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人公园' 八年间导致二十多人死亡

因为8岁的爱女在福建三明江滨公园游戏时，失足滑入水中溺死，詹红光将三明市相关主管部门告上法庭。 但她明显处于劣势。于是开始寻求同盟———在痛苦的搜索中，她惊奇地发现：由于同样的原因，至少有20个人葬身在这个“吃人公园”里。其中绝大部分是孩子。 “找到那么多，那么快，但是心里越来越难受。”这位坚强的母亲说，“这么多条人命，之前任何一起引起重视，我的女儿就不会死，后面那么多人也不会死１ 福建三明市的一家文印店里，詹红光———一位36岁的母亲，在打印一份名单。 一位路过的中年男人注意到了名单上的文字。“你的孩子死了？”他急切地问道，“我的儿子……也淹死在江滨公园里。” 这是一份死亡名单。 20个名字排列开来，3位成人、17名儿童，包括詹红光8岁的女儿和侄子。不同时间里，他们被贯穿市中心的沙溪河夺去了性命———不是因为游泳，而是失足沙溪落水。落水地点惊人地相似，是在河防洪堤的北端和南端，两片设有健身器材的绿地里———三明人统称为“江滨公园”。 8龄童命丧吃人公园 阳光洒在江滨公园里，孩子的嬉闹声从水边传来。他们身后不足10米处，约50米宽的沙溪河静静流着。只有它知道，这将是孩子们享受的最后的太阳。 2006年6月17日，晴朗的周六。“妈，我去学校玩一会儿。”吃过早饭后，8岁的谢童边嚷嚷着边出了门。詹红光忙着收拾碗筷，甚至没来得及答应。 詹红光即将成为儿科医生，两个月后要进行进修考试。女儿对于“妈妈和我一样也要考试”很感兴趣，每当测验拿了满分，她就会骄傲拿着卷子问：“妈，你能考100分吗？” 11∶00，谢童还没有回家。往常一过10∶00，房门总会被“嘭”地一声推开，接着女儿就会噼里啪啦地跑进来，有时还会猛扑到詹红光的身上。谢童活泼聪明，在校运会上轻易拿到跑步、跳远的冠军，“我以后要跑得比刘翔还快”，自从看过雅典奥运会，女孩经常对母亲夸口。 12∶00已过，詹红光着急了。邻居们都说没看到，母亲又赶到学校，仍然没有女儿的踪影。14∶00，詹红光的小姑打来电话，说儿子吕航上午被谢童叫走，现在也没有回家。不祥的念头出现在母亲脑子里，她报了警。 次日，刑警队传来消息，学校附近路口摄像探头的录像显示，谢童、吕航和另外两个小孩穿过路口，奔向沙溪河南端的江滨公园…… 4天后，谢童和吕航的尸体在沙溪河下游斑竹水电站大坝前被捞起。亲戚们拉住了想见女儿最后一面的詹红光，“不要看了，留个好印象吧。” 母亲听从了这个建议。但这位曾经有过溺水经历的儿科医生每天都会设想，女儿落水后的情景。冰冷的液体从女孩的嘴巴、鼻子、耳朵里灌进去，搅碎她的肺泡，窒息了她的呼吸，让她从痛苦变得麻木…… 警察又找到了另外两个同去公园的孩子，仍惊魂未定的他们回忆说：“在健身器材上玩后，大家去河边洗手。他们从护栏下面钻出去，沿着水泥踏板下到水面。吕航踢着水玩儿，突然摔到河里，马上就漂走了。”两个孩子惊恐地跑上了河堤，谢童却竭力把手伸向表弟。她的身子越探越前，落入冰冷的水中。 詹红光再次见到女儿，是在火葬常“要比刘翔跑得更快”的孩子，化作一捧骨灰。 “你怎么能让孩子去公园玩，那里经常淹死人１一位邻居叹息道。 谁该对逝者负责 在失去女儿的地点，詹红光和丈夫谢启党立即看出了危险。 河堤上的护栏由水泥柱和钢管搭成，水泥柱间隔10米左右，中间横插两根铁管。对于成年人来说，护栏太矮，可以轻松跨越；对儿童来说，又遮挡不够，他们能从钢管下面钻过去。 护栏外，是几级沿着河堤伸入水中的水泥台阶。由于被长期浸泡，上面密布湿滑的青苔。 “护栏根本拦不住，台阶又会吸引人走下去，”詹红光说，“对缺乏判断力的孩子，这个设计是致命的。” 女儿落水处，詹红光测出水深2.5米；而不远处一段上百米的河岸，连护栏也没有的地方———超过5米！ “我曾一度自责，”詹红光说，“但现在，我觉得这不只是我的失职，孩子本不应该这么轻易地死掉。” 母亲把矛头指向三明市园林管理处和市水利局。“管理处为什么不设计建造合理的护栏？为什么不设立水深警示？为什么没有巡逻人员？”她质问，“而对水泥台阶这样的隐患，水利局为什么不拆除？” 女儿去世约两周后，詹红光给园林管理处和水利局去信，恳求整改。但她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江滨公园依然隐患重重。 福建电视台对此事进行了采访。借助记者的“名头”，詹红光终于见到园林管理处主任黄清平。今天，这位倔强的母亲依然保留着当时对话的录像带———黄清平端着茶杯淡淡地说，“护栏本身就等于警示。另外，孩子是从护栏外的水泥踏板上掉下去的，护栏以内归我们管，护栏以外就不归我们管了。” “应该说，我们没有责任。”这位主任强调。 而水利局局长黄德恭始终“在开会”或者“在外地出差”。市防洪工程办主任李光勇发表了看法：“台阶是为了方便农民取水设计的。园林处已经在踏板外设了护栏，警示不让人出去，水利部门也没有什么责任。” 12月初，本报记者在三明采访期间，反复拨打水利局负责人的电话，但对方始终不接听；黄清平则对本报表示，孩子是从栏杆下钻出去的，而不是从上面翻过去的。至于责任问题，他没有进行判断。 70天内，死神6次出现 竖立警示牌、修建墙型护栏、拆除水泥台阶，成了艰难的工程。“危险始终存在，还会出事的１詹红光警告说。 果然，隐藏在公园中的死神再次出手了———2006年7月27日，15岁的中学生罗小鹏吃完午饭，来到大河北端的公园。打闹中，他的凉鞋沾上了泥，这个一向整洁的孩子翻过护栏，沿着台阶下去洗脚……等到朋友们发现时，男孩已沉入了水底。 罗小鹏溺水3天后，同一个水泥台阶葬送了29岁的李世锋。死者之父65岁，典型的白发人送黑发人。 8月17日，谢童落水地点附近，18岁的熊晶死去。她是个乐观开朗的女孩，从厦门到三明拜访朋友。熊晶的母亲无法承受打击，服药自荆 8月25日，老人钟固（化名）在公园健身后，从水泥台阶上滑入水中溺亡。此前儿孙们刚刚为他操办了七十大寿。 两个月时间内，连续溺亡6人的结果，终于换来了“水深危险”的警示牌。园林管理处主任黄清平承认，统计发现河堤上共有水泥台阶22处，现已被拆除；此外，某些破损的护栏也进行了修补。 但这不能让詹红光满意。警示牌和护栏的修补集中在谢童等人落水点附近，而沙溪河在三明市中心蜿蜒数公里，无警示、无防护地段仍不难寻找。 诉讼，希望何在？ 通过电视台的记者，死者罗小鹏的父亲罗国春找到了詹红光。两段悲剧拼接到了一起，“这里太多的相似，”詹红光说，“我们决定打官司，谁失职，谁犯错，都必须受到惩罚１ 但他们马上受到了质疑———到派出所开具死亡证明时，警察奇怪地问詹红光，“这一片淹死了那么多人，就你打官司，能赢吗？” 2006年9月28日，詹红光把三明市水利局、园林管理处告上法庭。审理前，法官照例询问双方是否需要调解。“不调解１水利局的一名官员示威般地大喊，“淹死那么多人，给你开了调解这个头还得了？”这句话留在了詹红光保存的法庭录音里，更刺痛了母亲的伤口。 法庭辩论中，詹红光处于劣势———她聘请的律师对水利专业并不在行。詹红光急得大哭，从怀中掏出女儿的3颗乳牙，对着被告席哭喊：“你们看看我女儿，摸着良心说话，你们真的没有责任吗？” 这位母亲抛开了律师，自己开始了声泪俱下的阐述。她认为，大堤护栏的建造不合规定。按照建设部颁布的《公园设计规范》，护栏设施应“高于1.05米”。而江滨公园护栏仅高90厘米，下方还有60厘米的空隙。 同样根据这个规定，无护栏水体水深不得超过0.5米。而江滨公园总长数百米的亲水平台外，水深近5米。 另据国家《防汛条例》，汛期防洪工程上应组织人手巡查。而沙溪河大堤上，看不到巡查救护的影子。 这个防洪大堤是1993年修建的。而在1999年，沙溪河下游的斑竹水电站开始蓄水。蓄水后，河水深度由不足1米涨到了平均近4米。 而在沙溪河南岸，正是三明最繁华的地带。这里集中了4所小学、4所中学，居民区与商业区大都分布于此。 一位65岁的老人记得，在1964年和1994年，三明分别发过两次洪水，那时候防洪堤和水电站还没建成。“只是淹了沿河的一条街道，没有死人”，他说，“而电站修好蓄水后，淹死人的事情经常听说。” “相当于在三明人身边放了一个水库，”詹红光说，“这带来的安全隐患，为什么没有评估？相应的配套防护措施，为什么没有任何部门执行？最为关键的，管理部门难道没有监控到一直有人溺水的情况？” 罗国春的起诉在11月27日开庭。原告律师正在陈述意见，主审法官却突然离席。半个小时后，法官匆匆赶回落座：“领导来视察，刚才必须去一下。讲到哪里了？继续吧。” “个人的力量太弱小了，”詹红光告诉罗国春，“某些部门麻木不仁，两三个孩子的事情根本触动不了他们。” 詹红光和罗国春决定，寻找更多的溺水者。 “勇者绝不哭泣” 没有人想到，他们能如此迅速地找到其他溺水者。罗国春在火葬场寻机查阅了这一季度的火化登记单，从中找出溺水身亡者，再电话或者直接上门求证，很快查找出了同样溺亡于8月份的李世锋、熊晶和钟固。 更多的溺水者在不经意间被查找到。谢童以前的班主任老师来看望詹红光，说起自己以前还有两个学生也淹死在江滨公园。詹红光由此查找到杨梦伟和杨琦。这一对8岁的堂兄弟，死于2004年7月5日。 买菜时，相熟的小贩告诉了罗国春一个名字：罗志?。罗国春证实：2005年4月30日，这个14岁的男孩从河堤踏板上滑下溺水身亡。 通过小区旁边的水果店老板，詹红光查出了2004年10月2日溺水的涂文耀。这个8岁的男孩儿失踪的地点，就在谢童落水处旁不到100米。 茶叶店老板又帮助查找到了6岁男孩儿郑龙。2005年5月21日，他同样落水于南端江滨公园。时值电站开闸放水，郑龙被一直冲往下游，至今没有找到尸体。 …… 但更多的线索却无法继续进行下去。罗国春第二次前往火葬场，却被告知领导已经打了招呼，不再允许查阅火化登记单；詹红光到市120急救中心，希望查阅急救记录，也不获允许；还有很多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的名字，需要进一步查证。 三明并不是一个大城市，常住人口不足30万。线索似乎能来自于任何一个小区一条小巷，任何一个相熟或不相识的人。“只是查证很难，”罗国春说，“本地风俗认为家里死了小孩是很丢脸的事情，经常到了家门口查不下去了。”但一两个月时间就证实了20名溺水者，詹红光和罗国春觉得出乎意料。 搜寻的工作总是揭开旧的疮疤，詹红光往往处于崩溃的边缘。11月，詹红光接到通知，她通过了进修考试，成为了一名儿科医生。拿到通知书后，她忍不住又到女儿落水处痛哭一场，“妈妈通过考试了，你看不到了１ 在最近的一篇日记里，詹红光写道：勇者绝不哭泣。她说，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她已经来不及流泪。 “找到那么多，那么快，但是心里越来越难受。”这位坚强的母亲说，“这么多条人命，之前任何一起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我的女儿就不会死，后面那么多人也不会死１ 2006年12月1日，就在打印名单的时候，路过文印店的吴凌志注意到了名单。他的儿子———9岁的吴文，于1999年6月11日溺死在沙溪河南端江滨公园。 “找到多少个了？”吴凌志问。 “你的儿子是第21个。”詹红光回答。（文/南方网-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