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胜与妻子项辉芳
黄春光，湖北咸宁人，1943年出生于晋察冀根据地。
文革前为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1968届毕业生。
文革中，曾担任西安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第一任司令，后入伍，先后任参谋、副科长、副团职副主任。
其父黄永胜由广州军区司令员调任总参谋长后，黄春光与闻并接触了文革前期军队高层的一些情况。
「九一三」事件后，黄春光被作为重大嫌疑人关押四年。
他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和视角，对人生和亲历、亲闻、亲见的一些历史片断做一回顾；同时参与访谈中的邱会作的儿子邱路光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本文也作为插话收录其中，对研究那段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节录自黄春光口述史《光环与阴影》，中港传媒出版集团，2013年。
小时候，我跟在父亲身边生活了4年。
当时都是父母带着，跟随部队行军打仗，从晋察冀到延安，从延安到东北。
战争年代，条件很不好，父母格外心疼我。
再加上我上面的哥哥和下面的弟弟都夭折了，有次行军中我还差点被丢了，所以父母对我挺偏爱的。
这事连周总理都知道。
又因为我是长子，还经常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所以父母对我也很信任。
男孩子嘛，对政治也总是比较感兴趣，父亲也愿意跟我谈一些事情。
即使父亲不说，母亲也跟我说一些。
1980年代初，父亲在青岛期间，我又跟他核实了一些历史情况。
父亲当年写给我的信，后来的谈话录音我都保留在身边。
从我父亲进京任总参谋长，到「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受到牵连，父亲及家庭的命运像被迎空抛起的一粒石子，划出一条直上直下的轨迹。
我也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清楚地看到这期间发生的一些事实的真相。
我将这段往事以我的见闻为主，谈谈那些年从部队这个角度发生了些什麽。
邱路光也了解不少这段时期的事，我们互相可以印证。
父亲进京任总长
1967年的7、8、9月，杨成武作为代总长陪着主席在南方巡视。
在这期间，武汉发生了震惊全国的7.20事件。
当时，各地群众一般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在对待军队和军管的关係上，造反派一般都反军，保守派一般都拥军。
而毛泽东当时到武汉让陈再道调头，支持造反派。
不支持拥护自己的，反而要支持反对自己的，陈再道转不过弯来。
7月19号，王力、谢富治向「三钢」、「三新」等造反派又说了一堆支持的话，就把百万雄师这些所谓保守派群众给得罪了。
他们强烈不满，于是把矛头指向王力等人。
毛泽东原本想的是，以我这麽高的权威，亲自出马，抓一个典型，就把两派的矛盾给缓和了，做到大联合了，说明我毛泽东的权威。
没想到，王力一煽乎，把百万雄师给惹火了。
当群众运动真正起来以后，其实没有人能左右它。
即便是江青到百万雄师那儿去讲话，百万雄师也一样反她。
这时再骂陈再道，骂那个师长，群众和战士们也不听你的了。
最后，陈再道说：我管不了了。
其实，别说陈再道，就是毛泽东当时也管不了。
最后，陈再道等人被打倒。
就在主席巡视期间，8月17号，中央决定，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军委临时看守小组。
实际上，吴法宪很早就跟叶群、林彪走得很近，叶、林对吴法宪也很信任。
所以，这个小组实际让吴法宪来负责。
9月23号，杨成武跟着主席回到北京。
9月底，就成立了军委办事组，杨成武任组长。
但是这个局面没能维持很久。
1968年3月22日深夜，父亲正在主持广州军区的常委会，总理亲自打电话来，让我父亲连夜去北京，并说已派了飞机去接，飞机一到立刻来京。
母亲还想让父亲稍微睡一会，父亲说飞夜航去北京，肯定有重要事，于是半夜就动身了。
23日上午8点多，我父母乘专机到了北京。
一下飞机，他们看到了吴法宪和邱会作来接，感到很奇怪。
之前都是军委办公厅或总参服务处来个科长、处长接，这次怎麽是吴、邱亲自来接呢？他们感觉不大正常。
接着，吴法宪就陪着我父亲去了人民大会堂，邱会作送我母亲去京西宾馆。
父亲到人民大会堂时，总理他们都在，就把杨成武带进来了。
总理一脸严肃地对杨成武说：杨成武，你犯了严重错误，不能工作了。
你把你那一摊儿工作交给黄永胜，回去做检查。
此时，父亲才知道杨成武出事儿了。
实际上，在罗瑞卿被打倒之后，杨成武已上升为军队的一颗政治新星。
为什麽杨成武会成为军委办事组第一任组长呢？一方面，在军队的山头中，毛主席主要依赖的就是「双一」，即：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林彪曾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长。
所以，长期以来红一军团的干部受到重用，就是因为这是毛最嫡系的人。
另一方面，杨成武聪明、有能力，主席、林彪对他都很信任。
毛通过7.20事件也感到，必须要保持军队稳定，才能保证文革的进行。
因此，毛对杨成武保持军队不乱是满意的，对军委办事组是信任的。
林就更不用说了。
此后，军委办事组替代了已经瘫痪的军委办公会议，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包括军事、政工及干部的任命等等。
后来我才知道，杨成武的倒台，是因为他和江青走得近了，说了一些让林彪伤心的话。
据吴法宪回忆，杨在和他闹矛盾时，泄露了天机。
杨说：如果咱们谈不拢，就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谈，到江青同志那儿去谈。
军队的事儿，他不说到林彪那儿去谈，这话叫林彪知道了就犯了大忌。
在林彪的部下中，应该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比杨成武跟林彪的关係更近一些儿。
解放战争三年，杨成武没有跟着林，黄、吴、李、邱是跟着林的，林对这几个人更了解，对他们的工作能力也是认可的。
另外，黄、吴、李、邱从小跟着毛、林，从瑞金一块儿走过来的，历史上也没有辫子可抓。
所以，主席和林彪都对黄、吴、李、邱很信任，也放心使用。
同时，这几个人没有罗瑞卿和杨成武那麽高的地位，也没想到自己能到这麽高的位置，对上面来说这可能也更可信一些。
那天杨成武被押走后，总理跟父亲谈，要调他来北京当总长。
父亲表示不愿意，他说：第一，我能力不行；第二，我资历不行。
总理却说：这事儿我说了不算，这是主席、林副主席决定的。
你是老同志，要懂得服从组织。
父亲又去找林彪谈，说自己干不了。
林说：这是主席亲自定的，我改变不了，谁也改变不了。
就这样，父亲勉强接受，当了总长，并接替杨成武任军委办事组组长。
但他开始时不参加中央文革的碰头会，如果涉及到部队文革的事儿，就叫他去一下。
争夺对部队的控制权
我父亲是军委办事组组长，副组长是吴法宪，相当于军委秘书长和副秘书长。
办事组往上就是林彪、主席了。
九大时没有设军委常委，只有军委副主席。
老帅们都是军委副主席，有朱老总、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陈毅。
1967年「二月逆流」以后，主席让老帅们靠边站，文件也不让发给他们，实际上都不管事了。
父亲刚来北京那会儿，也经常到主席那儿去。
因为我时不时看到父亲回来，拿着小的便签纸，上面记着主席和他的一些谈话内容。
主席言传身教，对他进行一些教育，工作上给予一些指导启发。
主席的特点是喜欢讲典故，让你回去翻书，自己去琢磨明白其中的政治意图，看你的悟性高不高。
这也是主席的高明所在，给自己留有馀地。
如果说错了，就当是讲个典故，开个玩笑。
如果你没按照他的政治意图办，被整了，那是你自己不聪明。
典故都告诉你了，你怎麽还没明白？应该说，主席本来对黄永胜是抱以厚望的，但黄在文化大革命的考试中没有及格，是主席拉着他走。
文革中，林彪及军委主管，包括叶帅、聂帅、陈老总等，他们有一个共识：中央文革不能插手军队，不能让江青他们把手伸进军队，不许搞乱军队。
这是一条主线、一条红线，一直贯彻着。
当时，林和这些老帅们看得很清楚，政府乱、省市党委乱都还好办，只要部队不乱就能撑得住。
文革刚开始时，中央文革提出，部队包括基层连队都要开展「四大」。
那时叶帅是军委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坚决顶住了，后来变成军以上单位可以开展「四大」。
真要是军队的军以上机关都开展「四大」，那也够呛呀！实际上有一阵，总部和各大军区都出现了乱的苗头，也出现了一些造反派。
如广州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就支持机关干部造军区党委的反，渖阳、济南、福州等军区都有一些干部要起来造反。
林彪、叶剑英等军委主管，坚决顶住，没有让这些人得逞；后来杨成武当办事组组长，也坚决维护了军队的稳定。
父亲当总长后，也坚持着这一条红线。
当总长时期的父亲和我
父亲进京以前，中央文革插手军队已经很深了，军委的文件都要报中央文革圈阅。
那时候，部队调动的命令，到了江青、中央文革那裡，一个星期也签不下来。
但部队又不能不调，怎麽办呢？就把部队拆散调动，今天走半个班，明天再走半个班。
后来，父亲终于借机向主席汇报：现在军队调动的文件，传阅的人太多，一不利于保密，二应付不了突发情况，三影响部队工作安排和行动。
如果打起仗来，将会上下不通气，影响战备。
主席说：你写个报告吧。
父亲向主席反映这个情况，一方面是怕耽误工作，但更主要的是不想让江青他们插手军队。
结果，这个报告主席批了。
以后军队的事情只报五个政治局常委：毛、林、周、陈、康。
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重要，因此江青也发了很大的火，说我父亲封锁她。
军队的文件不是不送她了嘛，她就让秘书把她的军装退给了我父亲爱的，表示不穿这套军装了，给你点颜色看。
从这之后，江青和父亲的矛盾开始尖锐化。
之后，中央决定我父亲去阿尔巴尼亚访问，江青就是不让去。
而且还停止了父亲和吴法宪参加中央碰头会。
结果是总理到主席那儿说了这事，主席拍板说：还是黄永胜去，碰头会也要参加。
江青他们就不敢吱声了。
从林彪到叶帅，到杨成武，再到黄永胜，军队不能乱是个大局，不让江青一伙儿插手军队，军队裡不能有江青的人，这一直都做得很好。
而林彪倒台以后，张春桥管军队，部队成什麽样了？思想工作怎麽样，部队战斗力怎麽样，这是有目共睹的。
中央最大的政治
八届十一中全会前，林彪主要管军队，和江青之前并不来往。
林当了接班人后，由于工作关係，和江青的往来才逐渐增多。
开始时，叶群往江青那儿跑得很勤，常把江青的话当圣旨来听，认为江青的话代表主席的意思。
林彪则始终坚持一点，只要你不插手部队，其他事都好说，不看僧面看佛面。
但是中央文革的权力越来越大，开始直接插手军队的文革，支持军队的造反派，妄图把军队搞乱。
江青也更加颐指气使、飞扬跋扈，林彪就开始对江青不满了。
邱路光插话：林彪不是不愿意和江青打交道，准确地说，他是不愿意和任何人打交道。
林彪除了工作上的事儿，他愿意谈；至于其他的，像聊聊天、吃顿饭什麽的，想都别想。
罗瑞卿主持工作的时期，林彪就是这样。
陈小鲁给我讲过一个事，很客观地反映了林彪的这种个性。
陈毅原来是林彪的上级，有次他有事去林彪那，谈完话林彪跟陈毅说：我这个地方可没有饭给你吃。
林彪就是这麽一个人，不善于与人交往。
但他善于思考，言简意骇，善于抓纲。
林彪曾对这几员大将说：怎麽对付中央文革？就一句话，要支持总理的工作。
一下就说到点儿上了。
他从不会婆婆妈妈、儿女情长地去谈一些具体的事情。
应该说，当时知道林彪对江青不满这一情况的范围是非常小的。
只有黄、叶、吴知道林的一些想法，开始邱和李都是不清楚的。
因为黄、叶、吴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时，对于全国的工作，他们会在一起议论。
在探讨工作的过程中，他们难免要议论到江青。
这样，林的一些想法，父亲他们就知道了。
林彪也明确交代，要支持总理的工作。
文革前，我父亲和江青只是有很一般的接触，对她没有多少了解。
父亲在广州时，江青去过几次。
当时是中南局书记陶铸负责接待，让她住在给主席准备的房子裡。
她嫌院子裡树上的知了太吵，就对陶铸抱怨。
陶铸跟我父亲说：怎麽办呀？父亲说：好办，派警卫部队去黏。
于是，就派了警卫战士拿着竹竿黏知了。
黏了几天，多数都黏走了，不叫了。
但江青又提意见了。
因为她住的那个小岛靠着珠江，晚上江面有船通行。
有的船往来会鸣笛，江青又嫌鸣笛吵。
于是，赶紧通知所有航行的船，晚上不许鸣笛。
可有的船是从广西过来的，不知道啊，又鸣了笛。
结果，江青又找陶铸闹。
最后，只要江青住在那裡，珠江乾脆就禁航了。
后来，一直到丁盛当司令员，江青去广州还是如此。
那时候，父亲就觉得，她的要求太过分了。
那是航道呀，怎麽连汽笛都不让拉呢？即便是主席的夫人，也不能这样呀！比主席还难伺候。
父亲不高兴，就跟母亲说。
母亲就跟我唠叨：江青这个人真难伺候，连船都不让人家走，多耽误人家运输呀！那时候，父母对江青的感觉，就是觉得这个人太特殊，太难侍候，其它的倒也没有什麽接触。
应该说，父亲对江青态度上是尊重的，生活上是尽量照顾的。
因为她毕竟是主席的夫人！父亲对主席特别崇敬，或者说特别拥戴，怎麽说都不为过吧。
正是看在主席的面子上，他对江青尊重，但是敬而远之。
其实，我父亲那个层级的干部，跟主席的生活还是隔得太远，也不了解。
父亲只有在开会的时候，像五一、十一上天安门，给主席敬个礼，主席问一问而已。
下面的封疆大吏，不知道上面的情况，更不知道中南海裡边的事情，也没人跟他们讲主席和江青关係这些事情。
军队的人住在中南海裡的，只有朱老总和陈老总两个人，军队的大部分干部、甚至包括林彪在内，对毛和江的日常生活也是不了解的，对于他们的政治关係就更不了解了。
所以，文革前和文革初期，父亲没有进入军委主管层之前，对江青出于礼貌是尊重的。
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之后，报纸上就开始宣传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
这个帽子是谁给戴的？肯定不是林彪给戴的，能够上中央的报纸，应该是中央的负责人。
江青既然当了旗手，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主管了文化大革命，又是主席夫人，人们对她就另眼相看了，觉得她不简单。
随着陶铸、王任重的问题出来后，父亲就感觉不能理解了。
出于对主席的热爱，他在文革中拼命想跟，却怎麽也跟不上。
对造反派冲击公检法、国防部、中南海，把老干部往死裡整等等，父亲都看不惯、不赞成。
第一次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斗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等人时，几个老帅和杨成武、肖华等都出席了，也让我父亲一块去了。
他回来对我说：太残酷了，怎麽能这样呢？！都是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了，犯了错误也不能这样啊！他看了之后心裡很不舒服，以后再有这样的批斗会，他就拒绝出席了。
父亲是军人，性格比较直，面对江青的飞扬跋扈，有时他敢于顶撞。
「二月逆流」前，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江青也在会上讲了话。
会上，各总部、各大军区和军兵种的高级干部对文革依然很不理解，对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冲击军队的做法有很大的抵触情绪。
父亲就说了：江青同志应该听毛主席的话，中央文革应该听毛主席的话。
甚至为此还拍了桌子。
邱路光插话：黄永胜刚当总长的时候，我从部队回来去看他。
那次他刚起床，在院子裡做操。
我的小名叫胖子，他突然对我来了一句：胖子，你反不反对中央文革呀？总长那麽严肃的人，军队的主管人，冒出这麽一句话，我就不敢回答了。
你知道黄永胜怎麽说？他说：反也不要紧嘛。
然后，他自己就在那儿笑。
父亲之所以敢顶撞江青，是因为他有自信。
他16岁就跟毛主席上井冈山，就像项羽的三千江东子弟一样，是铁杆兵。
况且，毛主席当时还没3000人呢。
多年来，他对毛主席一直忠心耿耿，毛交办的任务，都是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地完成。
而且，父亲不仅忠于主席，对主席的感情也很深。
1945年主席去重庆谈判，因为担心主席的安全，父亲到延安机场送主席登机时，还流下了担忧的眼泪。
主席对他当然也是了解的。
而江青，刚进城时没那样，后来变成这样的，有一个发展过程。
江青为什麽在党内、在文革中能变成这样，是值得深思的。
文革中，江青这个人不管不顾，管你是周恩来还是谁，说翻脸就翻脸，总理的工作被她搅得一塌煳涂。
父亲对江青的一些所作所为非常不满意，也非常不耻。
在父亲看来，你江青不就是毛的一个老婆嘛，和这个党、和中央，以至和毛泽东是两回事啊。
其实，对于毛和江，外人只知道他们是夫妻，没人知道他们感情的好坏，对毛泽东和江青的政治关係更缺乏了解。
我父亲爱的，甚至包括林彪、杨成武这些人，我觉得都没看清楚。
对于江青霸道的禀性，至少主席是早就知道的。
让陈伯达当中央文革的组长，明知道江青不会听陈的，那不就是将大权交给江青嘛！是不是觉得她这个角色是必须的，能起到别人起不到的先锋作用？江青到处打击干部，到处搞特殊化，主席是不知道或是知道了也不说？有时批评江青几句，甚至让她检讨，是真心批评她，还是她闹得太不像话了，不得已而为之呢？主席又是怎麽想的呢？在我看来，主席就是利用江青在文革发动时冲锋陷阵，自己在后面。
据说陶铸文革初期调到中央，也不了解中央情况，就问总理：中央高层到底是怎麽回事？要注意什麽？周恩来说：正确对待江青同志，就是最大的政治。
他的潜台词是，对待江青的态度，就是对待毛的态度，就是对待文革的态度。
陶铸没悟透，多次和江青对抗，得罪了江青，导致自己倒台。
这和后来总理跟黄、吴、李、邱讲的，处理好毛、林、江的关係就是「中央政治」是相一致的。
应该说，对于毛和江之间的关係，总理还是比较明白的，中南海外边的人就不清楚了，总觉得主席和江青不是一回事。
后来，军委办事组和江青的矛盾不断加深，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汪东兴的误导。
因为汪是毛泽东身边的大总管，他传过来毛和江的关係和一些事，并曾说：「毛和江是两回事」。
林彪、叶群包括我父亲他们都很相信他，实际受了他的骗。
可以说，对江青和毛到底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的判断，直接决定着人们的政治命运。
父亲被公审后，他才真正明白了江青和主席的关係。
他说：主席是用江青的，不是用我们的。
九大名单之谜
我当兵之后，去了云南的蒙机场。
按照规定，大学毕业生到部队应先下放锻炼一年，参加过四清的学生，可以减少半年。
这样到1969年3月，我就完成了下放的要求，回北京到空军报到。
吴法宪说：现在太忙，要开九大，你先回家休息一下，开完九大再说。
这段期间，我几乎天天在我爸起床之前，熘到他办公室翻看他公文包的文件，因为只有这个时候他办公室没人去。
其实我上初中以后，就常带着好奇心，有机会就翻看父亲的文件。
父亲属于比较粗心的那种人，他打开保险柜拿了文件，有时就忘记关了，保险柜的门虚掩着。
我的智商还算可以，看到那个数字后，就开始琢磨，正转几圈，反转几圈，很快就把密码琢磨出来了。
所以，父亲的保险柜对我来说根本不保险。
我还翻看过他的内部参考。
那时内部参考传阅的范围很窄，一个大军区好像就一份。
有次，父亲发现我在翻看他的文件，说了一句：小孩子胡看什麽？！你是怎麽拿出来的？我说：你自己放在桌子上的呀。
其实，那次是我从保险柜裡拿出来的。
这样，我当时看到了一份让我印象极深的文件，就是关于九大中央委员的酝酿名单。
当时筹备组组长是总理，筹备组写了一份对张春桥历史问题和姚文元父亲姚蓬子历史问题的报告。
在九大预备会议期间，这报告给主席报送过三次，内容是向主席反映：张春桥有叛变、反鲁迅的历史问题，姚文元的父亲是托派、叛徒、汉奸，他们是否适合进中央委员会？主席三次都没有表态， 而且压住不发。
那三次的报告，内容一样，我都见过。
我还想呢，这个报过了呀，怎麽又报上来了？后来发现，每次的信封不一样，信封上划了圈和没划圈也不一样。
这份材料和打倒四人帮时公布的那份材料一样。
这样的处理说明了些什麽？
还有就是关于政治局的名单，开始有江青，没有叶群。
报到主席那儿，主席划掉了江青，加上了叶群。
文件到林彪那儿，林彪划掉了叶群，但没有加上江青。
过了一天，又看到新的名单，有江青也有叶群，但主席又划掉了江青，林彪则又划掉了叶群。
最后的政治局名单，是既有江青也有叶群。
不过，名单上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主席却一直没有划掉过。
我很不理解，主席为何三次对上报的材料都不表态？！
本文选自《光环与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