯·诺伊曼成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1933年，他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成了那里为数不多的终身教授之一。

　　冯·诺伊曼的黄金时代由此拉开了序幕。他善于把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从而得到解决方法，因而被誉为普林斯顿的数学明星。在1944年，冯·诺伊曼开始参与电子计算机的研究，他提出了研制EDVAC型机的设计报告，确定计算机采用二进制和存储程序。

　　研制计算机的活动始于20世纪30年代。在早期的探索者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依阿华州学院的数学物理学教授阿塔纳索夫。他提出了用电子技术制造计算机的构想，并制出样机，但并未得到实际应用。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学院，物理学家莫克利和研究生埃克特共同设计了电子计算机ENIAC。

　　此时的冯·诺伊曼正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为战争服务的应用数学研究上。一个傍晚，冯·诺伊曼正坐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等候着开往费城的火车。他闭上双眼，开始思考数学问题。脑海中尽是阿拉伯数字，数字在一块碰撞着，冯·诺伊曼皱起了眉头。正在这时，一个声音在他的耳旁响起：“先生，我可以坐在这儿吗？”

　　冯·诺伊曼依旧闭着双眼，点了点头。那个人坐在了他的身旁。过了一会，冯·诺伊曼睁开双眼，瞅了瞅那个年轻人。年轻人显得局促不安了，冯·诺依曼便冲他笑了笑。

　　那个年轻人也咧开了嘴，他低声询问道：“您是冯·诺伊曼教授吧？我听过您的课。”冯·诺伊曼便和他攀谈起来。原来这个年轻人也是位数学家，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学院工作。他向冯·诺伊曼讲了自己学校、莫克利教授等人以及他们正在研究的计算机。头脑灵活的冯·诺伊曼一下子就意识到计算机将是个划时代的东西，其研制成功会把人类的科学技术向前推动一大步，并引起社会的巨大变革。他当即就决定把注意力转移到计算机上来。

　　几天后，在办完手头上的事后，冯·诺伊曼马不停蹄地赶往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学院，与研制计算机的两位教授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此后，冯·诺伊曼像被磁铁吸住了一样，总爱往计算机研究中心跑。在他的帮助下，ENIAC研制成功。但这台机器体积庞大，使用不便，所以它并不是真正的通用计算机。

　　冯·诺伊曼的头脑里整天装着计算机课题，甚至他晚上讲梦话都与计算机有关。在经过几个月的思考和研究后，冯·诺伊曼起草了一份新的报告，对EDVAC进行了多项切实可行的改造。这份长达一百零一页的EDVAC设计报告了计算机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文献，奠定了电子计算机结构的基础。设计报告的成功让冯·诺伊曼充满了自信。他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了“完全自动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研制工作，5年后获得成功。1951年，世界第一台通用机的原形，运算速度达到了百万次以上。在冯·诺伊曼的带动下，各种计算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一个真正的计算机时代来临了。

　　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计算机工业愈来愈兴旺，计算机的技术更新换代十分迅速。70年代微型计算机出现后，计算机的运用更为广泛。目前，电子计算机正向多媒体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如今，电子计算机已经被应用于各行各业，渗透到了每个人的生活中。

　　李约瑟情系中国科技史

　　20世纪30年代后期，杰出的生物化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教授约瑟夫·尼达姆博士在与中国留学生的接触中，得知中国的科学技术成就与西方相比毫不逊色。而随后当一些对中国缺乏了解的西方学者对中国科技发表偏颇之词时，约瑟夫便决意研究中国科技史。

　　约瑟夫于1900年出生于伦敦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行医，母亲是作曲家，约瑟夫从小就受到科学和文化的熏陶。18岁时，他考入著名的剑桥大学，最初学医，后受生物化学的创立者弗里德里克·高兰·霍普金斯影响，转攻生物化学。1924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工作。1931年他以《化学胚胎学》一书而成为这一学科的奠基人。随后他相继完成了《生物化学形态学》和《胚胎学史》，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目。

　　强烈的使命感，促使约瑟夫告别轻车熟路的专业，而转入一个极其陌生的领域。他从37岁起苦学汉语，由单字到语体文，再到古汉语，靠着信心与毅力过了一关又一关。由于推崇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李耳，他以李为姓起中文名字李约瑟。1939年他在中国科技史领域的第一篇论文问世。

　　1942年，李约瑟获得了进一步了解中国的绝好机会。他作为皇家科学院院士，受英国政府委派来到中国，担任英国驻华科学代表团团长、英国驻华使馆科技参赞，从事科技交流与合作。在重庆，他结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林伯渠等。他还与中国科学家广交朋友、相互切磋，到许多地方访问、考察、收集资料，并作了大量的学术笔记，从而为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科技史打下了坚实基础。

　　1946年，李约瑟赴法国巴黎任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1948年回到英国后，他开始整理中国科技方面的资料，拟定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方案——分成七卷，内容涉及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生物学、农学、医学及科技思想、文化背景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约瑟以饱满的热情组建了英中友好协会，并亲任会长。1952年，他再来中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此后又多次来访。

　　195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问世。两年之后，第二卷出版。1959年，有关数学、天文学、气象学、地学方面的第三卷也与读者见面。此后，由于研究的深入和资料的剧增，篇幅和内容大大超过了原定计划。因为出版合同所定的卷数无法更改，不得不从第四卷起采用分册形式。至90年代中期，经李约瑟亲自编定出版的书稿共计十六册，已被翻译成中、法、意、西、日等多种文字。每出一册都曾引起强烈反响，获得广泛好评。英国《自然》杂志曾评价说：“像这样一部波澜壮阔、令人震惊的作品，任何赞美都不会过誉。”法国《科学史评论杂志》称它是“划时代的著作、知识界的必读书”。

　　李约瑟将中国科技放在世界科学文化的坐标系中，进行缜密的比较研究。以大量的论据、有力地论证了中国科技的重要地位和世界意义，特别是公元3至13世纪中国的科技成就在世界独占鳌头，这些成就传入欧洲后为其近代科技的诞生提供了条件。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的写作过程中，李约瑟引用中文材料时，大都是亲自翻译，即使在已有译本的情况下也要找出原文核对，从而纠正了西方学者著述中的许多错误。

　　李约瑟引经据典，却不拘泥于正统的文字记载，大量寻常之物成了他的重要论据，如：北海公园的九龙壁成了天文历法成就的一个佐证；一张防犬告示成了最早印刷品的证据。

　　由于在科技史领域的卓越成就，李约瑟在1968年第十二届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上，获乔治萨顿奖章，1972年又当选为科学史分会主席。1990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李约瑟“人民友好使者”的光荣称号，中国科学院将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李约瑟星”。1994年，他又进入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行列。

　　1995年3月24日晚，李约瑟在剑桥大学的寓所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而当日白天，他还在坚持工作。第二天清晨，麦克弗森博士对闻讯赶来的中国记者说：“李约瑟先生忘我地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把生命的最后一刻献给了中国。”当记者们表达哀痛时，麦克弗森博士紧紧地握住他们的手，说：“你们是第一批来吊唁的人。第一批来的中国人！”

　　3月31日，剑桥大学冈维尔—卡耶斯学院教堂响起了沉重的钟声，人们燃起白烛、唱着挽歌，以古老的风俗为李约瑟送行。然后，他的骨灰安葬在李约瑟研究所院内的一棵中国梧桐树下。

　　青霉素的发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类在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有三项重大发明，这就是原子弹、尼龙和青霉素。原子弹是一种毁灭性的新式武器，当时因为给人类带来了灾难而受到诅咒；尼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衣着问题，受到人们的欢迎；而青霉素，对于肺炎、猩红热、白喉、脑膜炎等多种疾病都有神奇的疗效，挽救了无数的生命。由于它史无前例的成功，导致世界各地积极寻找别的抗生素，开辟了整个世界现代药物治疗的新时期。

　　其实，青霉素早在1928年就被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发现。以后经过澳大利亚病理学家佛罗理和德国生物化学家钱恩的深入研究和提取成功，并广泛应用于临床，才使这项发现应用于人类，有了实际的应用价值。正因为如此，这三位科学家在1945年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金。

　　弗莱明童年时就爱好探问事情的究竟。有一次他跟母亲到医院去探望一位病人，见到医生就一连串地问道：这病人生的是什么病？怎么会生这病的？怎样进行治疗？有些病为什么医不好？医生见他非常聪明伶俐，便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最后说道：“孩子，人们还没有详细研究过的病症多得很呢！”医生最后说的这句话，给弗莱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暗暗下定决心，长大了当医学家，专门去对付那些没有详细研究过的病症。

　　弗莱明长大后，果然攻读医学。大学毕业后，他在伦敦大学附属圣玛丽医院从事痘苗的治疗研究。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弗莱明服役当军医。由于医术高明，他多次立功受奖，军报上也不时地提到他的名字。

　　亚历山大·弗莱明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亲友们都劝他到苏格兰去行医，并且对他说，凭他的临床经验，挂牌后来就医的人一定很多，可以名利双收。但弗莱明并不这样认为。他一直想着那些“还没有详细研究过的病症”，特别是其中的传染病症，期望能找到一种杀灭病原菌的方法。经过再三考虑，他还是回到圣玛丽医院去研究细菌学。

　　1928年9月的一天早上，弗莱明像往常一样，来到了他的实验室。实验室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许多培养器皿，上面分别贴着链状球菌、葡萄状球菌、炭疽菌、大肠杆菌等的标签。他收集这些有毒的细菌，是为了寻找一种能把它们培养成无毒细菌的方法。对其中的葡萄状球菌的培养，他特别予以重视，因为这种细菌存在很广，危害很大，伤口所以感染化脓，主要是它在作祟。弗莱明试验各种药剂对它的作用，力图找到一种能杀灭它的理想药品，但是一直未能成功。

　　弗莱明进入实验室后，先检查培养器中的细菌有什么变化。当检查到靠近窗户一只培养器的时候，他忽然皱起了眉头，自言自语地道：“唉，怎么搞的，竟会变成这个样子！”原来，这只贴有葡萄状球菌的培养器里，所盛放的培养基发霉了，长出一团青色的霉花。

　　他的助手赶紧过来说：“这是被杂菌污染了，别再使用它了，让我倒掉吧。”

　　弗莱明没有把这只培养器交给助手，而是仔细观察了一会。使他感到惊奇的是，在青色霉菌的周围，呈现出一小圈空白的区域，原先生长的葡萄状球菌消失了。看来很可能是这种青霉菌的分泌物把葡萄球菌杀灭的。生长的葡萄状球菌杀灭的。想到这里，弗莱明兴奋地把它放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结果发现，青霉菌附近的葡萄状球菌已经全部死去，只留下一点枯影。他立即决定，把青霉菌放进培养基中培养。

　　几天后，青霉菌明显地繁殖起来。于是，弗莱明进行了试验：用一根线蘸上溶了水的葡萄状球菌，放到青霉菌的培养器中，几小时后，葡萄状球菌全部死亡。接着，他分别把带有白喉菌、肺炎菌、链状球菌、炭疽菌的线放进去，这些细菌也很快死亡。但是放下带有伤寒菌和大肠杆菌的线，这几种细菌照常繁殖。

　　那么，青霉菌杀灭葡萄状球菌等的能力究竟有多大呢？弗莱明对此又进行了试验：他将青霉菌培养液加水稀释，先是一倍、两倍，最后以八百倍稀释，结果它对葡萄状球菌和肺炎菌的杀灭能力依然存在，而稀释一百倍，则对链状球菌有杀灭能力。显然，这是人类从发现杀菌药物以来最强有力的一种杀菌物质了。

　　现在必须再进行试验的是，这种青霉菌液体对动物是否有害。弗莱明小心地把它注射进兔子的血管，然后紧张地观察它的反应。结果发现兔子安然无恙，没有任何异常反应。这证明葡萄状球菌液体没有毒性。

　　1929年6月，弗莱明把它的发现写成论文，发表在英国《实验病理学》季刊上。他把这种青霉菌分泌的杀菌物称为青霉素。

　　人们都向他祝贺。英国的一位显贵，建议他申请制造青霉素的专利权。但弗莱明经过几个月的考虑后，写信婉言拒绝了那位显贵的建议。他在信中写道：“为了我自己和我一家的尊荣富贵，而无形中危害着无数人的生命，我不忍心！”

　　弗莱明发现青霉素，似乎是非常偶然的，但却是他细心观察的必然结果。令人遗憾的是，它没有能马上临床应用。这是因为，青霉素培养液中所含的青霉素太少了，很难从中提取足够的数量供医疗临床使用。而如果直接用它的培养液来治病，那一次就得注射几千至上万毫升，在实际上无法办到。因此，他只好暂时停止对青霉素的培养和研究工作。但是他的发现，为后来的科学家开辟了道路。

　　佛罗理和钱恩，正是在弗莱明作的基础上继续研究，才使青霉素的提取获得成功，并用来造福于人类的。

　　佛罗理在阿德莱德大学攻读医学时，就表现出非凡的才能。虽然玩的时间不比同学少，但每次大小考试都是名列第一。大学毕业后，他又去英国牛津大学深造。26岁那年，他取得了医师的资格，但他没有挂牌行医，又到英、美两国最有名的医药研究机构去做了三年多实验工作。美国好几个医学院邀请他当教授，他都没有去；后来，英国剑桥大学让他去主持病理实验讲座，他欣然同意了。1935年后，他又去母校牛津大学主持病理研究工作。

　　1940年，佛罗理仔细阅读了弗莱明关于青霉素的论文，对这种能杀灭多种病菌的物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他知道，要提取这种物质，需要各方面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因此邀请了一些生物学家、生物化学家和病理学家，组成一个联合实验组，一起进行研制。其中的生物化学家钱恩，是他最得力的助手。

　　钱恩曾在柏林德皇威廉大学入读化学，成绩优秀，对生理学也很有兴趣。大学毕业后，他毛遂自荐，到当时设备最完善的伯林查德医院附设的病理研究院理化实验所工作，并很快成为一位病理化学专家。1929年，他又进入当时欧洲最著名的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研究院工作。佛罗理知道他在生物化学方面有杰出的才能，特别邀请他来研究用化学方法从培养青霉素的液体中提取和纯化青霉素。

　　在佛罗理的领导下，联合实验组紧张地开展了青霉素的研制工作。细菌学家们每天要配制几十吨培养液，并把它灌入一个个的培养瓶中，然后在里面接种青霉菌菌种，等它充分繁殖后，再把它装在大罐里，送给钱恩去提练。

　　提练工作非常繁重，但取得的成效却很小：一大罐培养液只能提炼出针尖大小的一点点青霉素。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工作，钱恩才从中提取出一小匙青霉素粉末。把它溶解在水中，用来杀灭葡萄状球菌，效果良好，即使把这种溶液稀释二百万倍，还是具有杀灭力。

　　联合实验组选择了50只小白鼠来进行实验。他们把每只都注射了同样数量的、足以致死的链状球菌，然后对其中25只注射青霉素，另外25只不注射。不到24小时，25只未注射青霉素的全部死亡，而注射青霉素的有24只存活下来。

　　随后就是医疗临床试验了，这是弗莱明没有做过的事。佛罗理选择的第一个病人，是一位已处于休克状态的警察。医生确诊他患了严重的败血症，虽然使用了大量磺胺药，还是无法挽救他的生命。

　　佛罗理取来了半匙青霉素，嘱咐护士用一定比例的蒸馏水溶解后，分次进行静脉注射，注射后24小时，患者病情好转；到第三天，意识转入清楚；第五天，居然想吃东西了。佛罗理他们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但是到了第六天，青霉素已经使用完，而再提炼来不及了。最后，病人还是死亡了。佛罗理他们再次紧张地提炼，终于获得了一些青霉素，并选择了第二个病人进行试验。病人注射后，恢复了健康，但是一个月后，病情复发，而他们又拿不出足够数量的青霉素，结果病人仍然死去。

　　他们只得又开始提炼。经过10个月的紧张工作，才获得能救活一个病人所需的青霉素。后来虽然救活了病人，证明了这种药物的无比效能，但要广泛地应用于临床，必须改进设备，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这对联合实验组来说，是一件办不到的事。再说，当时伦敦处于德国法西斯飞机频繁的轰炸之下，即使要进行大规模生产，也是非常不安全的。

　　佛罗理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只有到不受战火影响的美国去，才能安全地进行大规模的生产。但是钱恩认为，不能让美国坐享其成。1941年6月，佛罗理不顾钱恩的反对，带着青霉素样品前往美国。

　　美国的科学家们也正在研制青霉素，佛罗理到那里后，马上与他们合作研制。他们首先要找到产量最高的菌种。在西瓜皮上，弗洛里和钱恩找到产量最高的832绿霉菌种。后来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终于制成了以玉米汁为培养基。在24℃的温度下进行生产的设备。用它提炼出来的青霉素，纯度高，产量大，从而能广泛地应用于临床，使一些传染病的死亡率大大下降，无数人的生命得到了拯救。

　　瓦库斯曼与链霉素

　　肺结核病在过去一直是困扰医学界的顽症之一。患上肺结核的病人一般活不长久，我国曾把这种病叫“痨病”。1941年，英国医生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挽救了无数细菌感染的病人。但是，青霉素对于肺结核这种病却没有多大疗效，无数结核病患者盼望着灵丹妙药的出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的1945年，美国的细菌学家瓦库斯曼经过20多年的研究，终于发明了治疗肺结核的良药——链霉素。说起链霉素的发现，却是与土壤有缘。

　　瓦库斯曼1888年生于美国，在大学读书时，他就专门从事土壤细菌学的研究。大学毕业后，他很快成了一名有成就的学乾，并创建了一个专门的细菌研究机构：瓦库斯曼研究所。1924年的一天，他的研究所接受了结核病协会提出的一个科研任务——进入土壤中的结核菌到哪里去了？

　　原来，这家结核病协会在试验中突然发现，结核菌掉入泥土中，不长时间全都没有了。人们对这一现象大惑不解。这一现象深深地吸引着瓦库斯曼，他于是分配助手和学生进行试验研究。经过3年实践，他确认，结核菌进入泥土中，最终真的完全不存在了！

　　“土壤中的微生物和进入土壤中的结核菌是一种什么关系？病菌进入土壤中完全被消灭，是否被土壤中的微生物杀死了呢？这些能杀死病菌的微生物是否能够对人类的医疗事业起到一定的作用……”瓦库斯曼给自己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他下决心从土壤入手，寻找能杀死结核菌的物质。他知道，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但为了人类能够战胜结核病这个恶魔，他要一丝不苟地研究下去。

　　研究土壤中的微生物可是一项十分麻烦而又细致的工作。一小块土壤常常有几千种细菌存在，而它的存在条件又各不相同，研究人员必须先把它们一种一种地分离出来，再按它们生存的不同条件在培养基里进行纯粹培养，当取得分泌物之后，又必须在病原菌或其他细菌中进行杀菌效能检查。实验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地过去，筛选的细菌一百种、二百种、三百种……一直到1941年底，已经达到了5000种！这时，英国人发现了青霉素，人们在欢庆的同时，瓦库斯曼及全体研究人员备受鼓舞。

　　1942年，瓦库斯曼终于在土壤中成功地培养出一种药物，通过动物实验，取得了对青霉素无法治疗的疾病的特殊效用，然而，不久，这些被试验的动物又一个一个相继死去了，说明这种药物有毒。

　　艰难的试验又在继续，七千种，八千种……1943年，瓦库斯曼在进行到一万多种实验之后，总算发现了他们认为理想的新药物，并顺利地通过了对动物的实验和长期观察，确认这种新的药物对治疗结核病有特效，并且对动物无害。

　　几个月后，瓦库斯曼发明的新药开始对人类进行临床试验，疗效极好。于是，他把这种药定名为“链霉素”。不久，发现链霉素的消息传到了世界各地，各地的有名医院和研究所纷纷来信询问或索要样品。瓦库斯曼因为发现使用这种药后，个别人会出现耳聋的后遗症而不同意大范围用于临床。又经过两年的使用和观察，他终于摸清了链霉素的药性，并找出了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1945年，瓦库斯曼才正式撰文公开了自己的发现，至此，经过20多年艰难摸索、一万多种试验，链霉素抗生素产生了。20世纪初被宣布为不治之症的结核病有了特效药。为了表彰瓦库斯曼的贡献，1952年12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为他颁发了诺贝尔医学奖。

　　朝鲜战争

　　朝鲜位于亚洲东北部的朝鲜半岛上，东滨日本海，西临黄海，南临朝鲜海峡与日本国相望，北与我国东北接壤。朝鲜半岛南北长800余公里，东西宽200公里，全部面积22万平方公里，境内多峻岭江河，矿产丰富。朝鲜是帝国主义入侵亚洲的一块跳板，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后，美、苏两国在朝鲜半岛以北纬38°线作为双方的临时分界线，这条军事分界线简称“三八线”。朝鲜南北分治的局面由此定了下来。

　　长期居住在美国的李承晚，1945年随美军返回南朝鲜。1948年8月15日，在美国的支持下成立“大韩民国”，李承晚就任“总统”。为回击美国分裂朝鲜的阴谋，同年9月9日，北朝鲜成立了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金日成将军被当选为共和国内阁首相。1948年12月25日，苏军从朝鲜撤出。1949年6月，美国也从南朝鲜撤出。但美帝国主义积极鼓动李承晚武力占领平壤。

　　1950年6月25日，李承晚在美国军事顾问团的支持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动战争，企图以武力“统一”北方。实际上，朝鲜战争是美国为谋求在远东的霸权而悍然发动的。

　　战争初期，金日成指挥的朝鲜人民军频频告捷，把部分侵朝的美军和李承晚的所谓“国军”攻逼到了釜山地区。形势对朝鲜人民军非常有利。6月28日，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地攻下汉城。正当朝鲜人民军准备乘胜前进、一举歼灭敌人的时候，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也正在酝酿实施反攻的计划。

　　朝鲜半岛上的战争本来是朝鲜南北双方的一场内战，但是美国要领导世界，所以朝鲜战争爆发不久，美国就纠集了15个国家组成联合国部队，由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进行指挥。

　　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提出了一个在仁川登陆的大胆方案。登陆后，攻克汉城，切断围困釜山的朝鲜人民军的供给线。

　　美国海军对这个方案极不赞成。他们认为仁川港潮水涨落的平均差太大，一般在20.7英尺，最高时达到30余英尺。潮水冲击海港水道的速度达每小时60英里。仁川港水道是飞鱼海峡，狭窄而弯曲，很容易被朝鲜人民军的炮火和水雷封锁。所以，海军的意见是选择群山港为登陆地点，那里与釜山遥遥相对，登陆后可立即解釜山之围。

　　麦克阿瑟一向与海军有宿怨，他和海军五星上将尼米兹在关于对日反攻作战的战略方向上就有矛盾。二战胜利后，他们又展开了一场“争荣战”。

　　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的投降签字仪式，本来确定在麦克阿瑟的盟军总部所在地横滨大饭店举行。但是尼米兹愤愤不平，他向华盛顿指问：“是谁打赢了太平洋战争？是海军！从瓜岛到冲绳岛，洒遍了海军将士的鲜血。”杜鲁门总统不得不重新决定：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司令的身份代表联盟各国；尼米兹则代表美国分别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签字仪式由麦克阿瑟主持，但签字的地点则改定在美国海军的“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这是杜鲁门为解决陆海军矛盾，把双方摆平所采取的措施。

　　麦克阿瑟对海军的反对不予理会。他选择仁川登陆，正是因为仁川不适合登陆，可以麻痹敌军。攻其不备，出奇制胜，这是兵家的常识。

　　为了掩饰仁川登陆计划，他故意通过记者“泄露”仁川登陆计划。同时，不加任何掩饰地对仁川进行空中侦察，进行各种演习。这些举动反而造成了朝鲜人民军的错觉，他们认为这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目的是转移视线，以假乱真。

　　朝鲜人民军判断失误，没有加强仁川的防备，使美军几乎没有遇到有威胁力的抵抗，仅用3天的时间便安然登陆。并按预定计划攻克了汉城，随后又北上攻占平壤和元山。仁川登陆成功后，形势出现了逆转，朝鲜人民军处境越来越艰难，后来被迫退到中朝边界鸭绿江边。

　　彭德怀在视察战场情况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把战火引向了中国边境，轰炸中国的安东（今丹东）等地。为了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率领，于1950年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

　　出奇制胜的仁川登陆，使麦克阿瑟风光一时。各地各方面称颂他“英明决策”的贺电纷纷发到盟军司令部，他也因此更加不可一世了。他是著名的美国西点军校高材生，他和二战时美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同年入伍，都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元老。他比欧洲战场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大10岁，艾森豪威尔曾是他手下的一名少校参谋。麦克阿瑟、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都是因为在二战中战功卓著，被授予陆军仅有的三员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根本没把中朝军队看在眼里。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后，开始了同麦克阿瑟的较量。中朝军队以运动战的形式，连续进行了四次战役，麦克阿瑟连败四仗。1950年12月31日，志愿军突破津江、汉滩川防御阵地，歼敌2万人，再次解放汉城，美、李军被迫退至“三七线”附近地区。这位美国名将之花威信直线下降，而且国际舆论也对麦克阿瑟提出了批评，甚至连美国国内的保守派也对他表示失望。

　　1951年4月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召集国务卿艾奇逊、总统特别助理哈里曼、国防部长马歇尔、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等人开会，会议决定处置麦克阿瑟，一致同意撤销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盟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总司令等一切职务，由第八军的副参谋长马修·李奇微受命统率全部地面部队。

　　杜鲁门为了打赢朝鲜战争，捍卫自己的总统宝座，不惜触犯文官治军的法律条款，任命德高望重的五星上将马歇尔为国防部长。1776年，在《弗吉尼亚权利宣言》中就有明确规定：“平时常备军对自由造成威胁，必须避免，在任时候，军队都要严格服从文官，无条件接受其领导。”二战后，美国制订的《国家安全法》又明文规定：“国防部长由文官担任，在得到参议院推荐和批准后，由总统任命，但在过去十年中以军官身份在常备军中服过现役者，不得任命为国防部长。”马歇尔当国防部长，在国会中引起激烈争论。杜鲁门解释说，为了服从朝鲜战争紧迫形势的需要，国会应该变通处理，采取特别立法措施。他表示“在该五星上将任国防部长退职后，不得再任命职业军人。”

　　这就是职业军官马歇尔成为唯一的一位非文官国防部长的“理由”。杜鲁门撤了麦克阿瑟的职，一年后，他也被赶下了台。李奇微是一位作风谨慎，熟谙军事韬略的军人。他充分利用美军的良好运输条件，将一大批老兵从美国本土、欧洲、日本补充在朝鲜战场上的部队中，又把美第10军调入第一线作战序列，然后突然向志愿军发动进攻，志愿军被迫后退。

　　1951年4月22日至5月21日，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起反攻，中朝、美李双方投入了80万兵力，美李损失了46000余人，后撤70公里。此战结束后，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国转入战略防御。中朝军队又与敌人展开了近两年艰苦的阵地战，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就是其中关键一仗。1952年10月8日，美军发动“金化攻势”，向坚守在金化东北上甘岭地区的中朝军队发动进攻。企图攻占上甘岭两侧高地，夺取五圣山，迫使中朝军队后退。美军先后动用18个炮兵营，出动3000多架次飞机和178辆坦克，投入兵力达6万人，向上甘岭轮番冲击，仅3.7平方公里的志愿军阵地，美军就投下了9000颗重磅炸弹，山头被削低了3米。但是志愿军在朝鲜人民的支援下，依据以坑道为主体的防御阵地，打退了敌人数百次进攻，阵地数失而复得。经过43天的激战，到11月25日，志愿军共歼敌3.5万人，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1953年7月初，志愿军发起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最后一仗——钱城战役，毙敌俘敌78000余人，给美、李军以沉重打击，终于为板门店停战铺平了道路。

　　中朝人民军队经过3年的浴血奋战，歼敌109万人（其中包括美军39万余人）。迫使美帝国主义不得不坐下来谈判。1953年7月27日。金日成、彭德怀和“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朝鲜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重新确认三八线为临时军事分界线。至此，中朝人民取得了抗美战争的伟大胜利。

　　朝鲜战争向全世界宣告美国不可战胜论的破产，使美国全球战略严重受挫。正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所说：“这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雾都”劫难

　　英国首都伦敦素有雾都之称。每年的雾日可达80天左右，一到冬天，伦敦烟雾弥漫，一连几天散不开，整个城市都被白雾所笼罩。雾天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交通事故时有发生，有时甚至威胁到人们的生命。

　　1952年12月4日到8日，一场大雾笼罩在伦敦上空，一连5天不肯散去，伦敦市民有400多人因大雾窒息而死，从而造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惨重的“烟雾”事件。史称“雾都劫难”。

　　1952年12月3日，伦敦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从北海吹来的风将伦敦上空的云、烟吹得一干二净，中午时，气温达5.6℃，相对湿度约为70%。可是，到了4日，风向变了，风速越来越小，大西洋上空的一股暖流移到伦敦城的上空后便凝固了似的，裹足不前，在暖流的下面则是一股潮湿的寒流，层层浓雾向地面压去。到了中午，气温降至3.3℃。

　　12月5日，伦敦气象台的风速表测不出任何量度，即“无风”。实际上，当风速不超过每小时3公里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伦敦城内烟囱林立，从千家万户和工厂、火车、泰晤士河上轮船排出的煤的未燃尽物——煤气、煤烟和灰粒融入浓雾中，形成了名副其实的“烟雾”，空气中弥漫刺鼻的烟味，较大的烟尘颗粒落到了楼顶、街道上、轮船上以及人们的帽子上、衣服上；较小的烟尘颗粒几乎无孔不入，它们飘入房屋中，进入人们的喉咙里，钻入人们的肺中……夹带烟尘的雾气扑面袭来，下起了一场黑屑雨。

　　12月6日，昏黄的烟雾遮住了整个天空，伦敦的气温降至-2.2℃。为了御寒，人们不停地向壁炉中加煤，把炉火烧得更旺，更多的烟尘升入空中，空气污染得更加严重。伦敦城的能见度仅为几米，有的地方能见度仅在咫尺之内，所有飞机的飞行都取消了，火车只能缓缓地向前开，救护车和消防车必须有人在前面领路才敢动，人们只能摸索着在户外行走。在弥漫的烟雾中，死风状态依旧。

　　12月7日和8日，空气中散发着令人恶心的臭味，这是煤在燃烧后散发出的浓烈的烟和硫的气味，污浊的空气使年轻人感到头晕和不适，对于那些老年人和气喘病患者，无疑是雪上加霜。

　　据测定，当时，伦敦城烟尘浓度最多时达4.46毫克/立方米，是平时的10倍；二氧化硫最高浓度达百分之五点三四，是平时的6倍。

　　从烟雾罩住伦敦城那一天起，城中的死亡人数急剧上升。伦敦医院的工作人员发现，入院病人剧增；在烟雾最严重的一周时间左右，共有4703人死亡。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因大雾而诱发呼吸系统疾病，有成千上万的患者病情加重。从死者的年龄看，在这场灾难中，45岁以上的死者最多，其次是1岁以下的孩子，死亡人数分别是平时的3倍和2倍；从发病原因看，因支气管死亡人数最多，其次是冠心病、肺结核、肺炎、肺癌、流感以及其他呼吸道病患者，前者死亡人数比平时高9.4倍，其他疾病患者死亡人数也比平时多一倍或几倍。

　　伦敦市民并非唯一的受害者。大雾笼罩伦敦时，伦敦史密斯俱乐部传统牲口展正在进行，一头牛当场死亡，12头牛被迫宰杀（其中有10头牛的牛肉不能食用），160头牛患病需要治疗。伦敦动物园的许多动物也深受其害，其中许多猴子患上了肺病。

　　12月9日，从南方吹来的风为伦敦市民送来了洁净的空气，但昏黄的烟雾仍未散去。10日，一个强大的冷峰通过英格兰，强劲的西风将笼罩在伦敦城上空的烟雾刮得无影无踪，伦敦的825万市民重新呼吸到了清新的空气。

　　灾难过去了，人们从噩梦中惊醒。英国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对死难者的情况进行调查，试图查明烟雾致人死亡的原因。这项工作直至1956年才宣告结束。原来，煤烟粉尘中含有三氧化二铁，它能使空气中的二氧化硫生成硫酸泡沫附在烟尘上或聚在雾点上。当硫酸泡沫随空气进入人的呼吸系统后，人的呼吸系统受到损伤，就会感到胸闷，并伴有喉痛、呕吐等病症，使冠心病、肺炎、流感、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成倍增加。

　　科学家们说，烟尘与二氧化硫的危害不仅仅限于人类和其它动物，它们造成的环境污染还会使世界经济蒙受巨大损失。以英国为例，英国政府在1952年伦敦大雾事件后对全国器物腐蚀状况作了一次全调查，结论是，每年因“烟雾”造成的损失达8亿美元；英国的铁轨有1/3是因大气污染而损坏的。

　　1956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空气净化法案，对排烟量严加控制。该法案还极力鼓励企业和家庭放弃使用煤作燃料，而改用石油、天然气等低硫燃料。自从实施该法案后，伦敦城的空气能见度大幅度提高，大雾的频率显著减低，轻雾的情况也日益渐少。

　　人类首次征服珠峰

　　1953年5月29日11时30分，英国登山队队员埃得蒙·希拉里和丹增·诺盖登上了地球之巅——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为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刻，英国人花费了32年时间，付出了牺牲9人的代价。

　　征服珠峰，这是英国人用几代人热血和生命铸成的成功。

　　“喜马拉雅”，梵文的意思是“雪的故乡”。喜马拉雅山脉雄踞于青藏高原的南缘，略呈弧形，连绵不断，重重叠叠的山峰巍然屹立在我国西藏、尼泊尔、不丹和北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其中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耸立在中国、尼泊尔边境的喜马拉雅山山脉的中段。

　　“珠穆朗玛”一词最早见于清代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出版的《乾隆内府舆论图》中。在此之前的《康熙宝舆全览图》上，“珠穆朗玛”被写作“朱母朗玛阿林”。“阿林”，满语的意思是“山峰”。《康熙宝舆论全览图》出版于公元1721年。

　　在西藏的佛经中，珠穆朗玛峰是一位女神，名叫珠穆朗桑玛。珠穆是女神的意思，朗桑玛是女神的名字，简称为珠穆朗玛。在明代出版的藏文著作《米拉日马诗歌集》中，珠穆朗玛峰即是后妃神女《次仁玛》。神女右手握一柄黄金九尖金钢杵，左手捧着大长瓶，她全身白色，骑一头威严的狮子，是政权和神权长存的象征。

　　关于神女次仁玛的记述还可以在1346年成书的藏文名著《红史》中看到。神女次仁玛是藏族人民心中最敬畏、最圣洁的女神。

　　130多年后，英国人乔治·埃弗勒斯爵士指挥一支测绘队闯入西藏喜马拉雅山区，对其进行测绘，在1885年出版的英国地图上，珠峰被标以“弗埃勒斯峰”，1950年，我国政府正式公布了“珠穆朗玛峰”的本来名称。

　　自从乔治·埃弗勒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珠峰，立刻轰动了西方世界，并把一批又一批的西方探险者引入东方，引导到喜马拉雅山。英国人组成的探险队首先涉足珠峰。

　　1921年5月，英国派出第一支登山队在登山家乔治·玛洛里率领下，从北坡向珠峰挺进，此次登山证实了经北坳沿东北山脊向上是一条能够登上珠峰的路线。

　　1922年，英国第二支登山队登上了珠峰东北的山脊上海拔8225米处，但因7名舍巴人向导死于雪崩登山又告失败。1924年，玛洛里率英国第三支登山队向珠峰发起冲击。玛洛里挑选了体力最好的欧文与他共同冲击珠峰，在海拔8500米高度处，他们的氧气装置失灵，他们以生命为代价踏出一条从北坡东北山脊登上珠峰峰顶的道路。

　　此后，直到1933年，英国人组织了一支由16名优秀的登山家组成的登山队，第四次远征喜马拉雅山。截至1938年，英国人又连续4次冲击珠峰，但均以失败告终，英国陆军大尉米·威尔逊还葬身在东绒布冲川上方的海拔6000米雪峰上。后来，由于二战影响，世界范围内的登山活动终止了11年之久。

　　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的登山勇士再次掀起以攀登珠穆朗玛峰为目标的登山热。1950年6月3日，法国登山队队员埃尔佐格和拉什耐尔登上了海拔8091米的世界第10高峰——安纳鲁普峰，开创了人类首登8000米以上山峰的成功纪录。于是，法国人雄心勃勃地向全世界宣布：一定要在1955年登上珠穆朗玛峰。瑞士人不甘示弱，提出了在1954年登上珠峰的目标。

　　英国人为攀登珠峰付出巨大代价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们不愿看到首登地球之巅的荣誉被法国人或瑞士人夺走。英国探险家在1952年2月和10月两次越过珠峰南坳，一度抵达海拔8540米处，因为气候恶劣，运气不佳，不得不下撤。

　　1953年，42岁的约翰·汉特上校被皇家地理学会和登山俱乐部任命为英国穆峰探险队队长。汉特在三十年代多次参加英国登山探险队在喜马拉雅和喀喇昆仑山等山脉探险，有丰富的登山经全和卓越的组织才能。在经过一年的技术和身体训练后，英国登山界从100多名预备队员中精选出8名队员作为登山队队员。汉特又特地选中了三名外援，28岁的新西兰人乔治·洛易、32岁的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和39岁的喜马拉雅山区雪巴族人丹增·诺盖。

　　在精心挑选登山队员的同时，英国人汲取了法国人成功经验对装备进行改进。汉特决定沿瑞士人在1952年开辟的由南坡登顶的路线前进。

　　1953年4月下旬，汉特率领登山队员进入昆布冲川。昆布冲川的尽头在珠峰的底部，长达六、七百米。登山队员们使用绳梯登上尖塔一样高的大冲块，架起铝制梯桥越过很宽的裂缝。登山队又成功越过了两峡谷。

　　在通往南山口的雪坡、冰瀑、冰谷中，汉特先后设置了8座补给营地。由于登山队员们难以适应海拔8350米的气候，汉特不得不把原计划的六个人突击组减少为登山家波提隆、医生艾文斯、丹增·诺盖、埃德蒙·希拉里四人。5月26日，由波提隆和艾文斯组成的第一突击小组，因所带氧气所剩无几，在登上南高峰后，下撤回到第8营地。

　　28日上午8时45分，汉特首先派三名登山队员为第二突击小组的丹增和希拉里开辟登上南高峰的道路，1小时后，两人开始沿着同伴开出的路向顶峰推进。丹增和希拉里接受了第一突击小组的失败教训，两人在海拔8500米处的一块陡峭的岩壁下清理出一块搭帐篷的平台，建立了第9号营地，在营地中过了一个寒冷的夜晚后，于29日上午6时30分离开营地，向南高峰登攀。

　　上午9时左右，希拉里和丹增顺利地登上了南高峰。只剩下最后一道脊岭了。脊岭的左边，冰雪像飞檐似地伸展开去，下面是高达数千米的陡崖；脊岭的左边，万仞石壁，深渊无底。脊岭上的积雪坚硬，希拉里在前，丹增在后，两人一步接一步地往脊岭上爬。一块高约10多米的岩石挡在了他们面前，岩石上结了一层冰，很难直接爬上去。

　　希拉里和丹增小心地寻找越过岩石的道路，终于发现岩石的右边，在岩石和雪檐之间有一条既深又窄的裂缝，仅容一人通过。希拉里小心地把一只脚踏入裂缝，慢慢地将重心移过去。然后，双手抓牢可能找到的凹角成裂口，一步步向石壁上登去，终于登上了石壁。很快，脊岭不再上升，而是下斜，希拉里和丹增俯瞰山下，看到了北口和昆布冰川，仰头看，则可看到一条狭小的雪岭，直达积雪的绝顶。

　　希拉里和丹增继续向绝顶爬去，他们相隔2米远，希拉里首先登上绝顶，随后，丹增也登了上去。这时是1953年5月29日上午11时30分。希拉里和丹增热烈握手、拥抱，他们在冰镐上分别悬挂起联合国、英国、印度和尼泊尔四面旗帜，拍下了人类首次登上地球之巅的珍贵镜头。

　　从离开第9号营地到登上山顶，希拉里和丹增一共用了5个小时，攀登路程为348米。希拉里与丹增在珠峰顶停留了15分钟。希拉里在珠峰顶挖了个雪洞，埋入了一个小十字架，那是队长汉特托他带上顶峰的；丹增则挖了一个小雪洞，放进了巧克力、糖果和饼干作为祭奠珠穆朗玛女神的供品。

　　珠峰的南侧是尼泊尔，山下有一座丹勃齐寺；珠峰的北侧是中国西藏，山下也有一座名为绒布的寺庙，丹增是世界上第一位同时看到山南、山北两座大寺庙的人。

　　万隆会议

　　1955年4月18日，在印度尼西亚风光秀丽的历史名城万隆，来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340名代表，迈着自信的步伐，走进了独立厅，这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第一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自行召开了国际会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亚洲、非洲一系列国家冲破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枷锁，赢得了民族的独立。但是殖民主义并不甘心在亚非的失败，企图以新的形式重新登台。战后成为资本主义霸主的美国，更是加紧制造新的紧张局势。亚非新兴国家的安全与独立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反对殖民主义、捍卫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相互间的友好合作成为亚非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

　　在1953年8月，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就提出了召开亚非会议的设想。1954年初，中国总理周恩来出访印度和缅甸，中印和中缅发表了联合公报，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在国际关系中“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道出了亚非各国人民要求建立国家间平等友好新关系的心声。在此背景下，4至5月，南亚五国（锡兰、印尼、印度、缅甸、巴基斯坦）总理会议在锡兰首都科伦坡召开，讨论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正式倡议如表示支持探讨召开亚非会议的可能性。9月，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先后访问印度、缅甸，就召开亚非会议一事与两国总理达成共识。12月，南亚五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会议，决定联合发起亚非会议。

　　周恩来总理抵达万隆，受到各界隆重欢迎

　　亚非会议召开的决定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国际进步势力为之欢呼雀跃。

　　中国对亚非会议的召开予以积极支持，并组成了以总理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于4月11日取道香港先行的中国代表团部分工作人员在途中不幸遇难。经查，事故原因系启德机场检修人员周驹受国民党特务收买，在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印度“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机翼下放置了定时炸弹。但是亚非人民并没有被反动势力的卑劣行径所吓倒，会议如期举行。中国代表团加强了防范。副总理陈毅对大家说：“人人都要做保卫工作。就是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尽管环境复杂、险恶，周恩来依然从容、沉着，为肩负的重大使命而不遗余力。

　　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拉拢和经济引诱，一些与会国代表准备在会上同共产主义作斗争，会议存在偏离方向的危险。18日下午，大会发言开始。当天绝大多数代表发言指出会议应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消除殖民主义，但最后发言的伊拉克代表贾马利竟然指责共产主义给世界带来了“新形式的殖民主义”，说什么“非共产党世界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要认真对待共产主义的威胁”。会议的气氛骤然紧张。

　　第二天，中国代表本来被预定第一个发言，但周恩来并未先登讲台，而是耐心地听着各国代表的发言。绝大多数发言都表示憎恨殖民主义、向往和平友好，但上午会议临近结束时又有人猛烈攻击共产主义。周恩来立即决定将原先准备的发言稿改作书面发言，而另外作一个补充发言。他当即在会场起草了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中午他又根据提纲口述，由随行人员记录，完成了补充发言稿。当天下午，三个国家的代表发言过后，会议主席宣布：“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发言。”顿时，会场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数以百计的记者涌进会场。

　　周恩来健步走上讲台，开头便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他说，“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他建议会议“求同而存异”。针对少数代表对中国的误解和指责，他一一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他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烟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最后，周恩来他激情地呼吁：“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会场上报以长时期的热烈掌声。记者们随即了解各国代表团的反应，许多国家的总理和其他代表对周恩来不同凡响的发言给予高度称赞。

　　从20日起，会议分成政治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分别举行小会。在政治委员会21日下午会议临近结束时，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突然大谈反对共产主义，并提到中国的威胁。周恩来立即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并宣布将在次日就此发表意见。散会以后，周恩来立即单独找科特拉瓦拉，说：“你把我们请来，你又来破坏会议，什么意思？”科特拉瓦拉不得不退让，第二天首先声明他不打算作任何提案，而周恩来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在会上与对方进行一场激烈论战，只是作了个简短的说明，竟然使惊涛骇浪奇迹般地平静下来。

　　周恩来拨正了会议的航向。“求同存异”终于使与会各国代表将注意力集中到会议主题。24日晚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各国代表在发言中盛赞会议的重大成就。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闭幕词中说：“让我们在共同开创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并愿万隆会议成为指导亚洲和非洲的进步前途的灯塔！”

　　万隆会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第三世界的崛起，它所倡导的各国人民友好合作的精神称为“万隆精神”，永载史册。

　　萨特和“存在主义”

　　战争给人们心灵与肉体造成的巨大创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文学中反映得最为明显。战时在法国诞生的“存在主义文学”，战后风靡西欧，影响扩展到全世界。存在主义的旗手是法国哲学家、作家让·保尔·萨特。

　　1905年6月21日，萨特出生在巴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幼年丧父；随母亲住在当德语教师的外祖父家中。1924年，他考入有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毕业后在一所高级中学当哲学教师。1933年，萨特到柏林的法兰西学院进修哲学，拜现象学派创使人胡塞尔、德国存在主义创使人海德格尔为师，正式接受了存在主义哲学。1938年，萨特的哲学小说《厌恶》问世，这部作品同1942年加缪发表的第一部小说《局外人》奠定了存在主义文学的基础。

　　《厌恶》是一部自叙体小说，主人公“我”——安东尼·洛根丁是一个单身汉小知识分子，梦想成为大作家。可是他写不出东西，但仍天天上图书馆。整部小说没有连贯的情节，以日记的形式记述“我”在图书馆的见闻及对人生的思考和对事物的看法，“我”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厌恶”，感到迷惘甚至恐惧。认为做任何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一部哲理性小说，表达的是存在主义哲学的观念：“人的生存状态”。

　　萨特的哲学认为人是孤独的，荒谬的，他的短篇小说《墙》表达的就是这样一个观念。

　　1943年，萨特接连发表《苍蝇》和《此路不通》两个剧本、同年他发表本体论《存在与虚无》，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存在主义思想。1944年，他辞去教职，埋头著述。萨特在政治上一直比较进步，他对资本主义制度有所揭露和批判。他认为“这个是不道德的，它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利润而建立的”，要求改变这个不合理的制度。从1951年起，萨特与共产党人接近，他自称是“同路人”，试图在党之外思考真理，并且希望党能利用他思考出来的真理。1954年和1955年，萨特曾两次访问苏联。

　　1955年，萨特与妻子西蒙娜·德·波伏瓦一起访问了中国，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表示出同情和支持。萨特积极支持国际进步与和平事业。1952年和1955年，他出席了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和世界和平大会，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萨特坚决支援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1960年，萨特发表《辩证理性批判》，探讨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相互关系。萨特宣称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用存在主义来“补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

　　萨特和加缪虽然认为世界荒谬，但是他们并不鼓吹法国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写法，积极探索一种新的小说创作手法。1964年，瑞典科学院授予萨特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金。他拒绝接受这个荣誉。他说：“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我都不接受，我只接受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

　　萨特坚决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并于1967年接受英国哲学家罗素的邀请，参加由各国人士组成的罗素国际战犯法庭，担任主席。该法庭在他的支持下，判定美国对越南有战争罪。1968年5月，法国爆发学生运动，萨特热情支持极左派学生的活动，后来还从道义上、经济上大力援助极左派出版的小报。他曾是无产阶级革命共产党人机关报《人民事业报》社长和《革命》月刊主编。但是，萨特并没有放弃他的存在主义。他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片面强调历史必然性对人的制约，没有看到人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创造历史，由此导致马克思主义僵化。存在主义可以在方法论上弥补马克思主义的不足，使马克思主义重新“发现人”，从而恢复它自身的活力。但萨特的存在主义实际上是把人的意识作为整个世界的基础和决定者，从而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淖。

　　萨特的一生不断探索，他的思想也不断变化。到了晚年，他越来越认识到社会条件对人的制约，也企图改变世界。1980年3月，萨特逝世前不久，在医院的病房里与他晚年的助手作过几次长谈。他这样总结他的一生：“我不认为，我单枪匹马，靠我的思想，就能改变世界。但是，我辩认出一些正在努力向前进的社会力量。我认为，我的位置是在它们中间的。”

　　这位执拗的思想家晚年处于半失明状态，他不能像过去那样从事繁忙的工作和社会活动，但他对当代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仍旧非常关注。萨特遣责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和入侵阿富汗。

　　1980年4月15日，萨特逝世。数万巴黎人自发参加他的葬礼，对他表达了深深的敬意。

　　巴勃罗·聂鲁达

　　巴勃罗·聂鲁达，智利社会活动家和诗人，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聂鲁达是一位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他以无穷的人格魅力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1904年7月12日，聂鲁达出生在智利利纳雷斯省的小城帕拉尔一个铁路工人家庭里。他的父亲是铁路职工，母亲是教员。少年时代就酷爱文学和诗歌。不满13岁时，已在报上发表文章，14岁时发表诗作。1920年，聂鲁达以《节日之歌》在特穆哥城赛诗会上获得头等奖，被选为该城学生文学协会主席。1921年，聂鲁达离开偏僻的故乡来到首都圣地亚哥，就读于圣地亚哥师范学院，学习法文。1924年，聂鲁达发表了成名之作《二十首诗和一支绝望的歌》。

　　聂鲁达的诗作颇具特色，它内容新颖，摒弃了袭用的“天鹅”、“侯爵”、“仙女”一类的陈旧题材，而是描写圣地亚哥的自然风光，河流和街道；诗作形式多样，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比喻生动，声调丰满，别具一格。他的诗作一经发表就引起智利文学家的注视。

　　大学毕业后，聂鲁达在圣地亚哥继续从事诗歌创作活动，因诗歌出众，颇有名望。他于1927年被智利政府任命为外交官员，先后派往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缅甸任领事，还到过日本、新加坡和印度支那。1933年任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领事。1935年到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从1924年至1935年间，聂鲁达在诗歌创作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出版了《地球上的居所》（共三集）。比起早期的创作，这时他的视野更加开阔，诗中常常出现劳动群众，并产生了和现实生活有关的形象与联想。

　　到1936年，聂鲁达的政治思想和创作生活开始发生重大转变，这是同他在西班牙内战中的那段不平常的经历有关的。这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当时担任智利驻西班牙使馆领事的聂鲁达，被围困在马德里。在西班牙内战的烽火中，聂鲁达仗义执言，以愤慨的心情，写下了著名的诗篇《西班牙在我心中》。他不仅怒斥叛军和德、意法西斯的凶恶行径，也意识到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对正义事业充满胜利的信心：

　　已经一年多了，自从叛徒们跑来冲撞

　　这条堤岸。

　　马德里的血潮使他们胆战心寒。

　　不管是火，是死，都不能把这座墙壁推翻！

　　聂鲁达富有战斗激情的诗篇，曾由西班牙共和国东路军事委员会印刷出版，在战士们的手中广泛流传，成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

　　1937年，聂鲁达从马德里来到巴黎，继续作诗，鼓舞西班牙人民的卫国斗争。由于聂鲁达对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深表同情，智利政府免去了他的领事职务，令其回国。次年，智利共产党等政党联合建立的人民阵线在竞选中获胜。聂鲁达于1939年又抱病重返欧洲，出任智利驻西班牙流亡政府（设在巴黎）的使馆领事。在任职期间，他克服重重困难，帮助西班牙流亡政府从法国总理达拉第所设的集中营中，营救出几千名西班牙流亡者，送到智利。

　　1941至1944年，聂鲁达任智利驻墨西哥领事。当时，苏联人民已开始伟大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聂鲁达以极其担忧的心情注视着苏联人民的斗争，关注着苏联和世界人民的命运。战争刚爆发，他就发起组织并领导“战时援苏委员会”，从事支持苏联卫国战争的宣传活动。1942年夏天，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期间，聂鲁达夜不能寝，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著名的《致斯大林格勒的颂歌》：

　　夜间，劳动者睡了，醒过来，

　　把手臂挥到黑暗中去，询问那黎明：

　　黎明啊，朝阳啊，快要来临的光辉的白日光啊，

　　告诉我吧，是不是人民的圣洁的手依旧保卫着那光

　　荣的堡垒？

　　聂鲁达这首诗在当时墨西哥人民中影响很大。他在工人集会上朗诵这首诗的当天晚上，墨西哥人民把它“像印战事公报那样印成了大幅贴”，在墨西哥城的大街上张贴了两万张。《西班牙在我心中》和《斯大林格勒的颂歌》是聂鲁达的代表作，也是他政治思想和创作上臻于成熟的重要标志。

　　1944年，聂鲁达回到智利，次年被选为参议员，获全国文学奖金。7月8日，他加入智利共产党。1946年，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魏地拉政府上台，聂鲁达开始从事反对魏地拉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