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长期在中规中矩电视节目中亮相的大陆明星们，出席台湾搞笑的娱乐节目《康熙来了》，无疑会使双方都陷入尴尬万分的境地。
虽然同宗同源、文化相同，但长期的意识形态差异，使大陆的艺人对台湾的搞笑娱乐节目一时还是水土不服。或许是我们更习惯于正面颂扬，适应冠冕堂皇的表述，不可避免要惯性般地说出一些套话、空话甚至假话……
因此，乍一推上无遮无拦的谈话节目，拘谨惯了的人肯定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当然，《康熙来了》除了可以自由甚至放肆地表现自我的各个侧面，也的确包含了更多从我们的视角来看是“不入流”的内容。客观地说，一些提问也实在有格调不高之嫌，诸如马桶、放屁、尿尿之类的不便公开炫耀的内容。
在刻板的说教与恣意地戏谑两个极端中寻找平衡，是开放、宽容社会理智的解决方式。如果一方摆出正统、权威的面孔，硬要将对方贬斥为低级下流，或者一方以现代、前卫而自居，讥笑对方是僵古不化的老朽之木，都暴露出自己缺乏基本的现代文明和起码的幽默感。
长期生长在“红旗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民，每天耳濡目染的文化生活。曾一度只是可怜的八个“样板戏”。所以，从冷战时代起，就一直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巨大威胁。无论是西欧国家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还是北美地区“腐朽文化”的大举入侵，甚至来自台湾歌手邓丽君的“靡靡之音”，都一直被我们视为洪水猛兽；是在看不见的战线上，发射的企图动摇我们社会主义基石的糖衣炮弹。
一个连喇叭裤和蛤蟆镜都接受不了的民族，当然不是一个自信而强大的民族。90年代以来，曾经视为的妖魔鬼怪的“洪水猛兽”几乎全部展现在国人面前，考验着我们传统的道德底线和审美取向。
结果，经过几年的荡涤，渐渐成熟、自信的中国人，并没有被“洪水猛兽”吞噬，也没有让低俗文化浸染，换句话说，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的美梦没有实现！相反，促进了我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和飞跃。
一个文明、开放和宽容的社会，势必呈现不同的艺术评判标准以及审美情趣。以中央电视台为例，13个频道就是为了给不同观赏群体提供充分的选择余地。通过回顾，不难看出其中巨大的变化。昔日一个《新闻联播》要连续播出20分钟会议场面，如今已经一去不复返。尽管许多电视台的节目依然大同小异，但毕竟有了60个频道的选择空间。
不过，在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物质文明与时俱进的时代里，观众有理由期盼和有权利获得更丰富多彩、更有饶有趣味、更充满欢乐和更具人性化的娱乐节目。如果新闻节目目前尚不能达到凤凰台的新闻节目标准，但在娱乐方面，绝对有理由出现超过《康熙来了》的节目。
在没有一棍子打死《康熙来了》前，可以先简单解剖一下。男主持人是个彬彬有礼的学者，不是只会嬉皮笑脸的“玩闹”，事实上，他的提问不仅是有分寸而且是“有底线”的。S姊妹虽然在我们看来与芙蓉姐姐有些相像，但她们的张扬、放肆和矫情，远没有达到木子李和其他一些内地“美女作家”的程度。
《康熙来了》虽然夹杂着费翔的“胸毛”、连战的“内裤”，但主要还是靠能够让嘉宾吐真言、亮真相而提高收视率的。主持人不是动辄用挤眼泪、假煽情来吸引人的。而能够让嘉宾真正地“实话实说”，我们目前所有的娱乐节目都做不到！
诚然，内地的电视台不必、也不该每每去效仿人家，《康熙来了》只能算是一个样式作为参考和用于启发，而不必一定要奉为样板或楷模来膜拜。同样，王刚先生也没必要像被捕的共产党员那样，正气凛然、慷慨激昂地怒斥、抨击。既然你答应前去做客就应该遵循人家的游戏规则，如果你不能苟同那个超越“道德底线”的节目，何必非要应允前往呢？
退一步讲，假使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入歧途，也理应以自己的学识、阅历和幽默感积极化解。年迈的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在被问道“四角内裤”这样难以启齿的问题时，都能以儒雅的绅士风度从容、平和地应对，怎么一个才50岁的艺人竟然就认为自己受了多大侮辱而怒不可遏呢？
比如近年来在中国连续热播的韩国电视连续剧，起初很多文化人都以不屑的口吻对韩剧嗤之以鼻。在自以为高雅的文人墨客眼里，韩剧充其量是婆婆妈妈一类的“低俗”肥皂剧。然而，这些“低俗”的肥皂剧不仅征服了东亚各国、南亚各国及西亚一些国家，也顺便征服了中国观众。
人家低俗吗？比起动辄就是你死我活斗争就是说教或不食人间烟火假惺惺的装腔作势，韩剧所传递的人间温情、友善和错综复杂、微妙细腻的亲情关系，更贴近我们真实的生活和情感。如果这就算是低俗，那只能说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老百姓都属于“低俗”范畴。不错，我们不少影视剧的导演号称是“阳春白雪”，结果，不仅在国内没有观众，就是国外同行(或许可以称同属高雅阶层)也不认同。
长期的“阶级斗争”，把我们的思维牢牢地限定“非白即黑”的两元论藩篱中。我们的视野受到极大局限，缺乏足够的信息进行遴选、比较，因此分析、理解和评判问题时，就难以超越固有的思维定势。这样只能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要么亦步亦趋地盲目没模仿；要么敏感地拒之千里之外。
十年前，我们各省市电视台纷纷克隆港台版“快乐大本营”和“玫瑰之约”，结果每到周末，打开电视，“快乐”之花遍地开、“玫瑰”之香弥漫全国。还有，看到台湾女主持人背一个双肩包在世界各地边走边说，很快，各省市电视台的主持人，也迅速把双肩包视为不可或缺的道具，甚至五大三粗的男主持人也效仿娇小女子那样，不伦不类地驮个小双肩包跑来跑去。
更可笑的是，一些年轻的主持人明明普通话说得很好，非要嗲声嗲气、故意改成粤语普通话。由于不具备睿智和机敏的素质，只好把插科打诨、刷贫嘴当幽默。如同去俄罗斯的倒爷把中国货彻底做砸了一样，这次电视节目的集体大克隆，最终也把娱乐节目推向了死胡同。
“走低俗、下流道路”的《康熙来了》不是、也不可能是我们寻求新生的娱乐节目的救生圈，道貌岸然张刚或李刚先生都不要太激动和气愤，尽管他们目前还不能隶属我们的广播电视协会播音主持委员会的管辖，还不能因为大陆艺人的群情激昂而遭枪毙命运。但是，至少我们的“名嘴”们，是不会“苟同他们的文化取向和品位。”
肩负着使我们民族文化走向高尚化重要使命的名嘴们，一致抨击了电视节目庸俗化现象，他们虽然没有王刚那样矛头直接《康熙来了》，但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抵制低俗化”的决心。由于“低俗”的节目往往“收视率”居高不下，又把匕首刺向了万恶之源的“收视率”。
一直以泱泱大国、皇家风范主持《艺术人生》的朱军，自然对“收视率”更有说不出的烦恼。因此，强烈质疑收视率的准确性就在所难免。但收视率是什么？是大众趣味的反映，它代表了公众对电视节目的好恶——即民意！对收视率的蔑视，其实即是对大众审美趣味、价值观的蔑视。
刚刚从台湾采访考察回来的白岩松，这次没敢自持“品位高尚”的优越感，拿着“公众标准”的大刀挥来舞去，他态度委婉：说它不好，得谨小慎微；说它好，反而大张旗鼓。我们一定要坚持学术自由，要允许个人对艺术有勇气、空间表达自己的看法。
尽管他不敢想像大陆媒体会变成那个样子，但他也存在担心，主管部门因为娱乐节目有一些模仿，有一些低俗化而被人提意见后，就马上对一些节目一棒打死，这应该有一个界限。
娱乐，目的是让受众快乐。好莱坞大片如此，宝莱坞电影也是如此，无论是美国的中产阶级，还是印度的劳苦大众，人人都需要快乐。我们当然不需要听放屁或看做马桶，但我们更厌恶公众人物在镜头前正人君子似的说套话、废话和假话！假如在最能反映民意的收视率面前还不能清醒，动辄为新生事物惊诧进而扬言封杀，说穿了，就是对自身文化的深深自卑。 伊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