狰狞可怖不亚于男人--纳粹高官的女人们

新近出版的《纳粹女人》一书，研究视角从“纳粹男战犯”转到了“纳粹女人”，填补了二战史研究的空白 　　看影片《辛德勒的名单》时，法西斯集中营里的纳粹女看守凶恶的形象虽只寥寥几个镜头，却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即使女性，一旦成为纳粹后也变得那样狰狞可怖，有的集中营里的女看守其凶残程度丝毫不亚于男看守。然而，在人们回顾二次世界大战史料时，纳粹女人常常居于大多数人习惯的视野之外，对她们的情况很不了解，即使知道也只晓得点皮毛。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纳粹女人》(安娜·玛丽亚·西格蒙德著，班玮、曲俊雅译)一书，把研究方向从以往的“纳粹男战犯”转到“纳粹女人在战争中的作用”上，弥补了这个缺陷。 　　《纳粹女人》共写了十四个纳粹名媛，包括戈林的妻子卡琳和艾米，戈培尔的妻子玛格达，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希特勒的女门生亨里埃达，盖世太保头子海德里希的妻子莉娜，纳粹御用女导演里芬施塔尔，第三帝国的传奇女飞行员汉娜等。书中没有把这些女人当作纳粹符号来写，而是通过大量史料和细节，生动地刻画了这些纳粹女人各自的经历、性格和命运，因此更能发人深思。 　　纳粹的原文含意是“国家社会主义”，希特勒就是靠这一主义上台的。当时一战战败后的德国，经济大萧条，民众普遍存在失落感。希特勒利用了这种情绪。纳粹政权初期，由于发展军火业，大量修建高速公路，给失业工人创造了就业机会，使许多德国人产生兴奋感，以为可以振兴德意志，开始赞成“纯日耳曼血统”的邪说，他们对纳粹主义的盲目热衷使自己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形成了一股狂热的法西斯潮流。在狂热的人群当中，也有许多女性。女人的作用有其独特性，正如纳粹党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在其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这些女人是党最好的宣传员，她们说服丈夫与希特勒交朋友，空闲时间积极投身政治……为党的利益无私奉献。”尽管纳粹政权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但这些女人无动于衷，在她们眼里，那些纳粹战犯依然是好丈夫、好父亲、好朋友，她们极力美化纳粹的所作所为，对纳粹的愚忠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这些纳粹女人的共同特点之一是与权力结盟，同权力做伴，有一些即是纳粹高官的妻子，她们与纳粹政权是生死与共的血肉关系。这群人中最典型的当数戈培尔的妻子玛格达。玛格达对纳粹主义极其狂热，对希特勒充满崇拜之心。她说：“我当然也爱我丈夫，但我对希特勒的爱更强烈，为了他我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平时，她完全按照纳粹理想女性的标准履行女人的职责，甚至连她生六个孩子也是按照纳粹主义的妇女观行事的模范行为。由于生了一大群日耳曼血统的孩子“赠与元首”，1938年玛格达·戈培尔成为首位获得“德国母亲荣誉十字勋章”的妇女。后来当苏联红军包围柏林，纳粹政权即将灭亡之时，玛格达仍然忠心耿耿追随希特勒，和丈夫一起带着六个孩子住进希特勒的总理府地下室。母爱可以说是天下所有女人的天性，但在玛格达这个女人身上，母性也要服从纳粹党性。身临绝境之时，她没有为自己和孩子们的命运流泪，而当希特勒在地下室里从西服翻领上摘下自己的纳粹党徽给她戴上时，她却流下了激动的泪水。1945年5月1日，戈培尔夫妇决定自杀。希特勒的女秘书和爱娃的女佣请求把孩子们交给她们设法带出去，戈培尔不同意。所有的女人、炊事人员、办公室工作人员都进来向玛格达下跪，为孩子们求情，但玛格达冷酷地拒绝了。六个孩子(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才四岁)被注射毒剂而死。随后，戈培尔开枪自杀，玛格达服毒自尽。直到死亡，玛格达都认为自己有权决定他人的命运，剥夺他人的生命，包括自己孩子的生命。这本身即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主义！玛格达彻底接受了纳粹思想，狂热地用纳粹思想毒害他人，而最终使自己和孩子也成为纳粹思想的受害者。 　　纳粹上台是德国民族的大灾难，而动荡时代的德国女性的命运更是和整个民族的悲剧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纳粹独裁政权出于统治需要，必然要精心培育出玛格达这样的纳粹女人。而且从当时德国民众的多数人对希特勒和纳粹寄予幻想，进而耽于迷信，以为就此可以振兴德意志，掀起一股全国性的狂热来看，可以分析出德国女性总体上对纳粹是完全丧失警惕，乃至衷心拥戴的。当然她们中大多数是上当受骗者，和书中的那些纳粹女人是性质不同的。当时德国从上层妇女到下层妇女的许多人把希特勒当作理想的化身，把纳粹主义视作一种拯救德国的替代宗教，动员自己的父亲、兄弟、丈夫、儿子为纳粹上台效力。她们万万想不到结果会是玉石俱焚，毁灭自己的家庭和祖国。这是一个用民族血泪堆积起来的历史教训，一场现代的噩梦。痛定思痛，德国民众才能在战后深刻反省，德国总理才会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下跪忏悔。从这个历史大背景下看待那些纳粹女人，就不会感到不可思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