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导自演贺岁片《鬼子进村》农民走进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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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自导自演贺岁片《鬼子进村》

  1月26日,本报率先独家报道许昌农民自编、自导、自演、自拍贺岁片《鬼子进村》,引起全国40多家知名媒体和网站的关注。

  4月3日,拍片农民应中央电视台《小崔说事》邀请,进京录制节目。作为独家追踪报道此事的媒体——今报记者陪拍片农民走进《小崔说事》

  一、录制前奏:

  1、(3月31日):村民锣鼓来送行

  5000响的鞭炮放起来,欢庆的锣鼓敲起来。3月31日下午4时许,许昌县兴源铺村的数百村民像过年一样兴奋,聚集在《鬼子进村》剧组所在的社区卫生站,为进京“赶演”的赵兰卿等人送行。

83岁的楚长法和71岁的周海斌也兴高采烈地加入到敲锣的人群中。

  当天赴京到中央电视台《小崔说事》录制节目的分别是:总导演赵兰卿和“太君”马红旗,“汉奸”赵建成也随同前往。

  15分钟后,赵兰卿三人带着两个大旅行包出门,里面装的是部分日式军刀、太君服装等道具,以及拍片用的 DV机。一辆农用机动三轮车载着锣鼓队缓缓随后,百余名男女老少前呼后拥(如图)。长长的送行队伍行至村北的公路边时停下,锣鼓声止,赵兰卿三人一一与送行的乡亲握手道别。

  “到时别紧张,有啥咱就说啥。”

  “可要争口气啊,村里老少爷们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哩!”

  一次次握手, 一句句嘱托,一个个心愿,感人的场面,让在场的记者也不禁为之动容。赵建成后来说,老少爷们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什么时候见面握过手呢。这次不同寻常的握手,他真的感动得掉了泪,同时也意识到此行的“伟大”。

  当晚23时32分,记者和赵兰卿等人在许昌火车站,登上了2090次列车,向北京进发。途中,几个人兴奋得唠嗑到次日凌晨3时,想象着进京后的可能发生的“美事”。

  2、( 4月2日上午):主动请缨演醉酒

  4月1日上午11时许,列车抵达北京。《小崔说事》的策划曹东早已提前为我们订好酒店,离中央电视台不足1公里的凯瑞大酒店,房间是280元的标准间。获悉住的是三星级酒店后,赵建成连说:“这次进京值了,真值了!”

  4月2日,气温高达26摄氏度。上午9时许,北京市铁医路一饭店门前,一大群人聚在大型摄像机旁比比划划,还不时有人来回走动。赵兰卿、马红旗等人见状,好奇地停下脚步,上前打听,原来,是中视群星影视制作中心在拍摄电视短片。

  “要让俺们试试,肯定不比他们演员差!”40岁的马红旗自信地撂给记者一句,就挤进现场。他看到有位穿着黄绿相间夹克的时髦女青年挺显眼,就上前答茬,没想到找的竟是该中心主任刘菲。马红旗笑呵呵主动请缨:“让俺仨演个镜头,咋样?肯定能演好!”赵兰卿也赶紧凑上前补充:“让俺俩演员演个醉汉闹事的场景吧,不要一分钱!”

  刘菲对突然冒出的这3个陌生汉子很感兴趣,跟他们聊得兴致盎然,答应“有合适的角色,一定通知你们”。

  双方互留联系方式,赵兰卿他们离开了。谁知刚过了15分钟,马红旗的手机突然响了,竟是刘菲打来的,邀请他们回现场试镜头!三人又高兴又得意,直想跳,边匆匆往回赶,边盘算着咋样演好挨冻的镜头,说着说着,就在街头当场比划了起来,又是搓手又是哆嗦的,让人忍俊。

  赶到现场,他们傻了眼:他们必须羽绒服上场,虽然款式、颜色不限,但服装要自理……买羽绒衣?那最少不得百十块钱?不划算!北京没熟人,又借不来……三人合计了几番,最终恋恋不舍地离开。不过刘菲留了话:以后到河南拍戏,肯定找他们。

  3、(4月3日下午3点左右):录制前连洗3次脸

  4月3日下午两点半,马红旗在房间里待不住了,嚷嚷着催赵兰卿、赵建成赶紧“梳妆打扮”。其实,还要过40分钟,《小崔说事》的工作人员才来接他们呢。

  催完别人,马红旗自己进了洗梳间,对着镜子仔仔细细地刷牙、洗脸,不时摸摸自己的光头。看看镜中自己一身崭新的行头--方格衬衫、黑蓝色休闲裤,满意,不再换了。

  没过20分钟,马红旗再去洗脸,打了香皂使劲搓。看记者笑他,他自我解嘲:“咋回事,脸上恁干啊?弄点雪花膏抹抹就爽了。”3点6分,他又洗脸了,胡乱用水抹了几把:“这次是大姑娘走黑路——豁上了!我老马肯定不怯场!”

  赵建成向记者揭他老底:进京后,马红旗一直吆喝头疼,其实是太紧张,勤洗脸也是“心虚”了。

  赵兰卿早就准备好了,深色T恤、深蓝色裤子,舒服得体。他在镜边,来来回回悠闲地梳着头:“我年纪大了,不讲究了。”

  最忙活的还是赵建成,虽然预定他不上台当嘉宾,但他这次一共带来精心挑选的3套衣服,比来比去,最后选中了带花纹的对襟黑上衣、黑裤、黑皮鞋,还有拍片时的道具黑礼帽。他解释:“这才像‘汉奸’样儿,说不定导演就看中我了呢。”末了,又把假盒子枪别在腰间,挤眉弄眼摆“汉奸”造型。

  二、录制直击(4月3日下午3点55分至5点3分):

  3点10分,曹东开着轿车准时来接赵兰卿三人,一路上劝他们“不要紧张”。五六分钟后,轿车停在羊坊店路上的中央电视台演播大楼前。

  3点55分,赵兰卿、马红旗拎着旧军刀和“太君”服装,走入中央电视台1号演播室。同时进场的,还有甘肃“快板大王”张涵、硕士转行当农民的赵宏。作为本期《小崔说事》的嘉宾,他们将与著名主持人崔永元面对面交流。

  舞台上方悬挂白色屏幕,中间是观众熟悉的“家当”:一张红色谈话桌和5把红木椅 。据记者事先了解,这期节目暂定名“换个活法”,赵兰卿、马红旗被安排第二个出场,最先亮相的是张涵,他们的座位也按出场顺序由左至右排开。主持人崔永元仍坐左首。

  离节目录制还有一段时间,来自北京某高校的80名大学生观众放声高歌,现场气氛很热烈。

  几分钟后,身着棕红色衬衣和暗灰色休闲裤的崔永元,挂着全国人民都熟悉的微笑,显身演播室,在观众席中掀起小骚动。 他没上台、没开口,含笑观察着观众。

  4点10分,崔永元跟观众们天南海北侃了几句,逗出几阵笑声,不着痕迹地言归正传。第一个上场的甘肃农民张涵,跟他聊了约12分钟的“农民快板娱乐”,崔永元突然发问:“你能想象出,农民还有什么更好的娱乐方式吗?”张涵一时无语。

  崔永元手指身后屏幕:“这不,河南许昌的农民,竟自编、自导、自演、自拍起了电视剧!请大家看大屏幕!”

  (1)贺岁片播放两分钟

  屏幕上先出现了一群黑色身影,接着传出口琴声,原来是数名“日军”、“汉奸”押着3名八路军,正赶赴刑场。

  观众们目不转睛盯着屏幕,舞台附近的赵兰卿和马红旗不约而同对望、笑笑、擦脸,记者看到,他俩额头已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室内温度并不高。

  “八格牙鲁,斯拉斯拉的……”人高马大的“太君”马红旗吐出一口河南话,台下笑声一片,崔永元也憋不住了。他们还不知道,“太君”乌黑的胡子,是墨水染的;铮亮的长筒靴,其实是下雨天穿的胶鞋。

  《鬼子进村》片段,播了短短两分钟,但演员们滑稽的表情、夸张的动作,4次引爆现场笑声。

  崔永元笑对张涵说,“他们(指赵兰卿等)可比你折腾得大啊!”

  (2)马红旗吃“枪子”

  马红旗浑身是“戏”,应崔永元提议,他现场展示展示片中的道具,竟突然从手枪中拔出“枪子”,“呵呵”一笑丢进嘴里,“嘎吱嘎吱”大嚼起来,把观众们吓了一跳。“俺这子弹能吃--花生米!”

  戴上剧中的日式军帽,他又自作主张从座位上站起,黑着脸,瞪着眼,扫视台下,口里嘟囔着“米西、米西”!

  当赵兰卿向观众们逐一介绍主要演员时,马红旗又蹭地站起来,自我“曝光”揭丑。他点着自己灰黑色的前额,“这有点日本人相吧?”又指指后脑勺上3道白色胎记:“这不好看,可是从小就有的。”

  赵兰卿告诉大家,他挑选演员,第一个就相中了马红旗,因为他身上有些“太君”的特质呢。崔永元插了句“马红旗是‘鬼子一号’啊!”

  (3)拍片比打老婆好玩

  拍贺岁片以前,闲暇时赵兰卿们都做些什么?崔永元一边褒扬他们“乐在其中”,一边突然向赵兰卿、马红旗“发难”。

  “喝酒、打牌、摔锅碗、打老婆……”赵兰卿毫不掩饰,吐出一连串丑气事。他又赶紧说,现在,这些事统统不干了,“拍贺岁片比那些有趣得多!”记者身边一群女大学生,笑得直捂肚子。

  崔永元接过话茬,夸“赵兰卿有经验”、“看来拍电视剧比打老婆好玩”!赵兰卿的脸刷地红了。

  (4)抢了崔永元饭碗?

  “看马红旗肯定不高兴了,因为赵宏养鸡,抢了你们农民的生意。”正和最后上场的硕士农民赵宏聊养鸡,崔永元话锋一转,望着马红旗一脸“坏笑”。

  “没有,没有!我的脸本来就黑……”马红旗一急,在舞台上一直努力坚持的普通话,又转成了地道的河南腔。

  崔永元也露出一脸委屈:“赵兰卿、马红旗,你们不要不高兴,其实我也不高兴--你们拍电视剧,也抢了我们的饭碗啊。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去养鸡了。”台下又一阵哈哈大笑和不停的掌声。

  “错位了,转行了,许多人都通过换种方式和活法,找到了自己的快乐。看来,我也要试试转行,去当公关……”诙谐的调侃中,崔永元点明主题,结束了节目。记者看看表,5点零3分,意犹未尽。

  三、主题对话:

  1、对话央视

  (1)崔永元:很欣赏,全力支持!

  节目录制完毕,崔永元在与几位嘉宾签名、合影,然后径直走进休息室。尽管连说了两个“很累”,崔永元还是愉快地接受了记者的独家采访。

  当天他要主持录制4个节目,30分钟后还将继续工作,现在只能匆匆吃点盒饭充饥。记者见缝插针,把随身携带的《东方今报》递给了他。翻看着本报 “农民拍贺岁片”先后5次的连续报道,听说《东方今报》是首先将这些农民推上社会的媒体,这次又特派记者进京来《小崔说事》录制现场追踪采访,他连连点头。

  崔永元说,他主持《实话实说》栏目时,曾做过景德镇农民自拍电视剧的专题节目。他觉得,中国农村目前还有许多陋习,如酗酒、打架、赌博……要完全破除这些陋习,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他人为,许昌农民赵兰卿等人自发组织起来找乐,自编、自导、自演、自拍反映本村历史的电视剧,他们确实找到了改变陋习的一种“特别好的方式”,赵兰卿他们在节目中,谈起拍片就眉飞色舞,有热情、有激情,确实是“把它当个正事来干”,自然是乐在其中。这样“扭转不健康陋习的娱乐方式”,可是“比政府发文件还顶用呢”。

  对农民拍片,他是“很欣赏,全力支持!”

  (2)栏目策划:挺有意义

  曹东是中央电视台《小崔说事》栏目的策划。今年初,他看到了《东方今报》等媒体有关赵兰卿等人的报道,3月8日专门赶到兴源铺村采访,实地了解《鬼子进村》剧组的情况,初步拍板邀请赵兰卿等人进京录节目。

  4月3日下午,曹东接受记者独家采访时说,这些农民自拍“贺岁片”是好事,他们都挺认真的,也都有自己的想法,这值得社会肯定。

  从电视专业角度的出发,他用8个字评价《鬼子进村》:“趣味不足,认真有余”。但他又补充道:其实,大家没必要去苛求剧片的趣味性,自娱自乐,只要认真就够了。

  吴涛,也是中央电视台《小崔说事》栏目的策划。节目录制中,他始终在演播室里忙碌。他评价,这些农民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了本村的一段历史,做了一件挺有意义的事情。他们不甘于传统单调的生活、生产方式,摆脱陈腐的旧观念,“特别好”。

  2、对话老乡

  (1)胡斌(《中国商报》记者,河南太康人,27岁):希望他们一直乐下去

  著名电影导演冯小刚曾说过,中国人民不缺思想,就缺娱乐。确切地说,缺娱乐的是8亿农民 ,农民的“娱乐节目”少得可怜,然而,不缺思想的农民并没有一味地等人送娱乐。

  许昌农民自个儿“找乐”,拿起DV机,拍起了贺岁片。“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从《东方今报》上看到村民们喜笑颜开的照片,我也被河南老乡的快乐感染了。真心希望这些老乡能一直乐下去。

  (2)王富强(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工作人员,河南沈丘人,25岁):从心底为老乡骄傲

  这些拍贺岁片的河南老乡,看起来很普通,却做出了不普通的事,“斗胆”自拍电视演村史,成为众多知名媒体关注的新闻人物,还走上了中央电视台荧屏!

  看看他们的剧照,这些老乡如此专注、会“捣鼓”,创造力让人敬佩。他们是河南老乡的骄傲!

  3:对话当地

  范丙臣(许昌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这是可喜的农村文化现象

  1月26日本报首家刊发了农民拍贺岁片的消息后,范丙臣来到兴源铺村,与赵兰卿等人开展了座谈。

  记者进京前,电话采访了他。他说,这是一个可喜的农村文化现象,值得社会关注和探讨。目前,许昌县正在了解、总结这种文化现象,把它与创建先进文化县的活动结合起来。县里将给予贺岁片《鬼子进村》和拍片农民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四、幕后新闻

  1、小崔给俺亲笔留言

  4月3日下午5点多,节目录制刚刚结束,赵兰卿、马红旗、赵建成便把崔永元围住,又是要签名,又是要合影,俨然一副“追星族”模样。据记者观察,他们早在头天夜里就开始“预谋”了,马红旗和赵建成还为行动的先后次序争得面红耳赤。还是赵兰卿拍板定下:先合影、再签名、最后让小崔看剧照。

  握手、集体合影,年过半百的赵兰卿利索地从兜里掏出准备好的软皮笔记本,请崔永元签名留言。崔永元愉快地笔记本上写了下“自娱自乐,教育后代”。赵兰卿有些羞涩地告诉记者,活了50年,他还是第一次请名人签名,虽然有点不好意思,可心里头高兴。

  马红旗、赵建成拿出剧照给崔永元展示,最后干脆说:“小崔,你在照片后边给俺签个名吧!”当时小崔没说啥,谁知道他回到休息室,竟在十几张剧照的背面,全都一一签名。俩人兴奋地对记者说:“人家崔永元真是一点也不摆名人架子!”走出演播室,马红旗笑劝赵建成:“回去后可别先洗手啊,那可是大名鼎鼎的崔永元握过的!”

  2、《东方今报》让俺成了名人

  本来只是大伙儿“捣鼓”着乐乐,没想到一夜成名,报纸上有名,电台里有声,电视里有影,竟还被邀请到中央电视台《小崔说事》节目,与著名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对话。总导演赵兰卿想想就乐:“是《东方今报》让俺成了名人, 不然谁会知道俺啊!”

  1月24日晚,本报记者获知兴源铺村农民自拍电视剧的消息,连夜与总导演赵兰卿电话联系,次日一大早就赶去采访。1月26日,本报在显著位置以较大篇幅,率先独家推出许昌县兴源铺村农民自拍“贺岁片”的报道《鬼子进村》,中央电视台、河南电视台、上海电视台、《南方都市报》等媒体相继赶往兴源铺村,实地采访报道。本报记者在两个月内,先后6次前往剧组摄制现场跟踪采访,第一时间内发回现场报道,被新浪网、新华网等大网站纷纷转载。

  3月31日,赵兰卿等三人被邀请进京到《小崔说事》录制节目,本报特派记者跟踪采访报道,这让他们很激动。马红旗连连说,省级媒体的东方今报专门派记者随同俺几个农民进京采访,做梦都没想不到啊!

  赵兰卿则连说了3个“没想到”:没想到俺们的故事能引起社会这么大的关注;没想到俺这几个“泥腿子”,能代表河南新农民走上中央电视台荧屏;没想到《东方今报》这样重视俺和俺的“贺岁片”。

  4月4日上午9点多,记者随赵兰卿三人踏上回乡的列车,一路欢笑。 他们惟一的遗憾是,没顾上用DV机拍下节目录制现场,要不,回去就能给乡亲们看看了!

  五、最新播报:拍片农民将在央视多次露脸

  4月6日下午,记者从《小崔说事》的策划曹东那里了解到,《小崔说事》这一期节目暂定名为《换个活法》,现场录制时间为50分钟,播出时剪辑为25分钟,近期将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

  另悉,5月初,中央电视台七套《聚焦三农》栏目也将播出赵兰卿等人的专题节目。中央电视台十套《讲述》栏目记者也将赶赴许昌实地采访,并录制节目。

  六、新闻回放:拍片故事是这样“炒”热的

  1月26日,本报率先独家刊登《许昌农民自拍“贺岁片”》的消息,当天,十多家媒体、网站纷纷转载;

  2月4日,本报记者走进开拍现场后,发回《不愿把动静搞恁大》的报道;

  3月10日,本报刊发独家报道《农民贺岁片惊动〈小崔说事〉》,此前,该农民剧组刚刚接到中央电视台邀请;

  3月17日,本报记者四进剧组拍摄现场后,《母亲拒见“太君”儿子》见报。

  3月23日,本报再次追踪报道:《〈鬼子进村〉杀青 央视记者帮忙剪辑》。

  渴望文化生活的村庄

  今报记者 杨非 文/图

  纸牌、麻将、侃大山,文化生活的缺少让不少乡村失去了应有的活力和生机。歌唱劳动、歌唱生活已经成了遥远的回忆。但是,并不是农民不想玩、不想跳、不想高兴。没有精神文化生活,他们靠什么来填充自己的业余生活呢?近日,记者走进了豫东睢县和兰考县的几个普通村庄。

  一年四季犯困的村民

  4月12日晚9时,春天的睢县榆厢乡孟楼村平静得像一湖无风的水,除了偶尔几声犬吠,村庄的夜静得让人恐惧。

  村里没有路灯,村东头一个小卖部的门虚掩着,灯光透过窗户和门缝斜洒在柏油马路上。小卖部西屋桌子上的那盘棋还没有下完,下棋人已经走了。棋盘旁边堆着几十袋尿素和几瓶没有开口的农药,药味和化肥味十分刺鼻。主人张昌强夫妇不住地捂嘴打哈欠,如果不是刚才两个下象棋的村民赖着不走,他们早就睡了。

  春天是个让人犯困的季节。但张昌强夫妇说,啥春天不春天的,一年四季他们都犯困。不但他们困,村里的几百口人吃了晚饭都犯困。农村不像城里,晚上除了看电视和侃大山外没事可干。

  张昌强用“无聊的要命”来形容村民的夜生活。

  张昌强夫妇的小卖部不大,除了货架和货物外,能站人的空间不到6平方米。但就是这个不到6平方米的空间却是孟楼村两个文化中心之一,白天三五成群的村民一拨拨地来到这里打扑克牌、下象棋和侃大山。晚上光顾的人很少,呆的时间也一般不超过21点。

  10年前,这个小卖部还没有诞生。但那时这个地方很宽阔,常有民间艺人来说唱评书,村民有红白喜事请的电影也在此放映,“人山人海”是张昌强对家门口的记忆,但这些都已成为往事。这个曾经很有人气的地方至少有10年没有出现过熙熙攘攘的场景了。

  “村民现在都在自家看电视,好看不好看都得看。”张昌强说。

  一条南北土路把这个800多人的孟楼村分成了两个部分。当地人习惯将路西部分称为西孟楼,路东部分为东孟楼村。一条不宽的东西向柏油马路又将东西孟楼连在一起。在当地村民的眼里,两条路交叉口西北角的小卖部也是一个文化中心。

  店铺的主人叫孟照义,门店虽然不如张昌强的店大,但门口有个草蓬,草蓬下放着一张桌子和几把凳子,和张昌强的小店不过500米远。干完农活或晚饭后村民习惯在这两个中心转来悠去。

  两个小卖部一样,常来光顾的村民大都是农活不多或做生意的。除了下象棋外,他们只能在玩纸牌或打麻将中间选择。孟照义告诉记者,这些就是村民的全部娱乐方式,农村人除了这还能有啥?

  一个电影放映员的苦恼

  今年52岁的西孟楼村村民孟北方,早些年几乎成了孟楼村的代名词。

  1982年至1990年,他在乡电影队放过电影拿过工资,后来自己掏了几千块钱买一套电影放映机和汽油发电机。因为放电影,他曾名扬附近上百个村庄;因为放电影,“孟北方”这个名字曾经是附近10余个乡镇村民最为熟悉的名字。

  但是,他已经6年没有摆弄过自己的“长江牌”电影放映机了。他说,有时心里也急得慌,但当地老百姓经济不宽裕,赔钱的事咋干?

  谈起农民文化生活,孟北方愿意与记者一起回忆他曾经的忙碌和荣耀。6年前,村民有红白喜事往往是提前几天甚至一个月给他打招呼。一部好电影片一晚上能演好几个村,买不起摩托车,自己骑着自行车穿梭在不同的村庄与其他放映员交换电影片。虽然一套床布电影放映机有100多公斤,但他很少喊累。 1999年以前,他家里不断有村民来打探,晚上的影片和放映的具体村庄,但1999年以后,就越来越少了。

  村民张昌强认为,以前孟北方的红火是因为没有电视,现在,电视把村民的欣赏水平提高了。对此,孟北方也深有感触。他说,电影被电视顶坏了。

  失业后的孟北方很少与村民再谈论电影,更不愿意谈论电视。因为在孟楼村,他家的电视是为数不多的14寸黑白电视机。孟北方说,有时他也在思考,为啥豫西荥阳市和巩义市等县市农村电影放映员不但没有失业,而且生意还很好,难道是豫东的农民不需要电影?或者是豫东农民钱少?

  孟北方认为,老百姓玩纸牌、玩麻将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们也渴望文化生活,但渴望又有什么用呢?

  一个戏曲村的衰落

  与孟楼村隔河相望的村庄叫寨子村,寨子村近20个村民的豫剧唱腔曾让这个不起眼的村庄名声大震,最有代表性的是村民刘占成夫妇。

  4月13日下午,记者采访了刘占成42岁的妻子李秀玲。从小学二年级至今,李秀玲一直特别热爱豫剧。对豫剧的热爱让她和刘占成走到了一起。但因为要抚养老人、照顾孩子、拾掇土地,李秀玲已经六七年没有演出了。虽然知名度高,也不断有外乡镇的唢呐队电话邀请李秀玲,但这丝毫没有减少李秀玲的烦恼, “我整天生气,有这么好的嗓子用不上,感觉怪亏啊!”

  前几年,寨子村有近20个村民从事专业豫剧演出,他们不但在当地唱,而且还到过河北的石家庄、邯郸,河南的郑州、洛阳和开封等地。如今,专业唱戏的村民仅剩下四五人,并且也七八年没在附近村里演出过了。他们像其他村民外出打工一样,随着外地剧团走了。

  曾经有名的戏曲村已名不副实。20年来,李秀玲的丈夫刘占成仅在家过了一次春节,他们夫妇的唱腔已被家乡戏迷们遗忘了。在寨子村,劳累了一天的村民回到家里,看电视、玩纸牌、打麻将,基本上找不到与豫剧有关的娱乐。而在1990年以前,他们几乎没有空过一天台子,有时一天要唱两三场。

  因为村里没有乐队,李秀玲想为村民唱上几段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李秀玲说,自己是“心里欢”的那类人,也想唱也想娱乐,也想通过娱乐把各种各样的烦恼都甩掉,但一个人怎么娱乐?她认为,现在土地的负担没有了,机械化收种甚至连除草都不用人工了,可老百姓的文化生活咋就没有了呢?

  李秀玲希望,被搁置多年的头瑙、辫子、帘子有一天能再次派上用场,“扭扭秧歌打打腰鼓,多开心哪!”

  40岁的村民陈传芝也向记者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她说自己从十五六岁开始就学戏,大冬天穿着秋衣秋裤都能练一身汗,可现在用不上。看到外乡农民成立了文艺队,她心里也着急,可村里没有人愿意带头。

  对话老乡

  (1)胡斌(《中国商报》记者,河南太康人,27岁):希望他们一直乐下去

  著名电影导演冯小刚曾说过,中国人民不缺思想,就缺娱乐。确切地说,缺娱乐的是8亿农民 ,农民的“娱乐节目”少得可怜,然而,不缺思想的农民并没有一味地等人送娱乐。

  许昌农民自个儿“找乐”,拿起DV机,拍起了贺岁片。“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从《东方今报》上看到村民们喜笑颜开的照片,我也被河南老乡的快乐感染了。真心希望这些老乡能一直乐下去。

  (2)王富强(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工作人员,河南沈丘人,25岁):从心底为老乡骄傲

  这些拍贺岁片的河南老乡,看起来很普通,却做出了不普通的事,“斗胆”自拍电视演村史,成为众多知名媒体关注的新闻人物,还走上了中央电视台荧屏!

  看看他们的剧照,这些老乡如此专注、会“捣鼓”,创造力让人敬佩。他们是河南老乡的骄傲!

  3:对话当地

  范丙臣(许昌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这是可喜的农村文化现象

  1月26日本报首家刊发了农民拍贺岁片的消息后,范丙臣来到兴源铺村,与赵兰卿等人开展了座谈。

  记者进京前,电话采访了他。他说,这是一个可喜的农村文化现象,值得社会关注和探讨。目前,许昌县正在了解、总结这种文化现象,把它与创建先进文化县的活动结合起来。县里将给予贺岁片《鬼子进村》和拍片农民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5、组织农民发展自己的文化

  北京大学博士、兰考县挂职副县长何慧丽认为,生活中经济和文化是分不开的,农民不仅仅是经济人而且是文化人,农村需要适合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平民文化,需要团结、合作和奉献的文化。让农民歌唱他们的生活方式,歌唱劳动,通过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让他们感受到,虽然自己经济不如城里人,但生活一样的充实、快乐和幸福。

  何慧丽分析说,近些年来,农村固有的文化被经济的发展所销蚀,适合农民自己的文化被冲淡。越来越普及的电视宣扬的大部分是城市文化,很少有适合农民的。虽然城市文化吊起了农民的胃口,但是农村经济落后的现实让农民觉得自己的生活很痛苦。目前,通过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发展农民自己的文化,这样付出的成本是很低的。因为财力不足,让外来力量如文化部门去重建农民文化是不大现实的。

  中国梁漱溟乡建中心负责人刘湘波认为,不要小瞧了那些文艺演出队、歌声口号、集体秧歌或者读书看报,这里面就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农民的精神崛起就从这里开始。没有精神文化生活,农民想有精神振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农村不同于城市,文化娱乐条件很差,一般的地区电视还不能普及,除了电视机、收音机外再没有任何能够提供文化娱乐的方式。拿农民的话说就是“二十多年没有笑过”。但是,并不是农民不想玩、不像跳、不想高兴。

  刘湘波说,精神文化生活对农村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一是农民是依靠这种方式来达到自身的精神砥砺,实现思想教育;同时这也形成了农村的一种公共空间,村庄的公共舆论、公共生活就从这里开始了。另一方面是,农民需要这些歌声、秧歌、笑声,这是农民的精神需要,所有人都需要精神生活,这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农村也概莫能外,而且似乎更为强烈一些。

  刘湘波认为, 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具有独特的动员作用、协调和和解的作用,同时农村精神文化和经济也是相辅相成的。今天的农村很难让大家聚在一起,大家已经习惯于冷漠和旁观。但一旦你说要唱戏,来得人就多而且来的人也会很高兴地参与。几十年来村社都积累了深刻的矛盾,这些很难化解的矛盾一般都只是在逐日的积累。有时候村里的不同派别,不同姓氏之间很难沟通交流。但是,文娱活动就给大家创造了一个很好的空间,文艺无界限,不同姓氏的人,甚至于不同信念,从来不说话的人都可以参与到文化活动中来,慢慢的造成了一种和解和交流的气氛。用街头剧、唱歌、快板和戏曲等形式达到教育目的,农民会把法律政策、道德风尚、表扬批评,溶于这些具体的表达形式中,农民会高高兴兴的接受。不仅如此,这种娱乐也造成了一种公共空间和公众舆论。舆论空间的形成,是农村社区真正形成的开始。在此之上,农村的公共生活才得以恢复。今报记者 夏友胜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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