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末，吉林德惠市中心血站多次采集艾滋病感染者的血液，输血者农妇王红因之感染上艾滋病。
三十年里，这一特殊行业，曾因采血之乱引发中原的艾滋之祸，而令人闻之色变，也因随后惊心动魄的治理举措为人瞩目。本报以一座贵州血浆站的真实变迁为缩影，试图还原这一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由乱及治的罕见图景。
■2008年，也是科学家刘隽湘逝世第9个年头。1999年，公众视野里几乎忽视了他的离去，唯一的讣告刊登在一份发行千份的专业学术刊物《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上，他的单采血浆中国推广第一人的身份亦就此尘封。彼时中原的艾滋之祸正盛，人们无从得知83岁的刘隽湘在弥留之际是否曾有一丝的后悔，最后的岁月里，唯见其以花甲之龄跑遍河北、河南、山东，奔走在各地血浆站间，身边的助手感觉到他的忧心忡忡。这是一位科学家最无奈的悲剧。
1978—1992 谁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科学家的夙愿
小心，小心，上面挂的是血瓶子，下面放的是手铐。
1963年，时任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血液制剂室主任的刘隽湘与学生陈醒明合作研究绿脓杆菌的免疫血清，这种杆菌是烧伤病人的最大威胁。
“对烧伤病人而言，与输全血相比，输浆急救是更好的方式，因为不用配型，也没有用量控制。” 陈醒明回忆，刘隽湘当时感叹道：“我们应该发展人血浆。”“他这个人很有超前意识，有时会提出些领导尚不能接受的观点。我每次进他的办公室，他都在阅读各种材料，非常关心国外的先进技术。”陈醒明说。
这种单采血浆术，是指将献浆员的血液抽出后，分离成血浆与血球两部分，红血球回输到献血员体内，血浆用于制作生物制品。
上世纪60年代，临床上血制剂的应用日广，对原料血浆的需求迅速增长，采浆术开始在美国被广泛应用，到了70年代，在欧洲也成为常规方式。
“文革”期间，刘隽湘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那时他说话没人肯听，更别说什么从国外文献上看到东西。”陈醒明说。
但科学家的夙愿未丢。1978年，“文革”结束后两年，刘隽湘便成立了研究组，专门负责这一课题，开始推动引进单采血浆技术，他已经63岁了。也在这一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血液采集、加工和血制剂规范》，对采浆术作出若干解释，正式认可。
研究开始时，曾有人提醒他们：小心，小心，上面挂的是血瓶子，下面放的是手铐。“研究组由临床、血液、化验、技工等方面的专家组成，从两三位义务献浆员开始试验，一直增加到百来人。因为有国外成熟的采浆技术，我们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实验进展顺利，得出的结论是：在按规定程序操作的条件下，单采血浆术对献浆者无害。安全。”参与了此项研究的另一位同事金国栋回忆。
之后，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向卫生部正式提出建议：使用该技术采集原料血浆。
1979年建议获得了卫生部批准，开始试行。卫生部原副部长、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杨纯非常支持，他说：“势在必行。”
最早的担心
“我很担心采浆不按严格的程序操作，发生意外情况。”
1979年，单采血浆术由天津中心血站试行，很快就在全国范围被迅速推广。
初期的献浆员来自大专院校，后来开始慢慢向社会征集。各级红十字会和血液中心在媒体上竞相宣传采浆政策、原理以及国内外献浆员的先进事迹。
献浆者很积极。“那时有偿献浆的营养费几乎是一个月的工资，比较有吸引力。”金国栋回忆。
还是这一年，艾滋病病毒在美国潜入人体，但还无人知晓。
彼时的中国正积极地拥抱着新的科学技术。最先是北京、成都、武汉等生物制品研究所都设立了血站，之后由河北扩展到山东、河南，不久中原地区血站也大多具备了采浆功能。
1982年7月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单采血浆经验交流会时，全国已施行了采浆术14万余人次。待到1984年第二次经验交流会时，数字已飙升至56万人次以上。1985年更是达到了80余万人次。“从研究时开始，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异型输血，对每个血浆站都在强调，可谓苦口婆心。”金国栋说，但在80年代初，各家血站依然发生过此类问题，金就曾亲自为血站抢救过献浆员。“疏忽大意。”他说，“异型输血多发生在快下班的时候。曾有一例是女护士急着回家给孩子喂奶，让同事帮她回输最后几袋红细胞，结果搞错了血型。”
于是，各家血站都开始想办法调整规范：有的提出在血浆站内挂上明显大牌子；有的提出在献浆员的帽子上清楚标示。最终的方式是，让献浆员在自己的血袋上签字，回输后自行确认。
1983年，艾滋病病毒感染了第一位中国公民。被感染者是血友病患者，注射了来自美国的血液制品“凝血八因子”。
刚刚改革开放后不久的中国，临床使用的血制品几乎全部依赖国外进口，但渐渐被艾滋病威胁的欧美血制品令中国卫生部门忧虑。
反应不可谓不快。1984年——此时艾滋病病毒尚未被国际医学界正式命名，卫生部、外经贸部、海关总署就已几次联合下发通知，禁止或限制进口血浆、人血白蛋白等血液制品。此时的目标是：将艾滋病御于国门之外。
“献血（浆）是公民的光荣的社会义务，特别是我国有十亿人口，血（浆）必须自给自足。”刘隽湘此间也曾如是呼吁。
国内临床的血制品瞬间短缺，“血浆经济”被快速加热。但那种理想状态下的安全，与被经济利益挟持的现实渐相背离，不安全因素隐现。
1984年，在全国第二次单采术经验交流会上，通过了《单采血浆术规程》，这是我国采浆领域第一部规范性文件。
同一年，刘隽湘等人受卫生部委托对8个省的22个采浆站进行调研。“因为不大放心，刘隽湘也希望到全国去看看血浆站的情况。”金国栋说。
调研结束后，刘隽湘和嵇幼初主编了《血浆单采术手册》。在这本280页的小册子中，编写者对血浆站和献浆员做出细致的规范。
“我很担心采浆不按严格的程序操作，发生意外情况。”金国栋记得刘隽湘回到北京后曾说。
那本手册中写道：“有些站虽然建立较早，但因当时经验不足或条件困难，可能存在某些缺点，也应根据规定的要求加以整顿。”
可惜，这一和缓的措辞，从血浆站诞生之始，就被利益驱动下的操作者忘于脑后。
时间进入到90年代，“血浆经济”遵从利益的逻辑突飞猛进。多个省份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兴建血浆采集站和血液制品企业。在部分地区，“血浆经济”被视为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的第三产业。
暴利时代即将来临，而农民体内温热的血浆正在成为一座取之不竭的富矿，危险的种子也悄然埋下。
1992—2006 暴利时代的治乱逻辑
以血致富
“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
1992年，西南小城贵州省惠水县也为血浆站的“钱景”动了心。
当时的惠水县政府没有资金投入，县医院就以职工集资入股的方式凑了十几万元，作为启动资金，义无返顾地挤进了血浆行业的暴利时代。
“建站名义上须经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的许可。在当时，这并不难。申请批得挺快。”昔日站长黎鹏发说。
“利润以入股分红的方式分配。”现任县卫生局副局长的周前云回忆说，“那些首次入股时还持怀疑态度的职工，很快就变得积极起来。”
创办之初，作为县医院下属科室，血浆站占用了医院两个房间。空间有些狭小，献浆员常常站满屋子和院子。不出所料，血浆站利润丰厚，在其他科室人均月奖金只有一百元的时候，血站工作人员就可以分到四百元。这四倍的奖金差距是一个磁场，吸引医院其他科室的医生、护士分拨来干，以便利益均沾。
“当时没有特别针对性的培训，会扎针、抽血的护士就行。”周前云说。各县采来的血浆由贵州省统一定价、销售给厂家。
“客观地说，血浆站对地方经济是有贡献的。”周前云说，就以惠水为例，虽然给予献浆员的营养费最初仅为50元，但对当地人尤其农民而言都比种田划算。那些挑进县城来卖的大头菜，一斤只挣一毛钱。
2007年，为了稳定浆源，营养费提高到每人140元。这是献浆员都会算的一笔账：除去来往车费，一次可余100元，一月两次，一年就是2400元——比当年贵州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还略高一些。
于是，有些省份早年一开始就将“血浆经济”视为带领农民贫困人口脱贫的动力产业，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撰写《河南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一文的北京佑安医院医生张可回忆，在1990年代中期的河南，这是场“以血致富”的大运动，从15岁到60多岁的农民纷纷加入进来。50岁以上的人，为了参与献血，把白发染黑；年龄小者，谎报年龄。当时农民流行的口号是“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
有的县城里最热闹的地方就是血浆站，门前人山人海，多则千人。工作人员不间断地抽血，献浆员彻夜不息地排队等候。
“无人知道灾难已悄悄隐藏在他们身边。”张可说。
手工采集之乱
“那时做这行要靠人性和道德。”
唾手可得的财富不仅刺激着那些农民身份的献浆员的积极性，也让血浆站多少无所顾忌。所谓规范掌握在个人手里。“那时做这行要靠人性和道德。”惠水县卫生局副局长周前云说，站长能稳得住的地方规则相对明确，混乱些的早就盖起了几栋小楼。
自采浆术进入中国到1998年之间，全国的采浆站大多是手工采集技术。手工采集的随意性，恰是暴利滋生的有利土壤之一。
每次的采集量都操控在护士手中。虽然按照规范一次采浆不得超过600克，但多采200克也只有天知地知。在违规超采外，频采也未被控制，有的献浆员会在一周内多次卖浆。
不仅如此，用于分离血浆的离心机的转速也由人掌握，机器的转速越高，分离出的血浆就越多。而因为机器转速过高而破碎的红细胞被输回人体后，不仅无用，还会给肾脏加重负担。
刘隽湘编著的那本《血浆单采术手册》已经分发到各血站，但“当时政府管理意识不强，根本无法对各家血站进行有效监控”，周前云说。
“那时做血浆真是比卖毒品还要赚钱。”现任惠水血浆站站长的陈昌建当时在贵州省血液中心工作，常去各县的血浆站调血浆，“有些600克容量的血浆袋被涨得鼓起来，摸着吓人。”
地方政府的急切心态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越规的行为。1992年，河南省卫生厅与省红十字血液中心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目标竟陡然超过历年最高水平两倍之多。
而其下辖各地，疾控部门、卫生部门、医院，药厂，甚至个人开办的，或合法或非法的血浆站，雨后春笋般涌现，1993年时驻马店地区33家，而信阳地区则上百家之多。
手工采集带来的不仅是钞票，更有风险。
按照规范要求，离体的血液不可以多人混合，否则，丙肝、乙肝、疟疾等病毒在混合血回输过程中的传播风险很大。
“但部分血站常年混合操作，只为便捷操作，降低成本，榨取最大利润。”一位血浆站的老员工说。
仅仅过了一年，1993年的河南省，疟疾疫情已经在提示采浆混乱。当年8月6日《河南卫生报》披露：“今年上半年全省报告疟疾301例，是去年同期69例的4.36倍。”
20天后，河南省卫生厅发出了《关于加强血站、单采浆站传染病预防工作的通知》，以防止疟疾病毒通过采浆传播。
而一年之后，令他们更加忧虑的传染病将不再是疟疾，而是致命的艾滋病病毒。
艾滋秘密
“超过89.3%的患者在1995年感染。”
最早的警讯发生在离惠水小城千里之外的安徽阜阳。
1994年9月，上海莱氏生物制品公司反馈安徽省阜阳地区献浆员李某的血浆为“HIV+”，但是，当地血站的工作人员不知HIV为何物，未引起任何重视。11月，该公司的抽检报告中，再次出现：李某，“HIV+”。
卫生部的一个研究小组随后进入安徽阜阳地区调查，最终将感染途径锁定在当地的单采血浆站。这可能是第一份证明艾滋病与血浆站间存在关联的正式报告。
同年，河南省周口地区防疫站的王淑平也首次在献浆员中发现HIV感染者。但是，河南省卫生厅并未承认王淑平的调查结论，王淑平因此失去了工作。
事后看来，危险的种子早已埋下。至少在1995年之前，全国的血浆站基本没有任何艾滋病检验程序。“那时我们在做血液检测时，虽然也穿工作服、戴手套，但主要是为了预防肝炎。根本不知道艾滋病如此之近，现在想想还会后怕。”河南省郑州市疾控中心苏惠存说。
遗憾的是，各地政府对采浆过程中的艾滋病感染讳莫如深，大批HIV感染者藏匿于人群之中。
1996年，河南中医学院退休教授高耀洁遇到一例因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妇女，因而发现了这个被遮盖的惊天秘密，从此为之奔走呼号。
待到张可发现河南省的艾滋病感染情状已是1999年。那时他刚刚调入北京佑安医院的艾滋病病房，本打算“清闲五年”，却被前来求医的患者带入这场灾难。
张可去过近100个村庄，地域遍及河南省黄河以南的大部地区。
当他站在河南的田间地头时，“病人总是越看越多，紧紧围在我的旁边”。他只好说，先看重病人，轻一点的以后再说。他有时一天看病三百多人。
“河南的艾滋病来自周边省份。因为河南省那时的血浆站最兴旺发达，自然也就成了重灾区。”张可认为。
因采浆而感染HIV的高峰期最终被锁定在1995年，在其后撰写的《河南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中，张可的数据显示，“超过89.3%的患者在1995年感染”。
同年4月，河南省、安徽省、河北省卫生厅紧急接连下令关停所有单采血浆站。但是，这些警告与措施都未能防止艾滋病传染高峰的来临。曾有一位浆站工作人员告诉张可：他们浆站是1993年看到别人挣钱后才刚建的，虽然当时确实已经有通知不让再开办浆站，但由于单位投资太大，没有收回来，只好坚持开下去。
“当时部分政府血站关闭，但由于利益巨大，大量的地下采浆站冒出来了。”张可说。已经尝到利益甜头的献浆百姓们，转而投奔非法浆站门下，局势更加混乱。“假如在王淑平发现时的1994年就立即停止有偿献血，并进行有效的防治工作……”张可在他的调查报告开头写道，可惜，现实不能被假设。
几乎同时，晚年的刘隽湘与他的同事金国栋也下到血浆站，跑遍河北、河南、山东。“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没有权力，只能常用晚饭后的时间给护士们讲讲课。”金国栋说。
由乱转治
机器采集取代手工采集，增设艾滋病检测，血浆站真正独立
艾滋事件尚隐匿在公众视野之外，却已让卫生系统内部上下震动，单采血浆站在艾滋病最肆虐的1995年不得不步入由乱转治的拐点。
从1995年开始，各省频频下发规范文件，三令五申地重复着：“查处单采血浆站不按规定对供浆员进行体检、化验、频繁或过量采集血浆的行为；查处单采血浆站擅自采集血液或向医疗机构直接供应原料血浆的行为……”
这也足见当年的乱相种种。但偌大的中国，各地血浆站的管理情况依然参差不齐，通过采浆而致使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并未断绝。更大的贻害则已转至地下采浆站。
1996年，河南省卫生厅和公安厅联合对一批血头、血霸进行严厉打击。“公安系统强势介入后一年左右，地下血浆站被慢慢肃清。”苏惠存说。
一纸纸严苛的红头文件，一场场浩荡的重拳打击外，对血浆站全行业更精细的技术层面的改造措施，由国家层面直接布置。
这一年，惠水血浆站增加对艾滋病的检测项目，缘于卫生部此前紧急下发的通知。
第二年，同样响应国家要求，惠水血浆站又建立了危机管理的程序：谁来献浆，谁来采集，测试数据都被详细记录在案。全国亦是如此。而在此之前，即使发现了血浆中带有传染病毒，也无法追溯到源头。
1997年底，在卫生部门的要求下，惠水等部分采浆站又开始推行机器采集。手工采集的历史由此终结，暴利的一页翻过去了。
进入机器采集时代的惠水血浆站效益锐减，挣扎了近一年。1998年采浆量仅为0.8吨。“成本悬殊。”现任总经理陈昌建说，机采的耗材由生物制品公司提供，每人次为50元，比原来增加了40元。
对于那些在手工采集时代常多采200cc的血浆站来讲，作弊越来越难。
元气尚未完全恢复，1999年，国家要求血浆站从县医院分家出来，变更为卫生部门的下属事业单位。“医院管全血，血浆站独立后只管采浆。”周前云说，“作为入了股的医院职工肯定不太愿意，但也没办法。”
县卫生局管人事的副局长黎鹏发成为独立后的第一任站长，“叫我去是为了工作方便，以前上到医院领导下到职工的人事问题都是我管，这样浆站和医院间的摩擦就少些”。他将原来集资的全部股份退掉，向医院借了30万元作为最开始的资金。血浆站除了还在租用县医院的房间，此外再无关系。
艰难的日子很快就熬过去了。2000年，卫生部门规定生物制品公司只能从对口的血浆站调浆，企业马上就为血浆稀缺犯愁了。
2001年春节，时任站长黎鹏发被河南华兰公司的老总请到贵阳，商量提高产量，希望当年就能采到30吨。此后惠水血站贴出通知，固定每周四吸纳新的献浆员，产量开始逐年恢复。
独立后的血浆站在现址买了地，盖起了两层的楼房。“两个采浆大厅基本够用，年采浆量也恢复到80吨左右。”黎鹏发对此表示满意。
日子又平稳下来，却也无法再和暴利时代相提并论了。
2006—— 转制之艰与新生之惑
2006年，国家层面终下决心。当年4月，卫生部等九部门共同下发《关于单采血浆站转制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要求县级卫生部门与下属单采血浆站脱钩，将血浆站转到血液制品企业门下。
这被业内称为釜底抽薪之举，地方政府的监管角色被乐观期待为能摆脱利益的纠葛而真正回归。
这还是一场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一场转制就是一场战争。”在尘埃落定一年之后，贵州省惠水县卫生局局长李东风依然感慨良深。
《方案》为转制设下最后期限：2006年12月31日。但各地在操作上多有延迟，但最迟2007年底，单采血浆站依附政府的时代结束了。
谈判
最终历经九轮21次谈判，“双方咬得很死，但又面带微笑”。
李东风并不想卖，转制之前，血浆站的部分利润会直接用于卫生系统。他将血浆站比作投入过多心血的孩子——特别是这个孩子还能带来不菲的收入。但“没有商量余地，《方案》的要求一刀切死。”惠水县分管卫生系统的副县长杨凤玲说。
按照《方案》要求，采血浆站向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实行有偿转让。惠水血浆站为此专门请贵阳一家评估公司对资产进行了整体评估，接着便是与购买者河南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在谈判桌上的交火。
2007年间，最终历经九轮21次谈判。“双方咬得很死，但又面带微笑。”李东风说。
卫生局首先开价3000万。“这是战略，要为日后的退让留好空间。”杨凤玲说，“这3000万是在资产评估的基础上，加入了未来30年土地可能的升值，以及血浆站可能利润。”
3000万，大大超出了华兰的预计。来惠水赴战之前，华兰一马平川已收入邻近5家，仅花了1800万。
这是场不对等的较量。按照《方案》规定，一家血浆站只能被指定好的企业“一对一”接收，超时未完成转制的，其《单采血浆许可证》将被注销。这条规定强制各家血浆站快速完成转制，但也大大压低了血浆站的谈判空间。惠水县所属的贵州省黔南州六个血浆站都被指定给华兰公司。
华兰给出1100万的价码。这已经远高于其他血站，2006年正是惠水血浆站的巅峰状态，当年的采浆量比任何两家的总和还多，近80万吨的采浆量，在全国都名列前茅。
“看着华兰一路收购过来，感觉前面几家都是被蒙着走，可能因为没经验，也可能是对国有资产不上心，没怎么谈就卖掉了。”杨凤玲说。
惠水谈判桌上的交锋越来越多。“没有进展的时候，双方也会给彼此找个台阶。”毕竟没有谁希望谈崩掉。2007年4月30日，最后期限到了，还在僵持。“华兰的董事长看上去瘦了上十斤。”李东风觉得。第二天，终以惠水咬定的1800万成交——这相当于其他5个血浆站价格的总和。
杨凤玲将其视为惠水的胜利。但作为分管卫生的领导，失落难免，“好在税收企业无法带走”，但已然不再属于他治下的卫生系统。
流动
专业人员流动太大，这已成为全国血浆站转制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隘口。
血浆站的职工也在左右权衡：离开，还是留下。
在他们看来，只有继续拥有政府内的事业编制才算安全，“再大的公司若出了问题，说倒就倒。”有员工说。
转制尘埃落定后的2007年10月，除了陈昌建和一位会计，原来编制内的老职工都走了。他们宁愿放弃血浆站每月多出的一千多元奖金。
改制后，被称为陈总的陈昌建重新招了护士20名，但“业务把关的人还是不太好找，有医师执照的更青睐县医院或县疾控中心”。
按照国家规定，血浆站的检验医生中获得中级职称的至少要在30%以上。“我们还达不到。”他坦陈，现在的业务骨干中一些是退休人员，另一些是他从县卫生局借的。为了安定人心，陈昌建为职工增加了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每月的缴纳基数提高了近100 元。但今年9月份，又有一人选择了离开。
专业人员流动太大，这已成为全国血浆站转制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隘口。
不过，也有人更看重血浆站。那些在县医院工资为450元的临时工在这里可以收入1500元，还不用再上夜班，但他们的专业技能欠缺。
2006年，广东佰易药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血液制品被查出携带丙肝病毒，病源调查一直追踪到转制后划归佰易药业的连山血浆站。当时一位连山县医院的工作人员说，血浆站的正式职工调回县医院，留在站里工作的基本上是临时工，大多没有经过专业培训，更谈不上具体的操作技能。
下滑
能否有偿卖浆和无偿献浆，两条腿走路？
因为转制谈判中的摩擦，有些血站出现短暂停业。“黔南州各家血浆站的采浆量都有下滑。”陈昌建说。
不少血液制品行业人士认为，无所顾忌采血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采浆行业逐步收紧、规范的监管政策，以及血浆站转制的微震，是引起下游血液制品产量的波动的主要原因。
最近，又有朋友来托陈昌建寻找人血白蛋白，这在市场上已是一支难求。即便是华兰的员工要用，也必须等待老总的签字，而每次只批两瓶。
血液制品“凝血八因子”也屡屡告急。没有凝血八因子，血友病患者只能在失血的痛苦中死去。
但是，在产量与安全间权衡，国家的政策显然侧重后者。在此基调下，“地方官员也怕出事，将血浆站推给企业，进可放手监管，退可减轻身上的压力。”一位卫生系统内部官员说。
“贵州省25个血浆站就是25颗定时炸弹。请大家多负些责，让我安稳退位。”贵州省卫生厅一位领导曾说。
而按照最新司法解释，从2008年9月23日起，非法采供血液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今年3月1日施行的《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更是对血浆站资格、采浆规范等方面做出新的严格要求。
采浆量下滑的另一层原因来自献浆员的流失：外出打工、计划生育、人口老龄化都是干扰献浆人数的重要因素。
为了稳定献浆队伍，华兰公司新增了优惠措施，譬如那些连续8个月献浆次数8次之上的人，若家里孩子考上本科院校，则一个人可以领到一次性补助1000元。但收效仍不明显。
武汉市血液中心成分科主任陈涵薇曾与相关部门探讨过采浆量的问题，“当时有位湖北省卫生厅的官员说希望单采血浆可以‘两条腿走路’”。其中一条腿是有偿卖浆，在每次支付的营养费之外，政府再多拿30-40元给他们办一个医疗保险，提高农民的献浆积极性。另一条腿是像献血一样无偿献浆，每参与一次，将来就可免费用血。
当然，“‘两条腿’的设想还只是一种期待，并没有推行的迹象。”陈涵薇说。现在的体制依然是：献血义务，献浆有偿。
安全
转制结束并非安全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
在惠水血浆站成为华兰公司的生产车间后，“管理模式并未发生太多改变，”陈昌建说，“就像原来一样，耗材和试剂是公司配的，我们计件生产。”
但对于血浆站来讲，改制之后就无所谓“利润”二字。“转制政策的初衷是，将政府还原为监管角色。卫生部、省卫生厅和县卫生局都会对血浆站定期或不定期的进行抽查。”李东风说。
但转制是否最终能提高血液制品的安全性，如今仍有争议。
武汉中南医院的医生桂希恩就持否定意见。桂希恩在1999年发现河南省的艾滋病疫情后，曾对血浆站做过调查。“血是神圣的，也是干净的，如果把血和企业利益放在一起一定有问题。”他坚持献血、献浆都应全部改为义务行为。
但在惠水，血浆站的历任站长都认为：虽然血浆站卖得很不情愿，但理论上确实对加强监督保障安全更加有利。
不过，转制结束并非安全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广东佰易旗下的连山血浆站也完成了转制，但却没阻止卫生事故的发生。
一位业内人士承认，掌控采浆站的企业若真有作假的意图，实施起来并不困难：“虽然现在都已是人手一张IC卡，只能每两星期来刷卡一次。但只要多增加一台电脑，把服务器的时间修改过，采浆量就可以翻倍。再或者，同一位献浆员，今天用他的真实姓名，明天用一个留有存档但多年未用的名字，也可以蒙混过关。这些方法行内人都明白。”
不过，他也承认，“政府管理更严格，当然会相对安全，因为这使作弊的风险越来越大。”
他指的显然包括，2007年，卫生部再发文件，明令要求单采血浆站建立3项监管制度和措施，包括单采血浆站要设立监督公示栏，采用视频监视系统，实现采浆过程全程视频监控，还力主逐步建立计算机网络监管平台，实现对所有采供血机构的远程动态监控。
“让阳光照进血浆站的每一个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