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样品送到、数据分析、采集入库、搜寻结果……这是《市场报》记者日前对“中国寻亲人员DNA数据库”进行独家采访时,现场看到的工作场景。
“中国寻亲人员DNA数据库”,一个以DNA密码为搜寻手段的庞大系统正在建立当中。从今年3月开始,这个由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创办的系统,正在努力为众多寻亲者开辟一条走近亲人的捷径
逆流:
从传统寻亲模式中找到“捷径”
“你是我的亲人么?”
记者以“寻亲”为关键词在百度搜索,找到的相关网页约1,200,000篇,而各种类型“寻亲网站”上千个,“寻亲服务”赫然成为很多调查公司的主营业务。日本遗孤、江南孤儿、上海孤儿……由于历史、社会、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的骨肉离散,让“寻亲”成为网络的热门点击词。
离散、思念、寻觅、发现、惊喜、确认、失望、重新寻觅、再度发现、再次失望、继续寻觅……这是以往绝大多数寻亲者的经历。在多年艰苦的寻觅过程中,不少寻亲者都在最终进行了DNA鉴定后,感受了从喜悦转为失望的过程。其中,有些人在血缘的召唤下,坚持寻找;也有不少人因承受不住巨大的精神落差,最终放弃了寻找。
传统的寻亲模式,不仅需要寻亲者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也大量占用了寻亲者的时间和精力。而在今年5月江苏省宜兴市官林镇举办的“2007陶都寻亲会”上,北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提出了一个他们筹备已久的项目——“中国寻亲人员DNA数据库”。其主要负责人于晓光提出这样一个思路:既然DNA鉴定是最终确认亲人必不可少的一环,那么为何不从这个最终步骤逆流而上去寻找?于是,他们采用以DNA鉴定为主的逆流查询的方法,不需要寻亲者东奔西跑,只要他们把自己的DNA样品和个人情况邮寄到鉴定中心入库,“数据库”便会自动为该DNA寻找相同的基因。
血缘:
剪不断理还乱,谁在谁的心头?
“孙猴子好歹还知道自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而我却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今年已经50岁的李海峡提起自己身世泪如雨下。三年困难时期,作为孤儿,
2岁的李海峡从温州儿童福利院,被辗转送到河南三门峡市会兴福利院寄养。转眼48年过去,他一直在找寻亲生父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可能越来越小。
“这样的寻亲者最需要的就是寻亲数据库,只要基因库里能存有其父母的基因,他就能找到自己的亲人。”于晓光告诉记者,今年5月,他参加的官林认亲大会让他亲身感受到了寻亲者的悲苦,也坚定了建设“寻亲数据库”的决心。
在官林认亲大会上,像李海峡这样寻亲多年而无果的案例数不胜数。事实上,主办了几次认亲大会的“寻亲大姐”吕顺芳自己也是寻亲队伍中的一员。上世纪60
年代,因家庭贫困,吕顺芳的父母忍痛把她的妹妹扔在上海一家饭馆门口。改革开放后,吕顺芳一家把找到她的妹妹当作头等大事。吕顺芳的母亲去世时,还念叨着:“找不到丢失的女儿,我死不瞑目。”
骨肉分离,人生最大的悲哀之一。“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恐哭损残年,告爹娘:休把儿悬念。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红楼梦》中,探春的一曲“分骨肉”唱哭了多少人的心。而对众多寻亲的孤儿来说,他们忍受的不仅是“分两地”的痛苦,甚至连可以“告”的爹娘是谁都不知道。
从2000年起,吕顺芳每年都在官林镇举办一次寻亲大会。每次寻亲大会,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来此寻找失散的亲人。至今为止,通过寻亲大会,吕顺芳已帮助130多个家庭找到了亲人。这些人称赞吕顺芳是“中国第一热心人”、“寻亲大姐”。100多个家庭,从寻找难度来讲已很不容易,但对于当年那批大迁移的孤儿来说只能用“杯水车薪”来形容。每年的寻亲见面会,都有全国各地的寻亲者前往参加,其中既有孤儿寻父母的,也有父母寻找被拐卖的孩子的。虽然成功率并不高,但抱着对亲人的思念,抱着一丝希望,人们仍然会自筹旅费一次次参加。
DNA:
最准确的辨别,最混乱的市场
“这么多年来,寻亲大会一次次的举办,孤儿们奔波各地,可成功率却极低。其中有不少孤儿都已经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希望越来越渺茫。”于晓光每次提起“官林认亲大会”时,声音总是充满同情,而作为“中国寻亲人员DNA数据库”的主要发起者,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承认:从2000年就开始举办的官林认亲大会,是促其创办“中国寻亲人员DNA数据库”的最大动因。
在今年的官林寻亲会上,作为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的下属部门,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作为DNA鉴定方出现在官林寻亲现场,除了给寻亲者提供权威的鉴定外,同时开展“寻亲数据库”的采样工作。这家被不少媒体誉为
“DNA鉴定最权威机构”的鉴定中心,近年来接待过不少寻亲者做DNA鉴定,在亲身感受到寻亲者寻找亲人的迫切,以及亲眼目睹了不少人经历DNA鉴定而表现出的失落后,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产生了建立“中国寻亲人员DNA数据库”的念头。
“DNA数据库”的原理实际上并不复杂。其工作流程就是把寻亲者的样本(自身情况和采集的样本)接收过来,进行DNA检测后进入专门为此设立的数据库中,通过对比库内任意两人之间的DNA数据来查找寻亲者的亲人。由于DNA检测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最权威的亲子鉴定标准,同时也是认亲的最后一个环节,所以通过“中国寻亲人员DNA数据库”寻找亲人的正确率相当高。当然,其成功率还需要有庞大的数据来支持。
“在此次寻亲会中,我中心人员共采集了300多份样本,同时,我中心所有工作人员也愿意无条件出人出力,仅以相应试剂耗材的成本价格来承担此次数据库的检测工作。”华大方瑞的于晓光有些遗憾地告诉《市场报》记者,虽然很多寻亲者每年都会不辞辛苦的花费旅费前来寻亲,但对于800元的入库检测费却不愿承担。“这跟当时会上一家公司打出了‘免费基因鉴定’的招牌有关。虽然据我所知这家公司最终并没有提供DNA鉴定的结果,但已经给不少与会者造成了‘DNA鉴定免费’的假相。”于晓光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十分不平。“幸好后来我们得到了美国一家试剂公司的援助,给认亲大会提供了一部分免费检测名额。”
DNA鉴定市场混乱与这个市场刚刚放开有关。以前,DNA鉴定一直属于司法部门管辖范围,200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颁布《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赋予普通人可申请亲子鉴定的权利后,这一市场在迅速启动的同时,也存在着缺少有效监管的问题。据于晓光介绍,目前社会上提供DNA检测的机构有几百家,而真正具有检测资质的机构极少。DNA鉴定机构要取得资质,必须拥有司法鉴定许可证以及计量认证或以国际ISO17025标准为参照的中国实验室认可,而国内符合这一标准的机构“只占个位数”。
“正规的DNA鉴定不仅需要先进的器材,还需要专业的人员,成本很高。”于晓光表示,虽然他们得到了试剂公司的支持,但由于援助资金有限,目前寻亲者免费加入寻亲数据库的名额仅有500个,“没有后援,我们对寻亲数据库的建设根本不敢走得太快。”于晓光这些日子十分苦恼,正在建立的寻亲数据库目前还处于初始阶段,由于缺少资金,很多专业人员只能从中心其他部门调用,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心的日常工作。“就我所知,仅江南孤儿就有数万个,想要真正解决这些孤儿的寻亲问题,数据库里至少要有50万个样本,其起动成本在2000万元左右。”
寻亲:
谁的责任谁该作为?
别让老人抱恨一生
“现在寻亲活动几乎都是民间自发举行的,基本上看不到政府的影子。”一位寻找自己亲生父母多年未果的孤儿告诉《市场报》记者,在官林举办的寻亲大会虽然有不少媒体报道了,但很多当地曾经送出过孩子的老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或者直到大会结束后才得知。“不少寻亲的老人都是在孤儿们已经退场后,才在家人的搀扶下蹒跚而至。”这位与会者颇为无奈地告诉记者,不少老人都已经年过花甲,平时也很少看书看报,如果当地电视台能够在节目下方走条文字新闻,或村镇或街道能广播通知一下,寻亲的成功率也许就能提高一些。
其实,先不提2000万元的“中国寻亲人员DNA数据库”开动成本,事实上,很多寻亲者由于经济困窘甚至拿不出几百到数千元的检测费用。采访中,不少人向记者反映:“孤儿的形成或许有自然灾害等诸多因素,但政府就可以完全放手不管么?”
目前,新西兰、澳大利亚等不少国家都有“失散人群DNA数据库”,提供服务的研究中心基本上都由官方注资,比如著名的“国际遇难者身份识别”。北美各州也都有自己的DNA数据库,用以辨别失踪遇难者以及进行一些司法鉴定。记者通过对多家跨国仪器、试剂供应商的咨询,了解到很多国家DNA数据库建设的状况。据介绍,英国这方面的数据库最为完善,覆盖面已经达到总人口的5%,而其DNA样品的来源有法律强制和自愿两种——有犯罪记录的人会被强制留取DNA
数据,而希望寻找失散亲人的人也可以自愿把DNA数据入库进行查找。不管是强制还是自愿,入库费用都由政府买单,而庞大的数据库,无疑对这些国家的司法等职能系统提供了极为有效的帮助。但在中国,即便是在DNA数据应用最广泛的司法部门,DNA样本的留取由于资金等问题,与这些国家目前的水平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