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自愿戒毒第一人自述：现在的我幸福地活着

记者 赵 彤/文

　　编者按：曾是班里的文艺委员；曾是下乡青年点儿的点长；曾是厂里最年轻的干部；曾连续六年获得先进生产者等称号；曾是日进斗金的富翁……然而，一阵白烟掠过，百万存款挥霍一空；最亲的妈妈也比不上毒品；十进十出沈阳戒毒所，最终成为沈阳自愿戒毒第一人。

　　在“6·26”前夕，今报采访了沈阳自愿戒毒第一人。在接受采访前，刘大哥说不要露出他的真名，不要拍摄他的正脸，更不要读者再走他的路。于是，采访在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

　　一次手术染上毒瘾

　　我一直是个急性子，年轻时气盛，打架是常事儿。1989年9月份，我和别人打架时把肚子这儿(刘大哥撩开外衣，露出他肚子上长长的伤疤)的大网膜打坏了。动了一次大缝补手术。可手术后肚子里面有时还疼。

　　那时候，我在五爱市场作生意，认识了一些不务正业的人，他们把那东西(海洛因)拿给我，说是管疼。开始抽的时候，我是又吐又恶心，可后来就越抽越邪乎。(这时，北市公安派出所的初所长递给他一支烟。“我不抽这烟，我抽旱烟。”刘大哥边说，边指着香烟：“那时候，他们把海洛因刮下来一点儿掺进烟丝，表面看跟普通的香烟一样。”)

　　曾是最年轻的干部

　　我从小就多才多艺，上学时是班里的文艺委员。1974年下乡那会儿，我是青年点的点长，手底下管160多人。1979年回城后，就到了仪表厂。过了三年，我就当上了车间主任。当时我是全厂最年轻的干部，什么先进生产者、钳工状元，年年有奖。那时，我可是事事顺心，娶了老婆，生了儿子，在单位也干得生龙活虎。

　　可人哪，就是不知足。日子过得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总觉得自己年轻，应该闯闯。那时候“二哥”(别称)在最初的五爱市场倒腾衣服，见我手巧人又机灵，就让我帮他忙。在单位我一个月挣87块钱，可帮“二哥”推货、守摊，一天就能挣30元钱。后来，“二哥”生意越做越好，我跟着也挣得多了，一天100块钱。再后来，“二哥”说：“床子给你吧，你就一天给我交点儿钱就行了。”我一合计，还在单位干啥呀，就跟领导唠了，领导惜我是个人才，舍不得放人，就先给我开了个病假。这样，从1987年开始，我就下海自己做买卖了。

　　当时，正是改革开放之初，感觉卖啥都挣钱。我卖皮夹克，就那种底下紧腰式的(刘大哥用手笔划着，八十年代末最流行的皮夹克款式)，那真是好卖，一天净挣一万多块，两年时间我就挣了100多万。(记者：“有时钱来的容易，走的也快。”刘大哥点了点头。

　　用离婚吓我也不管用

　　一开始，真的是出于抗病考虑，可过了一阵子，全变了。我真的染上毒瘾了。(刘大哥吸了一口烟，并让妻子送来一壶茶。

　　四年时间，从吸毒到第一次进戒毒所，老婆从原谅我、可怜我，到生气，再到失望，最后“离婚”成了咱俩常提的话儿。其实，我也想戒，好几次，我足足地吸完后，跟家里人喊：“能咋的，把我给绑起来，就不信我戒不了，绑死死的，再把门锁上，都别理我。”开始时，我浑身就像有蚂蚁爬一样，可我不皱眉，男子汉大丈夫有啥能怕的。可我挺一会儿就挺不住了，声嘶力竭地喊救命，然后就使足了劲儿，把绳子给拽开了，然后从窗户跳出去，出去后第一件事，就是四处找毒品。(记者：“那段日子，家里人为你操了不少心吧。”)母亲嗑头说：“儿子，别吸了。”

　　要说人到那时候就真他妈的不是人了，谁最疼你，你就最伤谁的心。在咱家兄妹几个人里，我妈最疼的就是我，可那段日子，最受苦的就是她老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