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和学生偷情被老公当场抓到

口述：和学生偷情被老公当场抓到 　　对情与爱的认知，当然是各有版本。而基于情爱之上或出于某种情态心态而发生的男女性事，也不必强求人人都去认可，更不可能去号召人人都同一模式。情爱与性爱，是必然中的偶然呢？还是偶然中的必然？ 　　婚姻中的性爱，是否就是人类中惟一的认可模式？还有在情爱表述上，坦率直言者固然少，但是否就因而认定为另类？ 　　对于这些，似乎这位千万富姐都已做出了自己的回答，而她的种种回答，除了表现了特定女界人士的个性外，是否也揭示了生活中的某些侧面？ 　　至于这位女性声称并不缺乏幸福，更非伪装幸福，笔者也不便驳斥，更不想论辩，简录而求教于读者看来不失为一种最好的形式。 庄彦明与海南房地产多有牵系，去年笔者采写《绝对陷阱——烂尾楼背后的故事》时，就有多名朋辈向笔者推介她。庄彦明属性格开朗型，尤其喜欢漫侃，一接到笔者电话，并不细问采写用意，便爽脆地答应说“可以聊聊”。那时她在广西北海，转眼间便乘坐只能容纳十二人的小型客机飞抵海口。可以说，采访庄彦明比采访其他牵涉海南房地产的人都顺利畅快，她以毫不设防的姿态和毫不设防的话语向笔者敞开一切。 　　可是，如果读过《绝对陷阱——烂尾楼背后的故事》一书，或连载的读者一定知道，书中任何章节并没有出现过庄彦明。 　　是的，书中是没有提到过她，但绝不是她有什么特别交代，也没有任何她觉得不方便之处，只是，庄彦明虽弄过很多房地产，而且几乎是每个环节都折腾过，所以每个环节她都稔熟得很。但是，在海南搞了那么多年的房地产的她，却没有给自己留下一幢烂尾楼，也没有留下一平米的空置楼。原先有朋友称坐落在海秀大道与疏港大道交汇附近的某幢极可能还有她的份，谁知她听后竟哈哈一笑说，我早就干净脱身了。唉，这幢烂尾楼的形成过程，其实最有写头，我当然知道一切底细，因为多少牵涉到我，甚至还牵涉到某位级别不低的领导，所以我即使说了你们也登不出来。就这样，因为始终与烂尾楼不发生关系，所以这个靠房产聚资近亿的庄彦明没被写进《绝对陷阱——烂尾楼背后的故事》中。当然，笔者仍然非常感谢她，因为笔者采写其他章节的情形，有几处不好把握或者不太熟悉的地方均得到了她的点明。为此，笔者请过她到新埠岛吃海鲜，而且绝不让她抢着买单。 　　此次采访庄彦明，她仍是那般热情，听清笔者此番的采写用意后，她当然清楚这次一定不会被漏掉了，但她依然那么爽脆，那么直言不讳。你们去年的“陷阱”我未能有幸“陷”进去，(她居然用“有幸”这两个字，这种随意的轻幽默使交谈的气氛轻松了不少。)而今天和你们谈“幸福”问题，看来我也就不用伪装了。谈吧，这年头反正也没有什么隐私可言了。(笔者说，隐私还是有的，而我们写这个题目旨在探究或检索所谓“成功女性”的情感历程与有关幸福观的问题，而绝非为了裸露某人的隐私。被采访者可以缄口不谈，也可以酌量而说，说到什么程度均悉听尊便。而对笔者写成稿子后，如何见报出书，也可提出要求，比如是否用真名实姓，比如某一件事的披露程度等可一一说明。) 　　嗨，要说就说个痛快，要写就写去见报去。我才不在乎呢，人这一辈子嘛，在很多地方和很多场合根本没法说真话，而对自己情爱方面的事，最应该说真话了。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原先的经历去年你已经略知一二了。我来海南的缘由早就向你说过了，那是原先的婚姻发生了危机。而我的婚姻危机并不像你们作家记者平时所写的那样，是男人包了二奶或者有了外遇，继而女人不堪忍受或者把事闹大，于是就离婚或者就出走。我的情况完全相反，并非男方有外遇，有外遇的反而是我。那时我在南京市中华门附近的那所中学当教师，我先生是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的副教授。 　　其实认真说起来也算不上什么外遇。我先生那时是学院新闻系的一个班主任，他和学生相处得不错，其中有几个男生经常到我们家玩。一来二往，便成了常客。其中有一位男生——姓什么我就别说了，他长得一头自然卷的头发，人不算高大魁伟，但壮硕均称，很有魅力。他到我们家次数并不太多，但在接触中，通过眼神那无声的语言我们肯定是互相喜欢上了。我那时候从师院毕业不久，我读书早，大学毕业时二十一岁未满，中学教师当了三年多后才结婚，结婚不久我就怀上了孕。我正是怀孕期间和这个男孩子发生关系的。我任何时候都承认责任全在我，是我煞有介事找他，并给他暗示，说是郑老师——我先生姓郑，约你今晚到我们家来。而实际上这天晚上我先生去陪从北京来的一位新华社的大腕记者。这位记者擅长写揭露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各种衙门作风的报告文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时，不时在《当代》等大型杂志上刊登。不用说，他所到之处所受到的欢迎程度必然是空前的。我知道我先生这种陪客一般都是马拉松式的，名为“考察”，其实还不是吃喝玩乐？而且那天晚上这位大腕名记是应邀到南京大学去做演讲的。我先生肯定全陪。 　　情况按我的设想进行，但结局却未落入预测的轨道——没想到我犯了一个致命而又非常不应该犯的错误。我先生的那个学院素与南大新闻系有门户之争。于是我先生在陪完新华社大腕记者吃完晚饭后就找了一个借口溜了回来。他开门开灯就在客厅看到了我和男生相当狼狈的一幕。恕我就不细说我们那一夜情——不，充其量只能算一刻情的尴尬情形了。反正那个男孩见到自己的老师，竟当场下跪，嚎啕大哭，以头抢地。 　　我承认我先生有非常好的修养，他并未因此大发雷霆，更没有做出种种令人难堪的事端来。他原先是铁青着脸，对跪在地上的学生，他一句话都不说，便穿过客厅，走进洗手间，连关门的声音都没有带发怒的甩响。我那时也是十分冷静，我拉起那男孩子，示意他趁机离开。而我自己呢，穿好衣服后便静静等待着一切发落。没想到的是我先生从洗手间出来后，脸色却平和了许多。他轻轻地拉起我的手，只问了这么一句：“一定是这位学生对你有非分之想，对吧？” 　　我知道，我先生的确是真心爱我，我毕业于普通的师院，并非重点师范院校，我之所能到南京当老师，说实话，全靠他的身份和影响。现在，事情都发展到了这地步，他还如此袒护我，你说，我要不给他悔过谢恩，我就不是人了。我更知道，只要我的口径和他说的一样，那么，把那学生开除掉即算为处理这个事件的最终结局。但我没有这么做，我这人感恩是一回事，而既然敢做我就敢承担，我不会昧着良心说话。 　　我说：“一切过错都是我引起的——说得难听一点儿是我勾引他的。你千万不要把这事报到校方去，如果因你而害那男孩被开除学籍的话，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至于我，你怎么处理都可以。我知道你仍爱着我，我也并不是已经不爱你了，不知道你听清楚了没有？我爱你但是并不影响我同时喜欢他——我和那男孩子只能用‘喜欢’来形容，远没有达到‘爱’的程度。这是我最老实的心态，也是最客观、但最不容易被人接受的一种存在。”如果往更具体的方面说，我当时的确还想也还可以说许多，比如我刚怀孕不到五个月，但就已经有四个月没有过性生活了。当然，我先生并不是阳痿，也并不是性冷淡，为了这个我就多次用其他方法给他临时解决。但他绝对相信婚育普教书上所说的一切，他怕怀孕期间过性生活会给肚子里的宝宝造成影响。而他的做人姿态，则是不把未来的孩子培养成像他一模一样就不会甘休的。我先生听我说上面的话后竟呜呜地哭了，他对我的坦率大惑不解，进而发展到痛苦不堪，继而怀疑我肚子里面的骨肉是不是他的了。当然他并不一味审问我，而是哭自己的命苦。 　　当我听出他的意思后，就对他说：“你命不苦，你肯定有娶第二位夫人的机会了。现在是怀孕期，按法律规定不能离婚，但你放心，我会把孩子生下来后便离婚。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说‘成全’你一类的话，但我不会拖累你。而且我还可以对你说实话，我和你是有一定感情的，这种感情我认为不应该随着以后婚姻的结束而结束，甚至在日后的某个时候双方都认为需要对方时还可以发生性关系——都怪我没有在婚前向你讲清楚我在性生活方面的观念。我认为爱与性生活固然有必然联系，但是性生活未必只与婚姻发生联系。好了，我的这个思想你看来是不会接受的，那么我就不再拖累你了。”我说了当然就做，于是我第一件事就得先把孩子生下来，也曾有朋友劝我把孩子打掉。我才不打呢，既然是生理上和缘分上造成的事实，我是不会去摧残它的——现在看起来我不打掉孩子是对的，否则时至今日，我真不知道我还有没有缘分再生孩子了。 　　为了提早生孩子，我在当医生的昔日同学的帮助下，多方采用催生手段，终于，我在怀孕七个月便生下了儿子。生下儿子还不能马上离婚，这又是我在实践中才知道有这条规定的，因为还有一个哺乳期，即等给婴儿的哺乳期满之后才能离婚。我一急，便又找昔日的同学在医院出证明，证明我缺奶，根本就没有奶水，于是也就不存在哺乳期了，虽然这种“理由”很勉强，但最终在几方面“夹击”之下，总算把婚离成了。婚姻关系一结束，我便辞去中学教师一职，只身来到海口，那是1991年我二十六岁未满。至于孩子呢，那时候DN的技术尚未公开，更未普及，尽管原先他怀疑这孩子的纯种，但生下来后，他的父母当即从苏北农村来到南京，他们两个老人见是个儿子，都拼命支持要这孩子。我无所谓，就成全了他们。 　　但其实，这个孩子以后还是主要由我抚养，我到海口后，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也不忘记给孩子寄生活费。至于开始入学时我已经是千万家产的老板了，我当然不能再让他读一般的学校，我想把他送到上海去读最奢侈的贵族学校。但他爸就是不答应，说什么“贵族学校”未必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于是就只安排在学院的附属学校就读。我当然没办法，我能做的只是买最好的钢琴，支付专职美术教师和音乐教师的费用。但说实话，我这只能说是一厢情愿，据说我儿子根本不喜欢什么音乐，听说一开口就走调。他一个劲地只爱足球。他不但能把意甲、英超的当红明星如巴蒂斯图塔、托蒂、维耶里、贝克汉姆、欧文、亨利什么的背个滚瓜烂熟。而且居然知道意甲的名帅如库珀、马拉蒂尼和光头裁判克里那。看来，这个儿子最大的愿望是以后能在绿茵场上滚打。他父亲为他设计的未来模式肯定成为水中月。这是后话了。话说我到海南后，即把档案托给省人才交流中心，接下来就开始找工作。这一段时间的海南正处在1989年以后的经济收缩末期，工作是不好找的。我试去几个大公司应聘，均未能如愿。于是我沿着海府路走，走到农垦二招那里，就到当时的海南开发报应聘，大概你们都知道，这家报纸当时很火，而且是顶着“全国第一家民办报纸”的标签，的确引人注目。我原先并没办过报纸，按说我是不够格的。但我所受聘的是广告部，这个广告部当时据说是被人承包的，反正应聘人员没有固定工资，就看你具体拉来的广告的价码、数额等，给你定出高低不一的“提成费”或称“组稿费”。这种收取劳动报酬的方式我原先是闻所未闻。使得有人动辄就是“万元户”，但是置身其中也有很多人感到惶恐与困惑，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对拉广告是没有多少信心的，说实话，我当时只不过是想暂时栖身，因为当时开发报所在地是农垦二招，聘用的广告人员能够每四人合住一个单间，而只收很低廉的房费，你们还记得后来以“民运分子”的身份出香港再转加拿大那两个女孩吧，我当时也曾和她们小住过一段。我非常清楚，其实她们哪里是什么受迫害的“民运分子”，完全是蒙人的。哎——那两个女的当时的行动很诡秘，我们都怀疑她们是否有同性恋倾向——比如说她们俩常在一块洗澡，天气冷一些时又借口互相取暖而同睡一床。当然，也就怀疑罢了，要证据是没有的。我当然也懒得去管人家的闲事，我只一心寻找工作。我最终还想继续去找学校，听说海口开始有人办民营学校了，我毕竟是师范学院科班毕业的，我想我找碗饭吃不应该太难。 　　没想到。我尝试着去某民办学校应聘时，认识了这个正在筹措阶段的学校的股东之——港商王先生。王先生这人海口很多人不认识，他为人热情，彬彬有礼，但总有点怜香惜玉，对女孩尤其热情有加，特别愿意帮忙。开发报广告部的K君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明说了吧，我是和他同居过一段。我就曾和K君一起到王先生那里拉过广告，而且K君的确也曾经从他那里拉来过一些小广告，那时王先生同时做着房地产开发，还合股经营过一个游艇。王先生认出我后显出来的热情是很明显的。他不仅例行公事地看了我的材料，还个别悄悄地和我详谈，他问了我一些情况，继而透露了这所待办新学校合股办学的一些情况，并还说到一些内幕，最后你猜怎么着，他竟向我暗示——不！是劝我不要到这里来应聘。 　　开始我感到很奇怪，作为股东之一，王先生怎么会反而给自己拆台呢？他怎么反而给投奔他的学校而去的人才泼冷水呢？你看他怎么向我泼冷水吧，他说，像你这样的人才要想当老师，在香港还差不多。而在海南，撑死了一个月都不会给你一千元钱，有什么干头？对了，那时候在海南应聘当教师，也不过五六百元左右。 　　后来我当然渐渐清楚了，原来王先生和他的三个合作者筹措学校前期即发生了矛盾。虽然已经到了招生的时候，但他自己已经预测到，无法合作下去了。当然，我也不是初出茅庐的少女，我当然看得出王先生对我是有点其他意思。但香港老板行事一般都有行规的，即在向你施舍之前，他不会赤裸裸向你表露什么的。这方面，闯海南的女孩子们不约而同地都应该有这个体会。 　　果然，王先生一方面暂叫我不要到学校应聘，一方面却把学校需要做的广告以及类似广告的“软性文章”一共四个整版全部给了我。 　　突如其来的二十万元广告款打进报社时，外号叫“大重九”的广告承包者对我刮目相看了，同行们在对我连声称赞并叫嚷着“请客”的同时，当然不乏嫉妒之意，连报社领导李总和两位副总也都破例到广告部来认识了我——平时他们一般是不认识我们的，他们只认得广告承包者。 　　当然，在众人称赞叫好声中，K君就不高兴了，他认为，王先生是他先认识的，而且确实他也拉过王先生若干次小广告。而现在怎么一下子就开口给二十万元的广告呢？他不冷不热的审问我，而且在审问中不时露出一种醋意极重的热讽冷嘲。 　　我这人的脾气哪能吃你这一套？我想——你是我什么人啊？凭什么这样来拿捏我？于是我一气之下就嬉皮笑脸地对他说：“是的，没错，你真是聪明透了，你真是洞若观火，明察秋毫啊，这广告我是和人家睡觉换来的怎么啦？你以为你现在就有权利来管我了么？” 　　K君听罢，脸色白白红红来回变，又羞又恼却又无可奈何。就这样我来海南后和同居的第一个男人拜拜了。?我对K君说“这广告是和人家睡觉换来的”时，不过是出于气气他的心理，那时我和王先生的确还没发生到上床这一步，用你们男人的话来说也就是他还没有泡上我。当然，接下来的情况我也就不用细说了，反正就那么回事。 　　关于王先生我后来才了解，他其实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才从广东揭西偷渡去香港的，那时他是地主的儿子，在当时中国内地的处境可想而知，他偷渡时还在屁股边上挨过一枪，所以这屁股的肌肉以后一直都长得不匀称，左边瘪下去，右边胀鼓鼓，这当然可以用现代治疗技术来弥补，但他一直都没去做。所以你表面上看他文质彬彬，一表人材，可是从背后看屁股就容易使人感到有点滑稽。 　　总的来说王先生的人品还算可以，尽管在合股办学校的问题上，我只是听他的一面之词，可是根据分析我总觉得与他有矛盾的几个股东并不占理。最终，办事想追求规范的王先生基本上是按他自己的预测那样，以吃了点亏为代价，退出了学校的股份。而这几个股东挤走王先生后也未能愉快合作很长时间，他们内耗不断，各行其是，发展到大打出手，最终也是散伙，这学校几经周折最后只得低价转让——他们各自吃的亏比王先生就大得多了。 　　王先生和我好可以说也是真的，他在香港自然有了太太，而且生了三个千金，而与我好上后，他就明言想跟我生一个儿子。并口头向我承诺，如果我真的答应他，那么我将拥有他在海南的全部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五——大约有六至七千万港币的样子。这使我猛然顿悟——难怪以我这么一个生过孩子的身子，他一点也不嫌弃。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承诺，而且我相信王先生是言而有信的，但任何事说到底我都相信缘分，我和你有这种关系是一种缘分，而是否能生下孩子又是另一层缘分。我明言说反正我是不避孕的，我也不怀疑你的性能力，但最后是否如愿以偿，还是得看缘分。 　　听到我这话后，王先生已经感激不尽了，之后他大补身体，吃尽壮阳补品。可是就在我给他卖楼花的近两年时间里，关于这方面的一切努力均告无效。直到我卖楼花赚到了钱，继而又从炒房摇身变为发展商，回过头来再和他合作时，我们的关系就告一段落了。尽管这样，王先生还是非常感谢我，他说尽管我们没有共育儿女的缘分，但彼此之间的相处太愉快了。而且他还说我是“福星”，他说自从和我好上以后，生意场上节节胜利，不但楼花卖得好，而且各项贸易都赚了钱。他说今生缘尽，但愿来生再续了。 　　至于说到海南的楼市，在1992年至1993年那一段的情形，如今想起来都仍令人感到振奋。海南——尤其是海口简直就成了一个大工地，这种现象，你们在《绝对陷阱——烂尾楼背后的故事》中都有了各种角度的详尽描述了，这里不再赘言。 　　我只说王先生楼花的销售情况，我当时不当教师而去卖楼花，也是不熟悉，也是心存压力，忐忑不安。我想，这楼花怎么竟然也像在农贸市场上卖青菜或者挑着担子沿街卖水果一样，也得吆喝、叫卖呢？而能买得起楼花的人难道就傻到听了你的介绍和游说后就掏口袋，就心甘情愿地让你宰？?可一置身其中，我很快就发现，这卖楼花表面上看是茫茫无路，实际上是机会多多。对了，你们在《绝对阱——烂尾楼背后的故事》一书中，在《一个夜总会公关小姐的轮回》这一章写到的那个吴娜斐，虽然用了化名，但她的真实其人我是太熟了，她当时也卖楼花，因为没长心眼，所以最后只落下两幢烂尾楼。这些情况我都熟悉，她也曾向我倾诉过苦楚。其实我那时也没有什么小心眼，什么卖楼花私自截留款项，或者转移房款和老板玩白猫抓老鼠的把戏等，我也没干过。但我运气就是好一点，除了王先生自不必说外，王先生另外还代我从刘先生、黄先生、马先生等近十位发展商那里揽了一些生意，也全部消化掉了。我给房主卖楼，他们都讲信誉，所以我经手所卖掉的五、六万多平米的商住房中，基本上都能兑现酬金和佣金，而且在与王先生分手之日，他还另给我一笔数额不菲的酬谢，所以，当我开始核准属于我的近两千万财产时，我激动得一连五个晚上每晚都笑醒好几回。 　　接下来我就顺理成章地进而成为房地产开发商了。我搞的项目，从计划报建开始，到弄批文、搞规划、征土地、落实施工队、与质检部门搞关系等，任何一个环节我几乎都亲历亲为过。至于你老问我说为什么我搞的项目都没有烂尾楼？我告诉你，我也贷过款，我也冒过风险，但我还是基本把握住了。我的大原则是，凡是我独立支撑的项目，首先我不去贪大或者是去追求什么规模效应。而且卖楼花积累起来的经验使我缔造出一批十分有能耐的卖楼队伍。具体点对你们说吧，这年头卖楼花一定得挑女性，除了有一定姿色和性感外，还会利用性别优势——这里声明所谓的“性别优势”并不是说见谁都去睡，有一段时间海口流行的“睡一觉卖一套”其实是言过其实的。这里的性别优势，指在各种场合能综合运用女性的魅力。至于上床与否，或者到什么程度，完全在于个人的把握，并没有现成的范例。至于你们在《陷阱》一书中写到推销楼花的手段，真实只是一个侧面，关于卖楼花的种种手段如果你想细写，我还可以说得比这精彩百倍。 　　?我为什么说男人卖楼花一般不行呢？我还是用K君做例子。K君曾是记者，也曾给许多房地产商写过许许多多的心照不宣的“报告文学”——他是以为有这些“关系户”做基础而才敢出来做楼花销售员的，谁知一到第一线，也就是相对来说属于市场性的场所，原先的“关系”就基本没有用了。这个时候你和房地产商的关系不过是一种雇佣关系，充满着利益纠葛，你要是销售业绩不理想，就只能眼睁睁看人家发财。还得垂头丧气听人家对你嘲讽。K君碰得焦头烂额，最后又想与我和好，并说如果我同意，他不惜以“黄花仔”(即未结过婚男子)的身份娶我这个属于有“拖斗”的女人，我一听就来气，便当即反唇相讥：这么说你不耻下娶就不怕别人笑你吃“软饭”？?但话虽这么说，我这人心还是有点软，我后来也帮他谈成好几笔业务——毕竟我们在一个床上睡过，虽然无缘再好下去，但情分还是有的，后来他发了一百万后就乐颠颠地回河南老家办企业去了。 　　再说我为何到你家乡广西的北海发展吧？我说过，较小的项目我能独力支撑，但一些较大的项目我还是有合作者，在海南的海口、三亚和洋浦，我合作过的五个项目基本都不同程度地赚钱。至于到北海，我是早有所准备。有一段时间海南地产资金都流向北海，而海南省或海口市有关政府部门的人员也有一些调到北海，于是我就用最敏感的方式到北海炒地。 　　说起北海本来也是个好地方，此间有人说，在中国，最适合人类居住的有所谓的“三海”——即广西北海、广东珠海和山东威海，北海的银滩过去叫白虎头海滩，其沙质甚至比海南亚龙湾更白净、漂亮，北海还有一个距离市区二十多海里的“涠州岛”，那是游人不断的地方，加上北海作为大西南的惟一通海道，它是没有道理沉寂的。但不知为什么，北海发展过程呈现出来的“泡沫经济”成分比海口更明显，所以当土地一炒完或者还在炒当中，就已经给人预见了它的前景其实只属于理论上的诱人。 　　说起我在北海的故事也是有好几箩筐的，广西北海多少有点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这点它和海口三亚不太一样，我在这里倒批文、转项目、低价吃高价出、劣地换好地，合作又反悔互相挖墙脚等可以说所有故事都够你写一本厚厚的大书。我现在手下净是些什么人你知道吗？不妨告诉你们吧，不是俊男就是靓女，除了有这些先天条件外，我还要求我公司的职员，首先一个做人姿态就是开放，而这个开放虽然是泛指的，但我特别要求他们在男女问题上不要自己给自己禁锢。我知道，我向他们灌输的东西正统阶层听来也许受不了，但我不管，我也不勉强谁，有志者才能共谋发展。至于我的个人问题，也许才是你们最为关心的问题，说实话吧，我今天仍然是单身一个，我这些年来在谋求生存和发展虽然没少费力费心，但我从来就不疏忽对男人的关注。然而却总是得不到合适的男人。我曾把目光投注到那些教授和学者身上，但一交往起来，我很快就发现他们一个个都是显得那么委琐和呆板。甚至有那么一两个号称很“前卫”的研究员，留个长发或大背头，一开口就滔滔不尽，什么海德格尔、弗洛伊德，什么荣格或福柯，可是一经接触，全是狗屎一堆，什么鸟学者……(笔者听到这里忍不住哈哈大笑。笔者也有不少教授和学者朋友，平日因为出于礼貌，所以对他们尽管与庄彦明多有同感，却断说不出如此一针见血的精彩之语。) 　　至于一些官员嘛，倒也有一些真心追过我，海口有，三亚有，广西北海也有，但交往起来也总是感到不爽，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自己的官阶级别上死撑脸面，虚荣心、拿架子几乎已经深入骨髓，所以和他们在一起，好像他们天生就是领导，而我不过是一个财务部长而已。 　　(笔者忍不住问：同为老板阶层的男人呢？难道除了王先生之外，你再也没有其他交往了吗？而这种交往的程度和前景你又有何说法？)男女老板之间的交往当然是难免的，毕竟总有合作的可能，总有互相借力、互相担待、互相攻守同盟欺骗第三方、第四方乃至更多方面的时候。当然，男女老板之间也有一个互相防范、互相封锁消息互相守口如瓶的时候。男女老板之间一接触不是谈正事就是一起玩这里所谓谈正事，大多是心照不宣，也有投石问路，也有旁敲侧击或者干脆装孙子的。至于这个“玩”，指有时打牌豪赌，有时疯狂派对、咋咋呼呼逢场做戏。根本就缺乏一种与“情”有关联的气氛，更没有一种与“爱”有联系的氛围。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男女老板之间，除了有时候喝酒喝多忘乎所以外，正常情况是不会上床的，至于男老板带有女秘书，女老板带有男随从，基本上也是相见一笑，尽在不言中，当然也并不是说女老板都认定男老板必泡女秘书，男老板都认准女老板必泡男随从，反正一切都是心照不宣，一切都是莫须有或莫须没有。总之，这年头谁去为谁操心啊！ 　　?和你们说了半天，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在诉苦，更千万不要就此认定我——并通过我这个“个案”进而推断全部女老板都缺乏幸福或者是都在伪装幸福。说到“幸福”二字，自是每人的理解和体验不一样，正如同酸甜苦辣心中知一样，幸福也全凭自己的感觉。以我自己为例，我虽然目前还找不到白马王子或黑马王子，但我并不认为我为此就生活乏味，就毫无幸福可言。我敢率性而为，我敢坦荡地裸露包括情爱史、幸福观及形形式式人生在内的一切和一切。加之财产巨额，出有豪车，住有豪宅，办事呼风唤雨，连某些地方小官也是奉承相迎。想出国嘛，就像玩儿似的，说走就走。北京“三高”演唱会我置身其中，耳聆世界顶尖的歌唱水平，深圳高尔夫邀请赛我也到场，亲眼领略“老虎”伍兹的挥杆风姿。而盐湖城冬奥会，本来就与我毫无关系，但我心血来潮了就去看了它的开幕式…… 　　所有这些，你们看看是否属于“幸福”的范畴？我当然也知道自己的年龄，是离你们男人常挂口头的“豆腐渣”不远了。但即使如此，我也绝对不将就人选，不压低价码，我的婚姻理念是：随缘；我与心上人相处的宗旨是：愉快、开心；我的做人姿态是：我行我素；我的交友原则是：诚信。 　　文章摘自《伪装的幸福：中国女老板情爱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