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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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年在北京建国门外交公寓,美国使馆的文化参赞戴伯(就是后来在“北京人在纽约”里面跟姜文演对手戏那个衣厂洋老板)周末搞了个 PART。 那时候他也是个单身的小伙子,据说原来在美国他所学的专业是动画,不知后来怎么就当上外交官了,既然在美国演员都能当总统,这也没什么稀奇的。 当时国内各路的牛鬼蛇神还不能随便进出外交公寓,现在这规矩恐怕也改不了,因此需要戴伯一个一个的到大门口接,来的人多半是那种也许有点才华,生怕别人把他当成普通人看待的青年男女。有写诗的,有演员,有画画的,以艺术盲流为主。朋友来多了,椅子不够用,有人就索性坐地下,男男女女自己取酒后找人瞎聊,我的一个美国朋友桑万弹吉它,一个“人大”的青年作家吹着口琴伴奏,两人合作的非常鲜活。戴伯接了一个电话后,有点神秘的告诉我去接一个大家都认识的朋友,还顺手递给我一个印帝安手鼓,转身出去了。我接过手鼓也不管会不会,伴着吉它的节奏猛拍一气。有了鼓声,大家的身体开始跟着鼓点晃起来了,我当时联想到一个词;所谓“鼓舞”真是言之不差。 气氛扇起来了,另类青年们开始进入了状态。这时候我透过跳舞的男女看见戴伯回来了,在他身后跟进来一个人――姜文,站在门口往屋里打量,身材显得挺魁梧,橄榄绿的宽条绒裤子,脚上一双劳保鞋,那时候这种鞋是给国外加工的,很多时髦的年轻人都喜欢。不知大家还记得电影“轮回”吗?片子里给了男主人翁脚上的那双鞋不少的特写。此时,屋里的人也都认出这位冉冉升起的新星,但那时的聚会上好像没有追星的习惯,只是用目光说,知道了,你是姜文! 姜文出道的作品“末代皇后”那部电影是哪年的事我记不清了,应该在“红高粱”前面,他在里面演溥仪,有一段至今记忆深刻:溥仪穿着日伪时期的军服上厕所,快步走进卫生间,取下手套交给下人,脸上挂着或许是内急或许是不堪政务烦扰的复杂表情,一边坐在马桶上,一边抬起一只手看都不看的对琴师说:“弹得流畅点”。一句台词,几个动作,把“政局与便密”“通与不通”的双重语境,勾画的淋漓尽致。那时候,姜文还不出名,看了这段戏,心里想,这是谁呵?演的太牛逼了!我就是从那时候记住他的。 姜文侧过身子,绕过音乐中摇摆的男女,靠墙角坐在我的边上,彼此点头,算是礼貌性的招呼一下。之后他便用眼睛盯着我手下乱蹦的皮鼓。等音乐停了,自然要找个话题以防冷场: “你鼓打的不错,”他声音瓮声瓮气的,和在“红高粱”里的朗诵声音一样,同时眨着眼睛,我感觉他心里想的并不是手鼓,而在关注我对他的反应。 “瞎打,弄出点动静,让大家活动起来。” “谦虚了吧,”他用那双不双单不单的眼皮下面的半个眼球翻了我一眼,还是眨眼――。 “我是跟小松(刘啸松,崔建乐队的鼓手)那儿偷来的几下子,他本来是玩架子鼓的,也不会这玩意,后来他媳妇让他去西班牙学了两套民间的手鼓打法,摇滚里搀上手鼓挺有味儿,” 他好像有点不解 “他媳妇xx,西班牙使馆的参赞,每次聚会上特能疯的那女的。” 这时候戴伯端着杯酒过来了,拖着怪腔用中文问;“怎么样?” ,“怎么样”这三个字是常驻北京的老外,一见面谈话的开场铺垫。 我就跟着不动脑子的瞎重复“怎么样!怎么样!” 姜文乐了,点头算是回答。 “你现在还住在对面吗?”戴伯递给姜文一杯酒。 “对,离-离-你这挺近,走过来得”一边眨眼,还伴着结巴,他的结巴跟别人不大一样,似乎是思考切断了句子。 我知道他所说的对面是指对面的华侨公寓,姜文自己在那没房子,是刘晓庆住在那。那时候两人处的不错。不过我倒是一直费解,他怎么会跟刘晓庆和的上拍。 昏暗的灯光下,一位身上布料很少的女孩也凑过来跟姜文搭唌,姜文一边品着酒,一边应付着―――。 趁他们聊天,我打量了着这位“影帝”,他看上去没有电影里精神,脸上的肉好像有点松了,我心想,中国的星星还是不够敬业呵,在形体上对自己要求不大严格。对于男人的长相,我没兴趣,不过我对于形象和结构的感觉,还不算迟顿。银幕下看姜文长得不算不帅,五官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可凑在一起反映在银幕上就是比别人有意思。作为演员,姜文角色的可塑性范围很大。早就听说过,他在读中戏的时候,就能模仿人艺的老演员于适之达到神似的地步,为了扮演一个小品里的老人,他能一连好几天,在大街上跟着老头的屁股后面仔细的观察,我想;搞不好肯定会被人纳闷:只听说过有拐卖儿童的,没听说还有惦记老头儿的? 对姜文的表演才华我一直是佩服的,概括的说,他的演技,表面的和内在的都有,是那种坐在那不动就能出彩的禀赋极高的演员,就算好莱坞的星星里,也只有罗博特的.尼罗才有这两下子,在他的表演里还夹杂着一种玩世不恭的黑色幽默。常常留给观众意犹未尽的余韵。 他说:“电影应该是酒,哪怕只有一口,但他得是酒。” 他在银幕上的“味道”大概和他对电影的这番理解不无关系吧。电影对他来说,是即神圣又伤神的玩意,他觉得电影人不能把电影当饭吃,在中国能这么想电影的导演和演员已经不多了。通过短暂聊天我觉得出来,他是一个很用心思考的人,在与别人谈话的时候,也要照死了在脑子里打转。 当时屋内的气氛十分另类,窗外长安街混浊的夜空下灯火朦胧――――― 几年后,姜文在评论电影“活着”的时候说:“活着”是一个动词,被电影当名词使用了。他觉得富贵为了活着,内心应该是非常主动的,当他听到家乡土改枪毙地主的情况,预见到了自己的下场,为了活着,他采取主动放弃,利用一场赌博,把家业输的精光,沦落为贫农,结果如愿以偿,躲过这一劫活了下来。把“活着”当成动词来把握和演示富贵的内心世界,这是张艺谋笔下的葛爷的“富贵”断然不会想到的。冯小刚后来在他的书《我把青春献给你》里也引用了这段话,不过冯小刚言辞诡异,这里对姜文是捧还是讽,很难体会。书里面在把自己和姜文做比较时,有这样一段议论:“我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达到好的标准,姜老师则不然,他的问题是如何能节制他的才华,对于他(姜文)来说,,最大的敌人就是淤出来的聪明。” 我觉得冯小刚的话搔到了姜文的痒处。 书里还有一笔更有意思;说有时跟姜文谈话莫名其妙的就被他站了上风,姜文经常会跟你说:“你不能这样吧?”冯小刚听完之后马上感到下次真的不能再这样了,可过后又一想,“我哪样了? 顺便提一下;“鬼子来了”是近几年来最值得一看的电影之一,同时也是对认识自己的民族具有相当价值的一部电影,它融合了传统和现代的戏剧表现手法,影片黑白的摄影效果,凝重而丰富,远远超过“英雄”“埋伏”里面做作的颜色堆砌。 当然不例外片子里也有遗憾的地方,比如“杀人”一场戏,姜文重新编排了情节:善良的村民由于没有杀过人,特地远道从天津请来了杀过“八大臣”,斩过谭嗣同的“刘一刀”来杀那个绑在麻袋里的鬼子,可刘一刀原来是个光说不练的把式,一番装神弄鬼之后,却最终没能了结那个鬼子的性命,这场戏虽然用意深刻,但放在故事里,却被姜文改的荒诞了,使观众一下子松了劲,远不如原著里面写的;请来本村杀猪的屠夫更有力度,更真实可信。 姜文是一个出生在军人家庭的孩子,对父母非常孝敬。年轻的时候,瘦的跟一根麻杆儿似的,一晃变成了一个中年的汉子,成名之后,自我狂妄了好一阵子。会客厅的墙上,特意挂着“马,恩,列,斯,毛”的象,有点政治波普的味道,一双金鱼眼珠在跟人说话的时候转个不停,一对大扇风耳,有时候还会动――――。 (我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话说得颠三倒四的,大家凑合这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