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世纪三年困难时期的记忆：活人睡进棺材里

1960年冬天到山东，我不是以记者身份去采访。记者采访一般是有人接待的，时间短而且是灵活的。这次下放到灾区，同灾区的农民实行“ 三同”，不仅生活十分艰苦，而且时间长，甚至是无定期的。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漫长的饥寒交迫的非人生活，使我身心受到了沉重打击和无可弥补的伤害，留下永生难忘的记忆，以至于若干年后回想起当年的情景，还不寒而栗，真的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今天有了这个条件把它如实地整理出来，目的是想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真正了解过去，不要忘记在过去艰难崎岖的道路上，父辈们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但愿历史不会重演，不会重蹈覆辙，不要再走曾经走过的、而且被实践证明走不通的路子。 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是1960年冬到1961年春。因为在这之前，一是问题还没充分暴露，二是还有点儿以前积蓄下来的一些物质基础，生活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下去正是1960年冬天，是继1959年冬、1960年春灾荒进入高峰、持续发展到最严重阶段。过了1961年春天以后开始好转，夏天就实现了毛主席提出的“五个月工作的转变”。因而这一段时间是最艰苦的时候。

1960年，尽管农村灾荒严重，城市食品供应普遍紧张，首都北京虽然也有些紧张，许多食品凭票限量，但最低标准，还能基本保证，这是其他地方所不可比拟的。因此，离开京城到省、到地、到县、到公社，越往下走，生活越艰难。到了农村第一线大队、生产队，以至于连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都没了保证。中央强调下放干部要实行“三同”，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正是数九寒天，鲁西北的冬天特别冷，气温在零下15摄氏度左右。老百姓家里睡的都是火炕，主要是靠烧秸秆柴草取暖，受灾之后，农业减产，秸秆也大大减少。要说“同住”，空房子很多，但都不能生火取暖，墙壁四面透风冷得很，有的跟睡在露天地里差不多。白天屋子里阴冷阴冷的，晴天没有风时，外面要比屋子里暖和一些。所以人们经常三三两两地站在墙脚下晒太阳。要说“三同 ”，住是首先遇到的一大难题，我们当时是怎么住的呢？

黄龙不是“龙”，是一位13级的老干部。我们新华社下放到大于公社的有三人:一位是对外部的黄龙，他时年48岁，满头白发。在新华社下放到农村基层的干部中，数他年龄最大，而且资格老，级别高，所以大家都叫他“老黄龙”。他是广东人，30年代末期参加革命，搞过地下工作，抗战期间在广东东江打游击。他是归国华侨，英文很好，是一位高级翻译。他的夫人比他小很多，当时还不到30岁，有两个孩子。他是主动响应党中央号召，参加万名下放干部队伍到灾区来的。北方农村，特别是灾情如此严重的灾区农村生活，对他来说不仅是很不习惯，而且是十分困难。大家对他都很同情很关心，县里领导本想照顾他一下，安排他到条件稍微好的地方，他不干，坚持要求到最困难、最艰苦的地方去。于是他就和我们新华社国内部下放干部中的一位女青年周淑琴，一起到我们大于公社最困难的大孙家大队包队。周淑琴住的地方比较好安排。她被安排在一户条件比较好的社员家里，同一位老太太住在一起，住的问题顺利解决了。而黄龙一进村首先遇到难题是住处问题，和社员同住一起有困难（口音很重，如他本姓房，参加革命时被误登记成了黄），只好住到社员家里的没人住的空屋里。虽然有门有窗，也还算比较严实。但没有柴火，不能生火，屋子里很冷。气温很低再加上吃不饱饭，尽管把全部铺盖都铺盖上了，穿着衣服睡，也冻得睡不着，时常被冻醒。当时正是大雪纷飞、北风呼啸的隆冬季节，大家都很不放心，都在积极想办法，帮助他解决烧柴取暖问题。黄龙是南方人，独立生活能力差，对北方农村情况很不熟悉，农民听不懂他讲的广东话，我们担心再这样下去会出问题。

过了两天我去看他时，没想到他笑眯眯地对我说:“不用着急了，冷的问题我已经找到办法解决了。”说着他拉着我的手，指着外屋停放着的一口棺材说:“我找到了个好地方住了。睡在这里边，把盖子留道缝，就一点都不冷了。”我探头往棺材里一看:下面是一层厚厚的麦秸，上边是他的全部铺盖，装了多半棺材。我相信睡在这里是不会冷的。但是使我震惊的这是房东为死人准备的一口棺材，一般来说屋子里放着一口棺材，人们都感到瘆得慌，都很忌讳，更不用说睡在里边了，这是实在没办法的办法，住进死人住的地方了。黄龙不迷信，还半开玩笑地说:“他们现在不用，我先来用用吧。我相信我还不至于睡到里面就出不来了。”

我住的条件比起黄龙要好一些。我是住在大于大队的包队干部，这个大队共分4个生产队，加在一起不到100户，300多口人，离惠民县城很近，只有3华里。经济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些，非正常死亡也少一些。1960年全村共死亡28人。尽管如此，由于生产连年下降，吃粮也十分紧张。我到大于大队时，正遇上大队粮库两次被盗的第二天，原来看粮库的人说啥也不干了。原因一是担风险不安全；二是粮食被盗遭到怀疑，受牵连，找谁谁都不想干。我到大队粮库了解粮食被盗情况时，大队长刘振西对我说:“你的住处问题，我们意见是想请你住在这里吧!你看怎么样?”这里位居村子中间，是全村唯一的一栋独门独院砖土结构的农家房，四周与农家住户相毗连，窗户都已经堵死了。据说这是村里的唯一粮库了。粮库里外4 间，里边两间存放着全大队仅有的明年生产用的种子粮5000多斤。门上两把大锁，钥匙分别在大队会计和粮库保管员手中，按规定没有大队主要领导干部在场，任何一个人也开不了仓库的门。外边一间屋是粮库保管员住的地方，白天有时大队干部在这里开开会，碰碰头。屋子里有一张用木板搭的床和一张破桌子，一盏油灯，最主要的是有个土坯炉子，有时太冷了，还可以找点儿柴火生生火，烧点水。

刘振西看到我没表态，他接着说:“这个地方太重要了，这种子可是全队的宝贝，如果种子丢失了，明年的生产可怎么办呢?你是从毛主席、党中央身边来的，又是记者，我们全村干部和社员都十分信任你。你手中有枪，相信你在这一住，小偷就不敢来了。你住在这里与住在社员家里一样，左邻右舍，房前屋后都是社员群众家，更重要的是住在这里比住在社员家还方便些，条件也不差，如果缺什么我们再帮助想办法。这样一举两得，你有住处了，我们的粮库也安全了，大家也就放心了。”最后，刘振西问我的意见如何?我说:没有合适的社员家里能住，也就只好如此了。不过，我要声明一下，我没有看粮库的任务，更不能保证不被偷盗。刘振西说:“那是，那是!客观上对粮库的安全起了作用，当然不是要你来看粮库的。”

在那个粮食紧缺的饥饿年代里，人们把粮食视为命根子，粮库就成为全村群众心目中的重中之重，同时也就成为一些饥饿的人所关注的重要目标。我想不管怎么说，既然身居重地，就不能不密切关注和防止意外事情的发生。那年头，人们饿红眼了，什么事都发生过。我们下来后就不止一次听说过，有人把看仓库的蒙上眼绑起来，把粮食抢走；更有甚者，有人干脆把粮库保管员杀死抢粮食。总之这是个危险的地方，越是这样想就越紧张!

第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刚要入睡，就听外面有动静。我立即侧耳细听，仔细观察，屋里屋外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了，我就睡着了。忽然外屋“乒乓”一声响，好像有什么东西掉在地上，把我吓了一跳。我赶紧起来，猛然打开手电筒，顺着门缝往外看，原来是墙上的一块木板掉在地上，一群老鼠，吱吱乱叫，四处逃窜。迎着手电筒的光亮，我看到几只一尺多长的大老鼠在回头看。我很惊讶，不由胆战心惊，暗暗地说:“好大个儿呀!”很快，这些老鼠就全部钻到洞里去了。

灾荒严重老鼠多，特别粮库里的老鼠，不仅多而且个儿大，这是我的一大发现。第二天，在同老饲养员石头爷爷闲聊时说起这件事儿。他说:“这年头老鼠特别多，也怪，越是没粮食吃，鼠越多，它们和人争粮食吃，糟蹋粮食，人饿瘦了，老鼠可肥了。它们不仅偷吃粮食，能吃的东西都偷吃，而且有时还咬人。有的小孩的耳朵被老鼠咬了，有的小孩脸被啃了，也是饿急了什么都干!”石头爷爷一下子给我讲了几起老鼠咬人的事儿。接着他说:“粮库里的老鼠因为吃饱喝足，不仅个大，而且肉肥，很好吃!”我听到后对这句话感到很惊奇，便接着问:“老鼠的肉能吃吗?”他说:“能吃!”我问:“你吃过吗?”他说:“吃过，吃过好多只，前天我还吃了3只呢。不过个头都比较小。”接着他说:“粮库里的老鼠不仅个头大而且肥，都是吃粮食的，你如果逮住它千万不要扔，给我送来，它们偷吃我们的粮食，我就吃它的肉!”我半信半疑地回答说:“我如果逮住老鼠一定给你送来!”

老鼠多了似乎就不怎么怕人了。起初，每当深夜时，经常发现有些老鼠吱吱地叫着跑来跑去，我敲敲桌子，它们就无声无息了。可时间长了，它们不怕了，敲桌子也不管用了，渐渐地活动次数越来越频繁了，进而经常跑到我的床上，甚至有时跑到我的枕边，闻我的脸。我又惊又气，想了很多办法也没逮住它们。

一天夜里，我在蒙目龙中，突然觉得几只老鼠在我脚腿部位的被子上跑来跑去，于是我隔着被子猛然重重一脚，把一只大老鼠踢到床头对面的墙上，而后掉在水桶里，它爬不上来淹死了。这只大老鼠有一斤来重，第二天上午我就把它送给石头爷爷了。

石头爷爷是队里的饲养员，老两口都已经是快70岁的人了，无儿无女。这样大灾荒年月里，他们是村里少有的没有浮肿病的健康老人。他说他们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过去人们认为一些不能吃的动物，他们吃了。例如:老鼠、刺猬、乌鸦等，特别是老鼠，他说老鼠肉吃起来很香。

石头爷爷看到这只又大又肥的大老鼠时很高兴，他接过来之后拿把小刀子，把老鼠嘴上割开个小口子，三下五除二，很麻利地就把皮扒下来，然后开膛把肚子里的东西掏出来，就扔到小锅里了。这个过程前后不到两分钟，看来他很熟练了。中午，我路过他家门口时，他非要拉我去吃老鼠肉不可。我说:我不敢吃!他说，没事，我去年前年就吃过，今年吃了好几顿呢。说着，他非常热情地拿了只老鼠的后腿，蘸了点盐面，一边往我嘴里送，一边说:“你尝尝，你尝尝。”我实在推却不过，只好撕下一块肉放在嘴里。虽然没觉得有什么难吃的异味，但怎么也咽不下去。石头爷爷看我放在嘴里之后，回过头来指着锅里的汤说:“你看，还有油花呢，这只老鼠可真够肥的。”趁石头爷爷没注意，我把嘴里的老鼠肉吐到手里，然后偷偷扔掉。回到住处之后，虽然没有吃进去，但也感到恶心，险些吐了。我想，这并非肉有什么问题，而是确实不习惯，说实在的也还是没有饿到那种地步。

万名下放干部是中央国家机关抽调的，是从北京去的，是毛主席、党中央身边的工作人员。下去之前，思想工作做得很深，要求很严，特别强调要反“五风 ”，不搞特殊化，要同农民实行“三同”。中央领导在动员会上把农村问题的严重性、生活条件的艰苦，都向大家作了介绍，号召大家要做好过艰苦生活的思想准备，要准备掉肉，甚至牺牲。毛主席在为万名下放干部所作的批示中明确提出:“农村工作极为艰苦，要有坚强意志决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则不能去。”

“三同”最难的还不是住的问题，而是吃的问题。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所谓饥荒，营养不良，浮肿病，干瘦病，以至饿死人，都是因为没吃的。我们在北京时是按每人的定量，发粮票和副食品票证的。我的粮食定量是每月31斤（成品粮），其中70%细粮，加上各种副食品，还有蔬菜，基本生活还是能够保证的。然而，我们这次是带着户口下放的，是按当地干部定量供给的。惠民是重灾区，开始我们每人每月除17斤地瓜干而外，副食、蔬菜等东西都没有。每天平均只有半斤多，也就是说每天两餐，每餐平均只有2.85两。每顿饭都是地瓜干面糊粥就咸菜，有时掺点儿棉籽饼面做的窝头，喝开水，根本吃不饱。大家下来时，兜里都带了些全国通用粮票，但按照不准搞特殊化的规定，都不准用，所以我们比当地脱产干部还苦。他们大部分都是守家在地，且不说多吃多占，亲戚朋友也多，有活动余地。所以饿死的都是普通老百姓，基层干部很少。县里领导看到我们太艰苦了，要给我们每人补助几斤粮食，大家都坚决不要，表示要和群众同甘共苦。刚下去时，因为身体原有的基础较好，吃不饱还能忍受，可是天天如此，顿顿如此，就越来越难以承受了，普遍感到体虚无力。不到一个月，有的身体基础比较差的就开始浮肿了，腿上、脸上一摁一个坑，长时间弹不起来。

正当大家饥饿难忍的时候，阴历年前，新华社副社长邓岗和社办的许长山同志，代表新华社领导前来灾区看望我们。区委书记满少卿非常了解和同情下放干部，他借此机会把大家召集到区政府来，一来和邓岗等社里来的领导见见面，二来借机为我们改善一餐。大家早饭没吃，早早就从各自所住的村队向公社所在地胡家集走来。早晨田野里空气格外清新，在离区政府还好远的地方就闻到一股好香好香的肉香味。到了区政府，满书记要我们在一起“聚一聚”，吃的是戗面馒头、羊骨头汤，不限量让大家放开肚皮吃饱饭。这顿饭可真是时候，大家正饥饿难忍，也顾不上和社领导说话了。有时社领导问话，大家的嘴里塞满了馒头说不出话来，竟然无人回应，都在一声不吭一个劲地猛吃。没有想到这四个一斤的山东戗面馒头，48岁的老黄龙一下子竟然吃了六个(一斤半)，还喝了两大碗羊骨头汤，真吓人! 然而，最高纪录还不是他，而是29岁的于福元。他一顿吃了八个，整整两斤，吃得弯不下腰来，坐在那儿两只眼睛发直，我们真担心他出问题。

直到40年后，有一次我见到许长山，说起当年事，他还记忆犹新，深有感触地说:“真没想到当年把大家饿成那个样儿，一个个脸色黄黄的、肿得胖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