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新闻主持人白岩松在网上发了一篇小文章，对抵制家乐福的倡议提出了自己的异议。文章顿时激起了网络上的一片骂声。
对于这场无意中卷入的争论，事后的白岩松态度平和。他没有时间介入太多。19日，他去日本采访，为胡锦涛主席访日打前站。25日回国，之后每天做直播。他是在日本听到自己惹出轩然大波的消息。
“我关心的不是抵制本身，而是如何跳出事件，进而去思考我们该如何提升我们的民主素养，这才是真正要紧的。”“我没觉得有什么压力，相反，如果我没有讲出自己的观点，那才是有压力的。”
他甚至觉得这是件好事。事件告一段落后，媒体开始反思了。这是一堂宝贵的民主课。
他很克制，都是在工作以外的平台上讲出自己个人的意见。“因为媒体是公器，你不能拿来做私人发布。”
在表达时，他很注意措辞，尤其是避免使用“们”。
“我们太习惯了‘我们’，凡是躲在一个集体下面，就会感到安全得多。把‘们’字去掉，比如，所谓华人代表13亿中国人起诉CNN，要求赔偿。”
最让他欣慰的，还是在电视上看到几名中国留美学生接受采访时的发言，学生说：“火炬接力时，我们和闹事的藏独分子辩论起来，驳得他们哑口无言。我们满心鼓舞。但是事后想想，也许该听听他们的意见，知道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
张朝阳声称“要让充满偏见的法国媒体与公众感到损失与疼痛，否则他们不会长记性的”，遭到网民狂顶。这让白岩松感到有些疑惑。“他是一个网站的负责人，他出过国，我想将来和他聊一聊，他真是这么想的吗？”
“我一直反对用‘抵制家乐福’来表达声音，但我支持人们发出声音。”
“一个中年人的爱国，一定更辛苦。”呐喊是容易的，而他认为自己要做的是把爱国“变现” 。
我们对“文革”的反思，还太少，太浅
贺延光，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56岁
抵制事件最初闹起来的几天，贺延光是颇不以为意的。
可是，4月14日上午，接连收到的三条抵制家乐福的短信，让他坐不住了。“我很担心这样的情绪表达。我怕会出大事。”他觉得有必要做点什么。于是他坐下来一气呵成，写下了那篇博客，“我不赞同抵制家乐福”。
“我这个年龄的人，大都做过愤青……我们曾经热血沸腾，曾经忠贞不二，结果是乱了国家，也险些葬送了自己。”他写道。
两个星期后，他坐在咖啡室里，细细回顾这件事情。“我预备着会有不同意见，但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谩骂。”
他仔细看了几乎每一条回帖。他很在意上面都写了些什么。谩骂，谩骂，说理，谩骂……他其实很想看到真正有分量的反对意见，可惜的是，即使间或有那么一个，也是被淹没在一大堆口水中的。
有朋友打电话来安抚，他报以哈哈大笑。“我是当过‘反革命’、蹲过大牢的人，几个人的骂对我算什么？”他指的是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他因为参加广场追悼活动被逮捕收监。
他没有感觉到压力。工作还是一如既往。只是，他有些担心自己年幼的孩子，因为一些人在回帖时杀气腾腾。
他其实不太愿意理会那些只懂得一味抵制的人。“这些人要搞抵制，但连一些最基本的求证工作都不愿意做。家乐福大股东到底有没有资助藏独组织？法国政府究竟有无计划补贴家乐福让它搞促销应对抵制？根本没有人管这些事的真伪。”
他真正忧心的，还是那些谩骂者中不乏年轻人在。“我为他们担忧。那么多信息渠道，四通八达，你为什么不去做鉴别，不去分析。年轻人怎么会成这样，不会分析，不讲道理，只会歇斯底里？”
这位共和国同龄人，一下子穿透历史，道出了他所理解的根源所在：我们的周围，充斥着暴力文化，暴力的语言，暴力的行为。而其根子，就在于“文化大革命”的遗祸。“我们对‘文革’的反思和检讨，还太少，太浅。‘文革’的土壤还在。”
“参加这次抵制的人，我也能理解。大家应该有出气的地方。但今天是家乐福，明天，板砖拍向谁可就难说了。重要的是消解大家的各种气愤，不能等到事情闹大，再来讲理智。我记得，‘9·11’以后，古巴的卡斯特罗，虽然当了美国几十年的宿敌，还是站出来谴责恐怖分子的野蛮行径。而我们自己，那几天，不少人幸灾乐祸。这哪里是大国的心态。看看古巴，重读一下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或者能帮我们找到距离。”
(文中陆晨、林洁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