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春树一夜成名 我们和《时代》谁误读了谁

少女作家春树成为《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人物之一。在今年2月2日该刊的封面报道中，记者Hannah Beech(中文名汉娜)以“The New Radicals”(《新激进分子》)为题，报道了春树、韩寒、满舟和李扬等，称他们为“linglei”(另类)。一周后，中国一些媒体纷纷就此事做出反应，在记者收集到的相关报道中，各家媒体不同程度地关注着一个核心话题：“春树、韩寒等人能不能代表80年代生人”？ 　　同时，《时代》周刊的报道动机也受到质疑。3月1日，一篇名为《春树、韩寒：离中国80年代后生人代表有多远？》的文章称，“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授在接受千龙网记者专访时认为，美国《时代》周刊对这些人的定性，事实上夸大其辞，迎合了美国资本主义主流社会的政治宣传需要。”该文还引用这位教授的话说：“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对美国反华本质的警惕”。 　　3月5日，记者拨通了《时代》记者汉娜在上海的电话，对她进行了独家专访。汉娜说：“我注意到新浪上中文的翻译说，《时代》周刊说‘他们(春树等)代表中国年轻人’，可是这个绝对不是我写的。我没说过这样的话。” 　　《时代》记者汉娜：你们误读了我 　　2月10日，北京《新京报》刊发《呐喊：“80后一代”的另类表达》，文中说“这篇封面文章的内文标题———TheNewRadi?cals(新激进分子)可以说是《时代周刊》对以春树和韩寒为代表的‘80后一代’的新界定”； 　　2月13日，上海《新闻晨报》采访了春树和韩寒，标题称“春树、韩寒们直面时代周刊误读”，文中引用韩寒的话说：“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中国男人……这些称谓是一些一些媒体强加的”； 　　3月3日，天津《每日新报》刊登《＜时代＞封面女孩春树：没人理解“80后”》，文中说“春树，被《时代》称为‘80后’的代表人物”，并引用春树的话说：“我只是出生在80年代后……他们并不理解80年代后出生的人”。 　　正当中国一些媒体对春树等人能不能代表80年代生人以及《时代》周刊为何选择他们为代表争论不已之时，汉娜推翻了争论的前提。究竟是谁“误读”了谁？ 　　记者找到了《新激进分子》的英文全文，经过认真阅读，发现她的英文报道中的确没有“春树等人是中国80年代后生人的代表”这样的表述。 　　汉娜对记者说：“如果你看我的英文，我写他们不是代表中国年轻人，他们代表onetype(一种)、onekind(一种)。我们说一类中国人是这样的，大部分的中国年轻人肯定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们都是上中学、大学。我觉得很多人，看翻译的时候，说《时代》周刊说‘春树、韩寒代表中国年轻人’，可是这个绝对不是我写的。我看了(译文)以后，是有点生气的。” 　　对于此次报道的动机，汉娜解释说：“选这个题目，是因为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在美国也有很多‘另类’的人，现在中国也有了。在美国，个人主义是好的意思，写这个文章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一个好的意思，中国的年轻人越来越个人。有些人说是不好的意思，可是我们认为是好的。……《ontheroad》(《在路上》，“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杰克·凯鲁亚克的代表作)，在美国是代表非常好的意思。我们觉得非常cool，很有意思，很棒。” 　　谈及“误读”问题，汉娜再三表示“没有合适的例子”，她说：“我在中国做记者四年左右了。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地方，像我去日本、去韩国，都有不同的地方，所以不是只有中国是这样。”在采访结束时，她问记者：“为什么你们对这个这么感兴趣？大部分人他们看报道，觉得是不好的意思吧？” 　　真的如汉娜所说吗？ 　　史安斌：汉娜的报道有“两个失误” 　　记者采访了曾在美国宾州大学专门从事跨文化传播和中美媒体比较研究的史安斌博士，目前他担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讲《美国传媒与大众文化研究》等课程。 　　史安斌博士在指出汉娜的文章总体上“比较客观”、“误读”很多时候“难以避免”的同时，提出了汉娜的“两个失误”，认为这些失误“客观上助长了‘误读’”。 　　失误之一：“把春树、韩寒他们和‘垮掉的一代’放在一起来比照”。 　　史安斌博士说：“在跨文化传播中，为了减少意义的不确定性，交流者经常使用比照。‘……相当于中国的什么’、‘……相当于美国的什么’等等。但是这样比往往会造成误读，因为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一旦做了对比就容易把人往那个方向领。尽管在这篇报道中，汉娜也说了春树他们还是小孩子，将来可能会有变化等等，但读者还是会把他们看成是相关的现象。” 　　他认为，“‘垮掉的一代’和春树、韩寒他们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垮掉的一代’对美国社会影响很大。可以说，对美国整个的主流意识形成了消解。美国以前是一个清教传统的国家，上世纪60年代以后却出现性解放运动、黑人运动、民权运动等等，包括美国走到今天这个样子，应该说都和这些人有关系，他们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当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美国上世纪50年代那批人的时候，‘沉默的大多数’已经被遗忘，记住的就是少数几个‘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和他们的经典作品，像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等等。 　　反过来说，你现在能说春树、韩寒的作品就是这一代的经典吗？他们能不能有这样大的影响？一个是现在说还为时过早，再一个我实在是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在同龄人中影响都有限，更不要说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了。 　　所以，虽然汉娜没有明说，但是她过于着急地想给这些人定位，包括她用‘另类’这个词来概括他们。我认为这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并不像‘垮掉的一代’或者‘嬉皮士’一样有共同的价值观，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集体身份、代际身份。为了避免这一点，汉娜应该在文章中强调：这些年轻人代际身份尚不明显，这样就不会引起非议了。” 　　失误之二：“没有严格贯彻新闻报道的平衡原则”。 　　史安斌博士认为：“虽然汉娜没有明确说春树他们是80年代生人的代表，但她特意突出这些人的做法本身，就有可能让人觉得她把他们当作一种代表。汉娜的文章从总体上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但在选择采访对象的时候有一点偏差。如果真正贯彻平衡原则的话，她应该让代表主流意识的孩子也占据一定的报道空间，或者至少在报道中对这些代表主流意识的年轻人给出一个背景描述。 　　《时代》周刊以前很少关注中国年轻人的总体状况，突然选择了这么几个人，汉娜本人在报道中又没有做出全面的呈现。对美国受众来说，他们在没有看到一个完整的图画之前，就看到了这几个人，他们有可能认为中国的孩子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中国一些媒体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据我在美国期间的观察，大部分美国人对中国年轻人的了解是不全面的。他们无法接触到中国的年轻人，主要还是通过新闻报道来获得一个印象。《时代》周刊封面春树那张照片上写着‘breakingout’(打破)，但打破的是什么？缺乏一个全景式的介绍，这个打破就有一点耸人听闻之嫌了。” 　　史安斌博士同时强调：“我们在看待这篇报道的时候，也应该有一个平衡原则，应该对汉娜的报道做一个全面的分析，不能以偏概全。汉娜有一点讲得对，在翻译的时候一定要尊重原文，不能断章取义。汉娜的文章中确实没有明确说春树、韩寒他们是80年代后的代表，我也相信她不会这样做，因为在西方新闻报道中记者是不能站出来发言的。她可能从字里行间，或者通过引用被采访者的话，有这样的暗示，但无论如何我们的一些媒体用这个意思作为大标题还是不应该的。” 　　他还认为：“严格说，中国一些媒体打出‘八十年代后’的大标题也是为了吸引眼球，也有炒作的因素。因为如果不这样说，按照原来的标题直译为《新激进分子》，可能就没多少人愿意看了。把春树他们说成是80年代后的代表，加了一些汉娜原文没有的意思，目的也是商业性质的。所以汉娜觉得受委屈了。”此外，“中国一些媒体———尤其是网络一些媒体———在摘编和转引国外报道的时候，也应该对中西新闻观的差异做一点说明。” 　　林少文：对待汉娜这样的报道应更“宽容” 　　与史安斌博士有所不同，国际广播电台英语中心副主任林少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更强调“宽容”。林少文认为，汉娜的报道基本上是客观的，“枝节部分带有西方人的惯性思维”，但“就主题来说，既不歪曲，也不误解”。林少文认为，对一个报道进行评判的根据首先是“事实是否准确”，“说她不歪曲，是因为她本人确实认为这‘另类’是中国值得注意的现象；而说她不误解，是因为她所报道的也确实是个值得注意的倾向”。他反问：“为什么中国的一些媒体不去思考这个问题？” 　　林少文说，由于国际报道的特殊性，文化误读和恶意扭曲的现象都是存在的，有时候也有微观事实准确，宏观失实的情况，但不能一概而论。他认为，对于外国媒体的中国报道，“一看事实，二看动机，三看是否真诚地得出结论，对恶意诱导的也要保持警惕。” 　　但就这次的事件来说，他认为中国记者反倒应该向汉娜“学习”。“今天的‘另类’现象，可以说是一种为历史付出的代价。过去我们强调另一面太多了。我们总是说个人是螺丝钉、任人搬的砖等等，提倡‘干一行，爱一行’，为什么不能‘爱一行，干一行’呢？我们的社会接受另类的程度在提高，说明社会的宽容度在提高。” 　　“但是，‘另类’作为个体现象虽然不值得大惊小怪，如果成为主流就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产生‘另类’的土壤，包括我们的教育机构、一些媒体等等在中间起了什么作用？ 　　“汉娜倒不见得替我们忧国忧民，但她看到了深层次的问题，看到了一种潜在的力量。我们的记者应该向她学习这种敏锐的视角。当然，不能学习她带着惯性思维看问题。” 　　林少文认为，“另类”现象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信仰和浮躁心理，这种情况在一些媒体中同样存在。“新闻报道也存在追逐‘另类’的问题”，林少文最后说：“无论对‘另类现象’还是对追逐‘另类’的报道，甚至对追求报道方式的‘另类’，都应当更宽容，但是都不应让它们成为社会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