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诉人：李勇仁52岁山村教师采访人：记者谷武民通讯员郝丽时间：2007年1月3日
地点：鹤壁市某乡村小学
大山深处，一座小石头房子，是他的住所；三尺讲台，是他的生命；1公里山路，他手脚并用走了30多年。他双腿残疾，拄着双拐，但他步履坚定！
“学校是我的家，学生们都是我的孩子！”元旦的喜庆，在偏远闭塞的山村小学似乎没有太浓的氛围。30多年的酸甜苦辣，在李勇仁的满脸沧桑中徐徐漫过……
与死神擦肩而过后，我举起了教鞭
我出生在鹤壁市一个小山村，这里属太行山区。高高的土台上用石头砌起的一座小石头房子，就是我的家。76岁的老母亲和我相依为命。
“三岁的时候，一场小儿麻痹症夺去了我的双腿！”说起不幸的往事，我的心里很平静，自己人生虽然不幸，但却充满了温暖，尤其是来自学校的关爱。7岁那年，在我本能的强烈要求下，母亲踏着泥泞的山路，将我背进了学校。从第一次看到班主任老师和小伙伴的笑脸开始，我对学校就充满了依恋，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学校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同学们轮流接送我上学，老师抱着我在黑板上写生字。这些都在记忆里留下了温暖的印记。
上小学四年级时，父亲给我做了一副拐杖。这副拐杖撑起了一个摇摇晃晃的身体，一路伴随我读完了小学、中学。
“这个世界上，关心和爱是最有力量的！”在高中毕业会上，一位老校长的一句话，一直铭刻在我的心里，成了我从教30多年来的勇气和动力。
高中毕业后，高考还没有恢复，因为腿有残疾，我一时陷入了迷茫，突然不知道自己活着的价值。当年6月，别的伙伴上学或走出山门开启新生活，我却感到生活无望，一下子吞掉39片安眠药，想以此寻找一种永久的解脱。经过三天的抢救，死神没有接纳，我侥幸活了一条命。
躺在家里百无聊赖，有一天听姐姐偶尔说，村里小学缺老师，因为学校条件艰苦，来这里教书的老师都相继离开了，丢下几十个孩子没人管。我忽然心里一动，主动找到了村支部请求去学校当一名民办老师。老支书盯着我看了十几分钟，叹了口气，点点头答应了。从此，我这个双腿残疾的大男孩成为一个教室、三个年级共计17名孩子的“总头领”，当时的报酬是每年56元工资和近百斤粮食补贴。
初涉教坛，1公里山路让我尝尽苦头
1975年7月26日，我终于成了家乡小学的一名民办教师。
上第一节课时，看到他们的教师拄着双拐一摇一晃地走进教室，孩子们一个个瞪大眼睛，好奇地盯着随时都有可能跌倒在讲台上的我。开口提问孩子问题，学生们居然都默不作声。情
急之下，我张开嘴唱起了儿时学过的《小儿郎》，唱得很用心，直到泪水模糊了双眼。“老师哭了，老师哭了，怎么办？……”一个男孩儿突然起身冲到了讲台上，紧接着，几十个孩子不约而同冲了上来，紧紧把我围在中间。这节课，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我讲得口干舌燥，但是一种幸福和满足重重包围了我。
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自己一辈子都属于这三尺讲台了！
在我教书生涯的第一年中，摆在面前的最大困难，是从家里到学校的1公里山路。上下坡多，到处是石头，遇到雨雪天，就更加困难。
有一次刚下过一场雨，我拄着双拐小心翼翼向学校挪去，一路上的泥泞让我几次摔倒，不得不手脚并用着爬行。好不容易来到学校门口的台阶前，试图跨上第一个台阶，突然脚下一滑摔倒在地，膝盖处一阵钻心的痛，血流了一大片，我咬咬牙，自言自语说：勇仁啊，你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还有啥困难能挡住你的道呢？这些话就是我一个人在艰难时自我安慰的“法宝”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所在的学校多了两名同事，年级增加到五个，但是班级为三个。我们通过复合式教学，这个山村小学先后向市里各家中学输送了500多名希望的小苗苗。
“李老师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了多媒体教学呢！”
为了克服身体的不便，教好自己班里的那几十个孩子，我付出了超于常人几倍的努力。每次上课板书，写字时很吃力，左手拄拐右肩紧靠黑板，以使自己不至于跌倒，常常演算完一道题，累得满头大汗，两手发酸。为此，我常常提前一天利用晚上的时间，将第二天上课的内容写在硬纸板上，以减少课堂板书的时间。
语文课上，学生最头疼的是记生字，为了让学生学习起来容易又有趣味，我结合实际，就地取材，自己设计了“土电视”教具。先将字写在纸带上，字的偏旁部首和拼音分别用不同的颜色标出，字旁边再画上彩图，然后卷在一个预先设计好的带有摇把儿的转轴上，纸带另一头固定在另一个转轴上，两轴同时固定在一个方形的纸箱上，一个“土电视”教具就做成了。学生对这种教学方法充满了兴趣，不但很快通过了“生字关”，往往一节课上完了还意犹未尽。
该村一位老教师对我打趣道：“李老师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了多媒体教学呢！”多年来，我不甘落后，所教的学科在历次全乡统考中均名列前茅！30多年来，我也23次被市、区、乡评为“优秀教师”和“优秀班主任”。我和孩子们一同越过12级台阶。
因为地形所限，学校地处高地，从校园到教室横亘着12级台阶。这对于双腿残疾的人而言可谓难以跨越。刚开始小家伙们不知道我身上的累累伤痕与此有关，后来他们发现秘密后开始身体力行地来帮助我，他们成了我不可或缺的拐杖。
从1976年开始，班里的30多名不同年级的孩子开始自发排号搀扶着、背着我走向教室。每天早早到校的孩子按时在台阶旁守候，看到我来了，他们合力搀扶着、扛背着，12级台阶留下孩子们唏嘘呼喊的暖流，放学了，他们又将我一个一个台阶转移到平地上。30多年来，孩子们走了一茬又来一茬，他们对我的关照和帮助一直没有中断，这种画面早已定格为一道感人的美丽风景线。
后来，孩子们担心我路上有啥闪失，他们干脆将这种爱蔓延，1公里的山路上，多出了一群孩子，他们用稚嫩的手，清除路上的石块和荆棘，用一种普通而感人的方式传递着奉献和关爱。
为了多学点知识，更好地教孩子们，教学八年后，我毅然决然报名参加了鹤壁市示范进修业余班的学习。那时候山路不通，每次出去学习，父亲把我抱上驴背，母亲牵着驴走几十里山路将我送出大山，然后母亲牵着驴等上一天，再牵着毛驴将一身疲惫的儿子驮回家中。
山外飞来爱情鸟，短暂的幸福后飞走了
山里的世界很无奈，山里的暖情很炽热。我一心扑在教学工作上，错过了青春，也错失了婚姻，父亲去世后，我和老母亲相依为命。我的事迹，很快被乡亲们传开了，当地一些媒体也相继报道了我的境况和遭遇。一时间，我成了大家关注的对象，爱情，终于越过重重阻碍向我招手了。
1999年5月份，一位在外地做生意的女士找到了我的家门。一同而来的，还有人家一个十岁的女儿。
“我是看了关于你的报道才找来的，你对学生那么认真负责，对家应该也不差！”这个大我4岁的好女子的到来，在这个小山村里引起了轰动。
就这样，在44岁的关口，我终于成了家。全山村的人都来祝贺，热热闹闹给我们举办了婚礼。婚后没几天，我就又全身心投入
到了教学工作中，似乎忘记了家里还有一个新娶来的好媳妇儿。好日子没过多久，夫妻两人就开始因为一些事情发生矛盾，我觉得很正常，没在意。
半年后，妻子终于忍不住爆发，冲我大吼了一句：“你能不能眼睛别老盯着那些孩子？！”至此，我才明白，自己早就习惯了把学校和学生们当成生活的全部，而忽视了妻子的存在。
说句良心话，在我本来残缺不全的生命中，妻子顶着世俗和偏见来到山区嫁给我，和我共同生活了将近一年，尽管时间不长，但我对她永远都是心存感激的。后来，妻子多次苦苦求我下山共同做生意过日子，我在痛苦不堪中挣扎了很久很久，可是一来到课堂上，似乎又把一切全部忘却了。31年了，如果离开孩子们，我自己真不知道活着是啥滋味。再说了，一旦出山，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生活方向和价值会在哪里。
7年来，妻子女儿也不再强求我了，她和女儿说回去看望老人，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们彼此失去了任何联络。
爱情对于我，或许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我不敢再去奢求，人这一辈子很多事情的发生，似乎是命中注定的。
大山给了我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既然命中注定我是一株生长在大山怀抱中的小草，既然这辈子与鲜花和浪漫无缘，那我就继续在这里默默工作，用力所能及的付出，用有限短暂的生命，回报给大山一抹翠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