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又“震动” 马兴瑞紧急离京
灾害发生之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已作出指示或批示，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赶往现场看望事故伤员，正在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的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与市长许勤中途请假回赴深圳，组织救援处置工作。另外，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与马凯，秘书长杨晶、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国务委员王勇、广东省省长朱小丹也对抢险救援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王勇还受习近平和李克强委派，代表党政中央与有关部门前往现场。显然，深圳发生的灾害事件已使中央“震动”。
由于深圳市在广东版块的突出地位和较高权限，深圳市“一把手”马兴瑞而不是其上级、广东“一把手”胡春华成为当即成立的救援指挥部的总指挥，也就是第一救援责任人。此外，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林少春、副省长兼省公安厅厅长李春生、深圳市市长许勤任副总指挥。这是此次救援工作的主要领导班底。
按照以往事态发展形势，不论是在社会舆论还是官场运作程序中，作为地方“一把手”的马兴瑞将会成为被问责的主要对象。事实上，坊间舆论中也出现了一些这样的声音。毕竟，此次灾难发生是由于施工挖地基取出来的渣土堆积成山，缺乏保护措施和监管，且违规作业所导致，确系“人祸”。马兴瑞本人及其执政团队也应当承担一定责任。
继天津港爆炸、上海踩踏事故后，同为一线城市的深圳也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如果将责任完全推到马兴瑞身上，显然也不尽合理。一则在于，这一渣土山是在两年前就已开始堆积，而马兴瑞是在2015年3月才从前任王荣手上接过指挥棒；二则在于，马兴瑞需要总领全部地区事务，对具体工作失误的问责应当对准与之接口的政府监管部门；三则在于，深圳市近年来保持着蓬勃的发展态势，此次“人祸”令人痛心，必须严厉追责，但也应看到这是局部事件。
自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狂飙突进，长年积累下来的问题、风险和灾难进入频发时期。与之对应，中国政治层里的“问责机制”也在不断发展。近年来重大安全事故不断的能源大省山西的先后两位省长孟学农与李小鹏或许是该机制发展过程中的两个分水岭。
“问责机制”有变 马兴瑞“有惊无险”？
孟学农在2003年54岁时担任北京市市长，堪称当时的“政坛新星”，但因处理SARS事件不力引咎辞职。2007年复出担任山西省省长，一年后又因襄汾尾矿库溃坝事故再度引咎辞职，现已被调整到二线政协系统，难以再受重用。孟学农的“陨落”是中国政治“问责机制”发展到顶峰的标志，尽管在其他层级和系统中仍未达到这种程度。
与孟学农相比，李小鹏就“幸运”一些。李小鹏在中共十八大前后就任山西省代省长，稍后密集发生铁路隧道爆炸事故、苯胺泄漏事故和煤矿爆炸事故等等一系列事件。不过在涛涛舆论之中，李小鹏依然能够转正并坐稳了山西省长之职。
此外，上海在2014年跨年夜外滩广场踩踏事件发生后，上海高层也未受太大波及，而是黄浦区党委书记与区长等党政官员被处分；2015年年中，中国股灾发生后，证监会高层也未有人因此受责，其副主席姚刚等人的落马主要源于反腐调查；2015年8月12日，天津港仓库爆炸，目前事故调查和追责仍在进行中。
自孟学农后，中国官场已经很少再有“引咎辞职”的案例。有观点认为，这可能意味着“问责机制”的弱化。也有观点认为，这种变化实则是源于对“孟学农引咎辞职现象”的反思与修正。孟学农的两次辞职暴露出很多问题。首先，他两次辞职都是因为初上任就遭遇偶发事件，将其推出承担直接和全部责任并不合理；其次，孟学农的执政作风、能力和口碑受朝野认可，轻易离开一线是执政团队的损失；再者，“引咎辞职”主要是为警示官场，但山西此后事故依然不断，则说明这种方式并未起到预期效果。
或许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造成这些偶发事件的根源在于趋势性和体制性问题，动辄取缔罢免的简单逻辑和操作模式治标不治本。不过，这种定力难免会承受舆论高压，地区“一把手”即使不引咎辞职，其仕途也会蒙上一层阴影。
不论如何，对于此类“人祸”事件的追责不可免除。更合理的追责模式应当是，与事故直接对口的监管部门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近年来发生的各类安全事故几乎存在一个共同原因——“监管失效”。监管机制缺失、为官不为、安全标准不到位、执行力不够、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存在权钱交易等等问题，广泛存在于食品、环保、医疗、住房等领域。
如果进一步扩展分析，“监管失效”也是中国的一个整体性缺陷。官场、军队、市场皆是如此。当下中共执政的重要一环就是着手进行监管层面的制度建设。比如中纪委的强化，军中纪检机构的升格。在山西多次爆炸事件、上海踩踏事件、天津爆炸事件等一系列事故之后，市场与社会层面的监管体制也正在一步步搭建起来，但这将会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程。