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农村病患老人命运困局:“自杀风气”无奈蔓延

杨继祖说，村里每个患病的老人，几乎都“有所准备”。记者问“准备”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拿点农药在手里…… 农妇之死

　　太阳灼天照着，风从河对岸吹来。地里的棉花，经过炎热夏天，在秋天怒放。一朵，又一朵。 对岸钱粮湖的棉花地里，如今已看不见老人高冬秀健壮的身影。

　　77岁的高冬秀，摔伤前，腰间的编织袋，总比年轻人更快地装满。年轻人摘花，旺季一天不过160斤左右，老人多的时候能摘到180斤。替人每摘100斤棉花，收入20块钱，曾是高冬秀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高冬秀56岁的女儿胡英兰，腰间系着一条编织袋，站在钱粮湖自家的棉花地里。听说有人来询问她母亲的事，有些羞涩地从地里走出来。灰色的眼，直视棉花良久，用袖子擦擦眼睛：“她这辈子，没享过一天福。”

　　离她不到100米的华容河对岸，系着摆渡人杨德新的一条旧木舟。每年夏秋之交，棉桃初绽，湖南省华容县治河渡镇月亮湖村村民高冬秀，花一块钱，乘舟东渡，途经女儿胡英兰的地，去别人家的地里摘棉挣钱。

　　1968年，丈夫去世，38岁的高冬秀，开始拉扯两儿三女。那一年，最大的女儿胡英兰16岁，最小的女儿6岁。

　　直到今年1月29日(农历腊月十一日)，高冬秀守寡整整39年。

　　腊月十一日晚，高冬秀安排好亲戚帮大儿子剥花(去掉棉桃外壳)，问大儿子胡祥星，还有什么需要做。胡祥星像平常一样，默不吭声。高冬秀解衣躺下。

　　第二天早上，睡在同屋相隔不到一米床上的大女儿胡兰英，发现母亲没了气息，穿着据村民说是生前最好的衣服。

　　床边地上，倒着一个空杯子，呋喃丹(氨基甲酸酯类高毒类农药)的气味隐隐约约。

　　从1月12日(农历十一月二十四日)摔伤右臂，到喝药死去，农妇高冬秀躺在病床上一共17天。

　　这17天，是农妇高冬秀一生中仅有的被动休息的17天。

　　49年前的1958年，月亮湖村大跃进修华容河堤坝，丈夫摔伤胳膊。49年来，高冬秀一直劳作，忍耐。

　　1968年，丈夫缠绵病榻十年，离世。

　　上世纪80年代初，小儿子胡祥贵成家。她开始一个人生活。

　　1998年，洪水肆虐村庄。她除了床之外的杂物(锅碗瓢盆，几双鞋)，全部被洪水冲走。

　　2005年，大儿媳因病去世，她回归母亲的角色，为大儿子胡祥星洗衣、做饭，摘花、剥花。

　　只要能够劳动，她就一天也不休息。像村里其他老人一样，高冬秀从未成为子女的负担，直到农历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十一月二十四日，拜香案的日子。高冬秀乘舟东渡，来到钱粮湖四农场的双河店庙拜神。月亮湖村最早的八户农民，尊奉“合美堂土地”，是潘家垸所属的德圣堂庙的分堂。后迁徙来的村民，跟着尊奉“合美堂土地”。今天的村民，对土地神的敬奉，已经式微，仅借其名号召集打牌聚餐。多年来，高冬秀一直坚持烧香求神。

　　这一天，下了雨，土路泥泞不堪。离家不远的路上，77岁的高冬秀跌倒，右肩脱位，右臂骨折。

　　大儿子与小儿媳妇，带她去治河渡镇医院看病。

　　村医胡兆胜认为，她年龄已高，小型骨折没必要手术，可以养伤自愈；肩关节复位，住院费用不会超过1000元。

　　高冬秀没有加入农村医保。这次也没有住院治疗。

　　2003年，华容县开始农村医保的全国试点，每人缴纳20元钱入保费用，能解决住院者大病医疗费用(医保范围内)的55%到45%。2006年，每人的费用降至10元每年。

　　“她觉得老了，没必要入保。”大儿子胡祥星在母亲去世的房间对记者说。

　　从医院回来，村医胡兆胜给高冬秀简单做了包扎，输了几天消炎液。

　　照顾病人，需要的不是金钱，而是时间。

　　高冬秀的两个儿子很忙。老大胡祥星种着十亩地，几乎整天都在地里；老二胡祥贵，除了农忙种地，还在县城给人做木匠，每日工钱不菲。今年工钱上涨，村民说每日应有七八十块进项；小儿媳要种地做饭。

　　高冬秀的两个孙子，没有外出打工，在村里修理摩托车，也很忙；两个孙女外出打工，不会为了照顾老人回来。女儿们已经出嫁，各有各的忙处。

　　从未休息过的高冬秀，右胳膊被吊着，吃饭需要人喂。

　　高冬秀死前某一天，奶奶和父亲也是喝药死亡的堂侄胡祥林，提议召开一次家庭会议，讨论高冬秀到县医院就诊一事。参加会议的知情人透露，有家人认为，高冬秀自己有钱，可以用自己的钱治疗。家庭会议不了了之。

　　死后的高冬秀，留下500多元现金、表情悲伤的大儿子和一大堆没有干完的农活。

　　记者与胡祥星在挂着他母亲照片的堂屋中聊天，胡祥星不停地用袖子擦眼：“没钱啊，没钱给她治病。”

　　高冬秀去世的房间，与生前一样，一双红色的塑料拖鞋，摆在挂着帷帐的床下。

老人之困

　　在高冬秀自杀前，月亮湖村自杀身亡的老人，还有：

2006年，刘克炎80岁的母亲，因脊椎疼痛，吞食鼠药自杀；

　　2005年7月，60多岁的王润珍，因与丈夫口角，以鼠药结束自己十多年的糖尿病生涯；

　　2004年，60岁的病人白炳成，喝农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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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医胡兆胜对记者说，上世纪70年代以来，经他手中被抢救过来的服药自杀者，有二三十个，而没有被抢救过来的人更多。其中，老人占一多半。

　　月亮湖村是华容县治河渡镇下属最偏远的乡村，离镇政府所在地20里。治河渡镇是华容县的四个蓄行洪垸之一，洪水来时随时准备被湮没。1998年大洪水，治河渡镇不少农田就成为一片泽国。

　　上世纪30年代，几户人家，躲避日寇侵袭，在这片湖区筑垸安家。1954年洪水溃垸前，这里只有刘、卫、傅、王、胡、侯6姓8户人家，其中刘姓和卫姓各两家。六七十年代，村民陆续迁徙过来。

　　此前的民主垸被分为卫星大队和民主大队。卫星大队，是附近有名的鱼米之乡，吸引着附近南山、南县、湖区和邻省湖北、江西逃荒而来的农民。移民高潮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前。上世纪80年代，卫星大队改名为如今的月亮湖村，人口从当初的数十人发展至1450人，340户。

　　上世纪60年代，这里遭遇严重自然灾害，加上政治运动，生存艰辛。80年代以来，自杀者日渐增多。近十年来，据村民不完全统计，老人服毒自杀，平均每年至少有一起。 “这里有不好的自杀风气。”村医胡兆胜说。

　　村里有个叫做刘墨东的村民，其母亲、儿媳、妹妹以及刘墨东本人，均服毒自杀。

　　“几乎每年一个，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死了就死了呗，有什么不正常？”种地之外，以“摩的”为业的村民杨继祖说。

　　杨继祖认为，村里每个患病的老人，几乎都“有所准备”。记者问“准备”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拿点农药在手里。

　　村医胡兆胜把老人选择自杀归于两点，一是看病要花钱，一是怕成为子孙的拖累。比如，实行农村医保试点，在乡镇医院看病可报销住院费、注射费、手术费和药费的55%，在县医院可报销上述费用的45%，村民还是多选择在胡所开设的村医疗点看病。

　　月亮湖村所在的华容县，在2003年早于全国开始农村医保试点。2006年加入医保的农民，华容县还返还8元钱的诊疗费用于日常拿药，实际上只需要2元钱即可加入医保。

　　村里80%的老人加入医保，20%左右的老人认为没有必要。

　　按照村医胡兆胜的算法，在村医疗点花费1000元左右的病情，在镇县医院，费用往往会达到2000到3000元。

　　村民陈作树，2005年加入医保。2006年9月12日因病去世。村医说陈作树患有肺病和坐骨神经痛。陈作树的儿子告诉记者，陈作树患有糖尿病、心脏病等多种疾病。月亮湖村前支书刘绍九回忆，陈作树应是饮药而亡。

　　村医胡兆胜说，陈作树躺下一共两个月。初期输过两次液，后来放弃治疗。“血管一扎就抽筋，扎不进去。”陈作树的老伴，65岁的周望喜说。

　　“他不住院，他说70岁了，反正是要死的人。”陈作树的儿子说。

　　种田的收入其实不算少。月亮湖村紧靠华容河，土地肥沃。水田种稻，旱田种棉。夏有辣椒，冬有油菜。2006年每斤棉花的价格是两块四，今年可能会略有提高。除掉种子、化肥、农药外，每亩地棉花净收入可达600元左右。如果家种10亩地，一年的纯收入，至少可达6000元。

　　陈作树的儿子种20亩地，一年的收入可过万元。

　　村民还可承包鱼塘养鱼。加上外出打工的收入，此地农民年均收入在2000～3000元。

　　但大多数中年村民还是认为，现在负担太重，物价跟城里一样，收入增长却十分有限。

　　“他们希望我们有钱，可我俩身体都不好，哪里有钱呢。”陈作树的老伴周望喜，谈及儿子儿媳在丈夫患病时的窘境，“没钱，一分零用钱都没有。”本来开开心心的周望喜，儿子下楼后，突然眼泪婆娑。

　　村民最大的负担，除了看病之外，是孩子上学。近年农村生育率下降，村小学合并至镇小学。杨继祖的女儿在离家5公里外的潘家小学读书，不得已寄宿。寄宿费用，每学期是1200多元，主要包括食宿和班车费用。

　　“一年2000多块，我挣来的钱主要供养孩子上学。”杨继祖说。

　　去年下半年，华容县开始推行农村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年人均收入不足720元的农村家庭，纳入最低保障。华容县民政局社会救助工作局局长蔡启龙介绍，全县有4730人纳入农村低保。像月亮湖村这种有子女赡养、家庭其他成员有收入的老人，不包括在内。

　　“手中有一点钱，老人才有尊严。”杨德新说，“钱不是不看病的主要原因。”

　　选择自杀的老人，以病人居多。病人被村里人认为是“无用”的人。

　　“有用”，是村里老人的普遍状态。

　　村里18岁至40岁的年轻人，无论男女，有手艺者除外，基本都外出打工。

　　留守的老人都在劳动。哪怕是70多岁的老人，种田十亩者不乏其人。除了田间劳作，老人们还承担照顾孙辈、接送上学的任务。

　　摆渡人杨德新，儿子和儿媳在广州打工。61岁、患有慢性病的他，除了摆渡，主要任务是照顾3岁的孙子。有人过河，杨德新把孙子放在家门口树下，摆渡回来，再抱起孙子。

　　杨德新57岁的妻子，全部精力用来侍弄10亩旱田。承包地与河坝上面的家相隔太远，老太太中午带饭到地里，晚上回来。“很苦，一年四季不得闲。”

　　老人们自己种地，就有一部分收入。一旦失去劳动能力，就得坠入被儿孙照料的境地。 村民林忠恕，72岁，1999年高血压中风，瘫痪在床。农历8月，淅淅沥沥的雨季。进入林忠恕躺着的屋子，霉味扑鼻而来。

　　林忠恕和老伴独居在河坝下面的旧屋。老伴开一家杂货店，用以维持生计。儿子林仁义希望记者能帮助呼吁解决一下父亲的看病问题。尽管早已加入医保，林忠恕说没钱治病。

　　林仁义家有鱼池8亩，养有8000尾南方大口鳞，承包旱田15亩。4个子女均在外打工。与村里多数家庭一样，林仁义和弟弟林仁和，以实物赡养父母。

　　“主要是供煤，粮食没了也给买。”林仁义告诉记者说，养鱼风险太大，家里太穷，没钱给父亲看病是主要困难。

财政之殇

　　农妇高冬秀，摔倒在一条泥泞的路上

“要想富，先修路”，一直是农村响亮的标语之一。然而，月亮湖村通往原来的镇政府所在地潘家的道路，30年来一直是一条土路。下雨过后，泥泞不堪。听说记者要去月亮湖村，华容县的出租车司机坚决不去。“太损车了。”司机们说。

　　从月亮湖村到潘家的公路，成为今年3月上任的治河渡镇党委书记付强军心中挥之不去的痛。

　　5公里的乡级公路，每公里造价30万元，总额为150万元。国家配套资金每公里15万元，总额补助75万元，乡镇财政需要自筹剩余的75万元。治河渡镇财政负债已达800万。

　　月亮湖村财政累计负债80万元左右，是治河渡镇累计负债800万的十分之一。

　　村民说，现在是各顾各。翁姑怒目，婆媳争吵，兄弟不睦，是惯常现象。特别是1999年大堤高筑加固后，再也没有一件事能调动全体村民的参与。

　　村支书在村里没有地位。村支书选举，姓氏派系常常斗得很激烈。1998年9月至12月，该村3个月内换了4任支书。2005年至2007年，三年换了三任村支书。

　　2005年，上任一年的林仁和，被派系斗争搞下台，镇党委敦请老支书谭亲斋出山，对谭做了20多次工作。一年后，刘姓和谭姓各推举出一个候选人。镇里折中，任命两派之外的王科武担任支书，鼎沸的村庄才稍稍平息。

　　村级负债的一个来源是建学校。上世纪80年代，村小学集资建校，花去几万元；90年代对旧校改造。这栋楼房没过3年就遭遇撤点并校。如今，学校主要成了村委会堆放杂物的场所。 2000年，村里建轧花厂(为棉桃去壳)，花去十几万元。轧花厂刚开始收购棉花，“不许私人经营棉花”的禁令一出，厂房随即闲置。2004年，村医胡兆胜买下破旧厂房，改造为村卫生室。

　　1996年、1998年、1999年，该村先后遭遇洪水肆虐，颗粒无收，农民不能缴纳提留和税负，村财政借债垫付。彼时农民负担是每亩地300元左右。

　　截至2006年，在取消农业税，并享受国家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购机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后，月亮湖村村民还保留共同生产费、“一事一议”的负担。

　　“每一件实事的背后，都需要巨大的财力支撑。”付强军说。连续两年来，付强军一直蹲点月亮湖村。

　　华容县是湖南省的国家级贫困县。乡村两级负债4亿多元，其中乡镇平均负债400多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