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姜文

91年在北京建国门外交公寓，美国使馆的文化参赞戴伯（就是后来在“北京人在纽约”里面跟姜文演对手戏那个衣厂洋老板）周末搞了个 PART。 那时候他也是个单身的小伙子，据说原来在美国他所学的专业是动画，不知后来怎么就当上外交官了，既然在美国演员都能当总统，这也没什么稀奇的。 当时国内各路的牛鬼蛇神还不能随便进出外交公寓，现在这规矩恐怕也改不了，因此需要戴伯一个一个的到大门口接，来的人多半是那种也许有点才华，生怕别人把他当成普通人看待的青年男女。有写诗的，有演员，有画画的，以艺术盲流为主。朋友来多了，椅子不够用，有人就索性坐地下，男男女女自己取酒后找人瞎聊，我的一个美国朋友桑万弹吉它，一个“人大”的青年作家吹着口琴伴奏，两人合作的非常鲜活。戴伯接了一个电话后，有点神秘的告诉我去接一个大家都认识的朋友，还顺手递给我一个印帝安手鼓，转身出去了。我接过手鼓也不管会不会，伴着吉它的节奏猛拍一气。有了鼓声，大家的身体开始跟着鼓点晃起来了，我当时联想到一个词；所谓“鼓舞”真是言之不差。 气氛扇起来了，另类青年们开始进入了状态。这时候我透过跳舞的男女看见戴伯回来了，在他身后跟进来一个人――姜文，站在门口往屋里打量，身材显得挺魁梧，橄榄绿的宽条绒裤子，脚上一双劳保鞋，那时候这种鞋是给国外加工的，很多时髦的年轻人都喜欢。不知大家还记得电影“轮回”吗？片子里给了男主人翁脚上的那双鞋不少的特写。此时，屋里的人也都认出这位冉冉升起的新星，但那时的聚会上好像没有追星的习惯，只是用目光说，知道了，你是姜文！ 姜文出道的作品“末代皇后”那部电影是哪年的事我记不清了，应该在“红高粱”前面，他在里面演溥仪，有一段至今记忆深刻：溥仪穿着日伪时期的军服上厕所，快步走进卫生间，取下手套交给下人，脸上挂着或许是内急或许是不堪政务烦扰的复杂表情，一边坐在马桶上，一边抬起一只手看都不看的对琴师说：“弹得流畅点”。一句台词，几个动作，把“政局与便密”“通与不通”的双重语境，勾画的淋漓尽致。那时候，姜文还不出名，看了这段戏，心里想，这是谁呵？演的太牛逼了！我就是从那时候记住他的。 姜文侧过身子，绕过音乐中摇摆的男女，靠墙角坐在我的边上，彼此点头，算是礼貌性的招呼一下。之后他便用眼睛盯着我手下乱蹦的皮鼓。等音乐停了，自然要找个话题以防冷场： “你鼓打的不错，”他声音瓮声瓮气的，和在“红高粱”里的朗诵声音一样，同时眨着眼睛，我感觉他心里想的并不是手鼓，而在关注我对他的反应。 “瞎打，弄出点动静，让大家活动起来。” “谦虚了吧，”他用那双不双单不单的眼皮下面的半个眼球翻了我一眼，还是眨眼――。 “我是跟小松（刘啸松，崔建乐队的鼓手）那儿偷来的几下子，他本来是玩架子鼓的，也不会这玩意，后来他媳妇让他去西班牙学了两套民间的手鼓打法，摇滚里搀上手鼓挺有味儿，” 他好像有点不解 “他媳妇xx,西班牙使馆的参赞，每次聚会上特能疯的那女的。” 这时候戴伯端着杯酒过来了，拖着怪腔用中文问；“怎么样？” ，“怎么样”这三个字是常驻北京的老外，一见面谈话的开场铺垫。 我就跟着不动脑子的瞎重复“怎么样！怎么样！” 姜文乐了，点头算是回答。 “你现在还住在对面吗？”戴伯递给姜文一杯酒。 “对，离－离－你这挺近，走过来得”一边眨眼，还伴着结巴，他的结巴跟别人不大一样，似乎是思考切断了句子。 我知道他所说的对面是指对面的华侨公寓，姜文自己在那没房子，是刘晓庆住在那。那时候两人处的不错。不过我倒是一直费解，他怎么会跟刘晓庆和的上拍。 昏暗的灯光下，一位身上布料很少的女孩也凑过来跟姜文搭唌，姜文一边品着酒，一边应付着―――。 趁他们聊天，我打量了着这位“影帝”，他看上去没有电影里精神，脸上的肉好像有点松了，我心想，中国的星星还是不够敬业呵，在形体上对自己要求不大严格。对于男人的长相，我没兴趣，不过我对于形象和结构的感觉，还不算迟顿。银幕下看姜文长得不算不帅，五官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可凑在一起反映在银幕上就是比别人有意思。作为演员，姜文角色的可塑性范围很大。早就听说过，他在读中戏的时候，就能模仿人艺的老演员于适之达到神似的地步，为了扮演一个小品里的老人，他能一连好几天，在大街上跟着老头的屁股后面仔细的观察，我想；搞不好肯定会被人纳闷：只听说过有拐卖儿童的，没听说还有惦记老头儿的？ 对姜文的表演才华我一直是佩服的，概括的说，他的演技，表面的和内在的都有，是那种坐在那不动就能出彩的禀赋极高的演员，就算好莱坞的星星里，也只有罗博特的.尼罗才有这两下子，在他的表演里还夹杂着一种玩世不恭的黑色幽默。常常留给观众意犹未尽的余韵。 他说：“电影应该是酒，哪怕只有一口，但他得是酒。” 他在银幕上的“味道”大概和他对电影的这番理解不无关系吧。电影对他来说，是即神圣又伤神的玩意，他觉得电影人不能把电影当饭吃，在中国能这么想电影的导演和演员已经不多了。通过短暂聊天我觉得出来，他是一个很用心思考的人，在与别人谈话的时候，也要照死了在脑子里打转。 当时屋内的气氛十分另类，窗外长安街混浊的夜空下灯火朦胧――――― 几年后，姜文在评论电影“活着”的时候说：“活着”是一个动词，被电影当名词使用了。他觉得富贵为了活着，内心应该是非常主动的，当他听到家乡土改枪毙地主的情况，预见到了自己的下场，为了活着，他采取主动放弃，利用一场赌博，把家业输的精光，沦落为贫农，结果如愿以偿，躲过这一劫活了下来。把“活着”当成动词来把握和演示富贵的内心世界，这是张艺谋笔下的葛爷的“富贵”断然不会想到的。冯小刚后来在他的书《我把青春献给你》里也引用了这段话，不过冯小刚言辞诡异，这里对姜文是捧还是讽，很难体会。书里面在把自己和姜文做比较时，有这样一段议论：“我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达到好的标准，姜老师则不然，他的问题是如何能节制他的才华，对于他（姜文）来说，，最大的敌人就是淤出来的聪明。” 我觉得冯小刚的话搔到了姜文的痒处。 书里还有一笔更有意思；说有时跟姜文谈话莫名其妙的就被他站了上风，姜文经常会跟你说：“你不能这样吧？”冯小刚听完之后马上感到下次真的不能再这样了，可过后又一想，“我哪样了？ 顺便提一下；“鬼子来了”是近几年来最值得一看的电影之一，同时也是对认识自己的民族具有相当价值的一部电影，它融合了传统和现代的戏剧表现手法，影片黑白的摄影效果，凝重而丰富，远远超过“英雄”“埋伏”里面做作的颜色堆砌。 当然不例外片子里也有遗憾的地方，比如“杀人”一场戏，姜文重新编排了情节：善良的村民由于没有杀过人，特地远道从天津请来了杀过“八大臣”，斩过谭嗣同的“刘一刀”来杀那个绑在麻袋里的鬼子，可刘一刀原来是个光说不练的把式，一番装神弄鬼之后，却最终没能了结那个鬼子的性命，这场戏虽然用意深刻，但放在故事里，却被姜文改的荒诞了，使观众一下子松了劲，远不如原著里面写的；请来本村杀猪的屠夫更有力度，更真实可信。 姜文是一个出生在军人家庭的孩子，对父母非常孝敬。年轻的时候，瘦的跟一根麻杆儿似的，一晃变成了一个中年的汉子，成名之后，自我狂妄了好一阵子。会客厅的墙上，特意挂着“马，恩，列，斯，毛”的象，有点政治波普的味道，一双金鱼眼珠在跟人说话的时候转个不停，一对大扇风耳，有时候还会动――――。 （我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话说得颠三倒四的，大家凑合这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