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东莞市两级法院近期在多宗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中，提倡对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并对作出经济赔偿的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其中一个案例中，因犯劫杀案有机会被判死刑的一名囚犯，因向被害的死者家属赔偿五万元，被法院认定为可依法减刑的情节，一审从轻处理判死缓。同类的减刑判例在东莞有三十多宗。事件在内地引起「有钱人犯罪，受到的处罚会比穷人轻？」的争论。
据《北京晨报》报道，二○○五年十一月一日晚九时许，被告人王某夥同两名同党抢劫蔡某，并致蔡死亡。在公诉机关提起刑事诉讼的同时，蔡的家属亦提出附带民事诉讼，因为蔡死后，蔡家生活陷入极度困境，蔡的女儿也面临失学。
辩称「非蓄意」案例方可酌情
报道称，法官得悉此情况后，多次组织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进行细致的调解，王姓被告同意赔偿原告五万元人民币，原告对此表示满意，被告人也表示要痛改前非。最后，法官对被告人王某作出一定程度的从轻处罚，一审判处死缓。
由可能的死刑到最终的死缓，法院以经济赔偿作为减刑的参考因素，引起极大争议。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斯为此作出辩解称，依法规定，被告人能够采取措施挽回损失，使其行为的危害性尽量减小，这一做法可以成为依法减刑的情节。但陈斯又强调，并非所有刑事案都可采取这种做法，对於社会影响恶劣的案件，即使被告人赔钱也不能减刑，能够适用赔钱减刑的，大多是非蓄意犯罪案件。
前首富判死 捐献多活五月
东莞法院试行赔钱减刑判决，为那些犯下死罪的有钱人带来生存的希望，但由於各地法官对刑法的理解不同，花钱未必一定能买命。前北京首富袁宝?曾在狱中提出向国家捐献五百亿人民币的资产，为此他多活了五个月，但最终因民意反对，仍被执行死刑。
北京建昊集团董事长袁宝?因杀人，被渖阳市中院以谋杀罪判处死刑。原定於○五年十月十四日执行死刑，但死刑被推迟至○六年三月十七日。当时有两种说法：一是袁律师称，袁在狱中提出向政府捐献自己控股的印尼油田，价值四百九十五亿元；二是袁临刑前揭发渖阳某部级高官的腐败行为。
郭平的特稿指出，在内地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推行类似东莞法院以罚钱免除死刑的「刑事和解」宜小心谨慎。首先「杀人偿命」是中国人难以改变的传统观念，「赔钱减刑」很容易使民众感觉法律失去严肃性和公正性，从而对司法制度失去信任感，并在社会上形成有钱就可以犯罪的误区。所以，推行「刑事和解」的同时，应加强社会宣传和育，使民众有正确的认知。
再者，由於内地司法系统仍存在许多问题，司法不公、司法审判不透明、缺乏完善的监察机制，以及法官质素不高等等，都是令人担忧的现况。
目前，部分内地监狱已出现犯人以贿赂的手法「花钱减刑」的腐败行为。在这样的状态之下，以罚钱减刑为特点的「刑事和解」很可能被不法分子和违法、违规的司法界蛀虫滥用，使有钱人可以「花钱抵罪」，司法机构亦有可能藉此敛财腐败。
死囚「赔钱减刑」的做法，如缺乏有效监督，最终沦为一块新的贪腐肮脏之地。
广东东莞法院庭长称赔钱减刑不等于有钱减刑
昨日，广东东莞法院针对外界对“赔钱减刑”的质疑，解释称，“赔钱减刑”的初衷是维护被害人的利益，必须符合诸多条件，和罪犯有钱没钱无关。
昨日，从广东东莞两级法院传出消息，当地法院在30多宗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中，对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并对作出经济赔偿的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经济赔偿就可以减轻惩罚？有钱人犯罪是否可以因此“赎罪”？针对质疑，法院解释称“赔钱减刑”的初衷是维护被害人的利益，但必须符合诸多条件。
初衷是维护受害人利益
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梁聪接受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赔钱减刑”不仅是为了维护受害人的利益，也符合最高法院提出的“少杀慎杀”原则。从今年起，最高法院收回了死刑复核权，对主动赔偿受害人损失的，可以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一般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梁聪进一步解释说，以往的刑事审判不是特别注重对被害人的赔偿，被告对赔偿采取消极态度，处于弱势的受害人或其家属因得不到补偿，往往陷入生活困境。法院从人道的角度出发，帮助受害人解决实际生活问题，并化解施害者和被害者之间的恩怨，只要罪行不特别严重，没有引起民愤，不违背法律的精神，就是值得提倡的。
“赔钱减刑”有前提
但梁聪不止一次地提醒，不能简单孤立地来理解“赔钱减刑”，这必须符合至少三个条件。首先，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好，并主动对受害人做出经济赔偿；第二，法官要征求受害人或其家属的意见，他们同意调解，愿意接受经济赔偿并在一定程度上谅解被告人的罪行，才可能调解；第三，要看被告人罪行的严重程度。如果社会影响恶劣，比如此前的几起“灭门案”，即使被告人赔钱，也不可能获得减刑。
梁聪否认了“有钱人犯罪可以因此获得减刑”的说法。他再次向记者强调，“赔钱减刑”的前提是符合上述三个条件，和罪犯有钱没钱无关。
律师表示肯定
就东莞两级法院提倡的“赔钱减刑”做法，上海广懋律师事务所律师江清汉认为，这种做法符合法律的功能和社会趋势，值得肯定。
“罪犯用经济上的付出来表现自己的认罪态度，法律给予一定的宽容，这符合法律精神。受害人以财产补偿来弥补受害人或其家属的心灵创伤，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社会的振荡或矛盾。如果罪犯有悔罪表现，罪行也不足以处以极刑，为什么一定要用一个生命来警醒他人呢？”但对于那些严重的案件，比如连环杀人，用多少经济或物质的付出都不足以弥补，就不能“赔偿减刑”，因为这是社会所不能接受的。
对于东莞法院的做法，江清汉律师认为也不算创新，他说：“实际的刑事审判中一直就有这样的做法，只不过是媒体突出了东莞的经济补偿这一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