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锋和父母、兄弟住在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
在6月1日张学友长沙演唱会上吞服安眠药，并被诊断为“脑萎缩”的谢锋第三次自杀。和前两次一样，这个22岁的少年真正渴望的并不是死亡，而是没钱治病的困境能得以扭转。他坚信得到明星的关注就能改变命运，“明星有号召力”，解决他的困境不过是“一句话的问题”。而2005年底在周杰伦演唱会上的第一次自杀，又让他意识到媒体的力量，比起个人追星族般的四处追逐和等待，媒体更有可能让他获得这种关注。
自杀的转机
张学友长沙演唱会前几周，谢锋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致张学友求助说明书》的一篇文章，继而又发表了一封遗书。内容大致相同，都是他身患重病，急需治疗，若求助不成，将用生命来拷问爱心。6月1日晚，贺龙体育场的演出现场，谢锋兑现了他的遗书，在无法近距离将求助信送达张学友手中的情况下，吞服安眠药。和2005年底在周杰伦演唱会上服药时一样，他被迅速发现并送至附近医院抢救。
“我得了很重的病，我没钱，我要治病。”这是谢锋想表达的全部。6月2日，脱离危险的谢锋从一大早开始在医院里等待着，直到下午16点多，才等来了第一个采访他的报社记者。其实上午有电视台记者来过，到医院一看是他，转身就走了。这不是谢锋想要的。他归咎于某个电视台曾对他做了“负面报道”，损坏了他的形象。在他看来“扭转了舆论导向”的“负面报道”，是市内某个频道在记录他没钱治病的同时，也拍下了他因为治病和亲人发生争执的某些偏激行为。他认为这让人们误解了他，“本来都是帮我的，现在都不帮了”。说这话时候，那双眼里满是失落。更多时候，这双眼睛伴随着他急切的提问，疑虑而期待地直视与他面对面的记者，问题通常是：“你们的报道会对我有好处吧？能帮我解决什么问题吧？”
2005年底在周杰伦广州演唱会上第一次自杀的时候，他是被争相关注的，报纸、电视，甚至网站的在线对话，他出示写给周杰伦的求助信频繁亮相，怀揣着许多人看来很不现实的期待——“周杰伦会知道吧？他知道了就会帮助我吧？”这期待当然没有实现，不过此后一年里，他曾陆续得到了5笔捐款:《广州日报》记者捐助3000元、长沙一市民捐助2000元、长沙市周杰伦歌迷会义卖所得1000元、中央电视台一记者捐助100元，以及一名网友捐助100元。虽然和他自述中所需的8万元治疗费用还有差距，但也让他看到了某种转机，也更努力地希望能停留在媒体的视野里。
阿海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更准确地说，是谢锋自己看新闻知道了阿海，一个以“公益人士”自居、用各种噱头吸引媒体关注的年轻人，没钱、没有固定职业，身着怪诞服饰在闹市做过“公益行为艺术”，也帮人发起过募捐。1978年出生的阿海以全职公益为生是最近3年半的事情，据说走南闯北地做过许多公益策划，最艰难的时候也拣过废品养活自己。按照阿海的说法，他“不喜欢做帮个人的公益行为”，费力不讨好，他努力的方向是“为一个群体的公益”。“原本是不想管的，只因为是老乡，看谢锋也很可怜，才决定帮忙。”谢锋来自新邵，而阿海来自邵东，两县毗邻，都隶属邵阳。
阿海给谢锋做了一套公益策划，“首先要公开道歉，为在周杰伦演唱会上自杀谢罪，然后带他去河西的高校做演讲，并参加其他公益活动，自食其力，重塑形象”。但两人的合作似乎并不融洽，阿海很生气谢锋“不按方案做”，而谢锋则认为“这些都没用”。两个人之间的相处也有些奇怪，阿海自认为很辛苦地帮谢锋做了很多事情，但谢锋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谢谢”，谢锋说自己心里知道感谢，但“说出来也没用，就不说了”。阿海生气时候会经常斥责谢锋“过于偏激”，“把自己想得太惨了，钻牛角尖”。而谢锋激动时候，则努力撇清他和阿海的关系，“我们不是朋友，跟他不熟，只是晚上去他住的地方睡个觉而已”，“我很多事情他都不知道”。谢锋去阿海那里借住也只是去年春节前后开始的事情，阿海也说他从不看谢锋的博客，他只知道谢锋要去看张学友的演唱会，但并不知道他钱从何来，也不知道他的自杀打算，但却并不意外，“他不按我的方案，他自己这种闹出噱头的极端想法太多了”。
出院以后，谢锋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又住到阿海那里，而从新闻里得知自杀事件的阿海，赶紧趁着这个时间点做起了新的公益策划，征得湖南省红十字会的同意，借用他正在做兼职的某个活动组委会的名义发起了一场爱心募捐。阿海赶制了一大沓A4大小的彩色传单，一面是爱心捐助的宣传，公布了公益账号;另一面是这个组委会正在进行的歌唱比赛的海报。“谢锋现在的形象很负面，我都不敢强调是给他个人捐钱，在宣传里尽量淡化这一点，着重于爱心捐赠。”为此阿海显然不止一次向谢锋解释，并且承诺，“一旦账号里有钱，我肯定首先拿钱给你治疗”。
“新闻明星”的抗争
虽然在宣传上尽量淡化谢锋的名字，但谢锋依旧是这个系列策划案中的关键。按照阿海的说法，6月7日是这个活动的启动仪式，接下来还有一系列活动，跟河西那边高校社团的联动，“带他过去演讲、谢罪，彻底改变他的形象”。
6月7日下午的“启动仪式”很简单，阿海牵头，组委会的六七个年轻人合作，怀抱传单和报纸在长沙火车站附近开始募捐。自愿帮忙的那些十几岁少年都是第一次街头募捐，兴奋地拦住路人说明原委，毫不羞涩，还有人专门负责拿DV全程记录。阿海说多亏组委会公司老总是他的老乡和朋友，“老总发了话，他们都很积极”。反倒是谢锋，怀抱着自制的简易募捐红纸箱跟在后面，无精打采，他说自己最近都没睡好，精神很差，没有力气。阿海不管这些，“有记者在他总是这个样子，其实并没有那么差”，抱怨之后他也会替谢锋解释，“他也是想改变形象，扭转媒体对他的看法，只是方式有问题”。
愿意往纸箱里投钱的路人并不多，一纸两用的传单也在不远的地方被丢弃。阿海事先通知了几家他相熟的媒体，最先来的是两名电视记者，阿海很自然地让谢锋放下募捐箱，跪在地上。谢锋跪下来，心里并不情愿，姿势逐渐改成半蹲，不久又站起来。路人并不积极的反应给拍摄带来了很多难度，好不容易截取到几个成功捐赠场面之后，镜头再次对准谢锋，为了配合拍摄需要，谢锋只好再次跪下去，低着头，即便有钱落到面前的箱子里，反应依旧很漠然。记者拍完走了，募捐队伍转换到火车站旁的公交车站，到每辆公交车上碰运气。谢锋看起来更加疲惫，走了几辆车之后，干脆蹲在路边不动了。不过今天的任务还没有结束，他们在等待另一家报社记者的到来。谢锋主动打了两次电话过去，记者还没有到，阿海有些着急，又不好意思再催。记者不久后终于到来，短暂的交谈后，谢锋再度在旁人陪同下走向公交车，几分钟之后，启动仪式结束。谢锋依旧没有说感谢的话，依旧显得很失望，“这些都没用，救不了我”。
这一天募捐来的钱并不会直接到谢锋手里，他照例回到在坡子街尽头小巷的家里吃晚饭。这个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是谢锋一家6口在长沙的容身处。他那从农村出来到城市讨生活的父母——谢科文和刘爱勤，一个在工地上拉车卖苦力，一个在街上拣废品，在谢锋之外，还肩负着一女两子的抚养义务。每月160元钱的这间采光极差的小屋，是他们倾尽全力才能得到的容身之所。狭窄的走廊上放个煤球炉就成了厨房，家中唯一值钱的家当是一台34英寸的彩电，还是2004年谢锋重病到长沙修养的时候，跟亲戚借了1000多元钱特地买的。被隔断的狭小空间里靠墙两侧摆放着两张单人床，中间留下的位置仅能摆放一张小桌。白天用来吃饭，晚上要收起来，把地方留出来打地铺。除了患病的谢锋自己能单独睡一张床，其余的5个人只能在剩下的空间里挤着睡，父亲谢科文从来都是打地铺的。
媒体的频繁到访已经让谢锋成了邻里皆知的新闻明星，老实的父母并不懂得这一切意味着什么，邻里们半真半假地给他们出主意，“让那些采访的记者做点有用的事情，带谢锋去医院治病，不然就不要搭理他们”。他们也就信以为真，也有记者因此遭遇到冷面孔，误解为他们对儿子病情的冷漠。不过在那刻意做出来的冷面孔之外，这对父母面对记者更多的还是待贵客般的不知所措，他们把时间都留给儿子来发表观点，自己拿了小板凳坐在门外的走廊上静静地等，把晚饭的时间一再延迟。
如果不是媒体，他们甚至不知道谢锋的三次自杀，他们只知道，儿子所有反常的行为都是因为他的病，“有病是要治，可是家里没有钱”，仅此而已。谢锋显然早已经明白不能依赖父母，所以他在努力累积自己的“资源”，他有一个小本子，记录着每一家跟他联系过的媒体记者和网友的联络方式。这一次的自杀似乎又有几家新的媒体跟他联系，摊开一张被揉皱了纸，谢锋趴在床板上认真把上面的电话挨个抄到小本子上。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接受采访的机会，“能不能公布账号帮我募捐些钱？”同时又都会犹疑:“你们会从哪个角度报道我？”他甚至希望能在发稿前看到稿子，“我想签个字”，隐藏的担忧是:“你们的报道会对我的隐私和名誉造成损害吗？”
大约从2004年开始，谢锋开始离家外出，最开始是去长沙找父母。从那时开始，村支书谢必然陆续接到外地救助站的电话，都是关于谢锋的。谢必然很讶异，谢锋对救助站的说法是“父母不管他，打他，不给他治病”。“可事情不是那样的。”谢必然一边向救助站澄清事实，一边也帮谢锋求助。谢必然最频繁接到救助站电话是2005年，“每天一两个电话”，“他跑得好远，山西、安徽、河南，哪里都去了”。谢必然并不知道，谢锋在2005年下半年，靠着救助站给的路费和生活费，追随着周杰伦演唱会的日程，希望能引起周杰伦的关注。上海、南京、厦门、广州全都跑到了。
在2005年12月17日广州天河体育场，周杰伦亚洲巡演的最后一站，备感绝望的谢锋服药自杀。因为这次自杀，龙竹村第一次来了记者。此后，谢锋隔段时间就会给谢必然打个电话，询问有没有记者来采访，有没有民政部门给他的救助，如果都没有，就会很失望。谢必然算起来，加上这次到访，总共来了三次记者。第二次是今年3月，谢锋自己找到邵阳的某个电视台，带着他们去新邵民政局，直接找局长求助。毫无准备的民政局等于被将了一军。局长当场表态，救济股股长陈锋带着谢锋去新邵县人民医院看病、拿药，给了200元生活费，然后派车派人把他送回村里，可谢锋根本不愿意停留，想马上跟车返回。谢必然做了半天工作，他才勉强在村里待了4天。之后又找民政局求助，这次民政局开了两张500元的介绍信到新邵县红十字会医院，在内科住院两周。主管内科的副院长刘美玲对谢锋的状况很无奈，这是一家很小的医院，甚至CT机都没有，谢锋也没有出示在大医院的检查结果，她们只能根据症状给他开一些最平常的神经营养素，“维生素、脑复素、细胞色素C等等”。而他这种频繁的外出，也让新邵县民政局救助站站长曾武虎有些看法，“这孩子就是追星族，不是老实治病”，“他来了救助站好多次，只有那几句话，他要生活，要治病”。
唯独第二次自杀是静悄悄的，2006年的某一天，因为治病的事情再次跟家人发生争吵，一气之下跑到长沙县某个僻静之所服药，幸运获救后，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乡村少年的世界
在谢锋的叙述里，生病是他人生的分水岭，“一切都变了”。一开始并不清楚是脑萎缩，只是“左手的大拇指不听使唤了”。继而是“病得越来越重，别人开始嫌弃我，不愿意接近我”。而在此之前，他是“院子里大家都喜欢的聪明孩子”。
谢锋说的“院子”，是新邵县太芝庙乡龙竹村的那个农家院落。现任村支书谢必然早年在新疆做生意，接任村主任、村支书的职务加起来刚满6年，他计算下的村人均年收入才五六百块钱，全村名册上1700多人，实际空了一大半，年轻人早早出门去新疆或者广州打工去了。
谢必然论辈分算起来是谢锋的堂叔，记忆里的谢锋“家里很穷，父母早年都在江西打工，7岁之前都跟邻村的外婆住”;“小时候很聪明，肯念书”，其他的就是生病之后的反常了。一开始，谢锋是在家吃草药，“都是他七八十岁的爷爷走十来个小时的路去涟源帮他挑回来，隔20天去买一次”。草药的气味很重，在家里煮久了，“闻着都想吐”。草药吃多了会反胃，谢锋家里又很难吃上肉，“身体就越来越不好”，“心情不好，性格也变了，老是跟家里人争吵”，拿菜刀架在外婆脖子上要肉吃、砸自家的桌椅板凳，甚至撕烂棉絮点火，种种极端行为，也扯远了他和村里人的距离。
对于不自食其力的指责，谢锋也为自己辩驳，他说他卖过报纸，卖一份报纸能赚0.3元，一天只能卖20多份。后来也卖过唱，“唱周杰伦的歌”，也挣不到什么钱。现在想着到一个餐馆里洗碗，“不要工钱，管饭就可以”，问了很多家，也没有人用他。可是阿海反驳他，“你到底卖过几天报纸？什么工作都没有坚持下去”。而谢锋给自己解释的理由是，“我的病越来越重了，身体越来越差了”。在谢锋现在的逻辑里，病是一个死结，不把这个结完全解开，“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没用”。
他为数不多的朋友里，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周杰伦的湖南歌迷会。网名“至尊宝”的原会长是一名19岁的大男孩，对谢锋特别好，“每次搞活动都是他叫我去的，大家一起烧烤一起玩，他们都是AA制，只有我不用掏钱”。2006年12月8日，周杰伦再次来长沙举办演唱会，“至尊宝”带上谢锋，并与组织方沟通，把他安排到靠前的位置，条件是别让他再搞出事来。“至尊宝”说，他们发现谢锋很享受，没有做出一丁点过分的事来。
这一次自杀后，谢锋努力对记者解释，他想“证明自己不再喜欢周杰伦”了，以此做一个结束。现在的谢锋有些后悔，“一开始就找错了，如果找的是谢霆锋，我早就得救了”。追问原因，他说，“谢霆锋有爱心，帮助过很多人”。他求助于明星的希望还在继续，“我不再喜欢周杰伦了，可以找别的、更有爱心的明星来帮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