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号文件背后 中南海捂住了一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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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三 农”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昨日对外发布，强调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从追求产量为主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上，并作出一些新的 改革部署。中共中央每年发布的第一份文件就是备受关注的中央“一号文件”。自2004年至今，一号文件已连续12年锁定“三农”问题。今年文件开篇即用 “四个重大”概括当前形势，指出经济增速放缓、农业生产成本攀升、农业资源短缺、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加速等背景下，农业发展面临重大考验和挑战。对此有大陆 学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近期中共在农业上的一些列部署说明中国的粮食储备“肯定出现问题了。只是中央不明说，将问题捂住。”

学者解读土豆为何成为第四主粮

今年一号文件五方面被分为32个小点，首当其冲仍是粮食安全，文件针对增强粮食生产能力提出了许多细化要求，包括永久农田划定、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以及投融资等等。同时也提出，科学确定主要农产品自给水平，合理安排农业产业发展优先顺序。

习近平、李克强都很重视“粮食安全”问题

大陆媒体《南方农村报》在采访学者胡靖时称，他表示中共中央提出农业现代化的考虑是因为中国的粮食安全出问题了。“原 来我国的主粮只有3种：水稻、小麦和玉米。今年又将土豆列入第四大主粮，这标志着，我国的粮食储备肯定出现问题了。只是中央不明说，将问题捂住。但是，我 作为长期关注粮食安全的学者，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就是华北地区水资源出问题了。地表水要嘛被严重污染，要嘛被工业用掉了；地下水是有限的资源，已经打到 了几百米深。小麦的主产区在华北地区，以后小麦的产量下降应该是趋势。土豆产量比较高，而且抗旱，将它作为主粮，就是为了缓解粮食危机。”

2015年1月6日，中国农业部曾发布消息，中国将启动马铃薯主粮化战略，推进把马铃薯加工成馒头、面条、米粉等主食，马铃薯将成稻米、小麦、玉米外又一主粮。预计2020年50%以上的马铃薯将作为主粮消费。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曾称“2014年及今后一 个时期，要完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表态仍然让很多政治观察人士不解。为何在中国粮食产量“十连增”的大背景下，习近平在一年之内如此强调“粮食安 全”问题，不仅多次在地方调研中作出表态，更是在2013年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其定位今年中共经济的第一大任务。这种“突兀”的强调，甚至 令一部分人想起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施行“高筑墙，广积粮”的年代，那习究竟为何要如此强调粮食安全，真的是中国粮食安全已经面临实实在在的“危机”？还 是一种“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战争准备，抑或仅仅对于毛式“手中有粮”政治理念的赞同，还是一种国家层面的战略选择？

习近平十八大后在地方视察时，曾多次公开强调“自己的 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粮食安全要靠自己”。例如2013年7月份，习近平在参观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时说，我们自己的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 产的粮食；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70%以上，还有四五亿人在农村，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留守的农村。随后的第二天下午，习近平在鄂州市杜山镇东港村育种基地 又极为特别地强调，“粮食安全要靠自己”。甚至在11月份，习特意前往山东，进行了以农业为主要内容的调研，当时他又一次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对于“粮食安 全”的担忧，称“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解决好‘三农’问题，根本在于深化改革，走中国特色现代化农业道路.历史经验告诉我 们，一旦发生大饥荒，有钱也没用。解决13亿人吃饭问题，要坚持立足国内”。

再进行更为全面的梳理可以发现，不仅是习近平，即使是 李克强，也在过去一年间三次就农业问题进行考察，从春播到夏收到秋粮入库，每隔3个月，李都会前往地方针对农业问题进行一番考察，如3月，在江苏常熟市郊 的农村，李克强关注的是家庭农场等农业现代化新形式，他指出，“家庭农场、股份合作、专业合作等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载体，它代表着一个大方 向。”6月，在夏粮生产受低温冻害影响严重的情况下，李克强前往河北安民心，他说，“农业是安天下的产业，稳定粮食和农业生产，对于保证市场供应、保持宏 观经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要继续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11月，李克强前往中国的“粮仓”黑龙江，这里夏天也曾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在 抚远浓桥粮库的储粮仓，李克强登上三米多高的粮堆，查看储粮安全。李克强对工作人员说，“你这是金仓，垫底仓，站在上面心里踏实。要保管好每一粒粮，手中 有粮，心里不慌。”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是一个古训，更是一种预见。 13亿中国人解决了吃饭问题，从有饭吃到解决温饱。没有比人们的吃饭更大的事情：尽管中国社会面临诸多危机，如政治、经济、信仰、领土、社会等危机，但在 有饭吃的情况下，都可以解决。一旦老百姓没有饭吃，天下必将大乱。这种思维也是邓小平当年推动改革的初衷与动力。大陆文人刘震云在其著作《1942》开篇 曾言，“我的姥娘就是1942年饥荒的亲历者，当我问她1942年的状况时，她反问：‘1942年是哪一年？’我说是饿死人的那一年。她马上说：‘饿死人 的年头多得很，你到底说的是哪一年？’这一问一答中间满是中华民族曾经的历史，除了1942，直至今天，1960-1963年期间的灾害在中国依然是一个 敏感却引为警训的话题。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大凡历史上王朝的覆灭，基本上 都是由大饥荒开始，仅以明朝作例，崇祯一年，陕西大旱；崇祯二年，陕西大旱；崇祯三年，陕西大旱；崇祯四年，陕西大旱。于是，陕西大地，树皮、草根、观音 土，能吃的不能吃的都吃光了。再加上吏治腐败，勤政的崇祯皇帝拨了10万石粮食赈灾，从户部、州府官员到代发赈灾粮的乡绅，一路贪污后，到灾民手上的恐怕 五千石都不到。于是出现了李自成、张献忠等一帮猛人，最终把崇祯皇帝送到了煤山上的那颗歪脖子树下。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一直有着强烈“忧患意识”、担心 “亡党亡国”的习近平相信对于这些历代君主兴衰得失的旧事一定也是聊熟于心，粮食安全才会被提到如此重要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