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为纪念和传承中国电影的声光艺术，华语电影传媒大奖评选出“中国百部电影”、“中国百位导演”和“中国百位明星”，同时将撰文评述这三个“100”在中国电影历史上的影响力和艺术成就，编撰出版纪念图书《中国电影百年》(暂定名)，其中上榜的导演或者明星，也被邀请到于3月20日在广州举行的第五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的颁奖礼现场。
据了解，华语电影传媒大奖在半年之前就开始酝酿这三份百大名单，组委会邀请大奖评委、香港电影资料馆馆长罗卡和香港资深电影人舒琪担任此次评选的顾问，经过组委会的修订，最终推出了这三份百大名单。
此次评选的标准和形式经过了反复争论，有部分评委认为评选的影片、人物应该以其对社会和历史产生的影响为标准，包括孙瑜的《武训传》等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电影，是否应该是名单首选；另外，一直以黄飞鸿形象而深入民心的关德兴以及在粤剧中被广为认可的白雪仙和任剑辉是否应该因其深受民间欢迎而入选，都成为了讨论的焦点。大奖组委会对此表示，此次评选的初衷并非单一参考“人气指数”或是历史里程碑，而是综合当年在各个电影类型上取得过很高艺术成就的影片或者电影人，“而这个成绩必须能经受时间考验，即使今天看来仍然能在艺术上称得上经典”；有很多电影人在中国电影史上有多部值得表彰的影片，比如侯孝贤、蔡明亮、周星驰等，选择哪一部或者哪两部去作为他导演或者表演成绩的总结，都是见仁见智的。
为了让读者和观众更加准确、系统地了解中国电影的百年历程，传媒奖还将组织评委撰写纪念图书《中国电影百年》(暂定名)，对每部影片、每个导演、每个明星进行介绍和评述，同时还将从横向(当时的地位和价值)和纵向(在整个历史中拥有的地位)这两个方面，来还原百年华语电影的历史真相。
在3月20日广州举行的第五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上，也将开设向百年电影致敬的环节，届时将邀请黎民伟、李小龙等人的家属，以及李安、吴宇森、田壮壮、贾樟柯、周润发、刘德华、周星驰等导演和明星出席颁奖礼。
中国导演百年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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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影星百年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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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百年百部经典
1923 《劳工之爱情》 (张石川／内地)
1931 《恋爱与义务》 (卜万苍／内地)
1934 《神女》 (吴永刚／内地)
1934 《姐妹花》 (郑正秋／内地)
1935 《大路》 (孙瑜／内地)
1935 《新女性》 (蔡楚生／内地)
1937 《夜半歌声》 (马徐维邦／内地)
1937 《马路天使》 (袁牧之／内地)
1947 《一江春水向东流》 (蔡楚生，郑君里／内地)
1947 《松花江上》 (金山／内地)
1947 《太太万岁》 (桑弧／内地)
1948 《小城之春》 (费穆／内地)
1948 《万家灯火》 (沉浮／内地)
1949 《黄飞鸿正传》 (胡鹏／香港)
1950 《说谎世界》 (李萍倩／香港)
1950 《我这一辈子》 (石挥／内地)
1950 《珠江泪》 (王为一／内地)
1951 《红菱血》 (唐涤生／香港)
1953 《日出》 (李晨风／香港)
1955 《寒夜》 (李晨风／香港)
1955 《父母心》 (秦剑／香港)
1955 《天长地久》 (李铁／香港)
1957 《魂归离恨天》 (左几／香港)
1959 《蝶影红梨记》 (李铁／香港)
1959 《林家铺子》 (水华／内地)
1960 《刘三姐》 (苏里／内地)
1960 《野玫瑰之恋》 (王天林／香港)
1960 《情深似海》 (易文／香港)
1961－64 《大闹天宫》 (万籁鸣／内地)
1963 《武则天》 (李翰祥／香港)
1963 《梁山伯与祝英台》 (李翰祥／香港)
1963 《小儿女》 (王天林／香港)
1963 《农奴》 (李俊／内地)
1963 《早春二月》 (谢铁骊／内地)
1965 《如来神掌怒碎万劫门》 (凌云／香港)
1965 《舞台姐妹》 (谢晋／内地)
1966 《冬恋》 (楚原／香港)
1966 《大醉侠》 (胡金铨／香港)
1967 《英雄本色》 (龙刚／香港)
1967 《路》 (李行／台湾)
1967 《破晓时分》 (宋存寿／台湾)
1968 《玉女添丁》 (楚原／香港)
1968 《冬暖》 (李翰祥／台湾)
1970 《董夫人》 (唐书璇／香港)
1970 《侠女》 (胡金铨／台湾)
1971 《新独臂刀》 (张彻／香港)
1971 《再见阿朗》 (白景瑞／台湾)
1972 《爱奴》 (楚原／香港)
1974 《再见中国》 (唐书璇／香港)
1972 《猛龙过江》 (李小龙／香港)
1976 《半斤八两》 (许冠文／香港)
1978 《少林36房》 (刘家良／香港)
1979 《疯劫》 (许鞍华／香港)
1981 《边缘人》 (章国明／香港)
1981 《败家子》 (洪金宝／香港)
1981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张其，李亚林／内地)
1982 《第一类危险》 (徐克／香港)
1982 《烈火青春》 (谭家明／香港)
1982 《投奔怒海》 (许鞍华／香港)
1983 《半边人》 (方育平／香港)
1983 《似水流年》 (严浩／香港)
1983 《儿子的大玩偶》 (曾壮祥、万仁、侯孝贤／台湾)
1983 《青梅竹马》 (杨德昌／台湾)
1984 《省港旗兵》 (麦当雄／香港)
1984 《玉卿嫂》 (张毅／台湾)
1984 《黄土地》 (陈凯歌／内地)
1985 《童年往事》 (侯孝贤／台湾)
1985 《黑炮事件》 (黄建新／内地)
1985 《绝响》 (张泽鸣／内地)
1986 《英雄本色》 (吴宇森／香港)
1986 《盗马贼》 (田壮壮／内地)
1987 《倩女幽魂》 (程小东／香港)
1987 《老井》 (昊天明／内地)
1987 《红高梁》 (张艺谋／内地)
1990 《阿飞正传》 (王家卫／香港)
1987 《龙虎风云》 (林岭东／香港)
1988 《胭脂扣》 (关锦鹏／香港)
1988 《悲情城市》 (侯孝贤／台湾)
1991 《黄飞鸿二之男儿当自强》 (徐克／香港)
1991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杨德昌／台湾)
1991 《双旗镇刀客》 (何平／内地)
1991 《妈妈》 (张元／内地)
1992 《92黑玫瑰对黑玫瑰》 (刘镇伟／香港)
1992 《喜宴》 (李安／台湾)
1992 《青少年哪咤》 (蔡明亮／台湾)
1993 《找乐》 (宁瀛／内地)
1993 《霸王别姬》 (陈凯歌／内地)
1994 《背靠背，脸对脸》 (黄建新／内地)
1994 《阳光灿烂的日子》 (姜文／内地)
1994 《二嫫》 (周晓文／内地)
1995 《巫山云雨》 (章明／内地)
1996 《甜蜜蜜》 (陈可辛／香港)
1997 《香港制造》 (陈果／香港)
1997 《小武》 (贾樟柯／内地)
1999 《喜剧之王》 (周星驰／香港)
2000 《枪火》 (杜琪峰／香港)
2000 《卧虎藏龙》 (李安／台湾)
2002 《无间道》 (刘伟强、麦兆辉／香港)
2003 《盲井》 (李杨／内地)
责任编辑：陈苑刘妙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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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两张有趣的图。
上图是《红高粱》的海报，这部电影的导演是张艺谋，主演是姜文----他是此次评选中唯一同时进入百大导演和百大名星的电影工作者。
下图是《老井》的剧照，这部电影的导演是吴天明，而它的主演正是当年出道不久的张艺谋。后来，他导演了《红高粱》。
这两部电影也都进入了此次评选的百部经典电影名单，这其中的传承意味呼之欲出。华语传媒电影大奖希望能接上中国传统电影的血脉，大约也正暗合这光影流转间的神韵。
执笔：彭永坚(华语电影传媒大奖秘书长)
虽然我们知道任何的一个评审名单都会带来争议的声音，但值中国电影诞生百年之际，我们仍然坚持推出这个“百部电影”“百位明星”以及“百位导演”的名单，只因中国百年的光影变幻充满了磨练和憧憬，所以依然执迷不悟。
电影早在1896年就传入中国，但真正由中国人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到1905年才出现。尽管如此，在之后短短十多年的发展，也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电影，丰厚的底蕴成就了中国电影史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则是每个电影人都引以为豪的时期，内地的第五代、台湾新电影加上香港新浪潮的波涛活力等，足以构成一个令世界瞩目的焦点所在。
这次，我们特意邀请了香港资深电影文化工作者罗卡先生以及舒琪先生担任核心评审顾问。罗卡曾任电视台编导、编剧，并是多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专题策划者、电影文化研究者、电影书籍主编，目前是香港电影资料馆节目策划，几十年来为本地电影的研究不遗余力；而舒琪先生则是电影导演，执导电影有《虎度门》、《基佬四十》，也是“创造社”及“壹角度书店”的创办人，现任香港演艺学院高级讲师，有着电影教育工作者的敏锐度。
为什么我们选择了罗卡先生和舒琪先生呢？首先考虑到中国电影研究一直来自北方，早有一套固有的研究分析论。南方电影论坛这数年来打下了研究的基础，力求寻找一种建设性的电影文化分享，从历史发展脉络的角度阅读和了解电影，扩阔电影研究的社会意义，以南方的角度，重新发掘中国电影艺术的精髓所在。在整个评审过程中，两者对电影研究的过人之处及责任感，让我们这些后来之辈只有心存感激的份儿。
当然，这一切一切的电影成就，不是一个名单就可以概括的。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的评审，为广大读者建立一个了解中国电影百年变迁的脉络，丰富我们审视中国电影、欣赏电影文化的视角，这不但是我们选择评审顾问的标准，也是组委会组织这次评审的初衷。
纵览中国电影史上的风云人物，任何一位对中国电影做出贡献的人，我们都不敢遗漏，但在进行选择时，又不得不忍痛割爱，我们也希望把这名单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语境)中解读。这样一个带有主观角度的名单，如果能在中国电影的下一个百年时起到遗珠无憾的作用，足以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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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卡(华语电影传媒大奖“中国电影百年”评选顾问)
在中国电影诞生100年之际选出“中国电影100大”、“中国导演100人”、“中国影星100人”作为对这些作品、人物的敬礼，也让更多人认识多一点我们的电影文化、电影人物，这固然是好事，但要我们来选出这三个名单，再写出评选理由，则简直是苦事。
一百年来，中国(含香港、台湾)出产的影片数目接近甚或超过二万部，导演与演员则数以百千计。就以其中“较佳”者有十分之一而言，单就这精英部分作一次重温检阅，已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自问不可能做到。这是苦衷之一。
再者，评选顾问只有舒琪和我，而非由一大群专家、学者经反复讨论评选出来，也必然惹人怀疑是否够“公平、公正、公开”。这是苦衷之二。
我觉得，要我／我们逐一名目解说其评选理由，怎么说也有理说不清，但我／我们有责任公开评选背后的信念、总体的理据和客观的局限。
以今天的目光检视过去
我认为艺术评选不同于民主选举，它追求的不一定是普遍的认受性，也不是找出一个平均值就算，重要的是要给出一种观点，一种整体看法、识见。我们本次向主办者提供的，正是一些整体建议、观点，用作对百年以来一些电影作品与人物的提名致敬。这绝非表示这是对中国电影史上所有作品与人物的定评／评定，也并不表示在此名单以外的作品、人物都逊于此“100”，而不需致敬。再者，艺术评选必有其主观性，不可能强人认同，亦不应唯“少数服从多数”是尚。
事实上，中国影史上的作品与人物何其丰富多样，亦各在其专业范围内有其优点与价值，如能分门别类，做十次百次“100大”的敬礼也致敬不完。
我／我们是本着对两岸三地电影长期以来的观察但仍有限的经验与判断能力，作出一次总印象的归结。先决条件是选出的每部影片我们都看过，而有一定的印象。至于要问我们有没有一定的标准，我只能说，有，但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而且已经“内化”于经验之中，不可能自觉地将它们一一道出。最笼统地说，是以21世纪今天的目光去检视过去，看它们对今天的我们所具有的意义，而不考虑它们当年所产生的社会、政治、评论与票房效应。
评选的局限所在
在此，先说种种客观的局限。
中国大陆出品的影片，1920年代到1950年代的，我能从已发行的影碟、各个回顾展、专题展，以至在不同来源作个人搜集观看得到的，不超过100部，相信还不及其总产量的百份之四。1960年代以后看到的多是公映影片，但都是经过当局过滤后输出香港的部分。改革开放以后可以看到较多量的影片，比例上都比前两个阶段为多，但仍不算很全面。
如果再严格要求一下，更会发觉有如下的缺憾。
1920到1940年代的出品，我只能看到主要是中国电影资料馆和世界各地电资馆保存下来并获得公开的影片，这都属于当时较为“严肃认真”的、较为“进步”的制作。也就是抗日战争以前诸如民新、长城、明星、联华、电通、新华公司的出品。但同样在工业上占重要位置的艺华公司就看过只一两部，“天一”的出品一部也看不到。一些在(上世纪)20年代专拍武侠片的公司如友联、明月、华剧公司等的出品也仅能看到几部。但30年代是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黄金期，40年代是再发展期，我们还是要就不全面的影像资料加以比较挑选，而且入选的比例上较其他年代为多。
孤岛时期(1937－1941)的上海电影产量相当多，但又是闻名者多，看到的少。沦陷时期(1941－1945)的上海出品一直仍被视为禁忌，极少再发行。其实，这两段时期的上海电影正是类型片的发达期，潮流此起彼落，技艺上相信有颇大的进展，但限于原片看到的太少，无从比较，只好存而不选。
1938－1945年间，武汉、重庆以及西北地区(包括延安)，都有不少电影制作，其中，重庆的“中电”、“中制”云集了中国电影的好手，拍制上以严肃认真见称，但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极少，也只好存而不选。
抗战胜利到全国解放的这几年，上海电影业在物质条件困乏、政治经济混乱、官方检查严苛的环境下仍然不断进取。一方面，以联华影艺社／昆仑公司为首而制出的优质进步影片大受欢迎；另一方面，以文华公司为首的认真制作，包括轻喜剧片、文艺言情片也开出新局面。这两方面我们看得到的一手影像资料比较多。然而同期还有另一些民营公司如国泰、大同、艺华、清华，官营公司如中电一厂(上海)、中电二厂(上海)、中电三厂(北平)，亦集中了不少好手拍出不少影片。这些公司的出品如今都只流传于文字论述，能看到的极少。因此亦无从评选。
大家可以看到，名单中出现的30到40年代佳作，都是从已发行影碟的、耳熟能详的中国经典作品中选出来的，再没有什么新意、新发现。这是影像资料不够全面所形成的局限。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革”这17年，中国电影进入大转型阶段，电影转而为政治／政策服务，其中自然也有技艺上相当不错的出品；在政策比较宽松的某些时期(如1962－1964)，甚至出现一些突破陈规、框框，展现个人风格、才华和新的美学追求的作品。我们不会忽视十七年间的这些影片对中国电影有其贡献，却特别重视技艺上能有所突破，在美学上、个人风格上有所追求的一些。即使在“文革”期间出现的革命样板戏，“四人帮”倒台后、改革开放前出现的伤痕电影，严格地说，也有值得重新检视和选评之作，不应一笔抹杀。但这已是一个要深入研究的课题，以今次的评选而言，要做这样的考量，条件并不成熟，所以也放弃了。
至于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五代的以及其后的，自然有不少可供选择，由于这些影片大家都容易看到，各人有各自的喜爱，意见上各有异同是很自然的；我觉得也不必逐一加以解释。
香港影片方面，也有其客观的局限。30年代的港片，几乎是荡然无存，40年代前半期的存片也几乎处于真空状态(1941年底至1945年底，香港电影业完全停顿)。抗战胜利后到解放这几年，由于掺杂了太多大陆南来电影人在港拍制的影片----这些影片与其说是香港片，毋宁说是大陆人在港拍摄的影片，我／我们认为不具香港代表性。同期，粤语片正在极其艰困的条件下复苏，但一手的影像资料奇缺，我们看过的一些，技艺表现上都充满缺失，不能称之为佳作，勉强选评也只能基于它们的历史与时代意义，而非它们至今技艺上仍有可观之处。因此，舒琪和我都决定应以1949年作为起点。而《黄飞鸿传》由于在功夫／武侠片的类型创作美学、拍摄方式上都开风气之先，足以作为榜样。
50年代以后的香港影片，香港电影资料馆的储藏量相当充足，自80年代以来，从历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回顾展，各种专题展中，以及香港电影资料馆的影展与私下观赏中，已经反复看过相当多的数量，自信在这方面评选得较有把握。因此无须再谈其局限性了。
台湾电影部分也是我／我们了解、认识得比较弱的部分。日殖时期的台湾影片我几乎完全没看过。1960年代起，台湾出品的国语影片有过大量在香港公映，但台语片则极少公映。今天，我看过的比较还有印象的1960－1970年代台产国语片只是少数的“健康写实主义”影片，武侠片、喜剧歌唱片、琼瑶式文艺片，和若干大型军事、教育影片(即带有强烈官方政策的战争片、军训片、励志片)，至今已逐渐面目模糊了。直到80年代初，台湾新电影勃兴，才真正引起国际评论界的注意与研究。但9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电影业的衰退，“新电影”只留下几位大师级的导演仍有创作，产量稀少，主要只能在国际电影节和专题展上露面，公映甚少，而娱乐片则更无甚足观。至于90年代以后崛起的台湾“新新电影”和一些个人化的独立制作，则是相当零散，能在台湾以外映出的仍然只能通过影展渠道，要找回来补看也不易。所以，评选台湾部分无法避免集中于一些已被公认的名作、名导、名演员之上。再者，考虑到相比于中国大陆与香港，台湾的电影历史较短，出品亦较少，在“100”名单上所占的份额自然亦相应较少。新进而富有潜质的影片、人物虽有不少，但真正成熟出色的并不多，已难挤进被名家占得满满的名单里了。
唯有务实，宁缺毋滥
谈客观的局限至此告一段落。再谈谈我／我们的主观意愿、共识和信念。三个名单都经我们各自提出，经过讨论、完全同意而选出的，也听取了主办单位和网上公开征求而得的一些意见，作了若干修改。
首先，我／我们相信面对原作的观影经验最为重要，史书上的评价、文献上的记载只能作为辅导的参考。因此，我／我们宁愿选择同一时期中发展得较为成熟的，有较多资料可稽考，有影片可以印证的作品／人物，而不选择那些“最早”出现，第一次作出尝试的，尽管是最先驱之作。因此，诸如《定军山》(1905)、《偷烧鸭》(1909)、《难夫难妻》(1913)、《庄子试妻》(1913)、《火烧红莲寺》(1928)在影史上虽占有地位，但由于一手资料太少，影像也缺，就宁愿存而不论，只从能看到的《劳工之爱情》(1923)选起。我有提出也曾看过的《西厢记》(1927)和考虑武侠片《荒江女侠》(1930)、《儿子英雄》(1929)，但舒琪有一些未看过，另一些则印象模糊，而且这几部片都只是个别孤立例子，无从与同类影片比较，故此我亦不坚持了。但早期电影先驱人物如郑正秋、黎民伟、黎北海、梁少坡，则因已有相当多的文字、图像和口述资料，可足印证其地位，故仍选入。至于电影导演的选出，都基于我们长期以来看过其作品之观感，加以比较后做出的决定。
特别一提的是，《定军山》的拍制者任景丰，可以称为中国第一部影片的制作者，但可否算作“导演”则仍是疑问，因此亦未有上榜。面对早期电影的整理、研究仍然如此不足够，而上榜名额很有限的情况，我们唯有更其务实，宁缺毋滥。
一部电影的价值，有说在于它的艺术性、思想性、观赏性，其实三者是互为表里、牢不可分，不可能像化学分析那样作出定性／定量的分析。经历时间的考验，一部电影及其导技能否称为佳作，在于通过当代人的眼睛和心灵之后，能否仍吸引、打动我们，那正正就是影片的艺术／思想／观赏性之所在，也正是影片的永恒价值。一些在当年引起哄动效应──无论是卖座上的、评论上的、社会上的、政治上的，经过几年或几十年，可能都会淡化下来，甚至趋于无形。因此，我们尽量不去考虑影片当时的生成状况、社会与历史条件；我们不是在研究电影史，也不是在写电影评论。无论是选作品或导演，一律以作品的表现对今天的我们所起的效应、所留下的印象作为准则；这，可以说这次评选中我们的主观性。细心的读者，无论对我们选出的名单同意或不同意，都可发觉这一主观性在评选电影“100大”及导演“100人”中处处可见。不过在评选“中国影星100人”时标准又有所不同。
对于影星，我们不能单单考虑其演技的“艺术性”，更无从谈思想性，而必须一并考虑影星当时形象风行、受欢迎的程度。因此，我是采用了多重标准：形象风靡一时、具有巨大号召力而见于记载者，女星如张织云、夏佩珍、杨耐梅、殷明珠、陈云裳、徐来，即使未曾真正看过其表演，由于史籍已有不少记载，应予选入。男星如郑小秋、龚稼农亦如是(二者我们只看过其演出的一两部片)。又如台湾男星许不了，我们亦未看过其演出，但其在台湾曾是风靡一时，死后亦备受电影界与民众的推崇，可以说是一种现象，自然不能不选。另外一种是名气虽不很大，但演技富有特色，对表演艺术有一定贡献的好演员，如韦伟、孙越、伊秋水、穆虹、卢燕、卢敦，也同样上榜。反而，对于一些近年间大红大紫的新秀演员，鉴于过去常有一些演员受到力捧而大红，但几年过后迅即无声无息的例子数不胜数，我们还是比较审慎的暂不考虑。事实上，这些新秀们已经风头尽出，不必我们在此致敬了。
向历史致以敬礼
至此，容我再说一些“后话”。今次能被主办者邀请作为评选顾问之一，个人既感到非常荣幸，亦颇不自在。荣幸不必说了；不自在是由于主办者是广州出版的《南方都市报》，我(舒琪亦如是)是香港人，对内地情况并不熟悉；而对中国大陆与台、港电影有所认识与研究的专家内地大有人在，主办者不在内地觅人而外求于香港，不免令我觉得意外，当时亦颇有点汗颜。也许，这正是主办者“破格”的要求，也许是希望藉此能迫出新意。评选总结下来，再静心自我检讨，我觉得能提供的“新意”不多，整体上仍不免保守、拘谨。较为特别的也许是选取香港影片的份额比大陆、台湾片都要多，而在选择上亦强调多元并举、兼收并蓄──文艺片、歌唱片、戏曲片、喜剧片、武侠片、功夫片、恐怖片、警匪片各类型都有，而不定于某种主流，某种成见。事实上，有史以来香港电影的产量确是远高于大陆、台湾，而类型变化也更为活泼、多样，得出这样的结果我认为亦是合理的。
另一个感想是，有着100年历史的中国电影，它的蕴含量其实远比我们所能看到的要丰富多采。就算把所有在近二三十年任何场合下放映的华语片，在任何地方能买到的华语片光碟、影带全都包括在内，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电影也只不过是整座冰山浮出水面的那部分。在庆幸我国电影历史长远、文化遗产丰盛的同时，诸位不妨沉思一下我们已失去的、还欠缺的有多少。实在还有许多隐埋的影片、人物有待我们去发掘、整理、研究，乃至严肃认真地加以评价，致以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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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传媒电影人评选中国100大明星光耀百年
香港21日讯-今年正值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有中国奥斯卡之称的“华语电影传媒大奖”选出百大影星、百大导演及百大电影，个个都是华语影坛的风云人物，其中刘德华更被邀担任“华语电影百年电影大使”，周星驰则被邀颁奖予李小龙，由李香凝代表领奖。众巨星将出席下月举行的颁奖礼。
中国电影今年正值一百年，各地都大事庆祝，除了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将颁发“世纪之星”荣誉给李小龙，邀请不少巨星出席庆祝外，原来有中国奥斯卡之称的“华语电影传媒大奖”，今年也请来资深电影人选出“中国百位明星”、“中国百位导演”及“中国百部电影”，极具代表性。
邀刘德华任电影大使
由中国《南方都市报》及广东电视台主办的“华语电影传媒大奖”，
为表扬百年来为中国电影业出过力的影星及导演，
请来金鸡百花奖及金马奖的评委及60间传媒评审团体组成评审委员会，
由香港资深电影文化工作者罗卡及导演舒琪担任核心评审顾问，
经过半年的评选后选出“中国百位明星”、“中国百位导演”及“中国百部电影”，
并请专人撰文评述这三个“一百”在中国电影历史中的杰出成就与影响力，
稍后还以此推出纪念图书《中国电影百年》。
而协办的机构有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华娱视、香港有线电视、《人民日报》及《上海青年报》等38间中、港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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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评审选“一百”的准则，并非只考虑人气及受欢迎程度，而是以影片或人物对社会及历史产生的影响及他们的艺术成就作考虑标准，故一直以黄飞鸿形象深入民心的关德兴，及在粤剧界响负盛名的任剑辉及白雪仙是否入围都曾成为讨论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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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南方都市报供应的名单，真有趣：只有99部！
内地：38
香港：47
台湾：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