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导演阿里在戛纳滨海的沙滩上接受新浪专访时，还不时有经过的人用法语向他表示祝贺。他则同样回以法语表示谢意。
新浪：您会说法语？
福尔曼：是这样的，影片完成拍摄后，法国制片方请求我可以为影片做法语配音，为此我专门学习了两个月的法语，但是当我把录好的带子寄给法国片方后，他们听了我的版本却对它糟糕的质量非常震惊。当然，这个版本取消了。这就是我的法语水平。
从一开始就要紧紧抓住观众的心
新浪：为什么影片以26条狗在街上狂奔做为影片的开端？
福尔曼：此前，我已经拍了三部影片。每一次，影片一开始我都努力从视觉上创新。我创作写东西和之后的拍摄是完全两回事，因为拍摄时会增加新的元素，会更有力量。我想在电影当中，开头是一个最基础和重要的部分，这是因为你从一开始就紧紧抓住观众的心，之后，观众就可以很轻松地跟着情节前进。关键是你和观众交流时使用的语言，如果影片开始三分钟后，你还没有成功引导观众进入你想要讲述的故事中，那你就失败了。因此，影片中观众看到的这第一幕，是我们在摄影棚里最后拍摄完成的。至于里面到动物，我们先设想的是猪，最后才改换成狗。
新浪：影片中的梦都是真实做过的吗？
福尔曼：当然是真的。这几乎都是真的，其中九个人的经历七个人都是真实的。
新浪：您是在这部影片的什么创作阶段对拍摄形式做出选择决定的？
福尔曼：从一开始，它就是我的动画项目组成部分，从来没有别的替代形式做选择。如果你注意影片中不同的画面组成部分，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影片中汇集了战争、回忆、噩梦、反省、毒品。所有这些，以传统纪录片的形式，怎么可能实现呢？我不想对我看过的那些纪录片做出批评，但是如果你不以一种极端的形式来表现这段历史 ，怎么可能达到这些目的？在这部影片拍摄前，我刚完成一系列电视制作，总是一样的拍摄手法让我感觉很是枯燥，还有对电视制片商的依赖关系让我也很疲惫。现在，我想要一些新的东西。那种拍摄电视系列的形式，完全是美国式的作风，缺少良知和反思。我发现所有的纪录片都或多或少被约束在一个约定俗成的框架内。现在这种动画形式让我在表现上有很大自由。
影片中80%的画面来自天才的设计师，所有的创意都来自梦境
新浪：影片整体风格充满美感，那些树，那些建筑，这是您的想法，还是动画设计师的想法？
福尔曼：当然，首先是动画设计师大卫-波龙斯基的主意。他实现了影片中80%以上的画面设计，这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天才。我想他的美术观念令人着迷。在工作中，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对影片的理解采取完全自由的方式，但是我们尽可能地保持影片的现实主义，让观众以最深刻的方式感受震动。影片中关于狗的部分，尽可能地表现画面的真实是我一直坚持的想法。对影片中的镜头运动，我们也做了最大的努力，让它尽可能的接近实际。最重要的是如何运用镜头拍摄下来这一切。总之，一切都很复杂。
此外，影片中还有那些不同的噩梦， 许多幻想的场面，也正是因为涉及到这类型的镜头，我们不需要把它表现的很现实。但是剩下的部分，我们就需要尽可能的还原事件的真实性。影片中最后20分钟，我将它理解为艺术性的纪录片，那些大屠杀的镜头，我将镜头表现得很阴沉，很黑暗，很悲惨，用我所有的能量，最大限度地来展示这一点。色彩上我们重点使用了黑色和橘红色，以及阴影，许多特效。
新浪：影片中有一场不断出现的梦境，您和两位战友从沐浴的海中出来，整个画面一片金色，为什么选择这种颜色，有什么特殊的寓意？
福尔曼：这就像是一场白日梦的视角，一种超越的视角。影片中的主角持续这场旅行，它是关键连接因素。正是有了这个不断重复的镜头，才促使男主角不断地前行，继续自己的旅行来探寻真相。
新浪：这也是您真实做过的一场梦？
福尔曼：当然。
新浪：那么在你的真实梦境里，也是金色的吗？
福尔曼：嗯，阿里似乎在回忆和确认。(也许不是？)嗯，这是个好问题。
影片中不同类型的音乐来自不同的音乐人
新浪：有时候，您的影片仿佛是一部音乐片，因为许多场景和音乐都紧密相连？
福尔曼：我们有一位作曲家马科斯-立夫特 ，他平日住在伦敦，我邀请他，是他负责影片的音乐制作。我们尝试着将影片中的画面和音乐结合到一起，展示给对这段历史毫不了解的观众们。问题是这段历史中有的环节异常复杂，甚至那些当事人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色列人，黎巴嫩基督教人、巴勒斯坦人，这都仅仅是历史中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甚至那些构建历史的人也搞不清楚。于是，我们决定从选择不同人群不同士兵的衣着颜色入手，对于每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分别选择不同的音乐。比如在黎巴嫩基督教徒的部分，我们选择了肖邦的音乐，我们知道在整部影片中会有这些不同类型的音乐。影片中的配音动用了许多音乐人。
对一部电影来说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很重要
新浪：影片中讲述了许多内容，对于结构，您事前有什么样的考虑？
福尔曼：在我考虑影片的整体结构时，我希望达到这样的目的：那些来看电影的观众不知道每一个接下来的画面会是什么，也就是预测到随后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希望在90分钟内，紧紧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我看了看，在戛纳电影节的竞赛单元中，参赛片片长大多数都是2个小时左右甚至更多，比如索德伯格的《切》，甚至有四个多小时。要想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这实在太长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想要实现一部类似《爱丽丝漫游未来记》这样的影片，一旦你进入情节当中，就像走进一面镜子当中，你再也不知道如何可以走出，你不停的转动、转动寻找。在背景、音乐和故事中，完全迷失。
新浪：的确是这样，我们也感觉完全进入了电影中的噩梦，同时，这一切就像是一个沉重的创伤？
福尔曼：是的 ，我想把大家带到我的梦幻旅行当中，但是却不是到我随心所欲想去的地方。首先，因为之前我做了许多的资料收集工作，如果将我自己的经历和我所看到听过的这些人的经历相比，我觉得自己实在是个幸运儿了。你们在影片中看到的就是我自己，是我的经历和生活。我没有直接目睹大屠杀，但是，这段日子即便我只经历和看到了很小的一部分，关于战争的残酷并没有改变。
我使用这种新的动画表现形式来表达和引导观众进入这个世界。如果作为观众， 你决心了解这个世界，首先需要你对我运用的这种电影语言有信心。想象你进入电影院，电影开始了，然后你开始琢磨：这是动画片，这是影像，这是摄像机在翻转拍摄画面，这些都是配以真人声音的演员 ，这会成了什么？我希望观众们首先是用心进入故事中，电影结束出了放映厅，才去考虑这些具体的技术问题。
新浪：影片中你谈到梦境，以及历史经历带来的精神疾病和心理疗伤，但是好像对于通过医疗手段疗伤这点，您实际上并不是很相信？
福尔曼：不，这不是我说的。我对心理治疗作为一个医疗体系是相信的，我本人就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心理治疗。这就象一件穿在最外面的外套，或者所有的宗教一样，你可以用它相信它，也可以不。从我个人的经验，我并不相信心理治疗的结果，但是我相信它的过程。这就像是一个郑重的仪式，你需要坐在心理医生那里，认真的谈论自己。
新浪：但是你相信这部电影会医治您的战争创伤？
福尔曼：是的，当然是这样。因为拍摄影片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活跃的互动的心理治疗。你需要首先在这上面做大量工作，并且以此为基础实现电影。而当你去求诊心理医生时，你要在时间里耐心等待最后的结果，不知道是否真的有效。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对心理治疗一点不信任。
这部电影可以让我重启启航
新浪：从这部影片中，您都获得了哪些收获？
福尔曼：它给我把自己重新当作一个年轻人来看待的可能，是的，影片中那个19岁的身处战争中的年轻人就是我自己。我很喜欢影片中自己的形象，它甚至比我在那个实际年代更加英俊。拍摄前我专门请求动画师把我绘画得英俊一些。这个剧中人物和我又是不同的，因为他来自另一种生活，一种我的过去生活 。在军队的时候我照过一些照片，现在再拿过来看，我认识照片中的那个年轻男孩，但是他的历史已经和现在的我不再有关连了。它仅仅是一个象征符号。
新浪：以色列前总理沙龙还在世 ，影片会以什么样的情况在以色列发行？
福尔曼：是的，我们可以说他还在世(记者注: 以色列前总理沙龙一直处于植物人昏迷状态)。三天来我接受记者访谈，大家不断地问我这个同样的问题，尤其是法国媒体，总是追问我怎么可能让这样一部题材的影片在以色列上映发行。实际上大家对以色列的具体情况可能都有一个错误的理解，如果说以色列没有对阿拉伯世界国家表现出民主，这是真的，但是以色列本身是个民主的国家，在国家内部，你甚至可以随心所欲随时随地大声狂叫。同样，影片也得到以色列政府的资金赞助，所有的人对影片能在戛纳参赛感到自豪。他们甚至为我们承担了来这里的飞机票费用。以色列政府对这部影片给了无比巨大的支持，我们可以享有各种民主，为了电影需要自由使用各种艺术形式表现。
新浪：对于发生在黎巴嫩撒布拉和夏提拉难民营的大屠杀，您怎么看？
福尔曼：我从来没有改变我的观点。人类不可能有比这更糟糕的的行为了。我的出生和我的家庭，注定了我会关注和一直思索大屠杀的背后真相。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总是自问，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怎么可能一直持续了三年半的时间，所有的人都将眼光转向了他处。82年，三天时间内成千上万的人被屠杀，大家的反应和希特勒时代同出一辙。我还要补充一点，当法国媒体采访我时，他们不断提出关于战争这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是对他们自己的历史经历在提出疑问。阿尔及利亚战争对他们来说是同样的问题。每个人都在这部影片中选择反射自己历史的元素。对我来说，这远远超过了一个屠杀的表面含义， 我不希望人们谈论和记住这部影片仅仅因为它讲述的主题是大屠杀。我的影片远没有好莱坞制作的宏大辉煌，没有英雄，也没有任何戏剧化的场面，只有一个年轻的男人，他被战争推到遥远的前方，还杀了自己的邻居。我希望这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故事，因为影片中表现的屠杀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也都在不断重演。
新浪：怎样平衡您的战争观和现在正发生在以色列的现实情况？
福尔曼：现在那些国家的领导们变得越来冷对世界，令人不可置信。两年前，在以色列和黎巴嫩间爆发了第二次战争。这时候，我和我的团队正在制作这部影片，一天我偶尔打开电视，又看到同样的画面，画面上有同样的村庄，在我们曾经去过的同样的场所，军队在以同样的手段暴力和枪杀百姓。士兵们依然驻扎在那里重复同样的愚蠢又毫无意义的谋杀。我愤怒极了，带着我的家人，离开以色列，搬到希腊的一个小岛上生活，一直呆到这场病态的战争结束。
新浪：作为一部创新的动画纪录片，您是怎样在纪录片的真实和动画片的想象之间进行平衡的？
福尔曼：这是一个学院化的问题。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是我对自己的工作做出评价。是由你们决定哪些应该相信或者不应该相信。因为许多纪录片都企图表现得清晰和透明，并且讲出所有的真相，至少是大多数的真相。但这不是真的。所有的纪录片导演都有这个野心，同时又带有主观色彩。
新浪：可以知道影片的拍摄资金是多少吗？
福尔曼：说出来你也许会笑，200万美元。
新浪：去年玛嘉-萨塔皮的动画片《我在伊朗长大》在戛纳电影节受到热评和大奖，在电影院同样收获不小，对这部作品，您有同样的期待吗？
福尔曼：《我在伊朗长大》是一部很棒的作品。我很喜欢里面的绘图风格。但是，我的电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当《我在伊朗长大》上映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动画市场的存在，不仅仅光是那些针对孩子们的动画。《我在伊朗长大》证明这类电影是可以成功的，我想也正是为此，我的影片在戛纳电影节上销售状况非常好。新浪前方报道组发自戛纳 刘敏/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