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的参政故事：他们已经不再沉默

　最近，在如火如荼进行中的美国2008总统选举舞台上，一场关于“双语选票”的风波引起了美国主流媒体的关注：居住在美国历史文化名城波士顿的华人选民与州政府围绕是否应该在总统大选预选选票上写上候选人的中文姓名译名一事发生争执。 　　华裔选民为自己争取选举权利并引起主流媒体关注，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头一遭。

　　在过去的美国政坛，华人的声音十分微弱，在华人圈子中甚至存在“只顾个人事业，不问国家兴衰”的心态；越过大西洋，翻看英国华人的历史，记载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对华人的描述是“沉默的一群”；在大洋洲和非洲，过去关于华人参政的字眼大多是“伤疤”、“低姿态”和“不介入”……

　　然而，随着自身经济地位逐渐提高、新一代移民后裔融入当地社会，海外华人的参政意识开始苏醒。在突破了经济能力和语言能力两大局限后，华人参政逐渐在世界范围内“热”起来，曾经失语的海外华人，选择了承担责任、服务当地，选择了为民请命、不再沉默……

　　美国“双语选票”风波

　　最近，在美国东北历史文化名城波士顿，当地华人选民和州政府围绕是否应在2008年总统大选预选选票上写上候选人的中文译名一事发生争执，引起了美国主流媒体的关注。

　　由于波士顿华裔选民人数迅速增长，2005年美国司法部与波士顿市曾达成协议，规定今后该市必须把政治选举的选票制作成中英文对照的“双语选票”，以便不懂英文的华人选民行使选举权。但近来波士顿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州务卿加尔文却称，候选人的名字翻成中文容易造成混乱，不同意在2008年总统大选该州预选的选票上写上中文。

　　此举激怒了当地的华裔和亚裔团体。7月9日，他们在州政府门前举行抗议示威，指责加尔文的观点无视该州华裔人口迅速增长、每天都发行中文报刊的事实。参加集会的华人高举用中文写的标语牌，上面写着“立即采用双语选票”、“要求选举权的完整”，“争取完整双语选票”等字样。

　　《今日美国报》和《波士顿环球报》等美国有影响的主流媒体均在显著位置对这一事件作了详细报道，并对华裔选民的立场表示支持。《波士顿环球报》的社论说，双语选票是关系到选民能否完整行使选举权利的大事，是实际的需要。

　　根据美国联邦选举法，包括华裔在内的亚裔美国人有权在拥有众多非英语选民的7个州16个司法辖区的投票地点获得帮助。目前在加州和纽约州的7个县，都已实行“双语选票”。

　　且不论波士顿“双语选票”之争如何了结，华裔选民走上街头为自己争取选举权利，并引起主流媒体关注，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头一次。

　　“双语选票”事件说明，与过去相比，美国华裔的政治维权意识已大大提高，标志着他们参政意识的逐步觉醒。

　　近年来，在美国政界崭露头角的华裔不乏其人，但整体上华人从政比例很低。据统计，华人在美国全国性选举中投票率比美国平均水平低10多个百分点。加州大学卡尔塞克拉马克尼斯兰教授的调查显示，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只有37%的亚裔人参与投票，相比之下，68%的黑人和73%的白人参加了投票。分析人士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美国华人从心理上对政治十分疏远。

　　美国一些华文媒体指出，华人背井离乡，远涉重洋来到美洲新大陆，大多为寻求生活上的安定和富裕。由于复杂的心理情结，使得华人对美国的政治、种族和自我，缺乏足够的认识。在不知不觉中，在认知上砌起一堵拒绝参政的墙。

　　正是由于这堵墙，许多华人认为在白人为主体的美国社会里，自己只是少数族群，存在一种“只顾个人事业，不闻国家兴衰”的心态。不必得罪谁，也不必支持任何人，只要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谁当选都无所谓。

　　美国华人参政意识不强，从根本上说是特殊的历史环境造成的。尤其是美国在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禁止中国移民入籍，使得他们无法在政治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与祖辈相比，年轻一代的美国华人有条件在各方面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也更有机会在未来的美国政坛上发挥更大作用。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美国华裔大学生对到政府部门实习的兴趣明显增加。从美国联邦机构到地方政府，都可以见到华裔实习生的身影。政府机构的实习机会，培养和孕育着一批未来的华裔政治明星。

　　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上任后，于4年前成立了劳工部实习计划，迄今已经培训了近400名学生，其中不少是华裔学子。对日后有意从政的华裔学生来说，在政府部门实习为他们提供了熟悉政务操作、积累政坛人脉的大好机会。

　　10年前，几位在联邦政府工作的亚裔人士在华盛顿成立了“国际青年领袖基金会”，专门帮助亚裔学子利用暑期到白宫、国会和联邦政府部门实习，其中半数以上是华裔学子。

　　该基金会前理事长、现任美国联邦中小企业局副局长的徐绍钦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培训和鼓励第二代亚裔青年做好参政和从政的准备，是这个基金会的宗旨。他说：“我们希望积极培训年轻亚太裔人才，随时争取自身应有权益，适时加入美政经界，扩大亚太裔对美国主流社会的影响力。我们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赵小兰。”

　　美国华人参政意识近年来逐步觉醒，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竞选和当选议员、市长等公职的华人人数大大增加；二是普通华人参政意识明显增强，投票率不断提高；三是二、三十岁的年轻华裔自觉加快融入主流社会，普遍具有比祖辈更为远大的政治抱负。

　　去年11月的美国州和地方选举中，一批华人政治家脱颖而出，当选州政府官员、州议员和市长等职，其中以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和东海岸的纽约最为显著。

　　加州是美国华人最集中的地方，而加州华人又以旧金山地区最为集中。旧金山华人占当地总人口的二成，对当地政坛的影响日益显著。在去年11月的州市选举中，来自旧金山的余胤良由加州众议员晋升参议员，写下了该州历史上首位华人当选参议员的历史；华埠商人、第三代华裔移民赵悦明则当选为旧金山市参事。

纽约是美国东部华人从政最活跃的地方。21世纪初，刘醇逸当选纽约市议员，后又有孟广瑞当选纽约州众议员。去年，杨爱伦当选纽约州第一位华裔女众议员。

　　华人在纽约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政治力量，引起了2008年总统大选候选人、纽约州国会参议员克林顿希拉里的重视和关注。

　　2007年5月16日，希拉里在华盛顿宣布成立“亚太裔支持希拉里竞选总统”竞选总部，并任命纽约市议员刘醇逸、纽约州众议员杨爱伦和民主党活跃人士司徒仲菁三名华人为“纽约州亚裔支持希拉里督导委员会”共同主席，展开一系列动员、造势活动。刘醇逸和加州众议员马世云将担任全美“华裔支持希拉里竞选总统”竞选总部共同主席。

　　在正在全面打响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我们将看到更多的华裔身影，听到更多的汉语声音……

　　英国东萨塞克斯郡的中文路牌

　　华人移居英国已有近200年历史，但长期以来华人及其社区被当地社会看成是“沉默的一群”。上世纪80年代，随着移居英国的华人生活日趋安定，以及华裔新生代与主流社会的良好融合，一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开始意识到积极参与当地社会事务、参政议政的必要。

　　参与竞选地方议员，是英国华人在基层参政的主要方式。随着马来西亚华人移民吴美莲1986年竞选伦敦路易斯汉姆区议员成功后，越来越多关注地方发展的华人跃跃欲试。20多年来，英国各地先后有约20位华人担任过地方议员。

　　如今，华人地方议员年纪最小的仅20多岁，最大的约60岁。在今年5月的地方选举中，英国东南部东萨塞克斯郡的成世雄一家三口同时当选为区议员，一时传为佳话。成世雄说：“我们胜出靠的是对人的诚意和诚实勤劳。”

　　不善言辞的成世雄说，他参选议员源于10年前一次不愉快的经历。当时，他的中餐馆生意很好，不少客户建议他把店面扩大一两平方米，但当他按照规定把申请递交给当时的地方议员时，却遭到了有些粗暴的拒绝。为此，他萌生了参选议员的念头，为自己寻找“权利”。没想到竟然竞选成功，成了英国最低一级的地方议员。目前，他已连续10年担任地方议员。

　　在开车带记者到邻近的镇中心参观的路上，成世雄指着公路一个大转盘边写有“欢迎光临”字样的中文路标自豪地说，这是他担任议员两年后力促当地政府搞的路牌，6个进入东萨塞克斯郡的路口都有这种写有中文的路牌。

　　在参加英国地方议员竞选时，鉴于华人人数不多，居住分散，因此候选人往往刻意回避华裔代表的身份。吴美莲就强调，她绝非作为华人代表而当选，单靠华人、甚至亚裔社区的选票，她永远都不会当选。此外，鉴于华人地方议员候选人都由各自党派推举并协助筹措竞选经费，他们提出的竞选主张通常围绕所在党派的政治主张和当地民众关心的议题，华人及其社区的呼声因而不得不退居其次。

　　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以华人社区利益为主的议会游说逐渐成为英国华人“集体发声”的开始。当年7月，英国政府开始就《移民、庇护和国籍法》草案接受公众咨询。该草案在涉及投资移民、留学生以及英国华人的支柱产业——中餐业所雇用的劳工等切身利益方面都增加了一些不利的条款。但是，大多数华人并未注意到改变的法律细节。

　　有17年移民法研究经验的华人女律师、“北伦敦华人协会”主席李贞驹敏感地意识到新提案有问题，于是她所在的英国最大华人律师行——李贞驹律师行主动担当反对新移民法草案华人社区协调人，亲自前往英国7个华人集中的地区，开办移民法讲座，解释法案内容，争取签名支持，并呼吁全英华人社团致信各级议员反映不满。

　　李贞驹说：“我们强烈意识到立法机构对少数民族社群特别是从事餐饮业的外族人口缺少了解。”经4个多月的奔波呼吁，英国上议院在2006年中国春节前对华人提出的4点意见作了修改，并最终获得下议院的通过。

　　李贞驹兴奋地告诉《环球》杂志记者，“我当初根本没想到会有现在的结果，太出乎我的意料了。”更让她振奋的是，这是英国华人首次团结成一股政治力量站出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游说的成功大大地激发了英国华裔青年的参政议政的热情。2006年6月，数百名华人医生、厨师、建筑师等与印度、土耳其等少数族裔群体联手到英国议会前举行示威游行，反对英内政部将有权申请永久居留的年限由4年改为5年，并向议员递交了请愿书，到首相府呈交抗议信。

　　华人参政议政并没有随着《移民法》的修改完毕而告结束。去年10月，李贞驹等又率先在英国上议院发起“华人参政计划”。李贞驹说：“英国有60多万华人，是英国第三大少数族裔，但他们中只有一半参加选举登记。华人不应再继续成为‘沉默的人群’，应该采取行动，联合成一个整体在英国政治领域获得发言权。”

　　在计划启动仪式上，负责移民、司法公正、反恐等内政事务的上院议员安娜莉说，这是上议院首次举办少数族群参政动员活动，希望华人能尽早参与英国政治，让政府在立法通过前听到华人的声音，也希望“今后其他少数族群能够效仿”。

　　英国华人每年为国库创造15亿英镑(约30亿美元)的收入，随着人数和经济实力提升，就连英国各党派也不敢忽视或放弃众多的华人选民。2002年，英国议员迪斯莫尔发起成立多党派英国华人议会小组，致力于在英国议会中推动在英华人的利益；英国选举委员会也特别资助一个名为“选出华人明天”项目，吸引华人参加选举投票，进而推动公民教育和政治参与。英国议会更是会在制定与华人相关的立法时倾听李贞驹等华人代表的声音。

　　中国驻英国使馆领事部参赞林旭对在英华人的参政愿望表示赞赏。他说：“近年来，英国华人和华人社区越来越受到主流社会的关注，华人以参政议政的形式反映诉求，这是争取自身权益的最有效途径。”

　新西兰茶杯里的风波

　　根据最新人口普查，目前新西兰华人近1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3.7%。按照正常比例，在新西兰现有121名国会议员中，应该有4到5名华人议员。但当前只有国家党议员黄徐毓芳一位，最多时也只有两名华人议员。

　　不过，近年来新西兰华人参政议政呈现前所未有的势头，眼下的政治人物还包括南岛城市但尼丁市长陈家豪、奥克兰南区外塔可诺市首位华裔市议员陈文辉、吉斯伯恩市长Meng Foon 等；其他层面上，华裔的面孔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类政府部门。

　　新一届市政府、议员、区议员的选举今年末将在新西兰各地展开。据了解，很多华人知名人士有意参选。

　　当地一家中文电视台的资深记者认为，相对20年前，华人参政的数量和比例明显增加，但与华人的数量相比，也还是少；“而且，条件成熟的参政华人还是不多，参选的环境总体不乐观，很多华人半途而废，选得很辛苦。”

　　新西兰大选中，曾发生过一起华人竞选国会议员的风波。很有机会成为执政的工党首位华裔议员的台湾移民卿太行，因为被曝出在参选申请时有隐瞒过去不清廉从商记录的嫌疑，先是被迫辞去太平绅士头衔，后被取消参选资格。这一事件在华人社区反响很大，有选民对率先“揭老底”迫使卿太行退选的华人的用心提出指责，也有主流媒体称，此前多次发生的类似事件，表明华人参政人士存在“根底不净”的较普遍现象。

　　上述事件是新西兰华人参政铩羽而归的一个典型案例，客观上揭示出几类常见情况：一是部分华人参政人士早前曾“历史不清”，在新西兰这样一个崇尚“政治洁癖”的国家，为其在政途更上层楼埋下遗憾的败笔。

　　一位老华侨遗憾地说，这是许多华人艰难创业经历留下的“伤疤”。“当年他们为了求生存，谋生计，甘愿从事最苦、最累的活计，一些人稍有放松，就可能在财务和法律上留下一些不大不小的纠葛，与个人生活无关痛痒，但要做公众人物，就可能惹来麻烦。”

　　其次，这位华侨这样描述一个忌讳而存有争议的现象，很多华人参政壮志未酬，拽他下来的不是异党对手，而是知根知底的圈内华人；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就是华人融入主流社会存在的障碍。

　　国家党资深议员黄徐毓芳5岁离开上海，随父母迁居香港，后移民新西兰，在这里读完大学，1997年成为国会议员，连任议员已经10年。她坦承作为一名女性，特别是一位华裔议员，从政的道路特殊而充满挑战，其中包括各类因华裔身份而引发的风波。

　　在一次议会辩论的唇枪舌剑中，黄议员向新任移民部长坎利夫提问，后者回答时要求她“读”一下某个文件，竟刻意模仿她的口音，把“读(read)”发成了“wead”。事件曝光后，很多议员和民众为黄徐毓芳抱不平，要求移民部长道歉。黄徐毓芳倒是很大度，笑称这只是“茶杯里的风波”，不必太过当真。

　　但如果细究，这个小风波折射出文化的碰撞和来自主流社会的习惯性的压力。年少就生活在新西兰的黄徐毓芳尚且遇到这样的问题，可见文化、政治歧见更是新移民涉足政坛必须跨越的障碍。

　　澳大利亚约翰苏，他是我的兄弟

　　在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文化中心、金融业重地墨尔本，市民中传唱着一首名为“约翰苏，他是我的兄弟”的歌曲，商店里还摆着印有同样字样的T恤衫、棒球帽、茶杯等商品。有人甚至呼吁，“约翰苏，去竞选总理吧”。

　　约翰苏就是墨尔本市市长苏震西，是一位17岁才从中国香港移民澳大利亚的华人。他2001年成为墨尔本市历史上首位民选市长，2004年他又获连任至今，也是墨尔本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市长。

　　其实，澳大利亚华人参政最早始于上世纪早期，出生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矿区、中国淘金者的儿子朱俊英在1913年就当选澳联邦参议员，是进入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第一位华裔人士。他后来两度连任联邦议员并被选为副议长。朱俊英逝世时，澳议会下半旗致哀，联邦总理在唁电中赞誉他是“全澳大利亚最能干最忠诚的政治家”。

　　但由于种种原因，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参政的华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随着中澳两国于1972年建交，澳大利亚废除反亚洲移民的种族主义政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白澳政策”，实行多元文化政策，才真正为华人参政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政策基础。

　　更重要的是，华人自身素质逐步提高和参政意识的觉醒。

　　成功的商界人士黄国鑫是第一代移民，他27岁时才移民澳大利亚，2000年当选南澳大利亚州首府阿德莱德市市长。

　　2004年，年仅30多岁的华裔人士、曾获得法律和艺术双学位的黄英贤由于工作出色晋升为澳最大党工党联邦前排参议员，稍后被当时的工党领袖莱瑟姆委派担任影子内阁就业和劳工参与部长。据分析，如果工党在下届联邦大选中获胜，黄英贤将可能成为首位担任联邦部长的华裔人士。

　　在这些参政的成功华人中，有的人曾亲身经历过种族歧视。

　　黄国鑫第一次参选市长时，竟有少数极端分子在他的办公室前示威，打烂了他办公室的玻璃，还写出“不要中国人当市长”等明显带有歧视性语言的标语，甚至有人把恐吓电话打到他家里。

　　黄英贤幼年曾饱受种族歧视。她当时是学校里惟一的华裔学生，曾经在上下学途中被人辱骂、丢石块，家里的房子也被人涂鸦。

　　这些华人参政精英不但提倡多元文化，视为华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争取平等权益为义务和责任，还同时努力为当地百姓服务。

　　苏震西在“城市市长”组织发起的评选中当选“世界最佳市长”后曾接受记者专访。他说，他童年和少年时代在香港接受的传统的中华文化的教育，对他今后的为人处世和为官之道都有着重大影响。

　　“首先我崇尚合作与和谐。来自全世界140多个民族的人民居住在墨尔本，他们讲200多种不同的语言，但都和谐共处，享受着安宁与和平。”

　　他还说，在家乡学校里学到的有关孟子的“仁政”思想对他执政也有影响。他关心弱小者和穷人，发展多元文化，各种族居民和平共处的理念深入人心。

　　苏震西平时作风朴实低调，由此也得到百姓爱戴。于是，才有了那首由著名乐队“音乐人”所创作的“约翰苏，他是我的兄弟”的歌曲。

　非洲正在挑选年轻华裔政治新星

　　传统上奉行的明哲保身的哲学，使居住在非洲的华人对当地政治一直持不介入的低姿态，只是关心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

　　这一点，非洲华裔与印度裔的做法明显不同。在南非，印裔在政坛上影响很大，这一方面因为他们来南非时间长，人数多，另一方面还因为历史上印度裔人曾与现在执政的非国大并肩作战，共同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因而在政治上收到丰厚回报。

　　1994年5月，非国大在南非首次不分种族的全国大选中获胜，组成了以曼德拉为总统的第一届南非自由政府。在政府内阁中，就有5位成员是印度裔的南非人，大大超过印度裔在全国人口的比例。如今，在南非的印度移民有100多万，约占南非总人口的2.7%。

　　但在过去的10多年中，华人不关心政治的习惯悄然发生改变。华人从逃避政治发展到积极参与政治，对政治权利的诉求不断增加。

　　非洲华人参政的途径多样。他们中有的通过自己感兴趣的政党来表达自己的意愿，有的则自己开始争取华人的选票，有的作为华人代表参与施政咨询过程，有的则直接通过竞选坐上了总统宝座，还有的则成为了部长、议员或总统咨询委员会委员。

　　在从政的非洲华人中，包括一些明星级的人物。比如塞舌尔第一任总统詹姆斯曼卡姆(中文名字为陈文咸)和塞舌尔警察总监安东尼加米尔(中文名字为韦怡和)。

　　在毛里求斯从政的华人更多，包括第一位华人国会议员朱梅、华人部长李国华(他于1984年当选为首都路易港市市长，1988年当选国会议员)、文化、艺术和娱乐部长曾繁兴(他既是文学家，又是政治家)、检察总长陈念汀、担任毛里求斯驻法国大使的第四代华裔陈凯。

　　祖籍广东梅州的邓学升现任毛里求斯青年与体育部部长。去年，他成为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48个非洲国家代表中唯一的华人部长。他是第二代华裔，父母在毛里求斯居住，家里人全都能讲客家话。

　　其实，华人参政在一些非洲国家可追溯到独立战争时期。祖籍广东台山的华裔朱惠琼曾参加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投入到争取独立的运动中。1988年，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任命朱惠琼为初等和中等教育部长。1992年，朱惠琼出任津巴布韦就业创造及合作部部长一职。

　　在南非，华人已不再是仅在商界打拼，也开始跻身政坛。在2004年南非国会选举中，黄士豪、张希嘉、陈阡蕙以及王翊儒脱颖而出，成为南非首批华人国会议员，改写了南非议会中没有华人身影的历史。2006年3月，孙耀亨当选约翰内斯堡市华人议员。

　　多位华人同时跻身国会，且分属多个党派，这在非洲政坛难得一见。“在南非政坛，每个人种都有自己的代表，华人理应有自己的代表！”孙耀亨这样告诉《环球》杂志记者。

　　孙耀亨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他在唐人街碰巧看到一位黑人警察欲对华人实施敲诈，于是就把车子停下静观其举动。欲行不轨的警察发现了放在前挡风玻璃下的议员证后，悻悻而去。

　　作为南非首位华人国会议员的陈阡蕙告诉《环球》杂志记者，近来大量华人来南非经商或定居，对南非的经济贡献很大，却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因此她才决定成为南非华人的一名代言人。

　　陈阡蕙在帮中南经贸牵线搭桥的同时，还注意捍卫华人的传统习俗。约翰内斯堡议会原来规定，仅在公历新年可以燃放烟花爆竹，但在陈阡蕙的坚持和争取下，华人得以在中国农历新年保留燃放爆竹的传统习俗。

　　需要一提的是：南非政坛上的5位华人议员均为台湾同胞。这是因为台湾同胞来南非较早，赶上了比较好的发展机遇，生意做得比较大，拥有较雄厚的财力，其自身受过良好的教育，政治素质也比较高。

　　另外，据记者了解，南非一些华人社团，如福建同乡会、粤港澳总商会、南非香港紫荆会、顺德联谊会的侨领，都有意步入政坛。

　　当地侨界认为，南非华人从政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首先要有相当的财力；其次外语要好，能向选民发表演讲、拉选票。孙耀亨认为，南非华人从政，财力不是一个大问题。南非的选举法规定，选举本身是选政党，而非直接选个人，因此参选者个人花钱并不是太多。他还表示，只要哪位同胞明确表示想要从政，且自身条件不错，很多人都会热情相助，包括给与财力上的支持。

　　对于参政华人的年龄结构，在南非华人社团中有不同的看法。

　　赞成老华侨参政的包括全非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尹云芳，他认为，南非有威望的老华侨应该更有条件参政；南非唐人街管理委员会秘书长陈文炳也认为，新一代华人参政的时机目前尚未完全成熟，估计还要等3至5年。

　　但也有人看好从大陆来的新移民。在南非华人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当中，有不少毕业于名牌大学，已经成为各行专业人士。福建同乡会会长李新铸透露，他们正在积极物色新侨中的佼佼者，如受过良好教育、外语好、擅长对外交往、社会活动能力强的人，向他们提供各种锻炼机会。只要他们下决心参政，华人社团将向其提供财力支持。

　　不过，从整体上来说，华人进入非洲国家的主流政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权威人士预计，未来10年内，难有华人进入南非主流政治，已参政者也难以在南非政坛产生大的影响。

　　首先，从人数上讲，华人在南非仍是地地道道的“少数派”。在南非4700万人口中，印度裔南非人有100多万，白人有400多万，而华人只有约20 万；其次，华人尚未进入当地主流社会和支柱产业。华人到南非时间虽不短，但华人在种族隔离时期被剥夺了正常经商的权利，也受到种族歧视之害。他们在经济上没有很强的实力，政治上更谈不上有什么地位和影响。当一个人甚至还在为生存而打拼的时候，很难谈及政治上的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