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大疑案：扑朔迷离铊中毒 清华美女今安在

铊中毒案件和南大碎尸案并称中国校园两大疑案，但两个案件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南大碎尸案在于没有任何线索，也没有任何头绪，南京警方用了十多年时间仍然无法确定凶手到底是谁，连凶手大概的范围也无法确定。这才是难打碎尸案至今没有破获的根本原因！

而清华铊中毒案则完全不同，从警方的一些反常的行为可以判断，似乎警方早已确认或者说基本确认了凶手，只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案件直到今天仍然处于迷雾中。

铊中毒案件主角是清华才女朱宁

朱令在文革末期1973年11月24日出生，遇害时年仅21岁，她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朱令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吴承之，母亲朱明新，都是传统的中国小知识分子，和千千万万的北京市民没有什么不同。

由于家教严格，他们所生的两个女儿都很优秀。朱令的姐姐吴今也是一个才女（姐姐跟随父姓），她考取了北京大学生物系学生。妹妹朱令则考取了清华大学（朱令跟随母姓）。

两个女儿都考取中国最顶尖的大学，这在全国也是很少有的。

遗憾的是，不幸很快降到这家人的头上，两个女儿先后遭遇横祸。

朱令的姐姐吴今在1989年4月去野三坡春游时，意外失足坠落悬崖身亡。吴今去世后，全家悲痛欲绝，但事后证明着确实是一起意外事件，家人也只能默默忍受痛苦了。

姐姐死后，朱令就是家中唯一的孩子。父母在她身上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而朱令从小很争气，也非常聪明。

她是一个品学兼优，各方面都很出色的孩子。同中国一些学习成绩优秀，但人品差，素质不高的所谓尖子生不同，朱宁本人却比较善良，性格中还有一些幼稚的固执。

同学贝志诚回忆中学时候的朱令时，一丝苦涩的喜悦：朱令是我的中学同学，我们在初三同班过一年，我对那时的记忆好像只有她是个很正派的女同学，有次政治考试我撺掇她打小抄对答案，她很不情愿答应了，过程那叫一个手忙脚乱，事后也严词拒绝再干这种事了。然后的记忆就跳到她姐姐随北大同学出去爬山意外身亡，这个活泼的女孩子沉默了好几个月，后来虽然恢复了但总有些不同。

1992年，朱令以优异的考取清华大学，入读化学系物理化学和仪器分析专业物化2班。

除了学习乘机好以外，朱令本人多才多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德智美体劳全面发展的学生。

音乐上，她从小就学习钢琴，在钢琴演奏方面有一定的造诣。朱15岁时开始学习古琴，凭着对音乐的天赋，朱令的学习并不费力，很快就达到专业古琴演奏员的水平。

她入校后，很快加入清华大学民乐队并成为主力队员。而当时案件中两一个主角孙维，不过是民乐队的一个边缘人物。

朱令音乐水平很高，这在清华有目共睹的，她在1994年荣获全国高校艺术表演独奏组二等奖，这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是一个很高的荣誉了。

学习好，音乐好，朱令的体育也很好，她还是北京市游泳二级运动员，身体相当强健（老萨赞叹一下）。

除了以上的能力以外，朱令还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她虽不是温婉的江南美女，却也颇有北方美女的那种开朗，明快，活波的特点。

加上生于小知识分子家庭，朱宁从小气质高雅，体形健美，绝对是校花一级的人物。

对朱令的爱慕者不少（也许贝志诚就是曾经是其中一个），但当时的朱令对男人一律不假言笑，甚至根本不放在眼里，而是一心放在学习和音乐上。

朱令为人比较正直忠厚，也乐于助人，没有任何架子，所以人缘不错。

朱令的父亲朱明新说：令令比我招人喜欢多了，他单纯、乐观，没有心眼，除了这样的事情，也许就是因为她太没心眼了。

在班上和宿舍内都有不少朋友，其中有一个贴心的闺蜜，就是后来案件的核心人物孙维。

现在很多报纸杂志都不敢说起孙维的名字，怕惹上麻烦，老萨大胆这里说一下。

孙维本人跟朱令恰好是截然相反的人，朱令家中显赫，用现在话来说就是高干子弟。可惜，身世就是她唯一的过人之处，其实她本人才能平庸，没什么特长，长相也平平。

如果抛开家庭相比，她和朱令完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类似于孔雀和土鸡相比，这也是所有同学所公认的。

当时清华的各种优秀学生很多，几乎是从全中国选拔来的一些尖子学生，所以什么样的尖子生都有。

朱令虽然优秀，也并不非常特殊，只不过是清华大学里面一个普通的优秀生而已。

不过从1994年开始，在朱令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让她成为全中国关注的一个焦点，直到今天也没有结束。

年轻的朱宁，漂亮，天真，意气风发。

奇怪的中毒

从1994年11月24日起，年仅21岁的朱令突然出现了一种怪病的迹象。起先是肚子疼，吃不下饭；接着（12月5日）胃部不舒服；最后（12月8日）她的头发开始脱落，并在几天内掉光。

12月11日夜，北京音乐厅，清华大学民乐队的专场演出，朱令带着帽子遮盖光头，上台表演了一曲古琴独奏《广陵散》。她的父母也在观众席中，对于近两日腹痛加剧带病参演的女儿，母亲十分担心，“我知道她特别难受”。但为了和同学一起搬道具回学校，朱令只在后台与妈妈见了一面。

第二天，让朱明新意外的是，头天还不肯回家的女儿，自己一个人回来了，原来她已经疼得受不了了。

12月23日，巨疼难忍的朱令入住北京市同仁医院消化内科病房，虽然没有查出病因，但医院的治疗多少还是有一些帮助。

住院一个月以后，朱令的病情得到缓解，疼痛也逐步消失，并长出了头发。朱令的主治医生认为她的病已经好转，朱令本人因为担心功课落下太多要留级，坚决要求出院。于是朱令于1995年1月23日出院，回到家中。

当时还是寒假，朱令在家中休息了一段时间以后，与1995年2月20日新学期开始的时候返回清华大学。

回到清华以后，朱令还是非常虚弱，胃部间隙性的疼痛，而且头发也仅仅长了一点点，成为一个和尚头。

所以朱令大部分时间都在宿舍躺着复习功课。早饭就喝从家中带来的壮骨冲剂，中饭和晚饭都让室友帮忙从食堂买来。除了上厕所以外，基本不离开宿舍！年轻女孩子上个厕所能要多少时间，3到5分钟而已。

所以朱令几乎是足不出户的呆在寝室里面，这个细节让后来的案件嫌疑人的范围大为缩校

当时朱令情况并不算好，很多人都看出来了。环境系女生张博回忆：意外看到朱令剃了个光头，戴着顶帽子，还以为她是故意打扮前卫。我心里嘀咕，她真是特别酷！

同班同学，物理化学课代表陈忠周回忆说，很多同学都觉得她脸色有点苍白，没想到她已经病得那么严重。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新学期开始以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朱令的怪病又突然发作，而且发作的格外强烈，几乎让他送命。

3月6日，朱令突然感到腿部剧疼难忍，并感到强烈的眩晕，朱令父母急忙将其送往北医三院求治。

但北医三院还是无法确定朱令的病因，主治医生坦率的告诉朱令父母，让他们尽快去北京医学最高水平的医院，也就是协和医院就诊。

协和医院有很多全国著名的专家，也许能够确定病因。

1995年3月9日，朱令父母带朱令到协和医院的神经内科专家门诊，李舜伟教授接诊后，告诉朱令的母亲“太像60年代清华大学的一例铊盐中毒病例了”。

本来如果按照李舜伟教授的观点，也许朱令就在这一天就会被救好，也不会留下后遗症。

可惜当时公立医疗结构和公立大学的官僚主义，以及视图隐瞒推卸责任的态度，让朱令陷入可怕的绝境。

协和医院按照一般流程首先询问朱令，在朱令自然否认有铊盐接触史，那么医院立即就将：朱令本人因为主动接触铊，而被感染的可能性排除。

随后协和医院让朱令父母确认清华大学是否存在铊的泄露，清华大学立即表示他们的实验流程非常完美，铊绝对不可能泄露（后来被认为是胡扯），由此也排除了朱令意外接触铊的可能。

这样一来，在协和医院看来似乎就不可能是铊中毒了。因为朱令根本没有接触到铊的可能性。加上当时协和医院不具备做该项化验的条件，就没有立即进行铊中毒的检测。

这后来本认为是最大的官僚主义作风，既然有所怀疑，为什么不去检查，而是单凭所谓的别人保证呢。如果这事刑事案件，难道仅仅凭杀人犯自己说：我没杀过人。就不予追究了吗！

朱令是否是铊中毒这一重要可能，也就暂时不被协和医院关注了。

在不负责任的排除铊中毒以后，协和医院专家会诊后，得出了错误的致病原因。

他们将朱令按照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神经根神经炎诊治，一般认为这个致命的诊断错误导致朱令后来几乎成为植物人。

在医院胡乱诊断下，已经深度中毒的朱令症状，迅速加重。

入院仅仅6天后的3月15日，朱令开始出现面部肌肉麻痹、眼肌麻痹、自主呼吸突然消失，家人急忙将朱令送进协和医院的神经内科病房抢救。

与此同时，专家李舜伟仍然觉得这很像铊中毒。他曾经亲自在朱令偶尔清醒的时候再次询问她，问她是否接触过铊盐。但朱令通过手势明确表示没有，她甚至不知道铊盐是什么东西。

本着谨慎的态度，李舜伟对此不敢轻信，特地再次询问清华大学化学系。在清华大学再次大幅铊不可能泄露以后，李教授请求大学方面出具书面证明。

1995年3月，清华大学居然出示学生接触化学药品的清单，肯定朱令并无铊盐接触史，此事被记入病历。

由此，李舜伟也不得不排除了这个猜测，朱令的病因始终无法确定。

又过了一周3月23日，朱令已经濒临死亡，她的中枢性呼吸衰竭，已经无法自主呼吸，协和医院被迫采取了气管切开术。

此时也许协和医院的某些医生，开始考虑到朱令有可能是中毒，但如果此时公然改变治疗方案，无异承认自己的失误，自掌耳光。

他们开始在允许的范围内不动声色的修改了治疗方案，以尽量挽回之前误诊造成的巨大伤害，却又避免被患者家属一眼识破。

3月24日，协和医院开始对朱令采取血浆置换疗法，前后8次，每次均在1000毫升以上。有些人认为这对未确诊的情况下维持朱令的生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将血液中的毒素大为减轻。遗憾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朱令又感染上了丙肝（血液里面有肝炎病毒）。

3月26日，朱令和死亡只有一线的距离。她被送入协和医院的重症监护室（ICU），依靠呼吸机维持呼吸。

3月28日朱令陷入昏迷状态，之后直到8月31日她才苏醒过来，朱令这次共昏迷长达5个月，这段时间她始终在生死线挣扎，随时可能死亡。

在这期间，协和医院知道事态严重，开始使用一切办法试图确认朱令的病因。

他们对朱令进行了多项检测（包括艾滋病病毒HIV，脊髓穿刺，核磁共振，免疫系统，抗核抗体，核抗原抗体和莱姆病等，甚至也包括化学物质中毒），但除了莱姆病以外，其它项目的化验结果皆为阴性。真实的病因始终无法找到，看来朱令是必死无疑了。

铊在工业上有一定的用处，但因为毒性大，在当年是严格管控的物品，全北京能够接触到的人极少。投毒案件其实侦破难度并不大，只要找到物证，投毒者很容易被抓祝比如水杯，投毒物等等。

峰回路转，老外们的帮助

没想到就在这段时间，事情突然出现了一些转机。

这个转机来自于几个热心的同学和老师，还有一群怀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外国医生。

朱令的几个同学得知她重病以后，曾经去医院看望他。

其中一个就是可能对朱令有过爱慕心情的男同学，当时在北大就读的贝志城。

即便是10多年之后，已经是一家软件公司老总的贝志城，依然对那一幕耿耿于怀：之后就是95年的寒假，同学聚会时听到有同学说现在怪病真多啊，你知道朱令突然肚子痛住院，然后头发掉光了，什么原因都查不出来，然后听说她出院回家休养，然后是95年4月初的一天，再次接到那个同学的电话。你是不是去看看朱令，她好像不行了。不是已经好了，在家休养吗。不是，又发作了，而且这次很严重，已经在协和的ICU病房昏迷了。我们一群同学约在周六去医院看她，那年我21岁，同龄人的死亡好像是离我们很遥远的事情，朱令静静的躺在ICU病房里，身体半裸着插满了管子，因为卫生的要求每次只能一个同学进去看。

轮到我进去后站在她的病床前，不知道怎么我先不吉利的想到了这很象向遗体告别，接着意识到这是一个同龄人处在垂死状态，忽然产生了一种极强烈的恐惧感想要拔腿逃走，但是双腿又像灌满了铅逃不掉。

在同朱令父亲交谈以后，他们得知朱令的病因始终无法确定，就无法治疗，看来是必死无疑了。

心情沉重的贝志城等人都不是学医的，根本无法帮忙。他们毕竟年轻，有活力，凡事绝对不愿意坐以待毙。

他们决定用自己所有的能力，尽全力来帮助朱令。

经过几个晚上的冥思苦想，他们终于想到一个办法，就是互联网求救，不是向国内求救（协和医院已经是中国最顶尖的医院），而是向国外求救。

贝自己的回忆是：魂飞魄散的我，好不容易磨蹭够了觉得不失礼节的时间走出ICU，坐到她父母边上，看着悲哀的老人年少的我就在想赶紧编点什么安慰他们。这时突然想起来前两天听同宿舍的蔡全清讲过他替系里的陈耀松教授打杂好像在搞一个叫什么Internet的东西，可以和全世界联络。于是就没话找话的跟朱令的父母说有这么个东西，没准可以向全世界寻求一下帮助，她的父母将信将疑的把病历复印了一份给我，还记得我正要走那个同学跑出来叮嘱我说贝志城，你一定尽力想想办法。

当时互联网在中国刚刚出现，还是个学校中实验性的东西。贝志城他们几个人在不少同学老师的帮助下，通过互联网向Usenet的sci.med及其他有关新闻组和Bitnet发出求救电子邮件，将朱令的情况发向全世界，寻求帮助。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短短一周内，他们就收到世界18个国家和地区回信1635封（一说超过2000封，贝志城说超过3000封）。

邮件其中约三分之一的人回复认为，这是典型的铊中毒症状。

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的医生在回信中更是明确指出“疑似铊中毒，认为根据头发脱落、胃肠道问题和神经问题等症状几乎可以确诊”。

由于当时中国互联网不发达，海外UCLA的Dr.XinLi在UCLA的服务器上和Dr.JohnW.Aldis一起曾帮助创建了UCLA朱令铊中毒远程诊断网，在朱令铊中毒远程诊断的信息发布和协调上起了关键作用。

贝志城他们发动北大学生中英语较好来翻译这些邮件，这些人都愿意帮忙，经过几个通宵时间的努力，4月18日，贝拿着诊断意见一大早赶到协和医院，希望大夫能够接纳。

贝回忆道：回到家里我很快把求救信写了出来，当时我想老美最爱谈民主自由，我的把救人这事跟这方面扯上他们才会重视吧。于是我这样开始了“这里是中国北京大学，一个充满自由民主梦想的地方，但是一个年轻的女孩正在死去，虽然中国最好的医院协和医院的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不能诊断她是什么疾脖，之后是照抄病历。

找到一个美国朋友翻译成地道的英语，我拿着它去学校和蔡全清一起去系里的机房在四月十日周一晚上发出了这封求救邮件（当时是向两个类似BBS的学术网络Usenet和Bitnet所有跟医学相关的群组发出的），很快第一封邮件回来了，是个爱尔兰人说他会为朱令祈祷，接着第二封，说怀疑是一种叫“thallium”中毒的病；然后是很多中国留学生回信惊讶地说没想到中国也有Internet了，他们会帮忙把信转发给他们周围认识的医生或者他们的导师。那天我头一次感受到Internet的力量，看着邮件不断在Unix绿终端屏幕上跳出，兴奋的一直待到早上五点，才把受到的近百封邮件拷到软盘上带回宿舍。

记得那时候中国的Internet只有三条256K的链路，分别在清华、中科院和化工大学。我们能蹭上完全拜托我们力学系在北大校外靠近清华院墙，据说是陈耀松教授自己搭梯子从清华墙那边接过来一根线。后来我们产生了惊人的流量好像还让陈教授个人掏了腰包，在系里有人质疑学生怎么私人和国外大规模联系时也是陈教授挡回去的（他说学生就是帮帮同学嘛），这些我一直感念。回到宿舍我们先查了字典，原来“Thallium”是“铊”的意思，当时我们面对是问题是从Unix终端下来的邮件会整体打包成一个大文本文件，在电脑上无法阅读。

这时候同宿舍的刘莅（他是我在大学最好的朋友）主动请缨，用微软的Access写了个软件，先把邮件拆分成一封封，然后把邮件标题、发件人摘出来存进数据库。之后同宿舍的王惠文也加入了，我们一起完善程序，可以输入发件人的职业（医生、认识医生的热心的中国留学生、打酱油的等等）、统计一个发件人发回的邮件数量，这样设立一个权重打分机制决定我们要特别优先给谁回信；同时把比较多提到的关键词铊中毒、格林—巴利综合征、莱姆病等作索引，看分别有多少人提到，关于任何一种病从朱令的家长那里听到说法就会回给提过这些病以及被标注为医生并比较热心交流的人回信。然后宿舍里英语最好的吴向军也加入进来帮着一起浏览邮件。

在国外，想成为一个医生是极难的，要过五关斩六将才行。但一旦成为医生，就有丰厚的薪资和很高的社会地位。不过，社会对医生的要求很高，对于医德特别重视，一旦有违背医德的事情出现，就很难在业界立足。以美国为例，如果医生违背基本的人道主义观念，就会被取消医生执照，他就彻底完蛋了。在中国，大家都知道了，不用老萨多说。

协和的官僚主义

事实上，到朱令确诊前的这十来天我主要是在外面跑，而他们则一直经常通宵看邮件修改程序。

有这样的同学和陈耀松这样的老师，是我一直为北大而骄傲的原因。之后我如一般中国人一样，开始找关系。我被母亲的带着找到了卫生部退休的老副部长，一位和蔼的老人。她听完我的诉说后，马上给协和的副院长打了电话，大意说这个女孩的病好像协和也很重视。现在有群年轻人用了新科技手段跟国外的专家有联系，打了一些资料供医生参考，绝对没有干扰治疗的意思。

之后，老人让我直接去找那位副院长，我还记得她告诉我副院长是一位非常好的医生，当年有个工人掉进粪坑窒息，现场急救设备不够，现在的副院长当时的年轻医生自己用嘴把粪吸出来救活了工人。大概也就在13、4号，我们有了一定的邮件积累，上面猜测了各种可能也提了一些检查建议（说实在的，我们几乎看不懂）。我给朱令的父亲打了电话，其他情节记得不是很清楚，就是记得我怯生生地提到铊中毒这个可能时，他轻轻的笑了，说这个可能协和早考虑了，已经排除了。应该在15、6日，我们将朱令父亲那里听来的答复和找到的医院的一些诊断说明翻译成半通不通的英文发了出去。然后我打印了一些明显是医生写的邮件，带到了协和找到了那位副院长。

他很耐心（虽然事后想起来，他应该是不耐烦的在接待一位找了关系试图瞎给建议的病人亲友）的接待了我，然后给ICU的主任打了电话让他接一下材料（后来的事实证明没有找神经内科的主任而找了ICU的主任是个巨大的错误）。

协和医院的官僚主义给这个年轻人上了人生的第一课。他在ICU病区门口空等了一天，没有见到这个主任，除了几个年轻大夫，没有人愿意看。

贝只好将这些情况告诉朱令的父母，朱令的父母一再要求院方检测是否是铊中毒。但他们多次得到院方通知，铊中毒的可能已经排除。

贝回忆道：那天应该是18号，我拿着材料在ICU病房外面等着主任，朱令的舅舅进去问他是否能接受一下材料，他答复太忙等会。我一直站在门口耐心的等，估计这位主任是完全不想收到材料，他一直在病房跟人谈话，在我因为腿酸刚走到远处的长椅休息，他就一个健步冲进厕所，然后又迅速冲出继续在病房跟人谈话。我等到了中午，朱令的亲戚再进去说了一次，结果比较明确就是说资料对他们没用不要。

我充满挫折感地走出了协和的大门，我还记得那天在院子里我看着阴沉沉的天空，不知怎么愤青的情节发作默默地说了句“我能打败你”这时在美国那边和我们联系的人，经过一周的沟通已经开始出现比较积极的群体。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在美国学习远距医疗的中国留学生李新，还有一位曾经在美国驻华使馆当过医官的JohnAldis。他们联络了一些美国比较权威的医生来看这个案子（我就记得有一位科罗拉多州的医生，好像是个医院的副院长，似乎在毒物研究方面是世界级的权威，协和的医生后来听到都非常尊重）。

但这里出现了一个不幸的情况，由于我们发出邮件说明协和已经排除铊中毒和重金属中毒，这些医生又属于对协和比较熟悉的，于是相信了协和的判断，注意力主要在研究其他可能。好在我因为英语不好，留下了我妈妈的办公电话（她当时在做外事工作）。有一位纽约的医生打电话给她，唠唠叨叨地说就是铊中毒，我妈妈问我，我告诉她已经排除了（包括排除了重金属中毒）。感谢那位医生孜孜不倦和也许有些歧视中国人的精神，他过两天又打来电话，我母亲据此告诉他，他在电话里暴跳如雷，扬言根据他对协和的了解协和根本不可能有全套检测重金属中毒的设备，质问是怎么排除的，然后又说了一大堆没有仪器如何可以从指甲等等一系列表征加强铊中毒怀疑的观察方式。

这时大概是20号的样子，我被转达了这个电话后只能再次给朱令的父亲打电话，询问协和到底是依据什么排除的铊中毒，强调那位纽约客的质疑。过了一天，朱令的父亲告诉我说协和没有化验，因为没有设备，排除是因为症状不像。这个消息被我们发出去后，邮件通信一片混乱，美国那边陷入了喧哗之中。有人提出各种土办法帮助确定诊断，JohnAldis和其他一些医生则在帮忙想办法要去香港化验。Aldis好像直接打电话给他的老朋友，协和ICU的主任要朱令的血样尿样等，说明已经找到机构愿意出资可以空运到香港检验，遭到了拒绝（理由是医院规定不得把病人样本拿出去）。

朱令的父母不死心，他们通过热心人得知北京市职业病卫生防治所的陈震阳教授可作做铊中毒鉴定后，在一位好心的协和医生的暗中帮助下，取得朱令的尿液，脑脊液，血液，指甲和头发，于1995年4月28日来到北京市职业病卫生防治所进行检验。

当天，陈震阳教授即出具了检测报告，认为朱令的两次怪病实际上为两次铊中毒，第二次中毒后朱令体内铊含量远远超出致死剂量，并认为朱令不是自杀，就一定是有人蓄意投毒。

同时陈震阳教授第一时间建议，朱令应该立即服用普鲁士蓝解毒。

贝回忆道：朱令的父母这时也开始在本地找办法，但同时听说协和拒绝提供给家属任何朱令可供化验的样本。终于在25、6号找到了北京市职业病卫生防治所的陈震阳教授得知他哪里可以做。还是在协和一位冒着风险打破规矩的年轻医生的帮助下，朱令的父母取得了朱令的血样、尿样和头发样本送了进去。28号中午，我正送女朋友去机场参加她的工作实习，呼机响了，打电话过去是朱令的父亲，一个低沉悲哀的声音“确诊了，是铊中毒，超标几百倍”。

等到我傍晚回到宿舍再通电话，得到的消息是协和对此没有经验，希望：1、协助找到广谱抗毒药物“二巯基丙醇”，因为协和没有或者是只有几支2、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治疗办法3、预后不乐观，铊中毒对神经系统损害极大，国外是否有经验之后连着两天我们宿舍的同学基本上每天工作20小时，有的在检索以前邮件里有用的信息，有的负责和国外联系，我和吴向军跑到清华找朱令的同学求援希望翻译一下邮件找出有用的信息，那是五一前的一个下午，我们听说朱令所在的物化二班在上课我就先回来留下吴向军在那里等。

晚上他回到宿舍怒气冲冲地说：这是什么变态班埃原来他等到两名物化二班的女生，说明来意后这两位同学居然说“我们明天都订好了五一出去旅游，实在没时间翻译”，然后他又找其他同学被领到了那位后来替嫌疑人辩护非常积极的物化二班的团支书那里，当时他带着吴向军找了辅导员，态度倒不错，然后吴反复叮嘱说尽快翻译一定交给我们处理，综合意见后交给协和，他们满口答应。（后来我们再也没见到这些邮件，据这位支书多年后宣称他们直接转给协和了，但朱令的家属从未从协和听说过此事）美国那边的答复很快就回来了，二巯基丙醇不是对症的药物，应该用普鲁士蓝（对，就是那种染土布的燃料），这时协和的态度很友好，有位年轻的医生直接和我联系，问了一些具体问题如普鲁士蓝的浓度多少合适、是否可以加甘糖醇等（不知道这些名词我是否记错了），我在询问他英语沟通没问题后，直接把电话给了美国的医生，好像告知了越纯越好，也可以加甘糖醇用于减缓什么病人的不良反应。之后在李新的帮助下，把朱令的一些脑部及神经系统的X光（或者CT）穿上了加州大学的服务器，协和的医生和美国的医生通过电话会议共同讨论了朱令的康复治疗。那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Internet远距医疗部分变成了现实，但是我们中的任何人好像都没想到靠Internet可以发大财。

后来的一封邮件里，那位科罗拉多州的著名医生写到“我太相信我协和的朋友了，我不敢想象他们怎么会未经化验就排除了重金属中毒，我有罪”之后我们才听到，协和神经内科的主任曾经怀疑过，但一方面因为朱令是被人在94年12月和95年3月两次投毒，出现两次症状高峰，想不到这点的会认为不符合一般中毒症状。另一方面清华写来书面证明说明清华没有铊盐，加上医院没有设备就排除了这一可能性。

结果去拿回普鲁士蓝的又是热心的贝志城。因为之前朱令医疗费已经花费十多万元，这在当年可不是一个小叔子。贝认为此次购买普鲁士兰这种救命药，至少又要花费数千元。他带着仅有的1000多元人民币战战兢兢的去买药。让他无语的是，这两瓶药（其实是工业染料）仅仅花费了80元。而80元的药，居然瞬间将朱令救了过来。

4月28日朱令开始服用对症药普鲁士蓝，服用当天，血液中的铊离子浓度开始下降，这是朱令到协和医院求诊的第50天，一个月后（一说10天），体内的铊被排出。但是，由于铊离子在体内滞留的时间太长，朱令的神经系统遭到严重损害，尤其脑部神经伤害极为严重，他的视觉几乎完全丧失，肌体功能也受到严重损伤，且仍处在昏迷中。

现在朱宁的样子，以及她和十几年前的对比。

虽生犹死

1995年8月31日，朱令从长达5个月的昏迷中苏醒。

1995年11月，朱令从协和医院出院，转入其他医院和康复中心接受治疗。

但铊中毒对神经和人体器官不可逆转的伤害，让朱令从一个天之骄子，成为了一个形同半植物人的残废。

她的脑部受损严重，智力和记忆力停留在小学阶段。器官的损害，让她身体极为虚弱，实际上已经残废，只能依靠轮椅行动。

直到今天的17年后，她的生活不能自理，由她年迈的父母照顾。

贝志诚现在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他后来像比尔盖茨那样，由于看到商机，果断放弃了北大的学业，自己下海创业，并且成功中国最成功的商人之一。

这个早已经在社会上千锤百炼的人回忆当年，他仍然非常痛苦：当时我对清华和协和都是怒不可遏（当然到现在我也不准备改变对清华的看法）。随着后来自己开公司，赚钱，才知道犯错误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逐渐的我对医生的抱怨减少了，心里总在想我在工作中犯过的马马虎虎的错误比这些医生多多了，好在顶多是给客户造成金钱上的损失，事后大多道歉吃个饭混过去了，如果我要像医生一样面对人命关天的事情我受得了吗？我想我受不了，渐渐的暗地里有些倾佩所有敢于做医生而曾经被我们开玩笑叫白衣禽兽的人。这半年在新浪微博，我关注了一些协和的医生，他们很让我敬重，他们文字里表现出来的对专业知识的追求和对病人的关心绝对是发自内心的。

我不知道如果我当了十多年医生见惯了生老病死受够了病人家属的闹事，还能不能像他们一样。但是问题出在哪呢？我想我们的国家未来总会迈向民主与法制，但是我们每个人更应该认识到西方的体系之所以有效的运行，是因为无论何处它都在一个规则的管理下，这个规则在医院可能就是决定了不经化验不管你觉得多不可思议也不能排除一个疾病的可能。当我们都习惯了这些规则，我们的国家可能才真正迈向了现代国家的行列。所以，我看到最近媒体嘲讽医院给95岁老人动手术前要化验梅毒，很不以为然。

这是大手术之前的常规检查，95岁的老人并非没有可能年轻时通过性途径或者输血有感染情况，你们嘲笑了这些看似死板的规则，其实正是阻碍了你们呼唤的民主与法制在中国的落地埃朱令的案例是个很特别的案例，铊中毒虽然很罕见（可能中国一年也就几例），但是症状太明显由于社会影响知道的人也不少（例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白马酒店就描述过）。协和犯的错误虽然有情可原，说穿了也太简单。加上我们宿舍的同学的努力（我一直认为他们是真正的英雄），能够让我们这些外行很快的协助上美国的内行，找出了病因，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然而朱令从95年3月再次中毒，到3月26日昏迷，到4月28日确诊，宝贵的时间已经流逝。铊盐已经对她的神经造成不可恢复的损伤，过了半年她虽然苏醒，但是智力最好只有七八岁的小孩的水准，几近失明。够了，我已经不敢再面对这些了，现实不是童话，往往没有一个美好的结局，我也就写到这吧。

朱令没有死于铊中毒，但她苏醒之后的生活可以算得上生不如死。

“10年前她常常吵着要看书，”站在身后的母亲朱明新把轮椅上的女儿推到屋里有阳光的地方，“后来她明白自己视力已经严重受损，就再没听她提过看书读报之事了。”

朱令清醒时，朱明新会给她读古诗，有次读到“黄云城边乌欲栖”(李白《乌夜啼》)，就调侃她：“令令，你给李白打个分吧１她快活地说：“也就四分吧。”

母亲忍不住要笑了——她的令令，还是当年那个机灵鬼。

由于父母都已经退休，家中紧靠二老工资支撑，朱家10年来没有装修过，只有必需品。客厅里的沙发很旧，扶手上打了两块补丁，新旧不一。小小的木质茶几，上面的油漆斑驳陆离。

房间里朱令的照片早就被收了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前几年去世的姥姥、姥爷的照片。同时被收起来的，还有考上北大的姐姐吴今的照片——1989年，她在野三坡郊游，失足坠崖身亡，因为在朱令此时的记忆中，姐姐还在初中上学。

有时一睁眼，天亮了，朱明新微微有些恍惚。她曾经有两个聪慧、可爱的女儿，一个上了北大，一个上了清华。一个女儿早逝，未满20岁。一个女儿还活着，面目迟滞，已经不是过去她熟悉的那一个。

“换上别人，恐怕精神早崩溃了。没有她妈妈，朱令活不到今天。”朱父多年的老同学、老同事，国家地震局的耿庆国喟然说。

朱令左手无力地搭在古琴的琴弦上，因为呼吸困难，她费劲地往后仰着脖子。她已经不能辨认这10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10多年来，朱令的身体状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善，反而逐步的恶化。她几次生命濒危，虽然都万幸被抢救过来，但长期的卧床不起，导致她腿部肌肉萎缩，肺也萎缩到了第四根肋骨，只能依靠腰部勉强支撑背部。

“她过去还比较清醒，最近几年也有些神智不清了。”朱明新经常半夜惊醒，习惯性转身看看小床上躺着的朱令。她发现女儿经常整夜睡不着，睁大着眼，呼吸沉重，仰躺着不能翻身。

朱令越来越像孩子，一不舒服就会哇哇大叫。她无法控制自己的睡眠，一困了就躺下睡着。

朱明新每天训练她站和坐，希望她的肌肉神经有一天能够恢复。她有时在电脑上写半个屏幕大的字母让朱令认，朱令每次只有斜歪着头，努力向上瞟才能看得清楚一点。后来，朱明新放弃了，她发现朱令是记住了字母而不是看清楚。

床边立着氧气瓶，床头是一个旧的布娃娃。

2004年的一天，朱明新在家里突然摔倒，而后昏迷了一个星期。“颅脑血管破了三根，只有开颅，把头盖骨拿掉，补一块巴掌大的钛合金。”大夫对她的老伴吴承之说，“不是半身不遂，就是痴呆。”

她竟然还是挺了过来，也许是朱令，还牵动着她的心，她如果死了，女儿怎么办？而她也终于意识到，他们已经到了扶不动女儿的年岁。

朱明新出身书香世家，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和她熟识的张捷律师说，从朱明新身上就能看出为什么朱令那么优秀。曾经有人找朱令做康复医疗的广告找朱明新，被她拒绝了。志愿者小姜知道，朱明新最不愿意的就是别人认为她很悲惨，她从来不愿意把伤口给别人看。

2005年的冬天不请自到。朱明新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市公安局信访局和刑侦总队之间来回奔走。但接着几次之后，所有人都开始装着不认识她。

“我只希望真相能大白于天下。不然我倒了，女儿无以为托，怎么活？”

朱明新回忆朱令中毒的事情，提到当时朱令的舅舅去找她班上的同学，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班上有些同学有顾虑（据说学校明确下了封口令，违者后果自负），朱明新说到这里，会插一句说，他们都是孩子，不怨他们。张捷说，包括对“凶手”，朱明新都会说，她相信“下毒”的人当时并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而每次提到那些帮助她的人，感情不外露的朱明新总要把谢谢说很多次。

“这样境况里，活着就靠那点希望”

感激于别人的帮助，而自己的生活还需要继续。摄影记者想给朱令拍照片，朱明新拿出梳子，把朱令的头发偏分，夹一个漂亮的夹子。朱令晃着脑袋拿手弄乱了，她再梳一遍。她轻声对记者说，能找一个漂亮点的角度吗？

每次有记者来拍照片，朱明新都希望能把令令拍得好看一点，让女儿有自己的尊严。她说自己很矛盾，希望媒体报道推动此案，又怕令令的照片登出来让令令受伤害。

朱令家人几年后起诉协和医院

朱令家人认为，协和医院误诊并耽误了治疗时间，才使得铊中毒给朱令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1996年12月，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接受朱令家人的委托将协和医院起诉至东城区人民法院，“要求医院赔偿经济和精神损失近80万元”。1997年10月，北京市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作出协和医院不存在过失、不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1999年4月2日，一审协和医院胜诉。

1999年12月，免费代理此案的浩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俞蓉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重新进行鉴定的申请，法院委托北京市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再次鉴定，该单位出具了鉴定意见：“（协和医院）该不作为的行为导致被鉴定人朱令病情被诊断的延误，因此，北京协和医院在本次医疗行为上存在一定的不当之处”。

2000年11月2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协和医院补偿朱令医疗等损失10万元。

目前，许多关心朱令的人士在2004年3月发起成立了“帮助朱令基金会”，建立和维护有关朱令的网站。截至2006年3月，基金会海外募捐已超过三万三千美元；其中部分捐款已送达朱令家庭，作为她的康复治疗费用。

十几年的对比太大了，真的太惨了。

没有难度却又极有难度的案件

老萨说，其实下毒案件包括两类，这两类几乎截然相反。其中一类侦破难度很大，但另一类侦破难度却非常校

难侦破的主要是指报复社会的投毒事件。为什么难抓，这因为犯罪分子和被害人素不相识，他的下毒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所以侦破起来难度大。

这种案件，往往只能通过下各种证据和目击者进行梳理，然后破案。

但剩下的那一类，相比第一类来说正好完全相反，恰恰侦破难度很小，这就是因为仇恨嫉妒下毒。

这种下毒方式一般不难破案，因为下毒的人肯定的是受害者的仇人，排查范围并不大。

仇人一般都是熟悉的人，其实如果不熟悉的人也就成不了仇人。而除了少数在社会上混的黑社会分子，不法企业家，脑满肠肥的官僚等人，像老萨这样的普通人身边能有多少熟人？20个，30个，最多50个！

而这30,50人中能够因为各种原因下毒杀你的，又能有多少？怕是也就1,2个了吧。

所以说，这种下毒案件，凶手范围是很小的。一旦被发现嫌疑，中国警察可以利用自己最擅长的刑讯逼供，一顿暴打以后，让她说出毒物是在哪里买的，剩下的毒物放在哪里就行了。

这样证据也有了，轻松可以搞定。

而这起案件的受害人朱令恰恰又是人际关系很窄的那种人。她是一个21岁的小女孩，还没有接触过社会，身边的熟人几乎都是中学，大学的同学而已，比较熟悉的人，不会超过30人。

而朱宁活动的范围也很小，能够下毒的人无非也就是学校的同学朋友而已，这让嫌疑人范围缩得更校

同时一般下毒者都是懦夫，初次下毒害人的时候，由于没有经验和处于极为紧张的状态，不可避免的留下一些证据，比如指纹，毒物残留，脚印等等。

有了这些证据，抓住他们也就没什么难度。

这次对朱令下毒的家伙，应该就是一个学生。学生再狡猾，毕竟不是成年有经验的犯罪分子，并不难对付。

照常理来说，这个案件应该不能侦破，但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案件居然直到今天还是一个迷。

为朱令作铊检测和远程诊断的所有外国医生，几乎都提出了朱令是被蓄意投毒的意见。

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的医生在回信中还指出“如果不是朱令在工作中使用到铊（一如在生产光学镜头中需要），那么很有可能是被人故意投毒”。

对此，检测出朱令为铊中毒的北京职业病防治所陈震阳教授也认为。他认为朱令为两次铊盐中毒，第一次中毒剂量相对较小，是危急生命的临界值，很可能是凶手还不清楚致死的剂量是多少。而朱令身体又极为强健，居然就这样顶过去了。

但第二次中毒绝对是可以致死的大剂量。这说明凶手明确要致朱令于死地，所以再次以大剂量下毒，并非因为一时冲动才下毒。朱教授判肯定是有人预谋投毒，其实这是几乎不用思索的现实，每一个警察都可以意识到。

朱令本人并无铊盐接触史；能接触铊盐，懂得毒品的毒性、毒理；熟人；有竞争关系；这些都是凶手投毒的作案背景。了解内情又有几十年破案经验的老公安王补推断：嫌疑人的范围是很小的。

铊是一种缓发性的剧毒物品，致死量在1克左右，进入人体后有3-7日的潜伏期。1995年2月20日，朱令返校后，除2次周末由家人接送回家住过两天外，其余时间一直在清华校园内。3月2日回家时她已明显感到身体不适，由此推断凶手的第二次投毒，应在2月27日至3月2日几天间。

在校的两周时间内，除每日去团委办公室用电炉热中药之外，朱令只去系里上了一次实验课、一次准备补考的答疑课以及一次物化课的补考，其他时间都是整日躺在宿舍床上，补习因住院缺考的几门课。

身体虚弱的朱令，每日早饭是母亲带给她的面包和壮骨粉冲剂，午饭和晚饭都是勉强撑起，买饭菜端回宿舍半躺着吃，口渴时喝的是同宿舍人帮忙打的水。清华大学宿舍管理严格，男生不能自由出入。王补因此进一步推断：“朱令身边就有凶手。”

“我也深信朱令案中的凶手，应该就在我同学当中。”物化2班的一名男同学说。

各种对嫌疑人的猜测最终汇聚到一个人身上，她就是朱令当时的好朋友，同班同学，室友以及民乐队队友。她在实验室里和导师一起做实验，能够接触到铊盐。

鉴于技术上确认凶手投毒谋杀已经不成问题，1995年4月28日晚，当朱令被确诊为铊中毒后，朱令父母立即向清华大学当时的化学系副系主任、主管学生工作的薛芳渝教授提出报案的请求，薛随即向清华大学保卫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派出所副所长报案。

但让人震惊的是，清华大学保卫处做出了一个让人极为不可理解的行为，他们在朱令家属报案以后，居然通知朱令所在的寝室同学，让他们不要动朱令的东西，等待警方的检查。

大学保卫科里面也是警察，在当年校警和警察本来就是一家人。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下毒凶手都是熟人，就极有可能就在这个寝室里面。

正确的作法显然应该是立即将这个寝室封闭起来，以保存下毒案件的现场，这显然是任何一个协警都知道的基本概念。

但清华保卫处不可思议的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发出这种通知，无异于提醒凶手，让她尽快毁灭证据。这绝绝对对是极为反常的行为。

果然但在1995年5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开始正式立案调查之前，在铊中毒确诊后的五一放假期间，朱令宿舍曾发生离奇盗窃案，朱令的洗漱用品丢失，但财物没有一件丢失。

贝回忆道：此时协和的医生提醒朱令的父母，这多半是投毒，赶快报警。当时由于忙着救孩子，她的父母就给学校保卫科打了个电话，希望联系警方封锁宿舍保护现场，保卫科干出了最离奇的事情，不仅没报警，反而给朱令宿舍的同学打电话说现在确诊是铊中毒请你们把朱令的东西保管好。

朱令是两次中毒，而清华的铊盐只在研究生班的一个课题组有过使用（不知道当时清华的证明是没调查清楚还是怎么回事），而本科生中只有朱令的一位同宿舍女生在这个课题组实习（本科生的这种实习就是制备实验药品，之后洗器具）。尤其是朱令第二次中毒前由于身体虚弱基本只能在宿舍和教室两点一线活动，吃饭和喝水都靠宿舍同学打来。嫌疑人在哪很明显了，但由于保卫科的这个举动一切证据都被破坏得干干净净。

就在这五一期间，朱令宿舍的同学声称发生了失窃案，丢的居然主要是朱令根本不值钱的所有洗漱用品。后来警方在五月七日立案，再去搜查拉出嫌疑人的箱子，从边上滚出了朱令的水杯。（这点后来在05年天涯争论的时候嫌疑人的同学金亚的邮件承认了此事）。详细的案情我就不想谈了，无论是维基百科还是网上的八卦都够多了。我也不指望凶手可能忏悔。。。

在警方立案以后，其实案件侦破难度并不大。

用铊下毒，体现了凶手的狡猾和有着相当的化学知识。

为什么选用铊，而不选择什么砒霜，农药之内，这是因为铊中毒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在当年很难被发现是铊中毒。

铊中毒是机体摄入含铊化合物后产生的中毒反应。铊对哺乳动物的毒性高于铅、汞等金属元素，与砒霜也就是砷相当。铊具有强蓄积性毒性，一般受害者很难活命，就算侥幸不死，铊也会对患者造成永久性损害，包括肌肉萎缩、肝肾的永久性损伤等。

所以说铊是非常致命的一种毒药，它却又是不容易被发现的一种毒药。

铊无色无味，溶解性非常好，受害人服食时候根本无法察觉。而且铊中毒的典型症状不明显，很容易误诊为其他疾病，比如毛发脱落、胃肠道反应、神经系统损伤等。

所以凶手选用铊，还是相当高明的，说明她有相当的化学方面的知识，尤其对铊比较了解，绝对不是普通人。因为当时普通人，哪怕有一些化学知识的，都从没听过铊这个名字。

显然，如果没有国外那么多专家的帮助，朱令可能早就一命呜呼。恐怕到死，也没人知道朱令之死到底是什么原因！

遗憾的是，凶手千算万算，没有算到有这么多正义的医生和热心的人。

铊中毒虽然很难被发现，一旦朱令被确诊为铊中毒，那么这个铊就成为捉住凶手最好的线索。

铊虽然杀人于无形，毒性有极大，可是它在当年是一种极为稀少剧毒化学品，几乎没有人能够获取到。

据公安局有关人士说，当时整个北京市工作中需要使用铊和铊盐的单位只有二十多家，能接触到铊的只有二百多人。

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的在这200多人中做一个梳理，留下和朱令有关系的人，他们就算不是凶手，也肯定是凶手身边的人。

警方很快排除了朱令本人曾使用或接触过铊盐，也排除了其家人和亲朋接触过铊盐。

朱令家人委托的两名代理律师之一张捷指出，“根据警方目前提供的情况来看，有人故意投毒是朱令中毒的真实原因，也就是说背后存在一个凶手”。

而了解内情又有几十年破案经验的老公安王补推断“嫌疑人的范围是很小的”。

那时候，清华大学是全国学风最正的一个学校，尤其对于男女关系上，管理的很严格。

当时清华女生宿舍的严格管理，男生不可能进入女生宿舍，那么很显然，进一步推断“朱令身边就有凶手”，而且这个人是女性。

正义和公正

其实判断这个凶手是女性并不奇怪，老实说：学过犯罪心理学的人都知道，下毒者基本都是女人。

为什么呢？因为任何谋杀基本，比如刀砍，枪杀，勒死，火烧都要和被害人面对面，甚至搏斗，而且都会搞出很大的动静。换句话说，这样的话，杀人犯就需要很大勇气。

其实杀人并不容易，尤其第一次杀人是很困难的。中国20年来出了无数连环杀人犯，但他们都承认，第一次杀人是很困难的，也基本都是极为仓促的。

不过下毒就不同，下毒是懦夫的手段，因为下毒者不需要和被害人面对面。凶手偷偷的下毒，和被害人中毒死亡，期间有一个时间差。凶手根本不用和被害人正面冲突，甚至不需要看到被害人死亡时候的样子。

而一般下毒案也都是因为嫉妒，仇恨这类，所谓谋财害命什么，在下毒案件中都是不常见的。

铊中毒的案件并不难破！

几年后，中国矿业大学也有3个大学生铊中毒，但案件几乎瞬间被侦破，19岁的中国矿业大学学生常宇庆被捕。他很快承认了自己因为嫉妒而投毒的过程。

几年后，美国新泽西州华人工程师王晓业突然病死，美国警方很快拘捕了他的前妻李天乐。李天乐和王晓业分别毕业于北大和清华，住在新州门罗镇(MonroeTownship)，李天乐在施贵宝公司当化学研究员，王晓业是一名电脑工程师。两人于2008年生下一子，但婚姻亮起红灯，他们本来应该在2011年1月14日办完离婚的最后手续，但当天王晓业到普林斯顿大学医疗中心住院，26日死亡，死因是金属铊中毒。2月份李天乐被控告投毒杀夫，执法当局认为李天乐从2010年11月起就开始向丈夫下毒。她目前关押在监狱。

其实这么简单的问题，这么容易破获的案件，而中国警察处理的效率让人极为震惊。

警方在1995年夏秋时分到朱令父亲单位调查过朱令父亲和孙维父亲的关系；

警方在1995年通知朱令家属，“只剩一层窗户纸了”；

十年前（报导时间是2006年1月）清华大学派出所所长李慕成告知朱令父母，“有对象”，“上面批准后，开始短兵相接”；

不知道这短短几个月出了什么事情，但1996年2月，北京市公安局14处有关领导对朱令家属表示案件“难度”很大，仍在努力之中；1997年2月，化学系薛芳渝教授告知朱令家人，校方将配合警方作一次有效的侦破行动，但后来一直没有下文。

10年前，化学系的一位教授透露：“公安局交代，关于谁接触等情况不能讲。”

10年后，物化2班的同学被骤然问起，笑容消失，言辞稀少：此案在当时非常敏感。

10年前，清华大学派出所所长李慕成对朱令父母说，“有对象。”“上面批准后，开始短兵相接。”

10年后，李慕成已经退休，对记者说，“这件事是市公安局十四处刑警队李树森主办的，我们只做协助工作。”

10年前，清华大学化学系老师传出消息，拟定的侦破行动，因为等待公安局领导批准再次被延期……

10年后，处理此事的化学系老师含糊应答，案子是学校出面处理的，已经说了到此为止。

曾主要负责这个案件的公安局十四处李树森，接到记者电话时态度很和善，“这件事在调查工作中已有一定结论，从个人来讲，我不愿意回答；从公安民警的纪律来说，我不宜发表意见。领导要求我怎么向媒体说一些事情，我只有照办。”由于公安纪律的要求，他表示只能说抱歉，没办法开口回答问题，“这件事情很敏感，过去那么长时间了……”

“这个案子年年有人问，年年没结果。”一位已经远赴美国深造的98级清华化学系学生对他的学妹说。

在长达2年的办案时间却始终无法直接面对嫌疑人后，朱令家人终于认为警方靠不住，认为案件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他们决定利用自己的力量。

1997年3月朱令家人以出事班级即将全部毕业，人证即将难以获得为由，上书北京市公安局长，显然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对了相关的批示。

朱令家人还曾经上书国家领导人要求加快办案，但上书时间没有说明。

在立案长达2年后，在1997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14处对朱令案件犯罪嫌疑人孙维采取了第一次突审。

孙维在印有犯罪嫌疑人的纸上签字。在被连续侦讯审问仅仅8个小时后，孙维被家人接回家。

警方认为孙维是可以接触到铊的极少数人之一（她的课题需要用这个毒物）。

第二她虽然表面上和朱令很好，但有明显嫉妒的情绪，这点周围人都可以证明。朱令的母亲在接受《新闻晨报》采访时表示：有一次朱令生气地跟我讲，校乐队开课，孙维跑到老师面前说朱令的音乐水平已经很高了，不用再学了，老师因此把朱令安排在了靠后的位置。要知道，当时两人还是“最好”的朋友。

往往所谓最好的朋友，就是最有可能杀你的人，这点大家也要记住了。

第三，孙维时候的行为反常，加上朱令的杯子曾经从他的箱子边滚出来，显然孙维是明显的犯罪嫌疑人。

在朱令母亲朱明新1997年11月发表在朱令铊中毒远程诊断网上的一封信中提到，警方迄今一直怀疑为朱令同舍和同班同学的一位女生是投毒真凶。

警方同时说明有证据显明是嫌疑人自己利用铊中毒测试报告出得太晚，破坏了朱令宿舍的物品，使得仍还有小于1%的硬件证据缺失。

警方表示不会放弃并有自信心在公开的法庭上给嫌疑人定罪。但是，从1995年5月7日以来的11年（2006年），这个案件没有进入法庭阶段，北京警方一直没有宣布侦破此案，也没有公开任何有关的细节和原因。

1998年1月，孙维家人在得知朱令家人上书国家领导人后，也给高层领导上书。

1998年8月26日公安机关宣布解除对她的嫌疑。而张捷律师说明，“解除犯罪嫌疑是指超过法定的期限，公安机关因没有确凿证据，于是依法解除了对犯罪嫌疑人的强制措施，但这并不意味着犯罪嫌疑人的嫌疑被排除”。

读到这里大家也许会很奇怪。老萨对中国警方办案手法颇有些了解!一般来说，对于犯罪嫌疑人，如果嫌疑程度比较低，审讯的时候一般不会打，但48小时内不给吃饭，不给睡觉还是难免的。

如果嫌疑程度比较高，或者有不少证据说明是这个人干的，那么进去被打是难免的。退一万步说，就算不打，什么连续几天不给睡觉，不给吃饭，不给上厕所，被铐在高处不能动（只能脚尖着地的那种），放在过冷或者过热的屋子里面长期耗着，这都是难免的。

而对付孙维这种女学生，别的都不用，一副小铐子铐住她，看她能支持几天？呵呵

投毒杀人案是多么严重的案件，本来应该立即抓人。

但警方不但在立案长达2年时间后，才第一次传唤犯罪嫌疑人，而且传唤时间如此之短，还不打不骂，这就非常奇怪而来。

其实也没什么奇怪，因为孙维并不是普通人家。老萨不想被封博客，所以不便直接说，不过大家上百度搜索一下孙维，也就知道他是什么背景了。

一般认为这才是案件奇奇怪怪，最终不了了之的最终原因。

孙维的反击

在被大家围攻十多年以后，一直不做回应的孙维终于跳出来说话，她在天涯《孙维的声明———驳斥朱令铊中毒案件引发的谣言》。

显然孙为了此次所谓申明花费了不少心思，甚至还找出一个同班同学作为帮手，从侧面证明。

这个所谓的申明漏洞百出，迅速被网友和当时的知情人攻击的体无完肤。

孙维甚至拿出一个所谓的窃听器所谓证明，说明自己被秘密监视。后来被在这方面工作的网友证实为是一个建议音乐播放器。

而贝志诚也在2006年1月3日公开发文表示：朱令铊中毒距现在已经11年了，警方透露给朱令家属的唯一嫌疑人，就是孙维。

奇怪的是，出了孙维找出来的这个同学以外，清华这个班的30多个人至今为止始终保持沉默，没有一个人出面说话。

据当时知情人说，校方下了封口令，说上面已经有了命令，说都不允许说，不然后果自负。

以下内容未经证实，都是网上风传，大家看看而已

据说孙维虽然并没有被彻底定为犯罪嫌疑人，但也遭受了一定惩罚。

首先，清华扣住了她的毕业证，要求等案件有了结论以后再还给她。最终还给她时候，已经是多年以后了，这段时间她自然无法就业。

其次，政府机关和大型国企不敢接受她这样的人，因为名声太大，谁也不敢收一个杀人嫌疑犯。她最终去了一个外企通讯公司就职，不知道这家公司是否知道她的底细。

再次，孙维家庭因为此时影响很大，她声名显赫的爷爷早已经去世，而父亲母亲在政府机构里面被同事指指点点了几十年，说他们是杀人犯的父母，他们一家日子过得也很艰难。

最后，网上一些所谓知情者盛传，孙维本人还是恐惧这件事情的。美国有一句名言：暴君的下场都是同样的，杀人者迟早有完蛋的一天。

东条英机在东京被绞死；杀死数百万犹太人的希特勒在柏林开枪自杀；大清洗屠杀大量本国人的斯大林被手下贝利亚干掉，死前几小时都在地板上挣扎；犯下反人类罪，屠杀其他民族的米诺舍维奇被手下掀翻，气死在监狱里面；下令空军使用毒气弹镇压库尔德人的萨达姆几乎全家被杀，本人也被吊死；在全国肆意枪杀反对者，荒淫无度的卡扎菲干脆给让当街打死，死后还被鞭尸。

孙总理说过，天下大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是任何人力不能扭转的！

一旦中国在未来某一天实现了民主，她的案件如此轰动，必然要被重审。

到时候会如何，任何人都知道。

中国人并不是一个健忘的民族，而是擅长记仇的民族。

和我们同样记仇的民族，做的也足以让这些人心惊胆寒了。

以色列建国以后，他的摩萨德特工对纳粹战犯进行追杀，前后追杀了30多年。摩萨德也有一句名言：决不让一个屠夫筹终正寝！

摩萨德就纳粹战俘进行不间断的追杀，24小时不停，连续几十年，最终将他们杀死为止。就算不杀死他们，也不让他们有一天好过的日子。比如纳粹死亡医生门格勒，虽然没有被杀，但始终都处于惊恐的奔逃中，最终在逃亡的路上病死。

所以，网上风传他一再试图离开中国，不过她的签证被欧盟与美国同时拒签，理由很简单，这些国家不接受中国的犯罪嫌疑分子入境。

周星驰因为有香港黑帮新义安的背景，被加拿大政府多次拒绝入境，也拒绝移民。

孙维没有办法，她使用中学时候的照片，改换了名字，修改了出生日子，重新试图去美国大使馆获取签证（当时他已经和一个美国华人结婚），但再次被美国拒绝。美国政府认为孙维涉嫌作假身份，违背美国移民法，认为在他90岁之前不允许进入美国境内。

所以现在孙维已经改名换姓的生活，其实老萨很奇怪的是，为什么当时她能对朱令如此仇恨。就因为你的朋友什么都比你好，从小都认为自己是世界中心的你受不了啦，所以一定要致她于死地吗？女人的嫉妒心难道真的这么可怕吗？

这样不但害了朱令的一生，也害了下毒者自己的一生，又何苦来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